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克扣巨款背后: 消失在视野中的阿富汗, 正经历一场特殊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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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雪梅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自去年8月变局之后，有关阿富汗之变的消息日渐稀少。近期的两大事件，又让阿富汗重返公众视野：其一，美国总统拜登近日签署行政令，要求将阿富汗央行被冻结在美国的约70亿美元资产的一半，用以赔偿“9·11”事件受害者，引发阿富汗强烈抗议。其二，阿富汗过半人口正遭受严重饥荒。公众疑问的是：阿富汗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到底谁改造了阿富汗？

本文分析，一方面，美国是过去20年阿富汗政治舞台的主导者。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剥夺了至少16.5万阿富汗人的生命，其所推动的民主化改造，也并未带来稳定高效的现代政府，反而催生了腐败政权，而且加剧了阿富汗既有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分裂，国家政治生活各主要环节都呈现出“民族化”倾向。

另一方面，塔利班是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的首要对手，他们把部落区建成反美战争根据地（美称之为“恐怖主义震源”），极大冲击了阿富汗传统的部落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习俗。塔利班不仅动摇了普什图法则的权威，强制推行其所理解的“教法统治”，更改变了年青一代的价值取向，不少部落青年开始仿效阿拉伯人生活方式，甚至隐瞒自己的普什图人身份。

作者指出，塔利班执政结束了美国主导的“试错”，启动了一次新的自主探索。但具体的方案很大程度受伊斯兰、地缘政治和地方主义三方面的影响。未来如何妥善处理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内外政治隐患，将是阿富汗重建的主要难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38-47页，原题为《美国与塔利班：谁能改造阿富汗？》，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美国与塔利班：谁能改造阿富汗？

一国社会政治结构同其主要行为体之间持续互动互构：一方面，社会政治环境塑造行为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其行动后果；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具有超越现实的内在属性，人们总是向往“更好的”生活，并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动，或多或少地推动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化。塔利班本身是阿富汗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但过去20年，它和美国也从不同角度推动了阿富汗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

▍阿富汗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

阿富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伊克巴尔喻为“亚洲之心”。国土以山地为主，兴都库什山横贯东北到中南部地区，多地山势险峻。总人口现约3800万，其中99.7%信仰伊斯兰教。85%~89%的穆斯林属于逊尼派，什叶派限于哈扎拉人和个别塔吉克人。2021年城镇化率为26.3%，可耕地面积约12%~15%。[1]

第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阿富汗是大国政治的舞台。近代以来主要有两类大国在阿富汗博弈：一是世界级大国，如19世纪英俄博弈和20世纪美苏冷战；二是地区大国，如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大国在阿富汗博弈的主要方式是寻找当地代理人，极端方式是直接出兵。外国入侵会引发阿富汗人抵抗，因而对大国而言，培植代理人的政治和经济成本都更低，但也由此，大国间的对抗转变为阿富汗人内部的斗争，严重妨碍了阿国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

第二，普什图人长期主政。这是阿富汗政治生活最显著的特征。从1747年建国至今，多数时间都是普什图人当权，另有两次是塔吉克人主政。

第三，社会结构多元，整合程度较低。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2004年宪法陈明有14个民族，但阿国学者一般认为有三四十个之多。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阿富汗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自然的“主体民族”，即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据估计，普什图人约占42%，塔吉克人约占27%，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分别约占9%，艾玛克人占4%，土库曼人和俾路支人分别占3%。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1964年宪法规定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同为“官方语言”。

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所限，阿富汗的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广大农村地区相互往来有限，经济和社会整合程度不高。各大民族都有其世居地，除几大城市中心外，其他地方主要以民族为单位大聚居。由于文化教育水平总体较低、国家频繁动荡和战乱，偏远农村、山地和部落地区长期保持高度自治，阿富汗人尚未普遍形成超越本乡本土本部落的归属感，族裔民族意识也未真正普及。人们以本地传统权威为中心，各自为政。迄今为止，国家正式制度的权威有限，各种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联系网络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

第四，地方主义与国家认同共生。地方主义在阿富汗根深蒂固，各地方权威对中央政府的征兵、征税和津贴等政策格外敏感，动辄抵抗或反叛。传统上，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采用协商达成共识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机制是召集由各部落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大议事会（Loya Jirga）。甚至反叛力量起事和中央平叛，也都需要与各部落和地方权威进行谈判交易以谋求支持，否则均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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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部落如百衲衣一般，地方高度自治、地方主义盛行，人们容易基于逻辑推论，说阿富汗人没有国家认同。其实不然，国家认同是阿富汗政治文化的内在环节，与部落认同、地方认同兼容共生，齐头并进。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阿富汗国家本身是部落推动建立的。1747年普什图多个部落联合俾路支人、哈扎拉人创建杜兰尼王国。开国君主东征西讨建立起庞大帝国，但没有改变部落、部族松散联盟的内政结构。直到19世纪末，王权才开始自觉地进行政治整合，阿卜杜·拉赫曼汗国王（1880~1901年）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其次，阿富汗国民素有保家卫国、捍卫领土完整的意识和热情。这是阿富汗成为“帝国坟场”的关键原因。阿富汗社会外观虽然呈现出高度的“原子化”状态，但并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的印度村社。印度村社居民对其所属“王国的崩溃与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2]，阿富汗人却绝不容忍外国入侵和统治，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为此他们曾拼死抵抗英国、苏联和美国占领军。再次，阿富汗的地方权威平时不一定听令于中央政府，但在动荡战乱时期，部落、部族和宗教权威会代行政府职能，为民众提供支持和保护，带领民众保家卫国。最后，阿富汗迄今没有分裂主义力量。如果说爱国和捍卫国家是国家认同的高级表达，那么，国家认同的底线就是不分裂国家。阿富汗社会各部分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矛盾复杂尖锐，多有冲突，但没有发生过分裂主义事件，没有部落族裔或其他政治力量坚决要求分疆裂土，另立国家。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群体都是典型的跨境民族，但没有出现有组织地背弃阿富汗、加入边境另一侧国家的现象。唯一的例外是，乌兹别克族军阀多斯塔姆在20世纪末曾打出泛突厥主义旗号，但应者寥寥，多斯塔姆本人也在21世纪初改弦更张，加盟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实际上，地方主义问题的本质是中央-地方权力关系，与国家认同并不直接相关，分裂主义才是国家认同的对立面。这个理论问题不能混淆。近年学界还有不少关于阿富汗是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讨论，其用来衡量和质疑、否认阿富汗“现代国家”属性的所谓“民族国家”标尺，都是对西欧特定历史经验的抽象和演绎。西欧国家在19世纪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世界霸权，加上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实践，许多人将西欧道路模式化并奉为圭臬，等同于现代化和现代性本身。但事实上，西欧只是世界诸多地区之一，其政治发展道路和制度带有显著的文化特殊性，其国家模式也只是人类社会国家共同体实践的诸类型之一，不是唯一形式，不能当作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标尺。阿富汗和亚非拉其他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成西欧式的“民族国家”。

第五，伊斯兰是其政治文化底色，但舶来的政治思潮也有一席之地。阿富汗人的思想和文化精神本是开放的，他们能够接受新思想并勇于付诸实践。伊斯兰教对它而言其实也是外来的。今阿国大部分地区在10~12世纪实现伊斯兰化，当卡菲尔斯坦（今努里斯坦）在19世纪末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伊斯兰便是唯一通行阿富汗全国，可同时表达正义、责任、和平等终极价值和理想生活的语言，是其国民共有的文化密码。1923年以来的历部宪法都确认伊斯兰教为国教，但由于各种原因，伊斯兰没能弥合既有的社会政治矛盾和分裂，共同的宗教信仰没能自动转化为社会团结。

20世纪，伊斯兰主义、圣战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宪政共和、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潮纷纷涌入阿富汗，其信奉者都曾主政，并将之付诸实践。于是近百年来，阿富汗成为各种政治思想和制度的试验田：民族主义激励阿曼努拉·汗国王（1919~1929年）打败英国，赢得国家独立；查希尔·沙赫国王（1933~1973年）推行自由宪政和民主主义政策，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973年达乌德·汗以宪政共和名义发动政变，改君主制为总统制，把君主国变成了共和国；1978年军事政变上台的人民民主党则是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拥趸；塔利班创始人曾就读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复兴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宗教学校，其意识形态内核是伊斯兰主义，带有民族主义和普什图文化色彩。

在阿富汗政治舞台上，外来各种“主义”如走马灯般来去匆匆，唯有伊斯兰教始终存在。阿曼努拉·汗和人民民主党政权（1978~1992年）的激进世俗化改革均告失败，表面上看，推翻这两个政权的力量都高举伊斯兰大旗，但我们不能据此断言“伊斯兰反现代化”。阿曼努拉国王也信仰伊斯兰教，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后来查希尔国王改革所取得的若干重要成就也显示，伊斯兰不排斥现代化。20世纪阿富汗两次现代化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的激进世俗化政策让普通民众深感不适和不安，政治经济结构改革则侵犯了地方权威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协力抵制和反叛导致了政权垮台。

▍美国的民主改造及其影响

美国是过去20年阿富汗政治舞台的主导者。它发动的反恐战争剥夺了至少16.5万阿富汗人的生命，[3]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它启动的民主改造运转失灵，加剧了阿富汗既有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分裂。

美国总统小布什认为“民主的阿富汗”可以有效防止和替代极端主义，[4]于是对阿富汗进行民主改造，推动建立了美式议会民主制度，以总统为国家最高元首，总统和议员选举产生。这一制度在阿富汗水土不服，运转失灵。过去20年阿富汗共举行4次总统选举，其中只有2004年选举没有争议。2019年选举引发的争端异常激烈，一度出现“双总统、双政府”并立的局面（2020年3~5月）。历次选举纷争都由美国出面调停平息。2014年和2019年争端的解决办法是：阿什拉夫·加尼任总统，他与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均分内阁职位任命权，同时为阿卜杜拉另设一个在宪法中并不存在的高级职位。政府组建工作也困难重重，加尼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多次遭议会否定，以致他弃国外逃时还没完成政府组阁。残缺的政府以及政府派系斗争，严重削弱了喀布尔政权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能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20年来，西方各界一再批评喀布尔政权腐败成风。其腐败成因十分复杂，其中之一是“共和政府”给抗苏军阀预留了一些高级职位，其中一些人唯利是图，腐败成性。由于腐败官员中饱私囊，大规模国际援助并没有推动阿国经济发展。2002~2020年间，美国援助阿富汗重建资金总额的30%（约190亿美元）被滥用或贪污。[5]政府各部门的腐败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公正和民众生活。尤其是司法机关办事效率极低，普通民事案件往往要拖几个月乃至几年，执法者徇私舞弊，为了金钱甚至颠倒是非。民众深感失望，不少人由此转向塔利班。

选举政治加深了阿富汗各民族意识和民族间矛盾。政治家为争取选票，利用民族、部落身份进行宣传动员，煽动选民的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情绪。各政党也竞相标榜自己的“民族属性”。于是，政治家和政党党魁的私利被包装为部落和民族的共同利益，政治家个人和政党的选举竞争及其成败，被宣扬为民族之间的政治较量和胜负。经过20年美式民主的“洗礼”，阿富汗人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认同普遍增强，民族内部的政治团结和组织程度提高，不同民族间的分化和对抗趋势增强，国家政治生活各主要环节都呈现出“民族化”（以民族身份聚集/划界）的倾向：选民投票支持本民族候选人，政府和军队要职任人唯亲。这种身份政治影响巨大。2009年大选前，曾长期在西方生活的阿什拉夫·加尼为动员普什图人选票，专门给自己名字加上所属部落名“阿赫迈德扎伊”（Ahmadzai）；塔吉克人斯潘塔（R. D. Spanta）任外交部长期间（2006~2010），部内要职多为塔吉克人，及至普什图人拉苏尔（Z. Rasool）继任（2010~2013），部内主要成员又换成了普什图人。

就这样，经过20年西式民主改造，阿富汗自然形成的多民族社会结构被改造为结构性的政治分裂与对抗，客观的民族差异被固化为民族壁垒与隔阂。这些变化虽然没有像战争那样造成人员财产的直接损失，但对阿富汗战后重建和长远发展来说，社会撕裂和族裔对立的破坏更深刻、更难修复。

▍塔利班反叛对部落社会的影响

塔利班是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的首要对手。美国全面战争和政治制度变革对阿富汗政治生态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塔利班也参与了战争，但它对社会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普什图地区。塔利班多数成员是普什图人，他们在战争爆发后进入边境地区，并很快反客为主，把部落区建成反美战争根据地（美国称之为“恐怖主义震源”）。实际上，塔利班在当地促成的变革远不止于此。

第一，部落区人口和居住结构变化。传统上，普什图部落地区主要以部落为单位集中居住，各部落相互尊重对方“领土”管辖权。外人通过或暂居部落领地须征得许可，否则将被视同入侵者。任何人只要得到普什图人接纳，就立即与主人结成荣辱与共的“安全共同体”，主人保护宾客安全并提供食宿；宾客须放下武器，尊重主人权威；未经主人许可，任何第三方不得侵害宾客，否则即等于侵害主人及其荣誉，招致抵抗或报复。

塔利班在反美战争期间，为了壮大实力加强招募工作，几乎不设门槛，来者不拒，吸纳了各国各色武装分子、犯罪团伙和走私商贩。其成员和盟友的多部落、多民族、多国籍属性，改变了部落地区人口结构相对单一的传统。米兰夏、格迪江噶尔等部落城镇，成为它的军事指挥中心。

塔利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助者”和宾客。他们不安于普什图社会的宾客之道，不仅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抢夺部落的土地、房屋资源，建造独立营地和设施。2006年奥马尔颁布《行为法典》（Layha）之前，一些塔利班官兵横征暴敛，肆意妄为，导致部落民被迫背井离乡。2002~2007年间，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区约50万人外逃，成为国内难民（IDPs）。[6]

第二，改变传统文化习俗，动摇普什图法则的权威，促成民风变化。普什图人虔信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但部落社会“从来不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社会”[7]，苏菲主义在当地根深蒂固，圣陵圣墓崇拜是部落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音乐歌舞是苏菲赞念、感知、接近真主的重要路径。塔利班站稳脚跟后，强制推行它所理解的“教法统治”，用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取代部落民世代相袭的习俗和宗教仪轨。它禁止圣陵崇拜，禁止音乐歌舞，改变了部落民的信仰方式和婚丧嫁娶等文化风俗。

普什图人遵奉古老的普什图法则。他们珍视荣誉和尊严，崇奉独立和平等，拒绝一切外力操控，重视血亲复仇。塔利班为确保自身安全，严防美国和喀布尔政权渗透到部落地区，严惩“间谍”和亲近政府的村民。2006年《行为法典》颁行以前，塔利班控制区内多有以“处死间谍”之名滥杀无辜的事件发生。塔利班的强大武装使被害者亲属无力复仇，杀人者得以逍遥法外，血亲复仇的古老法则被打破，部落共同体的法律和感情基础遭到动摇。

塔利班也吸引了不少部落年轻人，改变了年青一代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普什图部落民自信、独立，以身为普什图人而自豪，不羡慕外国生活方式。但塔利班到来以后，不少部落青年开始仿效阿拉伯人的装扮，改用阿拉伯人名字，模仿阿拉伯人口音说话，甚至隐瞒自己的普什图人身份。巴基斯坦作家卡迪尔·汗称之为“普什图民族的悲哀”。他认为，对普什图民族而言，与战火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相比，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的沦丧更加可悲和严重。他感叹“普什图民族正在遭受不可逆的损坏，正在失去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8]。

第三，重构部落社会政治秩序和部落地区的政治地位。普什图社会传统上以长者为尊，长幼有序。尽管成年男性成员都有平等参与部落公共事务的权利和责任，但年长者享有更高权威。只要家族中长辈还健在，男子无论年龄多大都是“晚辈”，须遵从长辈和长者。外乡人（包括毛拉、阿訇、伊玛目等宗教权威）无权参与部落公共事务决策。议事会的决定对乡村居民有普遍约束力。在部落与国家关系方面，普什图部落区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长期是“法外”之地，保持高度自治，作为阿巴国界线的“杜兰线”也形同虚设。在这方面，2002年以来，塔利班有意和无意促成的改变至少有四点：

首先，重构乡村政治秩序。这是塔利班的自觉行动。2003年奥马尔发出重建队伍指令后，塔利班官兵开始夺取部落和乡村控制权，建立并扩大根据地。主要方式是打击和清除异己，把亲塔力量扶植为地方权威，或者进行直接统治。它在部落控制区内任命长老，建立舒拉（委员会）和宗教法庭，削弱直至取代原部落议事会的决策和仲裁职能。

其次，加剧部落地区的武装化和暴力化。主要有四种路径：一、跨国武装分子和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力量聚集在部落地区，其中不少人投靠在塔利班旗下。这是美国称部落地区为“恐怖主义震源”的缘由。二、塔利班的抢夺和暴力行为，激发了部落组建民兵武装进行抵抗。三、塔利班为了扩大地盘和统一战线而参与部落武装冲突，比如在斯宾博尔达克地区支持努尔扎部落反阿切克扎部落，在梅万德地区与阔格雅尼部落联手对抗政府支持的努尔扎部落。[9]四、部落民效法塔利班，建立本地塔利班运动。2007年12月成立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是其典型，还有些犯罪团伙为了浑水摸鱼也自称“塔利班”，由此便出现了一种超级塔利班现象，阿富汗塔利班与多种塔利班并存或混杂在一起。目前塔利班新政权已组建专门机构整肃队伍，清理各种冒牌塔利班。但巴基斯坦部落区恢复和平安宁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中原因之一是，巴塔继续效法阿富汗塔利班，其领导人努尔·瓦里·马苏德新近宣布，将要夺取巴基斯坦普什图部落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主义国家。

再次，加速部落地区融入国家政权体系的进程，巩固巴阿边境线。这不是塔利班的本意，它在第一次当政时并未承认杜兰线。但过去20年，它把阿国部分部落区纳入自己的权力框架中，并间接促成了巴国政府加强整合部落地区的决心和行动。自2008年起，伊斯兰堡为了打击巴塔，在部落地区采取了三大政策：一是发动战争（2009和2014）清剿当地反巴武装力量和恐怖分子。二是调整行政区划。2018年5月，联邦议会决定将联邦直辖部落区（FATA）与开普省合并，改变了FATA在政治法律上一直孤悬于巴国宪政体系之外的历史。三是加固巴阿边界线，从2016年起沿杜兰线修筑栅栏。这些措施加强了联邦政府对部落地区的控制力。尤其是沿杜兰线修栅栏的行动，相当于把这条在政治上还存有争议的国界线变成一个物理事实，其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最后，塔利班在客观上推动了部落社会秩序的变革。它征召大批年轻人入伍，不搞论资排辈，年轻人在军中只要战功卓著就可成为高级指挥官；塔利班成员只听令于指挥官，向埃米尔宣誓效忠，不服从部落长老和议事会权威；它的作战小组常跨越部落界线活动。塔利班的这些组织行为至少从三个方面改变了部落社会的基本秩序：一、以政治军事组织体系内部的团结削弱了部落共同体的血亲纽带；二、在其控制的部落乡村，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威望的基础不再是血缘、年龄等传统依据，而是个人才干；三、任命部落长老和舒拉/议事会负责人，实行统一管理，推动了部落政治权力的制度化。在帕森斯和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中，这些变化正是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针。塔利班当然没有推进部落社会现代化的理论自觉，也没有政治动机和专门行动，但它为发展自己的力量、夺取和巩固反美根据地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客观上推动了普什图部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借用马克思的表述，它“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0]。

▍结语

塔利班现已重新上台执政，恢复了“伊斯兰埃米尔国”，明确宣布不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2021年8月以来，世界已经共同见证了塔利班的一些变化，塔利班所面对的社会也不再是20世纪末的状态。当前阿富汗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8.44岁，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在新世纪出生长大。他们与前辈相比，接触并接受了更多西方政治和文化影响，接受了更多现代教育，与外部世界联系和通信的渠道更多，意愿更强，思想也更为开放和多样。2020年，阿富汗全国手机普及率约为59%，互联网普及率为18.8%，识字率为43%（15~24岁人口识字率为65%），妇女就业率为21.6%，超过26%的人口生活在城镇。[11]这些都是塔利班再度执政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条件。它固然有自己的政治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纲领，但在治理实践和技艺方面将不得不顾及并多少适应现实环境。它其实已经知道需要以此来换取民众支持和国际社会承认，但在这方面能走多远，还取决于塔利班内部各派系近期的协商与斗争。

立足于阿富汗百年政治变迁的历史来观察2021年8月的政治剧变，可以称之为一个新的界碑：它结束了美国主导的“试错”，启动了一次新的自主探索。对阿富汗政治生态来说，美国的民主改造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它是美国意志和美国价值观的产物，全过程由美国主导，没能充分重视和尊重阿富汗的民情民心和禁忌。这是其失败的关键原因。阿富汗其实有自己的自由和民主传统，比如普什图部落社会全体成年男性成员对其所属部落乡村的公共事务有同等发言权，议事会（jirga）则是传统的民主协商和决策机制。阿富汗也有过比较成功的自由和民主政治实践，如查希尔国王政权的自由宪政民主改革实现了约40年的和平发展。其与美国主导的民主改造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阿富汗人自主进行的改革，国家主权完整，君主既有实权也有广泛权威，改革循序渐进，根据实情和民意不断调整具体措施。国王政权的终结不是由于民众反对改革，而是由于王室内部权力斗争。

阿富汗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努力还将继续。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其历代主政者和变革者的初衷都是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施行的具体政策方案与他们的经验和能力直接相关，政策成效则深受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伊斯兰、地缘政治和地方主义。

伊斯兰是阿富汗的文化内核，其作为正式制度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已在历部宪法中得到确认，但它更重要的影响力在于，作为社会事实和文化环境（非正式制度）影响政府的政策。具体的作用机制，则取决于主政者及其政策与伊斯兰的关系：它否定激进的“背离者”，塑造并肯定“遵从者”。20世纪阿曼努拉国王和人民民主党政权的遭遇是它否定能力的明证，塔利班则是其肯定作用的典型。塔利班自初兴便高举伊斯兰大旗，它的各种政治行动（夺权、执政、反叛、战争等）都借力于伊斯兰元素，现已重申要实行“教法统治”，以“伊斯兰原则”为最高指导原则。

地理位置使阿富汗深受大国博弈的连累。近两百年来，阿富汗不得不在若干敌对的大国夹缝中艰难求生，国家发展进程因此常遭破坏、阻挠和中断。代理人把大国间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内化，与阿富汗国内既有的社会政治矛盾相交织，政治动荡的风险倍增。这是阿富汗发展面临的最大、最难以克服的障碍，除非能创造奇迹建成足够强大的国家，否则阿富汗当前和未来的主政者都难以摆脱这个地缘政治诅咒。

地方主义直接影响中央权威和执政能力。前总统卡尔扎伊和加尼都因政令难出京畿而被称为“喀布尔市市长”。塔利班新政权有望改善这种窘境，因为它已有遍及全国、扎根乡村、准政党的组织体系，还有目前全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只要它能完成自身组织的升级整合，保持队伍的团结统一，政权的基本执行力就有保障。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它也需要通过交换、收买等多种方法来换取一些地方权威的合作与支持。要真正解决地方主义问题，塔利班新政权必须建立包容性政府，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和教育，制定实施开明务实的政策，由此逐步减少政治隐患、把全社会各地区融为有机整体，弥合社会分裂和民族隔阂，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38-47页，原题为《美国与塔利班：谁能改造阿富汗？》，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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