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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在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发文，题目是《痛苦调整的三十年：后苏联空间中的俄罗斯》。文章认为，苏联从1991年起进入了一个漫长、复杂、矛盾的逐渐解体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至今，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事是苏联真正解体的戏剧的最后一幕。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30年前，当苏联结束其存在，许多观察家对这个庞大国家以相对和平方式完成解体表示惊讶。历史上，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在内的其他欧洲大帝国的解体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一些持续了数十年，并造成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受害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苏联空间也见证了塔吉克斯坦、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车臣和达吉斯坦等国家或地区的军事暴力和武装冲突，但大多数冲突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相对有限。
前苏联领土上的军事冲突往往被成功“冻结”，只是偶尔有事态升级爆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核武器扩散、数百万难民流向邻国、广泛的种族清洗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不可阻挡的崛起等这些悲观预言，并没有在苏联解体后立即成为现实。必须承认，苏联帝国解体初始阶段的平静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太过有序，并没有人提前为苏联解体制定过任何应急计划。
分析人士对这一显著特征提出了多种解释，特别是有人提到苏联晚期党政要员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他们更喜欢个人致富的机会，而不是继续致力于维护伟大的苏维埃政权。还有人指出，苏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中，帝国中心（俄罗斯）与其说在经济上剥削其外围殖民地，不如说是以牺牲自己的发展前景为代价来补贴它们。
因此，新俄罗斯联邦的许多人认为苏联帝国的外围地区不是其资产，而是俄罗斯的负担。同样需要看到，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使后苏联各国得以避免因争夺“苏联遗产”而爆发激烈冲突和血腥战争。
有人对30年前苏联解体过程提出过各种假设，如果不陷入这样那样的细节和假设，我们也可以作出另外一种解释，且这种解释与上述判断并不矛盾。在我看来，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在1991年底崩溃，而只是进入了一个漫长、复杂、矛盾的逐渐解体的过程。30年前，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只是在慢慢解体的苏联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之上宣布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但建立新国家的过程持续了几十年，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苏联空间的主要部分在经济联系、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教育标准、科学和文化方面都还是统一的整体，可能波罗的海三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就掌握权力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的心态而言，后苏联空间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这个实体至少又过了一代人才开始渐渐衰弱。因此，苏联的真正解体只是在今天才发生，就在我们眼前，后苏联空间中出现的国家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经历帝国解体的所有挑战、风险和痛苦。
1991年底苏联解体显示出的表面上的特点，与现代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如英国退出欧盟）相比，显得尤为明显。从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到2020年2月1日英国正式结束欧盟成员国身份，经历了近4年时间，这几年充满了密集的谈判、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激烈政治斗争、不间断的专家磋商以及就英国与欧盟进一步合作的条件寻求妥协的艰苦努力。在这4年中，英国和欧盟起草许多详细文件，就规范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共同权利和义务达成了一致意见。对这些权利和义务的进一步解释和细化一直持续至今。
宣布苏联解体并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在几天内就起草、商定和签署完毕，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文件只有两页纸。事实上，“别洛韦日协定”只通过了最一般的意向声明，这是一份简短而又非常模糊的谅解备忘录，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自行加以解释。一项英国脱欧协议要是如此仓促和随意地达成，这是想都不敢想的。
而且，英国脱欧只是一个国家退出多边一体化项目，但“别洛韦日协定”解决的任务是有序地解体一个统一国家，这个国家由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宗教团体组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
30年前尚无法断定有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能否成功，人们对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生命力表示严重怀疑，由此怀疑一些国家独立建国的效率。在莫斯科，民众的情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持着傲慢和自私：“他们哪儿也去不了，迟早会回到我们身边。”也许，随着形势变化，后苏联国家在俄罗斯的领导下可以按照欧盟或至少是欧盟之前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式形成某种有生命力的一体化集团。这样的希望和计划在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团队中当然很受欢迎，而且可能在“早期的”普京领导层中也很受欢迎。
在俄罗斯官方外交政策文件中，与“近邻”伙伴的关系总是在莫斯科地缘政治优先方向中排在首位，这并非巧合，并且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现实的对外政策野心和追求一直是面向西方的。长期以来，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独联体这一机制并不是俄罗斯与其邻国“文明离婚”的工具，而是新的一体化结构的萌芽。巩固后苏联空间被认为是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并确保其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
然而，30年过去了，在俄罗斯主导下对后苏联空间进行重新组合的目标仍未实现，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独联体成员国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客观上决定了后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轨迹走向分化而不是趋同。西方的并不完全具有建设性的立场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西方对以任何形式重建苏联的可能性都持怀疑态度，或试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阻止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与其邻国在经济和政治潜力方面存在不对称性，这是一种客观情况，这使各方难以找到可被各方接受的稳定的多边利益平衡。当然，还需要指出，俄罗斯的政策经常表现出一种“老大哥”综合征，莫斯科不愿意充分考虑新国家中的新兴精英的具体利益、期待，特别是他们的政治和心理创伤。
但是，在我看来，俄罗斯未能巩固以其为中心的后苏联空间的主要根源甚至不在于这些因素。后苏联“欧亚”一体化的根本问题是，在其独立存在的30年间，俄罗斯未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值得邻国学习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从2005年前后起，克里姆林宫开始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置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之上。
俄罗斯领导层提出的保守主义是否合理，这一问题可以长期争论，但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和经济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上世纪60-70年代，德国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归功于法国），俄罗斯对其独联体伙伴所起的作用不如德国之于其对欧共体伙伴的作用，陈旧的社会经济体系维持不变是主要原因，对此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相应地，莫斯科无力承担起欧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的作用。此外，俄罗斯不得不与西部的欧盟、东部的中国和南部的土耳其等雄心勃勃、充满活力的参与者争夺欧亚空间的影响力。在这场竞争中，莫斯科逐渐失去阵地，导致其孤独感增强，认为自己不够安全。
在过去30年中，莫斯科用来促进其在原苏联领土上的影响力的主要工具是什么？首先，俄罗斯将自己定位为后苏联时期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保障者，甚至是唯一的保障者，对外部参与者扩大其军事或政治影响力的企图均持消极态度，包括对向冲突地区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提议，莫斯科也明确表现出抗拒性态度，俄罗斯领导层显然不喜欢其后院有任何其他的安全提供者。
长期以来，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对保证原苏联边界南部边界安全提出过任何不满，但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部力量对莫斯科在原苏联空间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保持其军事和政治霸权的意图就持有不同看法。更重要的是，在这30年间，俄罗斯积累了大量与部分或完全未被承认的领土（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证明是俄罗斯的负担——无论是在与邻国的互动方面，还是在与西方的合作方面。比如，西方国家拒绝批准1999年在伊斯坦布尔欧安组织峰会上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修改版。在2008年俄格战争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作为邻国安全保障的角色引发了很多新问题。
其次，俄罗斯可以优惠价格向邻国提供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大宗商品。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资源持续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俄罗斯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这一机制运作得相对较好。在苏联解体后的头几年，大多数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基本上仍然是苏联模式的，因此是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这决定了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
然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生产者市场”被“消费者市场”所取代，俄罗斯能源对邻国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大多数独联体国家缓慢但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也促成了这一变化。全球范围内的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也使这一进程获得了额外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能源公司越来越不愿意以抽象的地缘政治优先方向来牺牲其特定的企业利益。
第三，莫斯科试图通过优惠条件吸引邻国进入其商品和服务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在21世纪头十年，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大多数独联体国家不愿意或没有准备好开发“远外国家”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因此，俄罗斯为其邻国提供的这些优惠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但即便是这些机会也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以来，俄罗斯经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活力，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独联体国家则日益使对外经济关系多样化，扩大了与中国、欧盟、南亚和中东的合作。莫斯科一再对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甚至白俄罗斯采取的限制性经济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迫使这些国家更积极地发展替代出口市场。2014年后，后苏联空间经济伙伴关系放缓的另一个因素是，俄罗斯的合作伙伴一方面采取措施应对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另一方面不愿冒险受到西方二级制裁的打击。
第四，俄罗斯一直希望承担起独联体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的角色，这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G8和G20。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任务变得越来越难以完成：莫斯科及其近邻之间的利益分歧越来越明显，在国际组织中越来越难以发出一致的声音，在多边论坛中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即使在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排他性组织中，莫斯科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立场也经常出现重大分歧。
当然，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合作的工具并不局限于上述四种工具，还包括对独联体学生提供教育配额、促进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的计划、双边和多边技术链等。但在俄罗斯经济不振情况下，所有这些工具的效率都非常有限。许多替代伙伴，如欧盟和中国出现在原苏联领土上，他们积极开发后苏联空间，2014年后西方对俄罗斯推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制裁措施，俄罗斯对外政策工具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此外，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新的民族认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最大程度地与俄罗斯拉开距离，包括在历史、文化和语言方面。俄罗斯不可避免陷入象征性的“他者”地位，前帝国外围的种族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其持排斥态度。因此，反俄民族主义在许多独联体国家的兴起、另类的“民族历史”的创造和民族政治神话的形成、对在苏联多民族国家共同生活的经历的批判性反思， 所有这些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对其近邻的态度是如何演变的，目前对此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有说服力的画面。叶利钦和普京的“核心圈子”对这一问题无疑曾进行过激烈争论，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借助解密的档案材料对此进行全面分析。但是可以认为，2008年的俄格战争，尤其是随后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已经成为俄罗斯对其后苏联空间伙伴关系初始战略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
无论如何，2008年就已经非常清楚，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已经为俄格关系制造出长期的基础性问题，因为任何一届格鲁吉亚政府都不会也不可能容忍失去五分之一的领土。如果没有格鲁吉亚的积极参与，在俄罗斯领导下的南高加索地区全面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任何尝试，甚至在理论上都无法实现。
但是，有一个更明显的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的行为与10年前俄罗斯对基辅发生的“橙色革命”的反应截然不同。在克里米亚的迅速行动、对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大力支持、针对乌克兰新领导层的极其严厉的官方言论，所有这些都成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克里姆林宫准备接受乌克兰（或至少是乌克兰政治主流）对俄罗斯的长期敌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2014年的事件终结了以俄罗斯为中心全面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所有计划，如果当时存在这样的计划的话。
从这一刻起，俄罗斯与后苏联国家之间的关系转向“国民经济核算”模式，包括逐步减少对其邻国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补贴、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坚决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在第三国市场上与邻国积极竞争等。当然，多边经济合作项目仍在继续，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开始运作。然而，欧亚经济联盟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仍然非常有限，与该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占俄对外贸易总额不到10%（与欧盟成员国的贸易占德国对外贸易总额近60%）。
当然，尽管欧亚经济联盟仍然是促进莫斯科经济利益的重要机制，但在这个结构中向统一经济空间的转变非常缓慢，这在世界其他地区积极一体化背景下尤为明显。莫斯科谨慎地试图赋予欧亚经济联盟一个政治维度，但没有得到其他成员国的任何明显支持，也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在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显然不符合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采取更理性、风险更小、更务实政策的趋势。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看来，一个面向西方的乌克兰与北约进行密切合作，不仅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甚至对其生存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当然，现在就来分析这场行动的结果为时尚早。如果将过去30年比作俄罗斯与旧帝国遗产艰难告别的一场戏剧，那么可以推测，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当做这场戏剧的最后一幕。
过去30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矛盾后果是，俄罗斯无法成为合法的地区领导者，但能够成为一个活跃的有影响力的全球大国。进而可以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全球特点，是对其尝试与许多近邻国家建立建设性和稳定性关系失败的一种政治补偿，这种补偿在某些方面是适宜的，在某些方面则未必。但是，与近邻国家建立起如果不是友好的至少是建设性的关系，迟早会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现在完成这一任务将比1991年更加困难。尽管如此，如果不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俄罗斯外交政策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其价值。
原文题目：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болезненных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к: Росс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原文出处：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tri-desyatiletiya-boleznennykh-korrektirovok-rossiya-na-postsovetskom-prostranstve/
翻译：鲁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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