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内容提要：本文以《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为例，讨论晚清科幻中的殖民叙事。这部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问世于日俄战争期间，它既通过主人公无法被现代科技治愈的身心癫狂控诉殖民主义暴行，讽喻了“科学”作为现代“神迹”的面向及其无效性，又呼应了中日同种的论调，梦想黄种人的崛起，不自觉地重复了殖民者“文明—野蛮”的话语，却又令其在科学幻想的空间中被消解：月球文明暗示了宇宙中层层扩展的压迫体系，令代表亚洲未来希望的日本科学家自己也陷入疯狂。神秘老人对月界乌托邦诱惑的拒绝更削弱了宏大国族叙事的正当性。这部对凡尔纳探月故事的反写之作并不成功，却翻新了延续千年的“愁人对月”意象，亦成为后世文学中狂人形象系列的一个特别的起点。
关键词：晚清；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殖民主义；狂人
19世纪末，东西方都在担心着白人和有色人种将有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斗争。甲午之后，出于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新判断，许多日本精英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的俄国，决意联合中、英，对抗俄、德。热衷于改革的战后中国也开始将迅速现代化的日本视为最快速学习西方的中继站。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鼓吹黄白人种血战在所难免，中日理应同仇敌忾，此前的中日战争甚至被认为是日本反对俄国威胁的必要自救。[1]张之洞在会见日方使者后，亦曾被其“同文同种同教”之说打动。[2]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远渡东洋，与主张“支那保全”的日本政界人士过从甚密。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或主动或被迫地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举措。在美国学者任达看来，1898-1907年间，中日两国因为对西方的戒备，克服了敌意而开创了合作的新时期，日本广泛参与到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建设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3]这一评断固然淡化了“支那保全”背后的侵略内涵，[4]不过，在晚清的中国报刊上，中日联盟确实是一种常见的论调，正是这些言论营构出来的“亚洲”想象，为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之诞生提供了背景。
一、旧月与新月：神话与科学交织的文学空间
1903年5月，商务印书馆创办了《绣像小说》。11月，正谋求在中国拓展出版业务的日本金港堂，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资协议。此后的十余年间，商务印书馆在日本的雄厚资本和技术支持下发展壮大，同时也烙下了日本“符号”的印记[5]：日本人不但在现实中受聘为编辑主任（长尾雨山），也在1904年《绣像小说》第21期开始连载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以下简称《月》）中，担负起了协助中国志士寻求光明的重任。[6]
《月球殖民地小说》第一回 ▲
小说以文人龙孟华为主角。龙的岳父被奸臣所害，龙报仇行刺未遂，与妻凤氏避难南洋，途中遇到因主张维新而获罪、在“巫来由西南海岸”“松盖芙蓉”避难多年的李安武，应邀同行。中途遇险落水，夫妇失散。八年后，龙从报纸上得知凤氏为美国玛苏亚夫人所救并认作义女且在美国生下龙必大，男孩如今走失。恰逢此时，日本青年科学家玉太郎登场，以其新发明的气球协助龙孟华，遍寻美、欧、非大陆，终于在印度洋的一个神秘小岛上找到凤氏。紧接着，龙必大也与其离家后遇到的造访地球的月球人一同登场，于是一家团聚，共赴月界游学。
小说中断于第35回，作者“荒江钓叟”的身份至今不详。已有的十数万字，虽有控诉时代的一腔热情和宏大构想，但要同时讲述探险寻亲、志士救亡乃至星际战争，作者实在力有不逮，以致情节拖沓而枝叶丛生、结构松散而凌乱不堪，最终难以为继。此作迅速被世人遗忘，[7]直到1981年才被追寻中国科幻起源的叶永烈重新发现，并在叶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I》撰写的“科学文艺”条目中正式被追认为“中国作者创作的最早的科幻小说”。[8]虽然这一光环不能掩饰此作艺术上的粗糙，却令其成为耐人追究的对象。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标题中的“月球”。月球在西方经历了从神话和神学空间向一个可供观测和探索的客观天体转化的过程。欧洲文学中，飞往月球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1610年，伽利略宣布了月球环形山报告后，科学家们开始探讨月球适宜居住的可能性。1622年，在意大利诗人马里诺的《拉顿》中，月球不再是通往上帝途中的宗教性里程碑，而是一个类似地球的物质实在，伽利略本人也成为诗中的主角之一。通过气球进行星际旅行的想法早在1784年就已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一个亚文类。[9]
在古代中国，与“月”或“太阴”相关的是一整套历法知识和文化意象。不论是嫦娥奔月、唐太宗梦游月宫，还是苏轼的天上宫阙，月球都是为凡人难以企及的神明世界。检索《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月球”一词最早见于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所撰的《乾坤体义》：“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以及徐光启等人编修的《新法算书》，这显然已具有近代天文学内涵。[10]1618年，新式望远镜传入中国并开始改变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激发出新的宇宙想象。[11]乾嘉大儒阮元（1764-1849）就曾写过一首《望远镜中望月歌》。在“五尺窥天筒”的观照下，“广寒玉兔”成了空谈，但是，诗人在介绍月食等天文知识之余，仍遥想月球上有人类居住并也在用望远镜窥探地球。[12]
长久以来，对月球上究竟是否有人，天文学家并无定论，以至于1835年出现了报社记者以文学虚构冒充科学报告引发民众轰动的“月亮骗局”，[13]晚清的读者也就只能得到互相矛盾的知识。例如，1898年的《格致新报》上的文章认为诸星即使有人居住，也和人类很不一样，“惟月中则既无生气，并无城郭宫室之可见，则可决其无人”。[14]1902年的《选报》却在报道法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月球有黑烟喷出，推测月球有空气。[15]1903年的《启蒙画报》讲述月球朝向地球的一面有山、无水，但“西人测得，月球外有生气包罗，必有人物”，因为背面也许有水。[16]尽管这些说法莫衷一是，却不妨碍人们以西洋学说贬斥中国本土知识。1906年，《万国公报》刊登《论日球月球》，说“中国旧籍之说月，多无稽者”，接着给出了现代天文学测量出的精确数值，指出月球无水、无空气、无云，推定月球无生物。[17]
除了科普文章，西方科幻小说也参与了对晚清人宇宙想象的塑造。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1865）讲述美国大炮俱乐部成员建造超级巨炮并将一个炮弹（太空船）发射升空去往月球探险的故事。续作《环绕月球》（1870）讲述三位探险者在飞往月球途中的所见所想，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仅仅环绕月球一周之后又掉落回地球。两个故事为人类摆脱重力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案，并被井上勤译成日文《（九十七時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1880）和《月世界一周》（1883），分别成为周树人所译《月界旅行》（1903，东京进化社）和商务印书馆所译《环游月球》（1904）的底本。迟至1904年2月，上海已经出现了《月界旅行》的广告[18]，而《环游月球》更风靡一时且多次再版。因此，不排除“荒江钓叟”读过凡尔纳故事的可能。
《环游月球》（商务印书馆，1905）▲
如亚当·罗伯茨所说，凡尔纳不但注意到探月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是离群索居的天才可以独自完成的，且非常注重为想象成分寻求科学依据，那些以天文学知识展开推想小心翼翼，又常借人物之口道出并互相辩驳，其结果是加深而非消除了月球的神秘性。[19]确实，晚清的读者也能从中译本中感受到作者对已有学说的保留态度：“宇宙间森罗万象，非人所能悉知。”“余辈足蹈实地，犹不能发明其理，彼地球上学者妄伸己说，无异扣槃扪烛矣。”[20]最终，经过一番远距离的观察和缺乏说服力的论辩，三个冒险家达成决议：月球目前无人类，但之前可能有过。
在中西交汇的背景下，《月》中的月球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意味：既饱含着古典文化中的聚散离别等内涵，引发人物的满怀愁绪，又成为某种新型乌托邦空间。作者有意将许多重要情节设置在满月之夜。开篇即是“西历十二月十四号，合中历是十一月十五日”，由此可推断为1902年，正是距晚清读者不久的某个“过去”。此时李安武已避难八年，可知其出逃时间当在甲午前后，震动朝野的中日战争宣告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自强运动的失败，激发了仁人志士变法图强，也种下龙孟华一家不幸的因果链条：
只见万家灯火，和那月光相映，比起上海、汉口各大埠头还热闹些。龙孟华举杯在手，向月轮一招，满饮在肚，不觉长叹一声道：“月亮阿月亮！我们祖国偌大的地方，竟没有几个人像你一般模样，照得我心事出来的。可惜你离我太远，可惜我身无两翼，不能从这肮肮脏脏的世界飞到你清清白白的世界里去。”说罢眼花一暗，泪如泉涌。李安武知道他是满腹牢骚。且我们历代相传那些嫦娥偷药奔月宫，唐明皇和叶道士游月府、偷出霓裳曲子的古话，都是民智未开的见识，龙孟华谅来不至于此；断是多饮一杯，发此感慨，因此也不与他辨驳。[21]
《环游月球》中，主人公亚腾提出：可以在月球的环形山里建造一座平安闲静的城市，“尘球秽浊，薄俗炎凉。彼厌世者，恶交际者，不乐他社会之常态者，盍隐退于此，以博身心之恬适耶？”[22]这有几分玩笑成分。《月》则干脆将月球落实为可供逃遁污浊尘世的清净异乡。不过，在对抗重力方面，作者也并无良方，只好让频繁出现于当时报刊上的热气球[23]，在另一个月圆之夜飞进小说：
只见天空里一个气球，飘飘摇摇，却好在亭子面前一块三五亩大的草地落下，两人大为惊诧。看那气球的外面，晶光烁烁，仿佛像天空的月轮一样；那下面并不用兜笼，与平常的做法迥然不同。[24]
当空皓月既渲染了龙孟华的国恨家仇，也作为故事预定的时空归宿，开始向作为叙事驱动装置的气球发出召唤。值得注意的是，“那日是中历十一月十五日”龙孟华已到南洋“整整是八年了”，后面第6回又说“西历十二月二十七号，即中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由此可以推断，此时的故事时间已经越过现实时间，进入到1910年。[25]读者或许未必意识到，作者心中却一定有数：此后的种种神奇，都发生在“未来”。
这个底面积不足一个现代标准操场大的气球设备齐全，客厅、体操场、卧室、大餐间、兵器房等应有尽有。不过，对这个奢华的空中行宫，作者描写相当敷衍：从南洋到纽约只要4个小时，“但觉耳畔风声霍霍，那海水的汪洋，山峰的突兀，都不及辨别”。[26]看似惊险的情节在同时代作品中也并不出众。令人瞩目的倒是气球创造者的身份：这位藤田玉太郎，正是当年甲午期间解救过李安武的藤田犹太郎之子，如今，他奉日本政府之命，为开辟殖民地做准备而环游世界，不但发明了最先进的气球，还和李安武妻兄的女儿、到过日本留学的璞玉环结为夫妻，一边新婚游历一边协助龙孟华漫游世界寻妻觅子。这位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日本科学家，也引出了作品的第二个微妙之处，既题目中的“殖民地”问题。
二、日本与东亚：殖民扩张时代的憧憬与焦虑
就在金港堂入股商务印书馆之后不久的1904年春，酝酿已久的日俄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商务印书馆创办了以“联络东亚”为宗旨的《东方杂志》，全面记录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出于对俄国侵占东北的憎恶和无奈，日本作为黄种人之代表与白种列强抗争的叙述受到相当的认可。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别士”（夏曾佑）的《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认为东方大陆常出现野蛮民族征服文明民族的情况，唯独日本例外，曾战胜蒙元的征服，“今日拒俄之事，乃拒元之事之结果。亚欧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悉取于此也”。中国作为大国，应该期盼亚洲、黄种、立宪的兴盛。“此所谓天定而不可逃者……支那分而日本孤，固不若支那强而与日本并立之为得计也。”[27]紧随其后，“闲闲生”的《论中国责任之重》在庆幸：“友邦仗义，出而代争，将以夺诸强邻，归诸于我……天佑东土，幸而日本克捷，黄种之前途，可以稍除障碍……安可不图桑榆之补，以答我良友之盛意也。”[28]而长尾雨山连载的《对客论》，亦有“友邦冢君，盘敦订谊”的论调。[29]1905年1月2日，日军正式赢得旅顺之战的胜利，这被视作“白人受侮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30]激发了不少中国人的敬佩和对黄种复兴的热念。恰正是在这前后不久，《月》开始连载，藤田玉太郎在第二回首次登场。[31]由被冀望为亚洲复兴先锋的日本人作为未来进步的力量代表，正符合当时读者的预期。
玉太郎的气球在伦敦上引发了争相围观和英政府的忧虑。“黄种的文明日日进步，白种的文明便日日减色，将来灭国灭种，都是意中之事。”虽是“同种”，中国人与日本人却有着不同的待遇。龙孟华因无护照入境在纽约被捕入狱，与他同被监押的“只有三五个非洲黑蛮，其余都是华人”。玉太郎劝慰道：“这是你们合中国的大辱，不是你一人之事。”最后，龙不得不假扮成日人，由日本大使解救，后者称：“我们与中国人同种，遇着同种的人不救，将来一定要临到自己。”这种亲密的伙伴关系进而扩展成一个国际团队：日本科学家与同为发明家的中国妻子，在英国医生鱼拉伍的协助下，为中国流亡者龙孟华跨越重洋，一起寻找着美国人玛苏亚。并不奇怪，看似遍游亚非欧的气球，所到之处却总不出日本及其盟友英帝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至于俄国，则被置于敌对位置——当龙孟华在报纸上看到他岳父的对头、一个联俄党的权臣因病死去的消息后，他又喜又恨，“喜的是中国少了一个蛀虫，恨的是未能手刃报仇”。[32]
这个国际联队在寻找凤氏的同时，也在对各大洋的岛屿进行勘探并绘制成地图，这本是玉太郎受日本政府委托的使命之一。众所周知，绘制地图的地理学、考察原住民的民俗学，在历史上都和西方殖民主义有深切的关系，而清末的报刊上也充满了介绍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和开辟殖民地的文章。1902年，梁启超就颂扬：“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33]1903年，林乐知亦在《万国公报》上强调在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竞争”成为公理，个人和群体都理应“自强”，文明国“侵取”或“治理”“未开化之国”、“劣等民族之地”是理所当然且利己利人，文明国之间平等相处，并不互相吞并。[34]
作为现代进程的迟到者，近代中国为种族竞争的焦虑所催迫，也渴望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殖民地以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1904年的《中国人之暹罗殖民》就论述了中国人在泰国人口的比重（三分之一）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指出泰国尚有许多未开垦的肥沃之地，而泰国人安闲，中国人在此殖民，将来会有大利益，并感慨：“可爱哉！可爱哉！中国人，殖民的国民也。求诸世界，殆无其伦。”[35]蒋观云则在1905年撰文，认为殖民乃文化发生的重要因素，而人种的盛衰，取决于人们在脱离母国殖民他处之后能否在新的居所创设新文化、建立新国家，古希腊，近世的英美都是榜样。而南洋为近世东西交冲之地，汉人自十五、十六世纪以来便已散布于此，却至今没有创造出海外新国，有的虽说欧语、着欧服，却智识粗陋，与当地的土人无异。只是在戊戌之后，海外华人赞助维新事业，其声誉才开始提升。“夫使我人种，果能于殖民之处，发达文化，而建新国，则直于中国外得无数之新中国，而全地球将为我人种之所占尽。”否则，“万物竞争，劣弱者退，他人种之适于殖民者出，而我人种将遂为其所挤”。[36]
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殖民地渴求，驱动小说家在笔下重绘世界地图，南洋也为成为国族叙述的新起点。《月》对荒蛮列岛的漫画式描摹，不仅是对《镜花缘》的模仿，也同时复刻了殖民主义的“文明—野蛮”图谱。在第14回，众人堂而皇之地带走了一个野蛮部落的金刚石桌，并在第18回将其捐给教会，“大约每年应得的利息，不下六百兆镑。开个公会，到那各岛国里教化一番”。这个取之于蛮、用之于蛮的思路是如此自然，众人齐声道好。在第19回，他们来到一个吃人肉、穿人革的岛屿，极度野蛮的景象令英国医生大为愤怒，他“架起几尊绿气炮，朝下乱放”。虽然玉太郎提出了质疑：“绿气炮是万国公禁的，怎好胡乱用呢？”但“鱼拉伍不由分说，只管放去。放了半天，才慢慢的讲道：‘玉先生，你说绿气炮不该用么？遇着野蛮地方，不用野蛮的兵器，到什么地方用呢？’”[37]这与八国联军对清军使用绿气炮时的说辞如出一辙，众人却没有再做责问，作者也没有流露出任何讽刺意味。
“探蛮洞喜获金刚石” ▲
“荒江钓叟”并非个例。差不多与《月》同时连载于《绣像小说》（第19-30、35-42、47-54期）的《痴人说梦记》，人物以康、梁和孙中山为原型，但在维新事业受挫后，他们流落到一处岛国，幻想空间由此开启。这里被哥伦布“一个失眼，不曾去探”，岛民本是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后来虽有美国人到过却不曾离开，与世无忧而民风淳朴。此地虽“从不得与世界交通”，图书馆却藏有哥白尼、牛顿、培根等人的著作。经过一年苦读，主角们掌握了新知识，便开始大展身手。他们在毛人岛上杀了攻击他们的“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毛人，还捡到几块极大的钻石，获得在美国做生意和在日本开报馆的原始资本，接着便谋划仿效哥伦布和华盛顿的伟业，获取殖民地，建立新国：
当下大家商议，总想据片土地，安顿多人，再谋兴亚。仲亮献策道：“据小弟的愚见，还是打造兵船，直取仙人岛。得了这个基业，何愁立脚不牢？好好经营起来，可成大事。况且这岛中，上下昏愚，迷信神道。古人说得好，道是兼弱攻昧。这昧弱的岛国，正好攻取。虬髯王扶余，正是此意。”[38]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语出《尚书·仲虺之诰》，本是借天道德性之义，正商汤伐夏之名，如今则被现代的殖民者翻新，混入进化论视野中的“文明—野蛮”之别，成为暴力征服的依据。于是，在作者为主人公们预备的武器中，也出现了绿气炮，“此物的毒处，不须细说，须急难时用之。一般血肉之躯，我也不忍置人惨死”。[39]途中，他们听说中国开始有了进步的气象，有人提议回国，主人公反对：“至于我辈出洋，就是西国所说的殖民政策。中国本嫌人满，能殖民外洋，是大利中国的事，为什么要回去呢？”接着，他们先礼后兵，要求做岛国百姓，被岛上教主拒绝后，便进行武力威吓。通过开办教育、开垦农田、开掘矿藏、创设工厂等手段，岛民终于自愿臣服，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并将教主赶到岛东，将神宫改为上议院，推举主角当岛主，各管理职务都被黄种人占据。故事结尾，岛上事业兴旺发达，“将来还想练成海军、陆军，乘着机会，规取邻岛，步英吉利的后尘。这般极好的殖民世界……”[40]
“起沉疴双探毛人岛” ▲
尽管殖民活动并不必然意味着武力征服，[41]但不论在故事还是现实中，却几乎总是以先进武器和暴力为依托。吊诡的是，这种暴力既造成了书中人物的创伤，也被视为疗救的方案，这就涉及到了《月》的第三个微妙处：要实现中国复兴，仅有海外殖民地并不够，还要有文化的革新，这一点通过龙孟华的疾病予以了寓言化的表现。
三、癫狂与悲泣：身心的疗救与失败
龙孟华因刺杀权臣而被赞为“义士”，玉太郎等人因此愿意帮助他。《痴人说梦记》的几个主角也是读书人。这都折射出近代知识人的“志士化”倾向。一方面，深受辛丑之辱的清廷开始从国家层面推动学习西方的新政举措，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变法诏谕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42]另一方面，如杨国强所说，传统士人在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中，渐离圣贤意态而趋向豪杰意态，谭嗣同的流血激荡起知识人的轻死剽急，暗杀主义蔚然成风。[43]
敢于行刺，又在南洋经营了几年公司，龙孟华显然不乏胆魄和才能，玉太郎也称赞他品格玉粹金坚、文章经天纬地，“后来没有遭际便罢，有了遭际，定然能替我们亚洲建一番功业”，[44]似在暗示龙氏父子将扮演关键角色。可惜，已有的35回却竭力表现龙的痴情，以此制造戏剧冲突和叙事动力，结果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利国利民之事，而是被作为一个需要照顾和安抚的病人对待。《痴人说梦记》中亦有睹物思人、痛哭流涕的儿女之情，但很快就通过自我开导而化解。[45]与之相比，龙孟华的悲怆和癫狂可谓不治之症。得知儿子走失后，他立刻昏厥并被送到医院，甚至产生了幻觉，直到李安武的怒喝让他“心上忽然的一亮”。此后他一再做出病狂之举。那些毫无意义的行为、无止境的悲痛、一再的痛哭、狂乱、昏迷、吐血，不但令人烦躁，甚至给同伴造成生命危险。
对这种走火入魔的痴情，同时代的吴趼人曾斥之为“魔”，并在其《恨海》中将之导向儒家礼教规范，[46]但《月》中的降魔之法则是现代科技。在第12回，众人追踪到印度，线索再次中断，龙孟华狂躁地控诉老天不公，陷入昏迷。玉太郎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西医哈克参儿，后者断定这是“急血奔心”，于是开膛破肚，用药水洗心和肝肺，并指出病根所在：八股文章的“酸料”、“涩料”毁坏了心、胆，让中国官员糊涂、胆小。为健康着想，最好连寻常的笔墨也以少动为妙。[47]
“哈医士渗药洗心肝” ▲
龙孟华的酸腐气是他除了痴情之外另一种惹人厌的特征。“洗心”之前，他也曾“革面”：从纽约监狱获救后，他愤而剪辫子，穿了西装，“竟与日本人一样；临镜一看，心上舒畅的了不得，身体陡然健旺”，还被称赞“竟把中国的书酸样子尽行脱化了”。但他不懂西礼、外国话，闹出笑话，被日本大使问及学过哪种“专门学科”时，发现自己“除了诗文之外，非独没有专门学问，便是普通的学问也没好好学过”。虽然玉太郎为其解围，赞其为“文学大家”、“李、杜重生，苏、欧再世”，但当龙又写起祭发文和哀发诗时，透过日本科学家的目光，读者却只看到漫画式的嘲讽：“龙孟华的头还歪在桌上，额角上还抹了几块墨，前前后后都是些乱书，口涎流出，把一幅新做的诗词湿了一大块。玉太郎推他醒来，两手一伸，把半张诗粘着袖子底下。”第23回，这种漫画化达到猥琐的地步：龙把尿壶打翻，在骚气中誊写自己被尿浸湿的诗稿，还自鸣得意地问玉太郎自己的诗：“比起杜工部怎样？”[48]
无独有偶，与洗心这一回几乎同一时间呈现给读者的《女娲石》第十回，也有洗脑之术：“譬如我国士子所念的是朱注，所哼的是八股，所模仿的是小题正鹄八铭塾钞，高等的便是几篇时墨。积之又久，充满脑筋，膨胀磅礡，几无隙地。若将那副脑筋解剖出来，其臭如粪，其腐如泥，灰黑斑点，酷类蜂巢。”[49]这类描写，回应了当时社会上要求废除科举、兴办实学的呼声——仅数月后，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彻底终结——不论将它们视为由崇拜西方现代医术而生的科学幻想，还是一种国民性改造寓言，与其以今日标准来争辩作品中的描写是否“科学”，[50]不如探寻这些想象中的内在悖论。此前鲜被注意的是：现代科技并没有治愈龙孟华。
玉太郎所代表的科学力量，能让鱼拉伍那被狮子咬断的胳膊在上了“药水”后立刻康复如初，却用尽办法也无法制服龙孟华的身心痼疾。“洗心”之后，龙依旧“肝肠寸断”，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并在产生幻觉后突然从气球上纵身跃入万丈深谷，幸而为白鹤所救。鱼拉伍用“药水”治愈了他的外伤后，玉太郎劝他自重，“不可把有用的身体平白弄坏”、“这情字也要立定界限”，龙孟华则答之：“但恐一时性急，制不住这个身子。”于是有了颇可玩味的一幕：玉太郎夫妇谎称凤氏已被月界人士接走，并于飞升时在悬崖上留下“真影”。为此，璞玉环画了一幅《月府游行图》，请鱼拉伍依照相法，用“药水”将其印在三五百丈的石壁上。龙孟华看到伪造的壁像后，终于有些欢喜，但紧接着就因失手将凤氏画像的卷轴遗落，抱着玉太郎一起要跳下气球去寻找，幸而被后者阻止。“真影”造成的结果却是龙决定脱离团队，“一心一意，牢守着这凤飞崖。生时便做这凤飞崖的鳏夫，死后便做这凤飞崖的孤鬼。”颇感懊恼的玉太郎只得应允，用三间“橡皮房子”建造了一个有卧室、厨房、仆人的居所，插上中、日、英国旗，让他可以继续无所事事地在这里伤感流泪、吟诗弄句。[51]
不论作者是否因技穷而借龙孟华的疯癫来撑场面，他都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科学和理性面对情感异常的主体时的无力。甚至可以说，正是科学及其所属的现代世界造成乃至强化了龙的病症：先进的气球使他可以轻易跨越山水阻隔，获得了不停追踪妻子的可能。他总是十分性急，完全无法从中抽身去从事其他事情。这个最尖端的发明并未使他获得幸福，反而令其陷入更深的不幸，也使得团聚这条叙事线索过度膨胀，完全压垮了整个故事的结构。
此外，气球也提供了特异的时空状态，令龙孟华的失常之举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危险。至于“伪造”真影一段，亦暴露了“科学”将自己（无效地）装扮为“神迹”的面向——在现实的凋敝和黯淡中，只有器物上的发达才能为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流放的疯癫文人提供一点温暖，但这幻象却让他病得更深。因此，这个段落也可视为小说本身作为疗伤物的象征：掺杂着西洋科技的幻想叙事，为了（却也无法真正地）慰藉同时代读者家国离乱的感伤，伪造了一份海阔天空的幻象。
龙孟华的病症并非他一人独有。《月》通篇弥漫着一股凄厉的躁郁之调。人们举止非常，几乎每回都有哭泣场面，就连一向为众人所敬服的李安武，也不免有“发狂”之举，当他看到奸臣的首级时，“气从心发，抡起老拳，便向那玻璃瓶尽力打去。瓶没打开，却打断了自己的指头，鲜血淋漓的流个不住。”唐蕙贞得知父亲被权臣所害后试图自杀，被劝止后又突然斩断手指以立誓明志。[52]在《月》之前问世的“政治小说”《中国兴亡梦》中，作者也在“自叙”大呼：“痛哉！希望既绝之人，其无聊为尤甚。使不善自消遣，其走热之极端，或至发狂……吾恨不得炸弹，贯南北极，毁灭地球，一泄种种不平；又惜无风马云车，飞渡别一星球，吸新空气，以洗所沾染之龌龊习惯，而恣吾乐也。”[53]
晚清小说中“四处横流的泪水”、过度的冷血或热情、不合常理的惊人之举，被王德威视为社会无力调节情绪的表征，背后是“情感的失序甚至贫血”。[54]但这并非只是小说家的文本狂欢，更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仅举一例：1903年，日本成城学校的运动会挂有各国国旗却唯独没有挂中国龙旗，几百名中国留学生痛哭流涕，一致抗争。[55]民族的落后和衰弱，造成普遍性的情感激荡和神经过敏，正所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56]《月》中的群体症候亦由此而来。但有趣的是，第29回出现了一位隐居于海上的遁轩老人，凤氏也于此现身。这个“红尘不到处”有一条戒律：“等闲不得哭泣”。凤氏与丈夫重聚而忍不住痛哭，立刻被老人赶出仙境。赋予种种“哭”以力量的现代国族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明显古典意义上的桃花源中被有意无意地削弱了。[57]
“飘摇庐夫妇庆团圆” ▲
更微妙的是，即便在夫妻团聚后，龙依旧举止异常。他继续迷恋着那个伪造的“真影”，在攀岩时摔伤。恰逢此时，龙必大和月球气球队登场。玉太郎的气球初登场时是借龙孟华之眼写出，如今，月球人的气球亮相则借玉太郎之眼写出：
看看那些气球的制度，比着自己高强得许多；外面的玲珑光彩并那窗槛的鲜明、体质的巧妙，件件都好得十倍。仿佛自己的是一轮明月，他们却个个像个太阳。[58]
至此，团聚的线索能量耗尽，高悬天空的乌托邦世界及时接力，可故事依旧难以为继。[59]正如吴趼人《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误入了“文明境界”后便再也不需要回到黑暗现实去追索他拯救苍生的初心一样，龙孟华一旦与家人团聚，也没有返身到旧世界，而是毫无征兆地突然不辞而别，一家三口去了月界游学，把一直帮助他的亲朋好友抛在身后。也许只有那里才能治好他的痼疾，但颇有意味的是，由国耻家恨造成的创伤此时却以新的形式在更大的层面延续：
玉太郎听这一般的情节，想道：世界之大，真正是无奇不有。可叹人生在地球上面，竟同那蚁旋磨上蚕缚茧中一样的苦恼，终日里经营布置，没一个不想做英雄、想做豪杰，究竟那英雄豪杰干得些什么事业？博得些什么功名？不过抢夺些同类的利权，供自己数十年的幸福。当初我们日本牢守着蜻蜓洲一带的岛屿，南望琉球，北望新罗、百济，自以为天下雄国；到得后来，遇到大唐交通，学那大唐的文章制度，很觉得衣冠人物，突过从前；不料近世又遇着泰西各国，亏得我明治天皇振兴百事，我通国的国民一个个都奋勇争先，才弄到个南服台湾，北宾韩国，占了地球上强国的步位。但这个强国的步位，算来也靠不住的。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的大劫了。月球尚且这样，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加到无算的倍数，渐渐的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想到这里，把从前夜郎自大的见识，一概都销归乌有，垂头丧气地呆在一边。[60]
美国学者Nathanie认为，《月》构建了一个“东南亚——亚洲——欧洲——月球——外层空间”层级扩展的同心圆殖民体系，更高等的文明总是以其殖民入侵和优势技术使得对殖民地他者的暴力合法化。同时，他也注意到玉太郎与龙孟华的互为陪衬：前者理性、有力、高效、科学，后者代表着感伤，总在自残自怜、郁郁寡欢。[61]但他没察觉的是，真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这个段落之后：玉太郎一直在担负着龙孟华的教导者、保护者和治疗者的角色——正如现实中的日本在这段非常的历史时期，担当起中国人的教师之职一样[62]——可是，当龙孟华飞往月球后，玉太郎却开始重复龙的症状。他垂头丧气，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看上去像“中了什么风魔，或是脑筋里受了什么重伤”，神奇的哈老医生再度登场献艺，为他实施开颅手术，“洗出多少紫血”。玉太郎终于清醒，说自己“一时间神经扰乱”，之后便要发奋研究气球离地的方法，“我们世界内，将来必受一番的大变动呢！”[63]这应该是在暗示地球将与月球之间发生冲突，沦为其殖民地，在龙氏父子等人的参与下，中国将摆脱不幸的境遇，故事最终走向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这个星际尺度上的层级关系和复杂线索，显然远比才子佳人的聚散离合更难掌控，故事至此也陷入僵局。
虽未能完成，《月》却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认真描写地外文明的尝试，并首次提出了“太阳系规模的政治学”，而为之感到苦恼的人物却是一位日本人，[64]这颇耐人寻味：一面是璞玉环看见李安武所著的《台湾史》而“平空添了无限的凄凉”，[65]一面则是“南服台湾”的玉太郎为永无止境的进化焦虑所困扰，后者原本代表着黄种人逆转世界等级体系的“未来”，但这“未来”还未能展开，就被更强大的“他者”预先瓦解，并开始造成同样的精神创伤。这和凡尔纳的故事若合符节。《环游月球》中，有一段月球与地球人的疾病是否有关的讨论：
纪元千三百九十九年，查理六世，当新月及满月时常发狂。有哥尔者，自言历有经验，凡病发狂者，常在新月满月之时，并举确据若干条为证。此外如热病如睡中步行病，及其余各病，亦屡如是。然则月球能与人体相感，昭然明甚。巴氏曰：然，其理有不可解者。[66]
而在周树人所译的《月界旅行》中，这段讨论末尾还有一句“此疑问惟可借古时某学者答人之言解之，即‘传说以奇而不足信’是也。”[67]比较而言，《环游月球》的读者会更容易相信满月与人的“发狂”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论“荒江钓叟”是否从中受到过启发，他都借助现代殖民话语，翻新了延续千年的“愁人对月”意象，[68]也反写了凡尔纳的冒险故事：在法国作家笔下，主人公探月的动机是开辟新殖民地、建设新共和国，[69]而位于殖民体系边缘的中国作者，却将整个地球置入被月球人征服的阴影下。
该如何看待这个结局/中断？
欧阳健早就注意到，“晚清长篇小说中最先完成的作品”《痴人说梦记》虽难能可贵地以正面理想人物为中心，其梦想却不过是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70] Nathaniel也认为，早期的中国科幻展示了一种张力：既渴望中国拥有自己的殖民战利品，又担心自己成为他人的战利品。“正如西方的许多科幻作品也会对帝国进行批判一样，可以说，即使是那些对帝国形态的世界体系具有高度批判意识的（中国）作家们，也无法设想它的缺席。”因此，《月》并未去挑战“殖民地—大都会”的对立关系，而是暗示出一种“中心—边缘”的不断地转换，换言之，“东方主义”并未遭到颠覆，而是在各个层级中复现、增生。[71]
对晚清科幻小说的这种阐释不无启发，却失之偏颇。且不论吴趼人《新石头记》中对西方列强“文明”假面的愤然揭露，仅就“荒江钓叟”而言，他确实以异常冷酷的笔调描绘了几场没什么必要的对“野蛮”人的大屠杀，[72]但正如一切虚构性叙事总是存在一些微妙的细节一样，《月》中也有一个溢出这个宇宙殖民环形构架的地方：为错失登月而闷闷不乐的玉太郎问遁轩老人为何不随龙孟华一道而去，老者答道：
“一切世界，无非幻界。我受了这幻界的圈套还不够？又到别样幻界干甚呢？”[73]
结尾处，而玉太郎仍在孜孜不倦地钻研新式气球，渴望能够战胜地心引力，却在中秋那天的实验中身受重伤，这一次，不再是哈老的神奇“药水”来救援，而是神秘的月中童子来送信。月球人能否治好日本科学家的身心创伤，成了永远的月夜悬案。但如果注意到，除了最后在地球上出现的气球队，一直被视作理想乐土的月世界从未得到过正面描写，此前也只在人们的梦中出现过，那么遁轩老人的话就尤其令人生疑：所谓“月中的好处，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大约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苦恼，此处都一点没有”，是否只是梦中人的一厢情愿？那个“黄金为壁，白玉为阶，说不尽的堂皇富丽”世界的人民，果真一点“龌龊卑鄙的恶根性却还没有”么？当他们遇到“肮脏世界”的地球人时，真的不会重演征服和开化野蛮的文明戏吗？“身世原来都是梦，几人勘破幻中缘”，[74]这样的回末联语，正提醒我们：和《新石头记》相似，“荒江钓叟”也有意无意地求助于关于“真—幻”的本土智慧，以此制造了文本的自我质询：在物竞天择的焦虑中催生的国族和人种进化叙事，究竟会把世界导向何处？当星际旅行实现后，是否会如周树人在《月界旅行》的“辨言”中所担心的那样，“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那时又将到何处去寻找真正的乐园？“以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75]的先觉者，从千年沉酣中醒来，不会跌入另一个梦幻中吗？身份不明的“荒江钓叟”，就以这样自我背反的方式，搭建起一个残缺的宏大叙事，奇妙地回应了凡尔纳那位年轻的译者在癸卯新秋的日本写下的满心忧愁。
结语
较之凡尔纳对炮弹发射的动力学分析、对探月工程规模的设想，《月》对于空间征服的奇想实在过于随意，其叙事技术也不甚高妙，但作者敢于将“气球”作为谋篇布局的关键道具，不能不说勇气可嘉。[76]其对科技的想象、对中日英美联盟关系的强调，都投射了也参与塑造了时代的情绪。就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不久，“荒江钓叟”的故事也画上了休止符。[77]虽然它迅速地被时间埋没，但那无止境的呜呜咽咽，早已和历史的澎湃海潮，搅成一片。
“松盖芙蓉”位于巫来由，即马来西亚。作者把这个近未来的幻想安置在一个明确的时空位置上，也许是想让故事显得真实。据说，这是一个从同治十三年便归英国保护的地方，而在真实的1874年，日军在台湾琅乔强行登陆，最终清政府妥协订约赔款。正是这个日本，后来成为亚洲第一个强国，并在甲午之后、对中国发动长期侵略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一度成为倍受许多中国人期待的盟友和导师。对阮元而言，这样的未来图景是无法想象的，[78]当他举头望月时，大概不会想到，仅仅几十年后的华夏子孙，会在月圆之夜，因为国耻家恨而涕泗横流，那月光再也不似从前，它变成心头的折磨，以至在很多年以后，鲁迅终于写下《狂人日记》，那是另一个被自己的文明压垮的文人在月下发狂的故事。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现代思潮中的晚清科幻小说研究”（2016M591100）阶段性成果。］
文本最初发表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转载于此，内容与期刊版略有出入。更多关于晚清科幻的讨论，参见作者新书《“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章炳麟：《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时务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一日。梁启超：《续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1899）年十一月廿一日。
[2]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戌刻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2112-2113页。
[3] 有关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参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第5-3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例如，在1939年，阿英就对日本的所谓“晚清的中国观”进行了剖解，指出“支那保全论”不过是对中国进行掠夺与吞并的策略性手法。阿英：《所谓“晚清的中国观”》，《阿英全集》第六卷，第17-2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 曾在《东方杂志》长期工作过的胡愈之回忆这段历史时，认为日本商人参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有“政治上的目的”，即“要和‘新党’合起来，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洪九来则认为：“对照商务与日合股的具体情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金港堂是一个纯商业性的机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合作有某种政治渗透或文化侵略的意图；商务奉行‘在商言商’的经营理念，也不会接受任何含有政治目的的‘献金’。当然，从20世纪初中日关系的宏大背景来看该说有一定的道理。”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洪九来：《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关于商务印书馆早期经营及《绣像小说》的创办情况，还可参见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第28-3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栾伟平：《夏曾佑、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因缘拾遗——<绣像小说>创办前后张元济致夏曾佑信札八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6] 《月》连载于《绣像小说》的21-24、26-40、42、59-62期。和晚清许多期刊一样，《绣像小说》后期也常延迟出版。有关各期的实际出版时间，本文皆采信陈大康的考证，其中，第21期当在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出版。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774-775、788、818-820、833、844、866、867、880、881、891、1061、1076、10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7] “荒江钓叟”这个笔名似乎只在该作品中被使用过。在同时代的文字记录里，此文除了偶尔作为《绣像小说》曾刊载过的作品之一被提及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小说连载过半时，《申报》上曾有提及：“……至《月球殖民地》……诸作，亦皆措词新颖，寓意深远，是诚有功世道之文，不仅作小说观也。”阿英在1936年的《小说闲谈》中谈及《绣像小说》的作品“皆以能开导社会为原则”，所举的例子则不包括此作。《志谢第三十二期至三十四期绣像小说》，《申报》1905年5月31日。阿英：《小说闲谈》，第55-59页，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8]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第35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1981年，叶永烈就已称该作为“我国目前已查明的最早的由本国作者创作的科学幻想小说”。叶永烈：《清朝末年的科学幻想小说》，《光明日报》1981年8月7日。
[9]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第35-40，47-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 利玛窦：《乾坤体义》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7册，第76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徐光启等：《新法算书》卷三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8册，第549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一个更早的例子出现在元代李孝光《五峰集》卷五的一句诗中：“吾言如足念，可比明月球。”不过这里的“明月球”可能还主要是一种诗歌创作中寻求创新的语言尝试。李孝光：《送医师王宜徃维扬》，《五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第118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1] 王川：《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学术研究》2000年第4期。
[12] 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揅经室集》下册，第971-97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3] 穆蕴秋，江晓原：《19世纪的科学、幻想与骗局——1835年“月亮骗局”之科学史解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5期。
[14] 《答问·第十六问》，《格致新报》1898年第3期。
[15] 《醵庐杂录二：测月球》，《选报》1902年第18期。
[16] 《月球有人》，《启蒙画报》1903第11期。
[17] 《论日球月球》，《万国公报》1906年第205期。文章错误地告诉读者月球只公转不自转。
[18] 上海《中外日报》刊载“昌明公司出版新书”广告，转引自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70页。
[19]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第146-149页。
[20] 焦奴士威尔士：《环游月球》，井上勤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重译，《说部丛书初集》第七编，第65，81，101页，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21]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2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 焦奴士威尔士：《环游月球》，第100页。
[23] 陈平原早已详细地考察过“气球”、“飞车”等空中交通工具如何在晚清书报中广泛呈现并成为小说家的灵感源头，并指出“历代小说家基本上不在翱翔空中的‘飞车’上打主意 ，要不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要不老老实实骑马或乘船。” 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6月。 王德威则强调“在《年大将军平西传》与《新纪元》当中，气球己被摹绘成强有力的军事武器。不过《月球殖民地小说》仍旧是我所读到的惟一以整部小说篇幅，将气球用作推进叙事的要素”。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第3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244页。
[25] 1910年12月27日，实际为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与书中所称“十一月二十五日”略有出入。不过，在1910年前后，只有1918年12月27日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虽符合第六回的描述，却比1902年晚了十六年，与所谓“整整是八年了”不符。
[26]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255、294页。
[27] 别士：《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
[28] 闲闲生：《论中国责任之重》，《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
[29] 长尾雨山：《对客论》，《东方杂志》1904第2期。
[30] 《论黄祸》，《东方杂志》1904第2期。
[31] 刊载《月》第2回的《绣像小说》第22期出版时间可能在1904年12月至1905年1月间。
[32]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257、261、266、278页。
[33]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新民丛报》第8号，光绪二十八（1902）年四月十五日。
[34] 林乐知：《论各国开辟殖民地》，任宝罗译，《万国公报》1903年第177期。
[35] 《中国人之暹罗殖民》，《国民日日报汇编》1904年第1期。
[36] 观云：《我殖民地之不发生文化何欤》，《新民丛报》1905第23号（原第71号）。
[37]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323、327-328页。
[38] 旅生：《痴人说梦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111、11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39] 旅生：《痴人说梦记》，第174页。
[40] 旅生：《痴人说梦记》，第189、201页。
[41] 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人之暹罗殖民》，还有如1904年的《日谋殖民》，文章介绍日本近年向外扩张的企图，但指出可以通过贸易等和平的方式进行。《日谋殖民》，《南洋官报》1904年第4期。
[42] 《清实录（第五十八册）· 德宗景皇帝实录（七）》，第27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43] 杨国强：《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3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44]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333页。
[45] 旅生：《痴人说梦记》，第154页。
[46] 在《恨海》（1906）中，吴趼人借主人公之口批判了《红楼梦》中的“情”，斥之为“魔”，说贾宝玉是“非礼越分”，并强调个人的“情”必须导向对社会价值的维护。吴趼人：《恨海》，《我佛山人文集》第六卷，第247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47]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283-285页。
[48]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273、280、357-358页。
[49] 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叁，第7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龙孟华的洗心出现在《绣像小说》第30期，该期与《女娲石》乙卷（9-16回）都于光绪三十一（1905）年二月出版。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810、819页。
[50] 对《月》中的科技想象，以往的论者态度不一。林健群认为，这些推理幻想以科学为依据，“名实相符的晚清科幻小说始告确立”。吴岩等人却认为，在《月》中，“认知性几乎没有任何地位”：“洗心”古已有之，作者对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处理也从未采用过“典型的逻辑探索或认知叙述”，某些细节荒谬，其“科学观是前科学的”。参加林健群的《晚清科幻小说的人物与情节研究》和吴岩、方晓庆的《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观》，载于吴岩主编：《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第127、187页，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
[51]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323、331-349页。
[52]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229、238、428页。
[53] 侠民：《中国兴亡梦·自叙》，《新新小说》1904第1号。
[54]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第42-48页。
[55] 《成城学校运动会补悬龙旗事件》，《浙江潮》1903年第4期。
[56] 刘鹗：《老残游记》，见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2集•第6卷•小说集四，第24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7]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387-401页。
[58]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412页。
[59] 《月》前31回一直以每期1至2回的进度保持比较稳定的连载（《绣像小说》第25、41期无），第31回（第42期）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问世。即是说，以主人公寻妻为主要内容的前31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布于世。之后，却足足中断了一年之久，月球人正式登场的第32回（第59期）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姗姗来迟。此后，小说仅以每期一回的速度，勉强写了3回便彻底夭折。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者试图引入月球文明时的艰苦和难以为继呢？第42期上的内容和插图似乎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仅刊载了《月》第31回的文字内容，但仍与往期一样，配了两回（31、32回）的插图，每回各一张，这应该是制版的需要。但一年后的59期，为第32回重新配了图，大概也是为了制版需要，回目被拆分成两句话，每句单配一张图，且与42期上的32回的配图不同。另一个细节是：第13回，玉太郎曾梦游月界，月中人告诉他“十年后再会”（1921年）。第16回，凤氏的义母马苏亚也曾梦见月界中人，约定龙必大出生二十年后（1922年）与月界仙女相会。这两个地月相会时间基本一致，但到了第32回，龙孟华与月界中人畅叙，在道别时却说“约定后五年仍在这里聚会”，根据故事内容，可推断为1916年。可到了33回，他们一家却突然离开地球。这些似乎都是作者临时起意。
[60]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415-416页。
[61] Nathaniel Isaacson. "Science Fiction for the Nation: Tales of the Moon Colony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Mar.2013) vol.40, no.1,p33,p39.
[62]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第88、135页。
[63]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416-422页。
[64] 武田雅哉曾指出：“藤田玉太郎这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日本人，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对‘太阳系规模的政治学’感到苦恼的人物。”这句话强调的重点是后半句，而笔者将其挪用和颠倒，以强调前半句中隐含的“日本人”问题。武田雅哉：《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科学》，任均华译，第100页，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65]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400页。
[66] 焦奴士威尔士：《环游月球》，第29页。
[67] 培仑：《月界旅行》，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第75-76页，进化社1903年版。
[68] 玉太郎的气球首次登场的第5回刊载于《绣像小说》第26期，该期“时调唱歌”栏目刊有一首《叹国歌•五更调》，开篇即是：“愁人对月数更筹，触起衷情泪怎收。叹我国沉酣有了千年久，醉生梦死万事一齐休”。
[69] 焦奴士威尔士：《环游月球》，第69、100、127页。
[70]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第231-23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1] Nathaniel Isaacson. Science Fiction for the Nation: Tales of the Moon Colony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p38, p39, p43, p45, p48.
[72] 例如第23回，野蛮人与文明人发生了冲突，但在前者已经不能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文明的”英国医生“便对准一枪，把他打死。”其余的人叩头求饶，但语言不通，鱼拉伍大怒，“便放枪打死了许多；玉太郎也陪着放了几枪，竟把舱里的人全数打死，方才住手。”第30回，孤虚岛上的华工遭受虐待，为了向当地政府复仇，“玉太郎走到军器房中，拨动气雷机关，对准那一排马队打去。直打得旌旗粉碎，人马全空，两旁人民却也连累轰死不少；但为除害起见，也不顾得这许多了。”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355、407页。这再度与凡尔纳遥形成对照，在后者1886年的《征服者罗比尔》中，主人公为了证明自己的飞机能维护世界秩序，对正在举行庆典仪式并屠杀俘虏的非洲土著进行了空中轰炸。儒勒·凡尔纳：《征服者罗比尔》，何友齐，陶涤译，第144-1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这本小说在1887年就被井上勤翻译成了日文版《造物者惊愕试験：学术妙用》。
[73]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421页。有意思的是，《痴人说梦记》的结尾，也写到几位守旧的老人，在新开辟的中国殖民地岛屿上感到“万分不如意”寡欢而相对呜咽。这虽是对守旧者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温和嘲讽，但也流露了几分殖民之梦的无谓之叹。旅生：《痴人说梦记》，第210-211页。
[74]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第230、288-289页。
[75]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76] 虽然这之前也有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被译成中文，不过如前所述，《月》中的气球实际是空中行宫，作为本土实践，仍可称道。
[77]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月》的最后一回（第62期）则于八月登场。我们无从确知，宣布立宪会否影响到作者的思想，但如何处置一个已经连载了35回、故事时间已经发展到1912年却从未写到过立宪和议会的作品？这对作者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难题。
[78] 甲午之前，日本很少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672-67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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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不危
作者：贾立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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