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維權律師余文生在被關押長達4年之後，今年3月終於刑滿獲釋。重獲自由逾半年，他至今仍對整個監禁過程記憶深刻。「那82天的經歷我認為是生不如死，那時候我感覺死就是一種解脫。若我在那82天內被餵毒酒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喝，那種生存狀態是難以想像的。」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余文生說，令他最難受的就是長達82天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中國自2012年開始實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秘密關押制度。據余文生所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之處的窗戶被都封死，他無法分辨白天黑夜，每天早上6至7點，警察開始輪流審問他，每天審問可能長達17或18個小時。他說：「每天坐在鐵椅子上被提審17或18個小時，手是被手銬在鐵椅子上的。當時整個房間的牆或馬桶全都用海綿塑料包住，後來我才知道是要防止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人自殺，因為所有受到這樣待遇的人都生不如死，我也一樣。睡覺時，有3個人看著我，而我上廁所時，裡面跟外面都有警察。」
歷經82天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秘密關押之後，余文生在2018年5月被轉至徐州看守所，2年9個月的期間，他自述曾被噴過辣椒水，也因牙齒問題遲遲未能獲得醫治，導致他最後必須拔掉3顆牙。他告訴德國之聲：「我曾跟他們反應我牙齒的問題，但他們叫我忍受一下，實際上他們不想讓我看牙。一直到2020年8月我首次見到我的律師，我向他提起牙齒的問題，他爭取到讓我去看牙，但當時我的牙齒已經不行了。」
余文生還向德國之聲透露，2020年初被轉至南京監獄後，他一到監獄便遭其他犯人圍毆。他指控道：「這些犯人是協助警察管理其他犯人的，我剛進監獄的第一天，他們就對我拳打腳踢，然後頭還磕在地上。此外，我在監獄也吃不飽，因為他們把我關在老殘隊，不讓我出工。在中國監獄中，只有出工幹活，才能有績效獎金買食品，而我不幹活，就沒有績效獎金。他們這麼做看似照顧我，其實是在迫害我。」
據余文生所述，老殘隊飯菜比出工的犯人少約一半，因此他長期處於無法吃飽的狀態。他說：「為了吃飽，我早上得吃別人吃饅頭剩下的鹹菜，到2020年11月我實在餓的受不了，決定絕食，後來才開始吃飽。」此外，「老殘隊中有些人得不到照顧，所以監室內會出現屎尿滿床的狀況，這使我整個夏天過敏性皮炎，全身起疱，抓了之後滿身都是血」。老殘隊監區環境骯髒，由於沒有自來水設備，當他需要用水時，甚至需要從坐式馬桶的下水處取水。
自從他在2020年一審判決出爐決定上訴後，余文生說，他因此受到多方威脅，要求他撤訴。他回憶道：「當我在一審判決出來上訴後，公安、法院、檢察院與看守所都在搞我。檢察院說若我上訴，他們可能對我加刑，而法院副院長則跟我說，若我不撤訴，也許就對我採取嚴格措施。看守所也曾在半夜12點把我提審出去，說我上訴的事。」據余文生所述，看守所為了懲罰他，曾在冬天氣溫低於零下時，讓他所屬的整個監區沒有熱水喝。他指：「剛開始我以為是整個監區燒熱水的設備壞了，後來我才知道其他監區是有熱水喝的。他們為了懲罰我一人，停了整個監區的熱水。」
習時代打壓維權律師「變本加厲」
有專家認為，余文生過去4年在獄中的處境，反應了自2015年「709大抓捕」以來，中國政府對維權律師群體大規模迫害的現象。目前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的中國法律學者滕彪告訴德國之聲，「709大抓捕」波及了幾乎中國所有活躍的人權律師，那場大規模打壓也讓維權律師群體遭到極大損失。他說：「這些律師不是被警告，就是被禁止出境或被問話，很多還被抓捕或被判刑。除了那些在監獄中的律師外，還有很多人被吊銷律師證或被迫退出人權工作。」
余文生坦承，被吊照的律師現在生活都困難，他自己獲釋半年多，仍未有收入，只能依靠過去的積蓄維生。
儘管熬過了4年的刑期，余文生與中國許多其他維權律師在獲釋後，往往都得面臨謀生困難的問題。余文生向德國之聲表示，他獲釋後意識到維權律師群體的處境與4年前相比已非常不同，「現在沒什麼律師敢代理敏感案件。即便代理了，他們也會默不做聲。稍微敢對外發聲或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師，基本上不是在監獄中，就是被吊銷執照，無法正常執業。現在已形成一種寒蟬效應，讓很多律師不敢從事人權方面業務。」
此外，余文生坦承，被吊照的律師現在生活都困難，他自己獲釋半年多，仍未有收入，只能依靠過去的積蓄維生。他告訴德國之聲：「這種狀況若繼續下去，估計我維持不了多久。其他律師基本上也這樣，若我們沒有律師執照，要從事法律業務相當艱難。即使成立法律諮詢公司，也不一定接的到業務，因為畢竟比不上律師事務所。」
對此，滕彪向德國之聲表示，吊銷律師的執照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使用的方法，包含他本人以及目前仍與外界失聯的維權律師高智晟便是在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時期被吊銷律師證。他說：「從2013後，這種做法就變本加厲。自習近平上台以來，至少有60多個律師被吊銷律師證，當局很顯然享用這種辦法來剝奪他們執業的權利，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困難。」
余文生指，由於中國政府不受法律約束，所以他們肆意把法律作為打擊特定群體的工具。他說：「中國政府會為所欲為到什麼程度是不可預知的。從目前來看，由於過去十年的法律倒退，我對中國當局的未來走向並不看好。我看不到一個好的希望。」
「監獄大門或許又向我敞開」
自2014年起被中國當局多次抓捕、關押或判刑，余文生告訴德國之聲，他並不後悔自己過去所做的事。他說：「若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可能還會去做。我想以我的性格與對人權的理念，若我不去做，我可能會更加懊悔。我認為我做的這些事是有意義的。總要有些人去做犧牲，而我曾經把自己定義為『革命軍中馬前卒』。雖然我受了很多罪，但我認為對我來說，收穫大於損失，它讓我去思考很多問題。」
儘管余文生嘗試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但在中共即將舉辦二十大的敏感時刻，他坦承自己目前不敢有長期的打算。他向德國之聲表示：「我想離開中國，但我們仍被限制出境。因為我不看好中國未來政治走向，所以我也只能制定短期計畫，希望利用現在自由的時光多陪陪妻子與孩子。」
余文生表示，對於一個月後自己會面臨什麼樣的情況，他也不清楚，「可能擺在我面前的道路，一條是監獄，一條趕緊出國。以我對自己人權理念的信念，我想我應該很難見容於當今的中國社會。現在中國不僅疫情要清零，連維權律師都快清零了。」
他向德國之聲表示，在維權律師群體運作空間越來越緊縮的情況之下，國際社會持續關注中國人權倒退的問題，仍會帶來一些正面幫助。比如在關押期間雖然飽受不同形式的打壓，但他的妻子許艷在監獄外持續替他維權奔走，外界對此案的關注對他在獄中的待遇就起到了正面作用。他說：「若沒有我的妻子在外呼籲，或許我在監獄中會遭遇更多迫害。至少我被審訊時，他們沒有對我實施肉刑。若按照以往的方式，他們可能對我用刑」。他也呼籲：「在中國現在這樣的環境下，維權律師的生存空間也趨於零。只有國際社會的持續關注，也許會讓我們的生活好一點。若沒有這些支持，我們的生存空間或許會更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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