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以色列的安全保障还是“拆家怪兽”？

▲2023年1月1日，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参观哭墙，以纪念以色列第37届政府的宣誓就职。他在缝隙中放了一张祈祷纸条图/视觉中国

以强化安全为坚实理由的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却成了动摇以色列稳定安全的一个雷区，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哈马斯袭击时以色列政治军事机器的运作。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陶短房

2023年10月7日，事实控制加沙地区的哈马斯（Hamas）突然发动针对以色列领土的大规模无差别袭击“阿克萨洪水”（Operation Al-Aqsa Flood），一贯占据巴以乃至犹太-阿拉伯冲突绝对主动地位、安全感爆棚的以色列被打得措手不及，短短几小时的袭击导致以色列军民死亡1400多人，被劫持至少155人。以色列随后发动的空袭、炮击和封锁等报复虽令加沙付出近3000人死亡的代价，但哈马斯武装业已偃旗息鼓，以色列的报复日益遭致国际间强烈反应，极大削弱了以色列“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形象。不仅如此，“阿克萨洪水”所造成的伤亡、损失和挫败感，也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有分析家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一贯标榜“将为以色列人带来最大安全系数”的“司法改革”，对以色列此次被哈马斯突入本土“打了一闷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内塔尼亚胡本人及其铁杆支持者仍坚称，“司法改革”是以色列的“安全保障”。

那么，什么是“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它究竟是以色列的安全保障还是“拆家怪兽”？

▲2023年10月7日，在加沙城，巴勒斯坦人登上一辆以色列军用车辆图/新华社

什么是“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

内塔尼亚胡因其极端保守、强硬立场，在以色列政坛和国际社会始终是个极富争议的角色。几次在选举后下台的他凭借以色列选举制度和议会构成的特殊性，靠拉拢几个比其所属利库德集团（Likud Party）更“右”的犹太小党和原教旨党派，一再翻盘成功并重新组阁，但相对独立的以色列司法系统却对其构成了较反对党更持续的威胁：2022年11月重返总理宝座的他，仍不得不面对司法系统至少3项刑事指控，罪名包括贪腐、滥权，等等。

为一劳永逸削弱司法系统掣肘行政权力的能力，确保自己执政的权威和持续性，早在其上一次执政期间，内塔尼亚胡就曾提出“司法改革”，此次上台后更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并诉诸行动。

2023年1月，内塔尼亚胡提出“针对以色列司法系统和权力平衡改革的五项措施”，包括改变法官遴选方式；改革政府部委法律顾问性质；《基本法》审查权变更；赋予议会拒绝最高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废除以色列法院以“不合理”为由干涉行政机构行政决定的法律依据；取消最高法院审查和否决政府行政命令的权力，规定只要议会简单多数就可推翻这一否决。

这些措施对于司法系统而言可以说杀伤力巨大，以改变法官遴选方式为例：现有司法推选委员会9名成员包括3名最高法院法官、两名律师协会代表、两名议员和两名部长，所有法官的任命需要司法推选委员会简单多数，最高法院法官遴选需要至少7人赞成，这意味着一般法官的遴选，司法系统的5人有很大把握左右人选，最高法院法官的遴选，3名最高法院法官掌握一票否决的封杀权。

“改革”提出将司法推选委员会扩充至11人，其中包括司法部长（主席）、两名政府指定的其他部长，议会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主席、议会国家控制委员会主席、议会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从法官中选出的另外两名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司法部长选出的两名公众代表，其中一名是律师，如此一来，议会和政府将控制司法推选委员会11票中的7票，几乎可以完全控制司法人事。

此外，“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还试图削弱总检察长的司法决定权，将权力移交给内阁和部长。

由于以色列建国以来始终采用极为特殊的比例代表制+内阁制，议会小党林立，自建国以来从无任何一个党能靠议会简单多数获得独立组阁权，即便联合政府在议会中优势也不大（如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在“阿克萨洪水”前仅拥有议会120个席位中的65席，事发后匆匆成立的“紧急团结战时政府”（emergency and war government）也不过拉到76席，其中利库德集团仅32席），往往区区几个议席的向背就足以改变以色列内阁的“颜色”，因此一些仅有一两个议席的极右翼、原教旨主义小党奇货可居，成为“造王者”，它们通过有条件支持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组阁，推动本已很右的后者变得更右。

司法改革正是在内塔尼亚胡和“造王者”们的一拍即合下出炉的，因为借此“改革”，内塔尼亚胡可以仅凭个位数的议会议席优势，摆脱司法体系的“追杀”，而极右翼和原教旨主义小党更可利用“造王者”身份和原理来实现“小吃大”，凭借极少的议席和选票，让整个以色列政策和法治沿着它们所构想的保守、原教旨主义和犹太人一家独大的方向迈进。

由于这项“改革”在以色列独特体系下将彻底打破权力结构平衡，不仅让内阁和总理获得更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且也让只有几个议席的极右翼小党可以更方便地“劫持”国计民生方略，乃至社会运作方式，因此即便在利库德集团内部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

除内塔尼亚胡本人外，积极推动“改革”者包括利库德集团右翼干将司法部长莱文（Yariv Levin）、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主席罗特曼（Simcha Rotman），而在其背后十分活跃的团体，则是一个由美以两国极右翼人士组成的“科赫莱特政策论坛”（Kohelet Forum）。该论坛纲领标榜为“确保以色列作为犹太人民族国家的未来，加强代议制民主，并扩大以色列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原则”，实际上却是个充满原教旨宗教色彩的群体。该群体核心成员仅130个左右，却经营着数十个大型项目和数百个小型项目，这些计划统一代号“巴尔卡特计划”（Barkat Plan），以该论坛核心成员、曾任内塔尼亚胡内阁经济部长的巴尔卡特（Nir Barkat）命名，目的是“增加犹太和撒玛利亚圣经中心地带的犹太人口”——这意味着执行比内塔尼亚胡更极端的政策，不仅仅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增扩建定居点，而且要把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都赶走，为犹太人腾出扩张空间。

正因如此，这些组织、个人在推动“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方面甚至比内塔尼亚胡更坚决、强硬和极端，内塔尼亚胡曾多次因各方压力作出妥协让步，却每次都遭到这些“队友”的愤怒抵制。2023年3月，“改革派”通过立法，大幅抬高了内塔尼亚胡被弹劾的门槛；7月，他们在反对派集体退场的情况下，通过了取消“不合理原则”的法律，完成了“司法改革”的第一步，而如此重大、关键、被内塔尼亚胡欢呼为“人民意志体现”的司法表决，内塔尼亚胡只不过获得64票，比简单多数（61票）仅多3票。

▲2023年3月27日，人们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参加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图/新华社

汹涌的抗议浪潮

自2022年11月以来，以色列国内每逢周末就会定期举行反对“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大型集会，规模一再升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打破这一延续性的是哈马斯袭击。

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表示，改革将削弱司法系统，从而严重破坏该国的民主，而司法系统是限制政府行使权力的唯一工具。他们指出，“司法改革”最终将庇护目前因涉嫌腐败而接受审判的内塔尼亚胡，并赋予以色列极右翼更加“无法无天”、不受掣肘和制约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抗议者阵营中，包括了对以色列社会安全至关重要的军、情、宪、特等要害部门的许多成员。

CBS政论电视杂志《60分钟》记者斯塔尔（Lesley Stahl）于2023年9月中旬到访以色列时发现，当时已连续37周组织数万、数十万人举行周末司法改革抗议集会的最有影响组织之一，就是全部由预备役军人组成的“武装兄弟姐妹”（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rms），该组织创始人之一谢尔夫（Ron Scherf）指出，“司法改革”会放任极右翼更肆无忌惮地挑衅巴勒斯坦人，从而令以色列治安局势恶化，这将令被迫经常应召服役的以色列预备役人员常年处于危险状况中。该组织表示，越来越多以色列预备役军人通过拒绝履行预备役义务来表示对“司法改革”的不满。

2023年9月28日，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Herzi Halevi）表示，“司法改革”对军队影响深远，他对《以色列时报》称“一场在以色列社会内部留下两极分化裂痕的争论是危险的”，警告“考虑到安全挑战，允许这种两极分化的辩论是傲慢的，而假设以色列国防军不受破坏性两极分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危险的概念”。

预备役军人大规模抵制履行义务是从7月议会通过“司法改革”第一部分后开始的，由于以色列国家小、军事压力大，包括精锐突击队、战斗机飞行员等一线战斗力，都大量依赖服役的预备役人员维持。10月2日，加拿大《中东观察》杂志撰稿人达卢尔·阿布乔马（Motasem A Dalloul Abujomaa）援引美联社以色列分社9月报告指出，以色列国防军这支“中东装备最精良、最强大的军队正面临着它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攻击之一 —— 一场内部战斗”，“因为‘司法改革’所引发的裂痕已渗透到军中”，该报告指出，甚至数百名新征召的义务兵也拒绝服役，以抗议“司法改革”，这篇文章由此断言，“很显然，如果发生任何紧张局势，这支军队很可能被打得措手不及”——这番预言仅过了5天便完全兑现。

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指出，为确保“司法改革”得到极右翼和原教旨主义小党的无保留支持，内塔尼亚胡重新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对巴勒斯坦地区的高压甚至挑衅做法，包括一再扬言对加沙采取军事行动、暗杀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领导人、“定点清除”怀疑是抵抗据点的建筑、要求卡塔尔等中东国家停止为加沙贫困人口提供人道援助、停止支付加沙唯一电厂的燃料费用、要求埃及加强拉法过境点限制、停止加沙和以色列本土间的贸易等。

除了加沙，内塔尼亚胡还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地区搞“强拆”，在敏感热点“搞动作”，扩建、增建新的定居点，而西岸并非哈马斯控制区。反对者进一步指出，这些做法令巴以矛盾更加尖锐，也令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的支持率空前高涨。而倘若不是出于为“司法改革”拉票的需要，内塔尼亚胡在此前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也很少这样“上头”。

▲2023年10月10日，在加沙城拍摄的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图/新华社

“阴谋论”未必可信

内塔尼亚胡弄巧成拙

“阿克萨洪水”发生后，一些观察家猜测，对“司法改革”普遍持反对态度的军、情、警等部门或许暗中“放水”，以令内塔尼亚胡难堪，从而达到搞砸“司法改革”的目的。

考虑到此役一举打破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令长期自带强力光环的以色列国防军战力、情报系统预警能力在几小时内体无完肤，更导致以色列遭受建国以来最惨重的单日伤亡和本土被攻击。如此代价，受损的不仅仅是内塔尼亚胡和行政当局，国防军、情报和警察系统同样也是丢人到家，从主观上，“放水”之说未必可信。

从黎巴嫩南部冲突和上两次加沙之战的表现已可看出，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实力在减退，而以色列情报能力更多依赖“犹太世界”遍布各地各行业的信息终端，但由于以色列奉行与加沙和哈马斯“隔绝”的长期政策，其在加沙地带丧失了情报搜集分析所必需的“灰色地带”掩护，加上哈马斯经常采取更原始的通信方式和更“扁平”的组织体系，以色列情报机构两眼一抹黑也在情理之中。

“阿克萨洪水”给内塔尼亚胡及其司法改革造成的损害，也是沉重而深远的。

正如以色列政治分析家艾尔达尔（Akiva Eldar）等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通过营造“选我就是选安全”为自己争取选票，而推动司法改革的最大理由，也正是“巩固选举成果，维护以色列人安全”，但如今这一切都被“阿克萨洪水”冲击得体无完肤。

一位以色列公共电视台评论员在节目中指出，内塔尼亚胡标榜“安全”，但哈马斯袭击后他拖了5天才组建了包含反对派的“紧急团结战时政府”，“如果是其他国家，这个过程只需48小时”，且事发当天以色列内阁甚至没有召开紧急会议。

如今甚至许多一直支持内塔尼亚胡、赞成“司法改革”的以色列人也开始彷徨，耶路撒冷老城犹太神职人员莫谢（Rabbi Eliezer Moshea）表示，自己曾因为内塔尼亚胡一再给犹太教经学校拨款而狂热支持他和“司法改革”，但“当我们的孩子被屠杀、我们的妇女被强暴时他却束手无策，他给经学校的钱能派什么用呢？事实证明他不适合领导这个国家”。

甚至利库德集团内部负责社会问题的办公室主任本阿米（Michel Ben-Ami）也对法新社表示，战后成立针对政府和内塔尼亚胡的“追责调查委员会”势在必然，“如果他犯错，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认为，“追责调查不可避免是利库德集团如今的共识。”

9月27日，即“阿克萨洪水”发生前不到两周，犹太人民政策研究所 (JPPI）发布《2023年度评估》（2023 Annual Assessment）称“目前约有37%的以色列人持有或计划获得外国护照并打算移民”，认为“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凸显了以色列境内日益加深的危机，并引发了人们对该国恢复能力的质疑”，并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的司法改革以及宗教和国家领域的动荡”。

报告称，过去一年间，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生活舒适度急剧下降，感到不舒服的人比例从20%飙升至32%，而感到舒服的人则从76%下降到65%。即使是传统上更具凝聚力的右翼支持者，他们的舒适度也从2023年2月的55%下降到7月的43%。

近40%的以色列人考虑获得外国护照并离开该国，占总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在保守派以色列人和本身持有外国护照的个人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必须指出，上述数据是“阿克萨洪水”发生前得出的，否则或许更加不堪。

然而许多分析家认为，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不会因为这些压力和挫折削弱或取消“司法改革”的力度，相反，他更可能“顶风而上”，以“以色列需要更高安全系数”的理由变本加厉——因为倘不那样做，他的政治生命就注定要进入倒计时。

▲2023年10月16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安理会就俄罗斯起草的关于加沙人道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由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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