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图片为访谈节目《探世界》截图
两个爷叔，坐在虹口足球场的看台上，回忆起自己成长的上海弄堂。
“门牌号，我们家住四川北路1746弄。”
“我是四川北路1569弄。”
“这基本上就大声喊两声……”
“等于是隔壁那个弄堂……”
以上对话来自访谈节目《探世界》。
一个爷叔叫范志毅，另一个，叫高晓松。1990年代，他们是中国文体界顶顶风流的人物。
两人出生相差八天，童年成长的弄堂相隔三百米，走路五分钟距离。
他们对上海的回忆和乡愁，就寄托在这个“弄”字里。
这个“弄”字，对上海人来说，太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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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01
杭州人马义（化名），2013年初到上海工作，住在浦东的一栋高层住宅里。
她最初看到自己的住宅地址时，感到有些奇怪。
“羽山路100弄，我当时觉得有点土。也不是土吧，就你原来对于‘弄’是有想象的。”
“是那种老房子，里弄的感觉。”
这是很多外地朋友看到上海地址后，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想象。
比如“花园石桥路28弄”这个地址，摆在很多外地朋友面前的时候，大概率会想象所在地一定充满江南韵味，市井之中，弄堂深深。
一旦你把这个地址输入导航APP的时候，刚才那个想象中的江南意境瞬间被金钱的声音击碎了。
“花园石桥路28弄”这个地址，对应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上海楼王——“汤臣一品”，2月二手房均价27万元/平方米。
花园石桥路28弄
就在这里——
汤臣一品
作为上海特色，百度一搜，还专门列举了“上海滩豪宅门牌号一览”表。
上海滩的顶级豪宅
地址里
大都带一个“弄”字
前阵子被扒出的郑爽1.5亿豪宅，相传是位于老西门的“复兴珑御”。这个小区的门牌号为“西藏南路699弄”、“复兴中路1188弄”。
复兴珑御
门牌号之一是
西藏南路699号
财富的话题就此打住，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个问题：上海的住宅小区为什么地址里都有一个“弄”的字段？
这个编排方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独特，以至于有人在知乎上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上海为什么把小区叫“弄”？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不正确。
上海的小区直接叫“弄”的极少极少，但上海的小区，基本上都有一个“数字＋弄”的代码（独门独户独栋住宅除外）。
再反过来讲，在上海，只要看到地址里有“弄”字，那就代表这个地方、这座建筑必定承载了住宅性质。
在上海
住宅性质的建筑
地址里大都有“弄”字段
这套地址系统在全国可能绝无仅有，可能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相似的情况。上海人在填英文地址的时候，还要为此多学一个“lane”字。
02
要回答那个知乎问题，其实也不难，绝大多数人都能凭感觉猜到，上海地址里的这个“弄”字段，一定是来源于上海的里弄建筑。
是的。
上海里弄的空间逻辑，就是总弄垂直于街道，支弄垂直于总弄，支弄分流入户。
上海某弄堂的支弄
两边是各家各户
但唯一会让你感到意外的是，上海地址里多出来的这个“弄”字段，是被里弄建筑这个形式逼出来的。
从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当年的租界，也就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就一直呈激增态势。
1853年租界内人口还只有800人，1895年达到30万人。等到1937年，租界内已有170万人。
人多了，住房问题便摆上了台面。
大量外国洋行资本开始买地建设联排式、样式统一的集中住房。
廉价的木板排屋形式最早以里弄的名义出现在了上海。
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火灾隐患和利润驱动，这些木板排屋开始演变为用中国传统的“立帖式”木结构加砖墙承重的方式。
著名的上海“传统民居”石库门就此诞生。
到20世纪20年代，采用现代化排水设施、采光更好的新式里弄出现了。有些甚至还设置了汽车间，简直是100年前的豪宅。
上海开埠以后
随着人口激增
房地产商建造了大量里弄房屋
/《探世界》截图
英商新沙逊洋行从1880年到1890年的10年间，建造了20多处里弄住宅。
地产大户英商业广地产公司，拥有的里弄房屋数以千幢计。
就连法租界的法国天主教会，也成为大房地产主，在徐家汇一代拥有大量产业。
等到1900年前后，华人房地产商周莲堂、程谨记、贝润生、严裕棠等，也入局分一杯羹。
租界内的房地产业如火如荼，地价极速高涨。
从1869年到1927年间，公共租界地价上涨40余倍。
这是房地产开发商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而里弄建筑形式则成为了上海中心城区民用住宅的最主要形式。
很容易被外人当作传统建筑的石库门，实际上是现代房地产商业的结果。讲穿了，上海的里弄，就相当于今天的小区。
所有的弄堂，都是由开发商设计营造然后卖给业主的，比如著名的建业里，由法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开发建设。
1930年
法商开发建设的建业里
如今成了怀旧商业街区
就好比今天，万科开发了万科城市花园一样，房地产界真是上百年无新意。
再有，一说弄堂，大家就会自动比较南方小巷北方胡同，其实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上海的里弄，多数情况下都有个大门，门楣上刻着弄堂的名字。
这就是弄堂的住宅小区功能决定的，表明这是一条界限，和今天的小区大门是一毛一样。
上海的弄堂
大都有个大门
门楣上刻着弄堂的名字
此外，弄堂不具备市政道路功能，且依附于道路存在；而小巷和胡同，很多都属于次级别的城市道路。
因此，上海的里弄和胡同、小巷比，完全是两样东西。反映到地址门牌号上，一说你就明白区别有多大。
如果是胡同或者小巷，门牌号写xx市xx区xx胡同xx号，或者xx市xx区xx巷xx号，那么基本就能精确定位到家庭住址了。
上海的里弄要是这么干问题就大了。
以高晓松小时候住的那条弄堂举例，如果按照胡同或者小巷编号法则，那么应该写成这样：“上海市虹口区美楣里xx号”。
拿着这个地址，除了片区邮递员和片警，估计所有人都得疯。
最早上海的地址，就是这么让人抓狂。
比如，今天共青团旧址所在的渔阳里（位于淮海中路），原先的地址为“法租界霞飞路老渔阳里6号”。
但是1930年代，上海的里弄已经是数以千计了，市区的马路长起来又是没边儿的，即便在九十年前，霞飞路已经是4公里长的马路了。
想象你是一个当年外地来沪人员，拎着大包小包，要沿着这4公里长的马路一通好找。
新建设的里弄一条接着一条，弄堂大门长相又几乎一样，走两步就得抬头看大门门楣上的弄堂名字，可能一不小心就错过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上海的里弄
已是数以千计
早年上海中心区域的门牌编制是以收税为目的，还没考虑定位功能。
“第一没有规则，第二跳号很厉害。还有不分双单号。”上海地名学会副理事长薛理勇概括了早期上海门牌号的混乱。
“城镇很小的话，人与人都认识。到了一个地方，你就很容易找。”
“城市稍大以后，没有准确的、有规律的地名和门牌号，寻找人、通讯，很不方便。”
这种复杂的状况，最后把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逼疯了。
到20世纪30年代初，租界当局开始大规模重新编制门牌号。
1933年《申报》上刊登了《工部局改编门牌号数》一文。
1933年
刊登在《申报》上的报道
其中记载道：
“盖其编订方法、不复以房屋幢数为标准、沿马路每隔十二尺编为一号、就路之左右而分双单、里弄口则与毗连房屋同编、弄内房屋另编分号”。
闹，这才给弄堂内的房屋系统地编上了号。
而且此文还提到了工部局的远见和野心，“此次一经编定，便可永久使用。”
这个编号系统之后，我们上文所述的共青团旧址所在地地址，就变为“霞飞路567弄（渔阳里）6号”，这就好找多了。
也有了今天上海地址“xx路xx弄xx号”的雏形。
渔阳里
现在的地址是
淮海中路567弄
如果没有这个“路-弄-号”系统，同样住在3公里长的四川北路上，高晓松遇见范志毅，一个说“我住美楣里”，一个说“我住新祥里”，两个人脑子转半天，也不敢轻易相认是邻居。
有了这个编号系统，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上海人之间日常熟悉的对话。
03
1950年，《办理市民申请编订门（弄）牌暂行办法》再次确定了一个原则：
“凡在道路两旁建筑多幢房屋，形成里弄状态者，除每幢房屋应申请编钉门牌外，并须申请编钉弄牌或支弄牌。”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
20世纪中后叶，上海的里弄不再建设了，取而代之的主要住宅形式是工人新村和工房。
在工人新村的地址编排中，“弄”曾经丢失了一段时间。
上海这时也用了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的、以小区定位来编排地址的方式。
结果发现，这，是一条弯路。
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1951年开建的曹杨新村，住户门牌地址是这样的——曹杨二村68号101室，居民的户口本上也是这样。
曹杨新村
刚开始建设时
地址里没有“弄”
上海的问题在于太大了，随便一个曹杨新村就有九个村，住房近千幢，要了命的是村与村的位置并非线性直排。
1985年3月7日的《新民晚报》第4版上，《新村门牌混乱现象何时能了？》一文，就发出感慨：
“一村竟然会与七村毗邻；二村又将七、八两村隔断；南北遥相对望的八、九两村间隔达一公里以上；被各村层层阻隔的五、六两村，公共汽车可坐两站路。”
1985年3月7日
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报道
在这种复杂地形下，没有“xx路xx弄xx号”作为地址终端，找人何其难。
1999年3月4日的《文汇报》第5版上，刊登了一位读者在曹杨新村找房子的困难，文章名为《地名作路名，寻址费周折》。
“我的朋友近期增配到曹杨三村110号的一套住房，为实地看房，我陪他一同前往。我们进入曹杨新村地界后，问了许多人均无法得知三村110号的具体方位。”
“经过一番周折，后来在兰溪路某弄内找到了该房。我当时就想，如果将曹杨三村110号改成兰溪路某弄110号，不是可以让人少费周折吗?”
新村地形复杂
北杨园里既有曹阳二村
又有曹杨七村
不仅如此，人口众多的上海的新村还存在同名现象。1985年的《新村门牌混乱现象何时能了？》文内提到：
“据统计，全市二百多个新村，重名就达三十六个，光“铁路新村”就已高达八个之多。”
这篇文章同时提出很有道理的意见：
“按理说，本市行之多年的依路名编弄编号的一系列科学管理方法，完全能有效地缩小和避免人们在空间范围内寻觅的误差，但由于本市规划、设计、施工和区属有关职能部门的互相脱节，各行其事，才使×村×号式的机械编排泛滥成灾。”
×村×号式的地址编排
使得找路一度
颇费周章
在1988年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学者坐不住了。
点名指出曹杨新村的找路难问题，称之为“新村将比祝家庄，走路要走盘陀道”，呼吁以后的住宅区地名要“简单、易记、好找”。
1988年版本的《上海市门牌管理办法》，在第三条一把扭转了局面：“凡在道路两旁建筑多幢房屋形成里弄或新村状的，应由公安机关编制弄牌。”
这才使得此后的住宅小区，都给规范成了必须用“弄”命名。
原有的“路-弄-号”编号管理系统，来源于现代房地产开发，歪打正着，最后发现，这套地址编排系统其实最符合中国城市集中式居住的国情。
每一个小区地址编为弄，多出一个字段，更精确，更高效。
再往后冒出的商品房，甭管多豪，都规规矩矩编上了x路x弄x号。
今天梅岭北路上的梅岭苑的小区铭牌上，见证了两个时代的两种地址编制方式——
梅岭苑门口的
小区铭牌
“梅岭北路400弄2、6、14、16、20、24号；曹杨二村57、58、59号”。
前者是拆除了原曹杨二村的部分工房而建的高层住宅，建造于21世纪初。
04
“弄”，一行地址多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字，对外地人来说，浮想联翩；对住在上海的人来说，司空见惯；对游子而言，它可能又是乡愁。
追根溯源，才知道，一座城市描述地址的方式，往往也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思维习惯。
参考资料：
1. 薛理勇，《门牌：历史的见证》，沪港经济，1998年4月。
2. 薛理勇，《上海的“门牌号”》，上观新闻，2019年7月1日。
3. 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 赵津，《租界与中国近代房地产业的诞生》，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5. 王绍周，《上海近代里弄住宅建筑的产生与发展》，建筑历史与里弄（第三、四缉）。
6. 张继民，《有关专家学者提出，城市新区建设要重视地名命名》，人民日报，1988年7月15日。
7．《工部局改编门牌号数》，申报，1933年3月3日。
8．习慧泽，《新村门牌混乱现象何时能了？》，新民晚报，1985年3月7日。
9．张国兴，《地名作路名，寻址费周折》，文汇报，1999年3月4日。
10．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公安志》，199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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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姜天涯 / 拍照片：姜天涯 /
拍视频：姜天涯 / 剪片子：拿摩温（亲自）/
编稿子：韩小妮/ 写毛笔：刘 娴/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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