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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祥雨42岁，是四川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的教导员。从2019年开始，他就开始参与绵阳市失踪人口的寻找。2021年，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三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打拐寻亲工作室，胡祥雨是其中之一。

虽然是顶着“打拐”的名头，胡祥雨工作室的工作并不只是这些，每年他们还要处理不少成年人失踪案件。通过一个个案件的处理，胡祥雨看着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走向团圆，或者是继续情感纠葛。胡祥雨和同事的经历也让我们了解到，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个失踪的人的可能性。

口述 | 胡祥雨

记者 | 王珊李秀莉

我叫胡祥雨，今年42岁。我是从2019年开始到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打拐办工作的。我大学学的是警犬专业，毕业后在警犬队工作了接近20年，主要的工作是训练警犬和使用警犬。这20年里，我带领警犬参加过防爆处突、侦查破案、缉毒抓捕、搜索救护等等工作。2019年单位人事调整，我调离警犬队，到了市刑侦支队一大队任教导员，主要负责打拐、寻亲工作。这份工作很快就吸引了我。

我处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发生在1998年的一起2岁女孩失踪案。失踪的女孩现在北京工作，说来很凑巧，她的室友与人发生纠纷，女孩作为证人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给3人都采了血样，血样入库后，女孩的血样与我们安州区一对寻找女儿22年夫妇的血样比对上了，系统提示“高度疑似亲子关系”。当时，我这边接到的任务是进一步核查。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这对父母，他们即刻就带着女孩小时候用过的奶粉桶、钙片盒和幼时穿过的衣服来了办公室，情绪很激动，一直哭。后来认亲过程虽然有些曲折，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事情让我收获了一种成就感，帮助寻人的结果很直接，不像刑侦那样需要长时间在纷繁复杂的蛛丝马迹里徘徊抓狂。

《亲爱的》剧照

成立民警工作室（胡祥雨工作室）是因为2020年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有一个50岁左右的大姐来找我们。她是单身母亲。她说自己的孩子有间歇性精神病，走丢10年了，她一直在找，找遍了绵阳的角角落落。她坐在办公室里，憔悴又无助。看着我们，像看着最后一根稻草。她说儿子是在医院走丢的。那天她带着孩子办理出院手续，她想到忘记开药，就让孩子在医院门口等她。20分钟后她回来就找不见孩子了。

我们给她采了血样，当天结果就出来了。很让人心痛，她的血样比对上10年前一名高空坠亡的无名尸。其实，10年前她的孩子走丢两个小时后就坠楼了。但那时，男孩只带了一把伞，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信息。当时一些信息化技术都还没有，派出所工作人员在做了现场勘查和血样提取后，将与男孩相关的信息就存了档。

我们带着这个母亲调取了这些信息，又去了殡仪馆，按照规定，遗体已经火化，就埋在殡仪馆的无名墓地里。虽然也看不出哪个是男孩，母亲还是有所安慰。她告诉我们她其实早已做了心理准备，她说孩子不发病时跟正常人其实没分别，要能找到早就找到了。可她就是想知道孩子最终去了哪里，哪怕是像现在一样是不好的消息，她也想要个结果。她说很感谢我们，让她的后半生终于不需要再为了这事奔波了。

这个事情对我们的震动和冲击很大。我也有自己的孩子，能够体会父母对儿女的爱和呵护。当时我们大队所有人一起开了一个会，认为既然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寻人手段，那就尽最大能量将它们的作用发挥出来，帮助父母找到孩子。我们当时在全市的打拐机构和公安的接警指挥中心做了一个调研，了解到每一年，我们绵阳市报失踪的人口的案子都有几百起，数量还是很大的。

关于寻找失踪人口，我们最为熟悉的部门是打拐办。在10年前，全国各地的公安局都设置有打拐办。它们的存在主要是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妇女儿童拐卖问题。但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打拐办逐渐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机构相继裁撤，只保留了解决历史遗留被拐案件的工作职能。这样的结果是，反拐寻亲工作被弱化，也不方便帮助群众。

而且还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一般来说，关于人口失踪的报案，我们公安部门在接到警情后，会及时受理，调取监控，帮助家属查找。但如果不涉及刑事或者治安问题，在没有进一步线索之后，派出所一般不会持续跟进。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离家出走，比如说夫妻吵架或者孩子离家，可能隔一两天就找到了或者自己回来了。即使没回来，这样的情况90%以上也能找到。不过，有些人在找到时已经出了意外，比如说老年人走到了危险的山崖边，小孩子落水等等，挺让人惋惜。

我们当时成立工作室想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于这些已经失踪了的、短时间内没有线索的人，应该如何找寻。我们公安局将寻找失踪拐卖人口列为一个专项，向上级提交了一个报告，提议在全市人口比较密集的重点区域设立民警社区工作室，让群众方便找到我们。最终全市建立了三个工作室。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在市局，叫胡祥雨寻亲工作室。另外一个在主城区，还有一个在绵阳市的三台县，是绵阳人口最多的区县，有100多万。过去一年，我们帮助全市167个家庭找回了自己的孩子，在全省排第一名。在以往，绵阳当地平均每年找回的失散亲人家庭只在10个左右，我们相当于一年完成了十年的工作量。

去年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是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专项行动。事实上，也有许多成年人失踪的案例，家人希望警方能帮助查找失踪人员。这部分失踪人员可能因为婚姻的不幸、家庭的矛盾、学业不成等等因素，突然就和家里面失联。

我去年接触了5个这样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江苏男生，2003年离家出走，他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去年他的堂弟找过来说，男生的父亲已经在弥留之际，希望我们帮忙找一下。我们根据对方提供的照片和身份信息找到了这个男生，他在上海，已经结婚，还有一家自己的公司。他听到父亲即将去世，在电话里就哭了，有委屈有难过。他说离家出走是因为觉得家里偏向大哥，对他过于严苛。最终他还是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可以说是永生的遗憾。

《银河补习班》剧照

成年人的出走有一个特点，多是存在家庭关系处理的问题，或者当事人性格上有些偏执。他们在外面的生活轨迹很正常，但就是不跟家里人联系。去年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绵阳本地的一个大学生，他是2013年离家出走的，当时他读大四，因为没有拿到毕业证，被家里吵，就走了。他父母寻找了8年。前段时间，我给他父母吃了定心丸。我们发现他在武汉一家工厂打工，两年前还回到老家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就是没回家。我给他发信息，我说你父母在找你。他回了一句：不用理他们。他的父母也接受了，觉得只要孩子还活着就好，现在不联系，以后总会联系，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寻人的成功得益于这些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迭代。在2010年之前，在没有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时，找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通常的做法就是根据线索派人去，靠的全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调查访问，很多时候就是扑空。不像现在，每一个人都已经在网络上留下了若干的痕迹，寻找你其实很容易。我们遇到过一个孩子，两三岁就走丢了，但他很聪明，依然记得母亲的名字的发音，还能说清楚母亲大概是哪里人，身高是多少、大致年龄。我们结合这个信息在户籍库里搜索，找出七八个人。有时遗传真的是件神奇的事情。我看其中一个人的照片，眼睛跟这个孩子长得很像。我找了电话给这个女士打过去，对方说家里确实丢了孩子。

《失孤》剧照

人像技术的发展也是寻人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前我们局里进行案件侦破时，要寻找嫌疑人，要依靠给嫌疑人画像。比如说嫌疑人在逃跑时被人看见了，对方会对警方有一个外貌特征的描述，人像专家根据描述画像，办案人员再进行抓捕。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每个人的记忆和认识是不一样的，不同人像专家画出来的也不一样，很难标准化。现在，我们有了人像技术，我们通过对人脸进行数字化，进行人员的识别和查找，非常便捷。

我之前遇到一个寻人案子，就是得益于此。有一个山东的孩子要找他的母亲，他母亲是1986年被拐卖到山东的，当年，生了这个孩子之后逃回了四川。这个孩子提供了一张母亲的老照片，很旧，上面的人看起来30多岁。他知道母亲名字的读音。我用软件对照片进行还原上色。照片是侧脸照的。我看这个女人，总觉得她右眼睛跟左眼不太一样，看着不自然。仔细瞅了之后，我觉得她右眼可能有一个伤口。结合大概的年龄信息，我们在信息库里搜索，找到了20多个同年龄段的老人。只有一个右眼位置有一块明显的痕迹，就这么找到了对方。

寻人最主要的一个手段还是DNA盲比技术，孩子丢失以后，我们会对父母采集一个生物样本，这个样本同时进入全国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个信息一直保留在库里，一旦有一天我们可能怀疑某个孩子被拐，采集他的生物样本跟父母比，系统就会进行自动提示。我们紧接着进行侦查。我们的许多信息系统其实十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但当时可能因为没有信息化、各地DNA技术进度不统一等原因，一直是个弱项。这几年，这个问题已经被重视，也开始越来越规范和程序化，全国联网。

在帮助寻亲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遗憾。比如说，我们的群里面有很多失踪时年龄比较大，经过我们调查没有任何轨迹的孩子，这些孩子很有可能遭遇不测了。可父母始终是觉得孩子还在世上，认为可能他们只是被拐卖到山区，或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当这些父母向我们寻求帮助时，我们也会说要坚定信心，孩子肯定总会找到的。我就想着，这像给他们留一个梦在那，留一个念想和寻找的动力。你如果把这个梦给他们破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就坍塌了。

排版：阿田/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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