父亲去世后，再度患癌的母亲选择放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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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者：乐以

当我敲下这样一个题目时，我妈妈正坐在沙发上跟我姨妈、外婆，还有照顾她的保姆阿姨聊着天。她们在讨论前楼的一对姐妹到底谁是姐姐谁是妹妹的问题。我妈妈原本是靠在沙发背上的，翘着二郎腿，两只手手指交叉自然垂放在腹部。可是当我外婆和保姆阿姨两个人反驳了她的观点之后，她就放下了翘着的腿，背也离开了靠垫，用手指着前楼，提高了嗓门再次陈述她的论据。她们又说了几句话，然后几个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如果不去看她消瘦的身体、挡在腿后的尿袋，以及那些被我藏起来的报告单，那么我眼前这幅画面平常而美好。可是疾病就在她的身体里，没有人知道这样平常而美好的画面会在哪一天戛然而止。

我妈妈在两个月前确诊了癌症。检查结果出来时我们并没有上演医生说“患者出去，家属留下”那个桥段，我也没有像电视剧里演得那样被一下子击倒在惊愕和悲痛里。因为这是她第二次患癌症了，相较于上一次，我有着更充分的准备。

《金牌律师》剧照

虽然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但我仍然记得我妈妈第一次确诊癌症之后的一幕又一幕。比如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医生说“患者出去等一会”时，我不自觉地看了妈妈一眼，我知道那一刻我的眼神里有想隐藏却没藏住的东西；比如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哭，那样妈妈会更不安，但眼泪还是经常不听话地掉下来；比如等在手术室门外时，我不去想术后该如何劝慰妈妈，而是一刻不停地在祈祷，仿佛那个结果会因为我诚心地祈祷而改变。现在看来，这些都太幼稚了。好在最后的结果还不错，妈妈知道了病情依然很坚强；手术非常成功；术后治疗的效果也很好；十二年没有复发转移。

可是这十二年间，我们过得并不平静。首先是妈妈刚刚熬过痛苦而漫长的化疗，身体才有一点起色时，一向健康硬朗的爸爸忽然就病倒并且离开了我们。爸爸走后，妈妈一直无法接受她的爱人离她而去这个事实。我想把爸爸的东西收起来，免得她看了更伤心，可是她不许，甚至连位置都不能改变，我不止一次看见妈妈对着那些东西发呆，流泪。由于外公去世多年，所以在爸爸离开后，外婆就跟妈妈搬到了一起生活。外婆、姨妈她们也不住地劝妈妈，但都无济于事，她依然陷在对爸爸的思念中无法挣脱。就这样，一过又是五年。

《小欢喜》剧照

2019年的春季的某一天，我电话响起，是妈妈的号码，可是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外婆焦急的声音，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妈妈出事了。等我赶回去时，妈妈额头滚烫，意识也已经模糊了。我赶紧叫了救护车到附近的医院，查了一圈没有查出病因，我们又转去大医院。一天后，烧退了，意识也恢复了，但为何发个烧就失去意识呢？医院最终给出的结论是脑白质病变。这是一种退行性病变，不致命但会导致各个器官出现问题。果然，妈妈的眼神越来越不济了，吃饭时竟把餐巾纸当成饺子放到了嘴里，一咬不对劲，才又吐出来，脸上随即浮现出一个半哭半笑的表情。后来平衡感变得很差，腿脚也不好使。妈妈从前很喜欢散步，腿脚不好了之后，她就只能坐在窗边向外望。我站在房间门那里逆光看过去，她的背影无助而孤独。

再后来，她就失禁了。如果眼神和腿脚的衰老她还可以勉强接受，那么最后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她第一次失禁的时候是在夜里，看着湿哒哒的被褥，自己又没有力气清洗，哭了大半宿。第二天我过去发现了这个情况，要帮她清洗，她说什么也不让，在我抢过那些被褥的一刻，她的眼泪又夺眶而出。妈妈干净利索了一辈子，从不麻烦任何人，我能想象到她那一刻内心深处的苦楚。她越来越忧郁，越来越消瘦，两年前时就差不多只有八十斤的体重了。最近这一两年她发烧变得频繁，每次都会失去意识，然后救护车、急诊室、住院、回家，没过两个月，再循环一遍。最后两次出院时，她已经没有了康复的欣喜，她的眼神里，满是厌倦、疲惫和忧愁。

大概八个月前，就是在某一次发烧时，她的肠道又出现了新的状况。虽然我不懂得医学，但是多年来的护理经验告诉我，这与她之前所有的疾病都无关，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想做更深入的检查，可是她虚弱的身体并不允许。想等恢复恢复再检查，可往往等到的是下一次发烧。就这样，拖到了今年年初。当然，“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妈妈对就医已经不似十几年前或者几年前那样积极了。每当我张罗着要带她去医院，她就说她如何如何不舒服，让我再等等。

最终我们还是去了医院，而且相较于十二年前，我成熟了许多。比如就诊前我就已经想好了将她推出诊室我留下来跟医生交谈的理由，比如任何结果都不会让我再抹着眼泪出去给她增加压力，比如一旦要手术的话我要怎么跟她透露病情。可事实总是要比预料的再残忍一些。在她肠道的病理结果出来前，医生先是发现了她膀胱的隐患，让我尽快到急诊给她插上导尿管，而且需要终生佩戴。妈妈自从插上导尿管后，每天不是在看着身上的尿袋沉默就是问我什么时候能拔掉。当我告诉她医生说要一直带着后，她的脸上有一种末日来临的绝望。隔了几天，我们第二次去就诊，医生问我插了导尿管后她的腹部有没有轻松一些。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家时也问过妈妈，因为此前她整个膀胱、输尿管都是扩张的状态，连肾脏里都有了积水。理论上说，导尿之后她肉体的感觉一定会更好，可她当时的回答是：“没有！更难受了！你带我去医院拔了吧，我看见这个袋子比死还难受！”语气强烈、生硬且坚定。

《老闺蜜》剧照

那一天，我彻夜未眠，并非悲伤，也不是忧虑。在我带着妈妈十二年的求医路上，我早已忘记了悲伤，顾不上忧虑，我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让她活下去。可是当妈妈说完那句话后，我的信念感好像被狠狠击了一拳，轰然倒下。

病理结果几乎是和春节的气息一起来的。一面是来家里串门的亲戚多了起来，每每亲友们把目光投向那个尿袋，妈妈都好像被人发现了最不堪的事一样，惶恐不安到了极点。另一面是医生跟我她的手术风险要比常人高很多，并且她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放化疗了，能做的，最多就是把病灶切除，没有什么预后。还有就是妈妈患的是直肠癌，肿瘤的位置靠下，无法保留肛门，要在肚子上造口。那样的话，除了这个尿袋，她还要再挂上一个袋子。我能想到这于妈妈来说不是一个袋子，而是又一个精神上的枷锁。但是不管怎样，如果不出现意外，手术大概率会比不手术活得久，这是个事实。

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非常好的医生。他看出了我纠结，告诉我可以回去考虑考虑，如果决定手术过了年再来找他。我深知大三甲医院里一张病床有多珍贵，这样一句话，我会感念终生。

回到家来，我又是连续两晚的彻夜无眠，纠结的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不要做不做手术——这个天底下最难的选择题。如果站在我自己的立场去思考，我当然想给她手术。我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让她活下去。哪怕是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也是尽了作为女儿最大的努力，无愧良心。可是我妈妈呢？她能否接受手术？能否接受在肚子上开一个洞？能否接受今后挂着两个袋子生存？假设她不接受，那么和活下来相比那些重要吗？我要怎么去劝她？整整两天，我没有答案。于是我一个一个拨通了我姨妈、我舅舅、我表兄弟姐妹们的电话。

我本以为他们、尤其是长辈们，毕竟他们与妈妈是一奶同胞，有着那么深的感情，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让她活下去。可他们的反应却比我还要纠结，甚至说，他们更倾向于不做手术。我究其原因，他们跟我说了很多妈妈跟他们说过却没有跟我们说过的话。是啊，父母于子女，子女于父母，都很难开诚布公，倒是跟同龄（同辈）人，能说更多的心里话。可我还是不甘心，我想亲耳听到妈妈跟我说。于是，我记得很清楚，就在除夕的前一天，我跟妈妈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妈，你怎么不问问我检查的结果呢？”

妈妈：“什么结果我也不去医院了，更不做手术。”

我：“那怎么能行呢？有病了就治呗，又不是治不了，大风大浪你都扛过来了，这次也没问题啊！”我故意让语调显得很轻松。

妈妈：“我得的什么病？”但她却很严肃。

我：“你放心吧，不是癌症。”

是的，我并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病情，因为“癌”这个字在人们的观念里总有它疾病以外的隐喻，心脏病、脑卒中可能都要比癌症凶险，但是人们并不会对此讳莫如深。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梅宁格说：“单是‘癌症’这个字眼儿，据说就能杀死那些此前一直为恶疾所苦、却尚未被它压垮的人。”纵使我妈妈有别于常人，她此前已患过一次，这或许能让她更客观地看待这种疾病，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将会将她推向宿命论的深渊，很少有人能接受自己原发两种癌症的事实。我无法判断，所以没有和盘托出。

我继续说：“不是癌症，不代表不严重。你的肠子有一段严重的溃疡，医生说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一旦癌变……”我看向妈妈，妈妈点点头。“所以医生的建议是手术切掉这一段坏的，你就没事了。”“没事”两个字我调大了音量，我希望她能把关注点放到这两个字身上，而非前边的“手术”，可是妈妈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呢，有一点我必须先跟你说清楚……”接下来，我给她讲了造口的事情。

妈妈沉思了几秒钟说：“我谢谢你跟我说了造口的事，你要是瞒着我自己做了决定，哄着我去做了手术，我一觉醒来，肚子上多了个洞，以后又要挂着个粪袋，那还真不如让我走了。别说造口，就是普通手术，我早跟你说了，我不做，现在又要造口，就更不做了。”

我：“可是妈，你想想不做手术的后果。”

妈妈：“后果，我早就想清楚了。不是现在，十二年前就想清楚了。”

我：“妈，你现在的身体可跟十二年前不一样了，真要是癌变了，就很难治愈了，不如趁着不严重把手术做了。”

妈妈摇摇头。我想我是时候打感情牌了，于是我说：“你不想再多陪陪我，多陪陪我外婆吗？”

我外婆九十多岁了，身体康健，在我给妈妈雇保姆之前，我不在的时候多半是外婆照顾我妈。如今算来，她们娘俩已共同生活十年了。

妈妈又沉思了几秒，说：“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我陪你外婆最久，也可以了。至于你，也是四十几岁的人了，有自己的家庭，我怎么也不能陪你一辈子。”

我：“可是妈，就算你不想我外婆，也不想我，有什么能比活着重要呢？我们付出一点代价，把病治了，好好活着不好吗？”

妈妈：“好好活着？”妈妈用了一个疑问语气。

“今天咱们娘俩聊到这了，我就把这些年来的心里话都跟你说说。你知道吗，你爸走了之后，十年来，我没有一天真正开心过。我那些老同学，原来我身体还行的时候我们每次聚会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就我一个人没有老伴，我表面上跟他们有说有笑，心里会好受吗？我为什么不让你把你爸的东西收起来？我看到那些东西心里也难过，但是那些东西摆在那里，就好像他还在我身边陪着我一样。你对我足够好，我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个老妈妈，兄弟姐妹对我也不错，现在又有保姆照顾我，可是，都代替不了你爸。他不在，我活着没意思。还有我的身体。我跟你说，十二年前得乳腺癌的时候，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活就活，死就死。可是我现在脑袋得的这个病（她记不住“脑白质病变”这个名字），从上到下，让我没有一个好地方。看也看不清，走也走不了，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吃个饭撒一地，谁好好的一个大人愿意整天让别人给她洗尿湿的衣物？你愿意吗？现在又带上了这个尿袋子，谁来谁盯着看，我一点尊严都没有了。”说着，妈妈把脸转向了窗外，好像连我也不愿意面对。我知道她还有话要说，便没有做声。

《季春奶奶》剧照

“我知道做了手术能活得长一些，但是也得看活着的质量啊。我不求十分健康，到了我这个岁数，谁还没点毛病？你看我那几个老同学，也都是这病那病的，但人家没有十分，好歹有六七分、五六分。我呢？现在也就剩下三分了，再做个手术，肚子上再挖一个洞，再挂个粪袋，我连一两分都没有了，我那是活着吗？除了遭罪我还有什么？你多留我一天，我就多遭一天罪；你多留我一年，我就多遭一年罪。”

妈妈说完这一番话后，我忽然想到了一部德国小说，叫《朗读者》。小说的女主人公汉娜是个文盲，但是她一直守护着这个秘密，即使是她最亲近的恋人，汉娜也没有告诉他。汉娜曾参加过纳粹，在战后的法庭审判时有一个笔迹比对的环节，她只要承认自己是文盲，不认字，更不可能写字，就能证明她不是那一次屠杀的罪魁祸首，就可以减轻刑罚。但她没有，她依然守护着自己的秘密，为此，她代人受过被判终生监禁。但经此一事，她的恋人知道了她是个文盲。她在狱中表现优秀，十八年后获得假释。她的恋人满怀欣喜等她出狱，而她，却在出狱的前一天自杀了，她不愿面对那个已经知道她秘密的恋人。

文盲的确是个缺陷，但它跟牢狱之灾、死亡比起来那么重要吗？或许我们觉得并不，但如果去问汉娜，她的答案则是肯定的。如果在尊严的基础上再加上各种病痛的折磨呢？我那个“无论如何，让她活下去”的信念感再次摇摇欲坠。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妈妈说了那天我们谈话的最后一句：“算我求你了，别给我手术。”

在我答应妈妈不给她手术后，她的心情看起来好了许多，除了偶尔来亲友看望她时的惶恐不安，其他时间都能像文章一开始我描述的那样平静。另一方面，我也联系了好安宁病房，一旦她的身体开始有严重不适，就马上住进去。既然我们放弃了生命的长度，就在尽可能地在她最后的日子为她减轻痛苦吧。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当时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她做了手术，现在还能听见她的笑声吗？而她此刻的笑声，又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换来的呢？

或许，就像我跟几个表兄弟姐妹开电话会议时大家说的，这是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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