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满满一袋芋头、洋葱、卷心菜走在山田阿姨后面——芋头是我半小时前从地里挖出来的，还挂着泥土，洋葱和卷心菜是山田先生使劲塞进去的，直到不留一丝缝隙——袋子很沉，两三分钟的路程中我不断地换着手。其实从山田阿姨家到我居住的凉子阿姨家不过几步路，但山田阿姨腿不太好，又故意放慢了脚步，看起来很珍惜和我的这段散步时光。她在凉子阿姨家的院子门口停下来，指着对面一户人家道：“这房子空了好几年了，晚上路过总是漆黑一片，有时候觉得真是寂寞。”我探头看了一眼，一棵高大的常青树枝叶杂乱，树下野草疯长，越过了倒塌的拉门一直长到房屋里面。
在这个名叫小值贺的南方离岛上，眼前一幕是普遍现实的缩影：孩子们高中毕业便乘船离开岛屿，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最后一次回来，要么是把父母一并接走，要么是为父母举办葬礼，然后便永远地离开小岛。我在到来之前就被告知了这样的现实：这个至2021年只剩下2200人居住的日本小岛，在高龄化和少子化的冲击下，人口仍以每年100人的速度减少着。
来到小值贺岛是个计划外的决定。我的五岛列岛旅行计划之中，原本只有下五岛和上五岛两个目的地，偶然有人告诉我：五岛地区的民泊很有名。我在搜索“民泊”为何物的时候，发现了位于上五岛北面、由漂浮在西海上的17个小岛组成的小值贺町。小值贺岛作为小值贺町最大的一个岛屿，面积也仅有12.22平方公里，这个抽象的数字代表什么呢？为了便于城市人理解，官方的说明是，它还不如东京的一个涉谷区的面积大。
小值贺岛以民泊著称，一个制作精美的当地观光网站上解释说，民泊不同于民宿，不是那种以经营为目的的住宿设施，而是真正住到当地人家里去，融入他们的家庭生活。渔业和农业是当地两大主要产业，因此住进渔师家里，就要一起钓鱼，住进农民家里，就要下地耕种。那个网站上还醒目地强调，小值贺岛上保留着日本原始的风景，曾经被评选为“日本最美丽村庄”。
我打算把五岛之旅的最后一夜留给小值贺岛，便写了封邮件给那个网站，表达了想要体验一晚民泊的愿望。就这么认识了“松濑小姐”。周六的早上，松濑小姐收到我的邮件之后立刻给了回复，说这两年因为新冠疫情，岛上暂时停止了民泊业务，不过她可以帮我去问一问，看看有没有民家愿意破例接收我。还有，她说，“如果你愿意一直留到周末，也许可以安排你参加岛上的插秧活动。”
▲从上五岛开往小值贺的船
体验插秧？我求之不得。但就在我将旅途延长了四天、又和松濑小姐往来了十几封邮件之后，才体会到一切充满变数。一天她告诉我，根据水稻育苗和天气情况，插秧的时间或许会提前一周，但尚不确定。什么时候能确定？我急于调整行程表，她却表示无能为力：“农业活动的交往对象是自然，无法靠人类的主观意识决定日程，现阶段只能观察着情况，不到那个时候谁都说不好。”还没上岛，我就被上了一堂自然课：看天吃饭，在岛上恢复了它字面的意思。
“凉真家”拥有大大的庭院，种满了花，看得出经过了精心打理，穿过庭院，凉子阿姨已经在玄关等我了。我在岛上遇到的人们个个素面朝天、穿着随意，凉子阿姨却化着精致的妆容，笑吟吟地对我道：“抱歉，没能过去接你，我早上刚去地里种了花生回来。”她一点儿也不像会种地的样子，我想，她看上去是那种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喝下午茶的京都老太太。
午后的短暂时光里，我和凉子阿姨坐在这个家里能望见庭院的起居室榻榻米上说着话，房间中央有一个日式被炉，在4月末南方的春寒里仍通着电，散发出微微暖意。凉子阿姨示意我钻进去，然后从冰箱里拿出她亲手做的布丁和曲奇，她很擅长制作点心和缝纫——确实一点儿也不像种地的人。
凉子阿姨是小值贺岛上最早加入民泊事业的人之一，15年前她的丈夫身体还很健康，从两人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便有了“凉真家”。凉子阿姨从柜子里拿出一大摞写得满满的留言本给我看，大多是来自孩子的稚嫩笔迹，还绘制着各种可爱的插画——修学旅行的中小学生团体占据了住宿客的七成，他们来自日本各地，以东京和大阪之类的城市居多，小岛上的农村生活，对这些青少年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民泊事业也为岛上的退休老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生活来源，从中得到的收入，七成归民家所有，三成归旅行协会所有。
▲防波堤上，一些小学生画的可爱小画儿
因为疫情，修学旅行的学生们已经两年没有来过小值贺岛了，我的冒失到来，竟然成为打破民泊现状的第一人。但岛上对外来者的迫切需求，没有因此暂停，凉子阿姨说，最近她忙着照顾那些“岛留学”的学生——这项事业缺乏正规的工作人员，都是拜托岛上的老人们帮忙。凉子阿姨说，今年小值贺岛的三个岛留学生，一个来自横滨，两个来自千叶，他们将至少在这里生活一年。
“岛留学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在港口的宣传栏里好几次遇到过这个名词，知道它更正式的名称是“小值贺町故乡留学生”，但对什么样的人会跑到这种小岛上来留学，却是一头雾水。
“日本各地的小学生，在小学毕业后，离开父母，来到小值贺岛上的初中上一年学。”凉子阿姨说。
来小值贺岛上学？为什么？在我这样一个中国人的思维里，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前往大城市选择更优质的学区，才是当下教育的方向。所谓的“岛留学”完全是一种逆潮流。
“他们是为了体验吗？”
“小值贺岛对外进行募集时，宣传的是能够体验在城市里没有的生活环境。”凉子阿姨说。其实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之间的学生都可以申请这种留学方式，其主要目的是改变小值贺町人口不断减少的现状，这些学生的到来，可以暂时增加住民人口，同时带来外面世界的活力。
我仍然感到疑惑：在小岛上读一年书，就能改变人口构成？
“其实最开始的目的，是希望他们一直读到高中。”凉子阿姨说，整个小值贺町只有小值贺岛上有一所高中，经过半个多世纪，如今三个年级的学生加起来仅有28人。如果人数再继续减少，高中将难以为继，那时岛上的孩子就不得不前往佐世保上高中。
这项留学事业并不如设想中那么顺利，虽然小值贺岛现在每年募集三个留学生，但基本上所有人都只体验一年，就回到城市里去了——他们确实只是为了体验生活才来到这里，甚至有人因为身体状况不好，中途就回去了。岛留学生的宿舍是岛上近来难得的一栋崭新建筑，留学生们每月交纳5万日元住宿费，包含三餐。凉子阿姨每周有两天就来这里工作。
小值贺岛最开始做民泊，也是为了招揽修学旅行的学生。他们之中也许有人来岛上旅行了一次，就会想住得更久、来当留学生了呢？岛民们是这么想的。但其实民泊事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最开始加入民泊的老人们， 50岁的已经60岁，60岁的已经70岁，一些人无法再继续，也是一个事实。凉子阿姨今年就要70岁了。这两年轮到她在小值贺岛的民泊部门担任部长。
“岛上现在有多少年轻人？”我向凉子阿姨寻求答案。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一半。”因此，若是来了新的年轻人，岛民们很快就会都知道。
我过去在冲绳离岛上，听闻过许多外来者难以融入当地的现实遭遇。孤立的离岛先天具有某种排斥性，固化的组织内部保守地维护着原有的生活秩序，其中有一个小岛，甚至拒绝外来者开店。可小值贺岛不一样。外来者是不是到来，到来多少，直接关乎着它的存续，于是岛民们挖空了心思在想：用什么来吸引外来者？除了工作机会，还应该有便利的生活条件，例如网购和快递。我和凉子阿姨的被炉茶话就是被亚马逊快递员打断的。
凉子阿姨有三个儿子，成年之后，相继离开了小岛，去了长崎、福冈和更遥远的中国。在我和凉子阿姨喝着啤酒的夜晚，三个儿子接连给她打来长久的视频电话——似乎每天都是如此，所以她知道在中国的媳妇昨天做了豚角煮馒头，在长崎的小孙子好像又长大了一点儿。我不知道是否岛上原始的人情使然，凉子阿姨家的家庭关系显然比我在日本城市里看到的更加亲密，它甚至就是那种老一辈的日本人向我怀念的“已经随着经济发展而消失的日本的血缘关系”。
第二天早晨，凉子阿姨开车送我到了一片水田。我们穿过岛屿南部，许多在前一个周末种植的水田在雨后闪耀着青翠的光芒，小值贺岛地形平坦，适宜作为农地使用。火山地貌又使这里拥有许多糖度含量极高的赤土，为蔬菜的生长提供了优裕条件。古来岛上的人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恐怕要归功于这些。岛上的原住民都拥有代代传下来的田地，凉子阿姨也不例外，但她年事已高，早就没有体力亲自种植水稻——我们途经了她的一些稻田，插下秧的几块是她借给朋友的，每年得到一些新米作为回报，足够她寄给岛外的儿子们；还有几块杂草荒芜，长期被闲置着。
约定集合时间是早上8点，我和凉子阿姨到达时，水田边上已经有一个忙碌的中年男人，把成块的整齐的秧苗摆放在田坎上，又装上了一辆小型插秧机。他应该就是水田的主人了，从佐世保市移住到小值贺岛的立石。立石指挥着那辆小型插秧机，快速而准确地插下一排又一排秧苗，随着人们的陆续到来，我也逐渐摸清楚了状况：立石有三块水田，两块种植白米，由插秧机操作，一块种植糯米，使用原始的人工插秧法。他每年都留着这么一块地，不追求效率，维持着一种原始的农业风景。
▲人工插秧
这天来插秧的十来人，多是三四十岁的移住者。今天的日本各地农村，都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抢夺年轻人大战”，我从南至北在五岛列岛纵穿一趟，发现小值贺岛格外受到年轻人青睐，大约是因为小岛真的很小，人也真的很好，能够实现一种避世愿景，而且能真正尝试一些农业实践，没有门槛，像我，初来乍到，也能参与种植水稻。移住者来到这里，向当地人租借土地，但一个人是不可能进行插秧活动的，于是他们最普遍的做法，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做法：到了插秧之际，便通知周围熟人，看看有谁愿意帮忙，然后以收获的稻米作为报酬。
插秧活动是这样的，十来人在水田里站成一排，左右两端的两位有经验者牵起一根细绳，绳上等间距绑着一些圆形珠子，以间隔一个珠子的距离，弯腰插下一簇秧苗。然后后退两步，拉绳，弯腰，再种下。再退后，再弯腰，再种下……听起来无非是简单的机械工作，却因为大家都是外行，再加上那根绳子已经使用得太久，掉了不少珠子，很难把握准确的距离，刚插了几排，它们就显现出一种歪歪扭扭的走势，与身后插秧机器的成果形成了强烈对照。
水田里的泥沼比想象中更深更黏，没有人能在水田里轻松移动，我脚上的长筒靴更增加了这种难度，令我每倒退一步都深陷泥沼，要花许多力气才能拔出双腿，险些摔倒。身旁两个穿着同样衣服的年轻女孩，大概和我有着同样的心理活动，她们在数次挣扎之后，想到了一个节省力气的方法：坐下来插秧，并且称之为“宽松世代的插秧法”。
“你有想过会这么累吗？”坐在地上的女孩问我。
“没有，”我说，“你呢？”
“我也没有，”她摇摇头，“这可比在院子里种菜难多了。”
她自称姓鸠间，半个月前才移住到岛上来，今年25岁，在岛上的保育园里当老师。旁边那位也坐在田里的，是她的同事，两人同龄，又是同一天来到岛上，顺理成章住在了一起，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工作，一起种菜，一起去葡萄农家帮忙，一起来种植水稻。鸠间来自东京，与小值贺岛的缘分始于一次旅行，她跟我说起11年前的东日本大地震对东京年轻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然后就是这两年的新冠疫情，令年轻人再度认识到城市生活的不可靠，引发了一波小小的农村移住潮。“对都市生活已经疲倦了。”她在去年终于丧失了对东京的安全感，搬到小值贺岛上。
我想起了岛上的中学状况，问她：“保育园里有很多孩子吗？”
“五六十个吧，”她说，“老师也有二十人。”
原来，小值贺岛上有一些公务员的工作，例如消防员或是学校老师，日本的制度规定，公务员需要定期进行转岗，在每个地方待上三五年。这些年轻的公务员不会在岛上一直生活下去，他们的孩子不能成为中学的生源，却让保育园里十分热闹。印证这个事实的，是水田里的另一个女人，她插秧到一半便萌生退意，后来带着两个孩子回家了，有人跟我闲聊起来，说她是岛上一位刚来的消防员的妻子。
鸠间也对我盛赞亚马逊快递多么便利，还感叹岛上几乎没有生活成本，食材都是岛民送来的，根本吃不完。在小值贺岛上，鸠间的收入和在东京的保育园差不多，但她只需要每个月支付一万日元的房租（东京房租是这个数字的七倍左右），剩下的工资都变成了存款，每个月能存好几万日元——这笔钱在东京不算什么，在岛上就不一样了。
“你会一直留在岛上吗？”我问鸠间。
“如果能结婚的话，”她说。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人工插秧活动耗时三小时。驾驶插秧机的大叔在两个小时前就完成了两片水田的工作，炫耀着从我们眼前扬长而去，但站在水田里有站在水田里的快乐，插下最后一簇秧苗再立起身来，远方一片新绿稻田之中，几只白鹭飞来飞去，确是原始的日本农村风景，心中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天并未如松濑小姐担心的那样下雨，事实上，这一周前后都在下雨，唯独放晴了这一天。小值贺岛的水稻是早生品种，在8月就会收获，为的是赶在秋季台风来临前。听立石先生说，这两年台风都绕道走了，根本没来到小值贺，但岛民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松一口气，这是一种异常的气候变化，令人担心还会引发些别的什么。
立石搬来了好几箱饮料和零食，招待来帮忙的人们，中途离开的鸠间和她的朋友也从杂货店带了一箱冰棍回来。我打开一罐啤酒，和立石坐在田坎上聊了两句，他说一片稻田收获的大米，大约能将25公斤的袋子装八至十袋，全都用来自己吃或是送人。
这是立石移住到小值贺岛的第四年。移住是实践一种自给自足的理想生活，种植水稻是他的兴趣爱好。在岛上，立石的正业做些什么呢？他先是在町公所工作，用闲暇时间进行农业活动。去年他辞掉了那份工作，在岛上开了一间澡堂——每次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预约制澡堂。
“为什么辞职？”
“因为想开澡堂。”
“为什么想开澡堂？”
“你脸上写着：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原因各种各样，主观原因是我喜欢泡澡，但是小值贺岛上没有公共浴场，所以我决定自己做一个。”客观原因是，在小值贺岛的垃圾处理场里，堆积着小山一样的废弃木材，如何将那样的木材变成原料？立石考虑着这个，于是在他的澡堂里用这些木材来烧火。
“辞掉了町公所稳定的工作，不担心收入吗？”我不认为环保澡堂这种美好的构想能挣到什么钱。
如何能在喜欢的地方过着喜欢的生活还挣到钱，对于立石来说确实是个难题。他从前在佐世保的一家企业里工作，如今也继续在那里做着机械设计，只不过从全职变成兼职，每周只去一次公司，作为补贴岛生活的副业。
▲海边神社
一罐啤酒的时间之后，种田的人们陆陆续续回了家，我回到了凉子阿姨家。她已经做好了便当，说要带我去海边野餐。我先帮她把几个大大的便当盒子搬进后备箱，然后是热水壶和一套茶具，再然后是电饭煲，还有一张折叠桌和几把椅子……道具如此齐全，是因为她经常带着岛上的留学生们去海边的凉亭里吃午饭。
这顿午饭是凉子阿姨免费招待我的——也是在这天的午餐中，我才知道，一直细致地安排着我各项活动的松濑小姐，竟然是个男的！凉子阿姨对旅行协会定下的一些民泊规定感到不合理，例如要求人们在早上9点至下午4点之间出门活动，让人们自己找地方吃午饭，从她的待客之道来说，觉得这样“很可怜”。但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外来者拥有最舒适的体验？还需要开会进行严肃的讨论。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民泊部门和旅行协会开了个会，日本疫情逐渐缓解，以我这个突然到来的外来者为契机，他们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重新启动民泊事业和修学旅行了？如果重启，需不需要提供三次疫苗的接种证明？他们还要讨论一下：插秧和收割水稻的体验，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收费的观光项目？如果可以，观光客能从中得到什么？
凉子阿姨不忍心让我可怜地在岛上独自游荡，午餐过后，她决定开车带我去岛上兜风。小值贺岛上没有观光资源，但有一些过去生活的证据：一座海岸旁的机场，建造于1985年，那是岛上人口还兴旺的时期，人们外出打工，游客前来观光，维持着它日常的运转，机场在2006年被废弃，此后只用于停降一些私人飞机或是急救飞机。一座只使用了21年的离岛机场，是过去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也是当下日本人口急剧减少的现实，这些现实复杂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岛生态。
跟凉子阿姨环岛一圈，我就知道了什么是小值贺岛上最赚钱的事情。在北海道常见“熊出没请注意”的牌子，到了这里就换成了“牛出没请注意”，岛上散落着几个和牛养殖基地，这些牛在山间自由放养，拥有自然丰裕的生长环境——但它们不会在这里变成人类的食物，岛上甚至没有屠牛场，超市里卖的牛肉都是从外面海运而来的——长到一定年龄，就会被运到岛外，成为三重县的松板牛，或是兵库县的神户牛，那些日本最高级的和牛，幼年时期都是在小值贺岛长大的。
五岛上养殖的牛能卖多少钱呢？凉子阿姨指着一头对我道：“一千万！”我将视线移到远处海边的小山坡上，在心中默数，那里有一个亿正在蹓跶。
和牛群一样在小值贺岛上引人注目的，是随着海潮到来的塑料垃圾。一些被装在透明环保垃圾袋里的，是每个月一次的志愿者活动的成果，另外一些散落在海滩上的，是最近才被冲上岸、还没来得及被拾捡的。通过标签上的文字，大约能知道它们的故乡：啤酒罐和矿泉水瓶上印着韩文，还有我很熟悉的康师傅冰红茶和999感冒冲剂。这世界上也许不存在真正的避世小岛，从中国和韩国漂流而来的海洋垃圾，每天出现在小岛的海岸上，政府经费和人力都不足，全靠志愿者自发打扫——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老年人。
▲小值贺落日
有一个叫白浜的海滩，比别处干净整洁，海岸上的小木屋里，堆积着大量已经分类打包的垃圾，等着其他志愿者团体来运输。凉子阿姨告诉我，附近有一个经营杂货店的男人，每天早上都会来清扫海岸，这里是他从小玩耍的海岸，他希望它能一直好，甚至还在海边修建了秋千和淋浴室，我在秋千上荡了一会儿，每一次向前都像是要冲进大海。听说岛上每年夏天会举行音乐祭，这位男人娶了来演出的一位音乐人，他的太太如今也住在岛上，开了一间钢琴教室。
在重新钻进被炉里喝啤酒之前，我还有最后一项农业体验活动。我被凉子阿姨送到山田阿姨家，跟在山田先生身后，给刚刚冒芽的土豆撒肥料、除草、松土，又挖出了几个芋头根茎，种植了新一季的芋头。山田先生今年也69岁了，他家的院子比别家都大，有两栋房子，一栋夫妇两人住，一栋由儿子带着孙子住——当地难得有这样其乐融融的景象，他的儿子找到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那是岛上最好的工作了。
山田先生精通农业，他退休前是岛上农协的职员。就算是年近七旬，他的体力也远胜于我，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城市人的虚弱，暗自反省不该把农业体验作为消遣活动。“我总算懂得了，我恐怕不能靠从事农业活动为生，”我对山田先生说。
“就像我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一样，”山田先生说。他年轻时候去过一次大阪，那是在高中刚毕业时，同龄人都涌向城市，他也跟随人潮。但只过了一年就回到岛上，从此再没有离开，“外面的生活不适合我，”他得出结论。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什么样的生活，也许从来都不存在一种规律，它取决于个体与风土的匹配度，并且必得经过亲身实践才能知晓答案。我不知道那些年轻人在小值贺岛上会不会得到一种满意的生活，又能够在这里居住多久，但他们确实已经到来了。在我离开的那天，一位自称是桥本的女孩冲到我面前，发出热烈的邀请：“要去我们岛上看看吗？就在这附近，岛上只有18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