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5月28日上午8时许，前日本赤军最高领袖重信房子从位于东京都昭岛市的东日本成人矫正医疗中心获释。她已经在该医疗监狱服刑了20年。
当地时间上午8时左右，重信房子乘汽车离开医疗中心，在门口受到了支持者的迎接，并在医疗中心正门前下车。当日她身穿灰色夹克，黑色长裤，戴着口罩，从她的女儿重信五月手中接过一束鲜花。
随后，重信房子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首先谈到了她目前的思想状态，之后还回答了部分记者的提问。重信房子向大家表示感谢，并说她希望在新的道路上时刻反省，带着好奇心，更好地生活。她还透露，她已被诊断患有癌症，并表示将选择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和康复。她说：“首先，我对我的被捕给许多人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50年前，我们在战斗中劫持人质、只关注我们自己的战斗，却给陌生的无辜的人造成了伤害。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歉意。这也将是我未来的一个起点。”
重信：治疗和学习。我想尽快选择一家医院以进行进一步的住院治疗和康复。如果身体能够康复，我想我还能够再次见到大家。记者：您和（女儿）重信五月刚一见面的时候说了些什么？重信：我当时泪流满面，完全说不出话来。我戴上了五月给我的帽子。重信：我认为一切正朝着一个方向流动，我认为这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会的演讲获得全场起立鼓掌就可以看出。我觉得政治家们都在朝一个方向聚集，即使人民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在日本国会的演讲受到了包括自民、日共、立民等朝野各党的一致欢迎。重信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日本政坛的左右之别正在消失。——编者注）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4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高级领导人莱拉·哈立德在约旦首都安曼向重信房子的出狱表示祝贺。
现年78岁的莱拉·哈立德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高级领导人。70年代，她与重信房子曾在黎巴嫩进行合作。今年4月，她在约旦首都安曼接受共同社的采访时，曾代表她和她的同事向重信房子的出狱表示祝贺。
哈立德感谢重信，表示她一直参与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救济活动，并让日本了解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
哈立德也曾在对重信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她作证表示，“她没有参与武装斗争（海牙事件）”。在审判中，她说：“重信是巴勒斯坦人民基本人权的支持者”、“她应该得到奖励，而不是被关进监狱”。在出狱当天，重信房子回答了部分通过大谷律师收集到的问题。除去部分相对私人的问题，编者节选了部分问题和回答，供读者参考。
问：您如何看待一些人使用的“恐怖分子”一词称呼自己？
答：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恐怖分子”。自美国总统里根的第138号行政令这一重大转变开始，他们就开始宣传“恐怖分子”的称谓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一些力量，进行包括武装斗争的多种政治活动。当时，外界将其称为“武装部队”、“解放军”和“革命组织”。而“恐怖分子”一词是里根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努力掩盖其政治议程背景并将其“定罪”的产物。
当然，“恐怖”和“恐怖分子”这两个词自那之前就被用来“制造恐惧”，但是美国的总统令是通过规定媒体称呼其为“恐怖分子”以对抗解放组织，特别是巴勒斯坦武装。它已经成功了。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美国政府双重标准横行的世界：反对以色列吞并领土和篡改边界的斗争是“恐怖”或“恐怖主义”，反对俄罗斯侵略和占领的斗争就是“英雄”。如果乌克兰人民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是“英勇的”，我想让他们明白，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侵略和吞并的斗争也不是“恐怖主义”，而是英勇的斗争。你知道都有谁被称为“恐怖分子”，我想阐明的就是那些如此称呼他们的人的意图。
问：你对那些身处国外、仍被通缉的同志有什么想法？
答：正如我在审判中所论证的那样，曾参加特拉维夫斗争的冈本公三在1985年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根据日内瓦公约同以色列士兵进行交换俘虏时被逮捕。根据《日内瓦公约》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解下，他得以从以色列监狱获释。他在监狱中服刑13年，被以色列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这一判决被，他通过日内瓦公约的正常程序重返社会。他受到了国际法“一事不再理”原则、日内瓦公约以及在以色列监狱中遭受的心理伤害。
因此，我认为日本政府的通缉名单应予撤销。冈本已获得黎巴嫩政府的政治庇护，并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朋友的支持下和平地生活和休养。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放弃通缉，以便冈本能够在他愿意的时候返回日本。至于其他人，他们已经在近半个世纪前或者更久以前的案件中被通缉。虽然他们和我一样老，但他们将继续活在为人民和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中。我希望他们活下去，在需要他们的地方燃烧自己的生命。……
除此之外，日本媒体还于今日公开了重信房子的手记《关于一个新的开始》。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收到几个采访请求，所以我想在这里说几句。作为这个社会的新成员，我首先要向那些因我被捕而受到影响和打扰的人致歉。我之前已向那些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和日本赤军斗争的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受害者道歉了，我再次为我们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和打扰而道歉。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曾持续地战斗，那时我们愿意不择手段地实现革命的“正义”和“大业”。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斗争方法完全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却对无辜的人造成了伤害。已经以军事和国际主义为特征进行战斗的日本赤军已在2001年被解散了。我将反思过去的一切，并将我的道歉，以及我希望改变日本的愿望，作为我自己今天的新起点。在这个新的开始之际，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以及我的歉意。我想向我在巴勒斯坦、国外和日本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和声援，他们在这段漫长的监狱岁月中，一直以不变的热烈友谊和团结，作为审判的证人支持着我。我还想对大谷恭子先生等律师、参与救济活动的人和支持我的人表示最深切的感谢，他们从我被捕以来，从宣判到现在，一直鼓励着监狱中的我，与我同行。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在我服刑期间帮助我治疗癌症的人，包括大阪医疗监狱、八王子医疗监狱和东日本成人矫正医疗中心的医生、护士、监狱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在四次开腹手术中切除了九个肿瘤，挽救了我的生命。我自1971年2月28日离开日本，时年25岁。我在国外生活了近30年。然后我在监狱中度过了近21年零7个月的时间。这听起来可能很冒昧——尽管我犯了错误，但是我很感激我能够实现我小时候就许下的愿望——把世界变得更美好。半个多世纪前，曾有一段时间，日本也好，全世界也好，都处于振奋的状态，那是一个人们高呼反战和平的时代。反对越战，团结斗争，还有切·格瓦拉的呼吁：“把战火烧到两个、三个乃至许多个越南战场上去！”，这就是当年的口号！受到口号的鼓舞，我心甘情愿地参加了反对大学学费上涨的斗争。我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赤军派，这一派别试图通过武装斗争找到打破斗争僵局的办法。但是，赤军派屡战屡败，在镇压面前无法取得任何的成功。这是因为“武装斗争路线”就是错误的。但我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武装斗争是该组织的集结轴，所以我们不能质疑这条路线，而是试图用我们的“决心”来克服它，试图通过进一步的斗争来解决问题。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我作为志愿者加入了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进一步坚持武装斗争路线，声援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希望能把日本、把全世界都变得更美好。从那时起，我认识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人们，以及来自各国声援巴勒斯坦、寻求革命的人们，并向他们学习。在我的生活中我逐渐意识到许多事情。我了解到，解放斗争的源泉不仅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巴勒斯坦人民为生存而进行的和平和非军事斗争，他们对自己生命的珍惜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才是解放斗争的源泉。当我回到日本活动时，我才了解了人们真正的社会生活和我所犯的错误——我没有与人民一起战斗。我已经尽可能地多写了我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但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至于采访的要求，我想在未来有机会再真诚地回答，只要是我能讲的范围内。在我入狱的2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我认为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在今天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时的布什政府没有选择将“9·11事件”作为一种犯罪进行司法解决，而是选择了打着“反恐”幌子的战争和暴力的道路。在我居住的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美军杀害和折磨平民，制造了难民。直到今天，美军的战争罪行造成的伤害仍然铭刻在数十万、数百万人的身上，但美军没有为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受到任何审判，受难的人们仍然在承受着痛苦和贫困。这种道路的一个后果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和北约的武器供应导致乌克兰战争的加剧，而乌克兰人民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此外，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世界资本主义还把人类和自然都抛入了市场，造成了环境破坏和极端的不平等。新冠疫情大流行也与它们不无关系。我还没有经历过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再加上新冠疫情下社会的这种“新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在我出狱前，在一次内窥镜检查中又发现了一个可恶的肿瘤，所以在我出狱后仍然需要专家治疗。我希望回到社会，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牢记过去的教训，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但无论从能力还是体力上，我可能都无能为力。首先，我想了解世界和日本的现实情况，在努力治疗和康复的同时习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有需求，我打算发挥我作为时代见证者之一的作用，向人们传达我的思考和总结。在讲话的最后，我想把我出狱后的感受和我的问候，传递给采访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