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席一次庭审的凯瑟琳·弗比格。
南方周末近日报道了澳大利亚女子凯瑟琳·弗比格可能被错误指控杀死自己四个孩子的新闻。2021年3月，科学证据使事件发生了转折。在对凯瑟琳和四个孩子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和分析后，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四个孩子的死很可能是由遗传性的心脏疾病导致的。与此同时，90名全球各地的科学家于3月2日签署了一份给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和该州检察长的请愿书，呼吁司法部门改判凯瑟琳无罪（见南方周末2021年3月25日“科学”版：《她真的杀了四个孩子吗？》）。文章刊出后，事件有了新的进展。
早在2018年，基于对婴幼儿猝死新的科学认知以及新发现的证据等原因，凯瑟琳的律师团队就曾向新南威尔士州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对案件重新展开调查，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医学证据（包括这篇新发表的论文中当时已经获得的部分结果）。然而新南威尔士州地区法院首席法官雷吉纳德·布兰奇在2019年7月宣布，对凯瑟琳的定罪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凯瑟琳需要继续服刑。
在这篇新论文发表后，凯瑟琳的律师团队向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法院推翻2019年作出的裁决。
2021年3月24日上午10点10分，背负着“最恶毒妈妈”“澳大利亚最可恨的女人”骂名的凯瑟琳·弗比格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了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针对她申请的裁决过程。她洗清冤屈的希望只维系了不足1分钟：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法官约翰·巴斯滕驳回了她的申请。
法庭裁决书
裁决在澳大利亚引起了强烈反响，澳大利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以“科学被赶出了法庭”为题对事件做了报道并引述了多位科学界人士对裁决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科学界对这一裁决的关切和不满。
在由三名上诉法院法官撰写的裁决书中，法院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法院此前作出的裁决，对弗比格女士的定罪不存在合理的怀疑，这些证据与科学证据也不存在矛盾”。
对于最新发表在欧洲心脏病学学会官方期刊EP Europace上的论文（以下简称EP Europace论文），法院认为论文的研究结果不能说明是基因突变导致了四个孩子的死亡。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发现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女孩的一个基因存在一种罕见的突变。这个基因负责编码一个叫做钙调蛋白的关键蛋白，此前的研究发现，这个基因的某些突变会导致婴幼儿猝死。研究人员在两个男孩的基因组中也发现了一个突变，这个突变发生在另一个基因上。此前在小鼠和人上的研究都发现，这个基因的某些突变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在新生小鼠中，突变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中的致死率高达50%。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公布的裁决书全文，针对两个女孩携带的基因突变的证据，法院的裁决书给出了不予采信的原因。裁决书认为，虽然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两个女孩在理论上有可能死于基因突变导致的心脏疾病，但她们的钙调蛋白的第114位氨基酸的突变方式与此前医学文献中报道的致死突变并不相同（第114位的氨基酸在两种情况中突变成了不同的氨基酸）。此外，对于两个男孩携带的那一个突变基因，虽然在小鼠和人上的研究发现，只携带一个拷贝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死亡（两个男孩都携带了两个拷贝的突变），但针对这个基因突变，裁决书没有任何详细的陈述，只是简单地说“两个男孩（并没有携带两个女孩所携带的基因突变，因此）不会受到这种突变的影响”“两个男孩的基因组信息无法给出相同的死亡原因”。
在总结性的陈述中，裁决书再次抛出了此前已经广受批评的所谓日记证据。尽管除了一些情感宣泄性的文字外，日记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凯瑟琳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凯瑟琳在此前的庭审和上诉中也说过这些文字只是一个痛失孩子的母亲的绝望自白，但裁决书仍然认为日记证据的合理性和可信度远远超过了凯瑟琳团队提出申请时提供的医学证据，因此对凯瑟琳的定罪不存在合理的怀疑。
错误连连
面对裁决书给出的不采信基因突变证据的理由，任何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甚至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也许都会目瞪口呆。在评估一种基因突变对某个基因的影响时，最关键的一环是评估突变是否会改变这个基因所编码的蛋白的功能。如果两种不同的基因突变对基因编码的蛋白的功能产生了相同的影响，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两种突变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等效的。事实上，即使两种突变发生在两个不同位点的氨基酸上，只要突变对蛋白的功能产生了相同的影响（比如导致蛋白丧失了其原本的功能），那么突变的效果都是相同的。
在EP Europace论文中，论文作者从多个角度开展了实验，证明两个女孩的突变导致这个基因编码的钙调蛋白的功能出现了异常：蛋白与钙离子结合的能力以及对钙离子通道的调控能力都变弱了。而这些功能上的异常都与此前报道的会导致婴幼儿猝死的突变相同。除此之外，论文中还明确指出，从蛋白的三维结构看，此前发现的所有导致婴幼儿猝死或者心脏停搏的突变的突变位点在空间上都邻近第114位的氨基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位点非常重要。
如果说作出上述判断或许还需要对生物医学领域有一定了解的话，那么裁决书中的另一些结论体现出的就无疑是澳大利亚司法界无视事实、罔顾科学的傲慢了。在裁决书中，法官指出“两个女孩是在睡眠中突然死亡的，此前没有过度劳累”，“这与此前报道的钙调蛋白基因突变导致的猝死情况不同”，因此不能证明两个女孩的死是钙调蛋白基因突变导致的。
针对这种陈述，全球心脏病学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心血管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弗隆·德拉兰德科学奖获得者彼得·施瓦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评价是“明显错了”。施瓦茨指出，对于钙调蛋白异常导致的相关疾病，目前全世界唯一可靠的数据来自国际钙调蛋白病记录项目（The International Calmodulinopathy Registry），并说裁决书的表述完全有悖于该项目的相关数据。此外，EP Europace论文研究的领导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卡罗拉·维鲁埃萨告诉澳大利亚媒体，在这个项目记录的一百多个病例中（钙调蛋白病是一种罕见病，因此患病人数少），“事实非常清楚，出现过婴幼儿在休息或者睡眠期间死亡的情况，并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任何先兆”。事实上，在EP Europace论文中，论文作者多次明确提到，有携带钙调蛋白基因突变的婴幼儿在睡眠中死亡的先例，并且引用了相关的医学文献。
裁决书驳回凯瑟琳申请的另一个论据是在此前报道的婴幼儿猝死病例中，婴幼儿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也表现出了与心脏病相关的症状，而凯瑟琳没有表现出这类症状。针对这种理由，施瓦茨的反驳显得有理有据：“遗传学领域的高度共识是，如果父母是突变的携带者，即使他们看起来毫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携带突变的孩子仍然有可能症状明显。这一点在弗比格女士身上也有体现，她在童年和青春期时曾多次出现短暂晕厥，11岁时曾经在游泳时出现过晕厥，需要被人拖出游泳池。”
落后的处理方式
在凯瑟琳的申请被驳回后，当天下午，澳大利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声明指出，“凯瑟琳·弗比格每一个孩子的死都有医学和科学解释”。援引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约翰·塞恩、澳大利亚政府前首席科学家伊恩•丘博等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的评论，这份声明还表达了科学界对澳大利亚司法系统的失望：“令人深为关切的是，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例，（目前澳大利亚的司法系统）没有一种机制来恰当地权衡医学和科学证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在这个案例中，科学证据是令人信服的，不容忽视。”“（法律界）应该听到专家的呼声，听取专家的意见。这些意见比无端的推测更可信。”
不认同裁决结果的并不只限于科学家群体，法律界也有人士坦陈了他们的质疑。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学教授、审判证据和法医学领域的专家加里·埃德蒙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医学证据面前，那些日记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医学证据不支持谋杀的指控，那么就不能拿言辞模糊的日记作为证据。”他还指出，“即使是在今天，澳大利亚司法系统处理证据的方式仍然非常陈旧，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在这些国家，司法系统会“首先评估证据在科学上是否可靠，而澳大利亚的司法系统则完全让陪审团来评判这一点。但问题是陪审团的学识往往不够，无法对复杂的科学作出准确的评判”。
这种对科学的不尊重还体现在对专家证人的漠视上。两周前，两位曾在2019年法院重新调查时出庭的专家证人先后发声。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免疫学教授罗伯特·克兰西告诉媒体：“当我不同意控方提供的不正确或者在科学上已经过时的证据时，调查委员会要求我提供一份详细的说明报告，我也按要求提供了。但我后来发现，委员会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把报告中的一些相关信息涂黑了。”另一位出庭的专家证人、纽卡斯尔大学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双科教授卡罗琳·布莱克威尔则说，她感到调查委员会“意识不到我和克兰西教授提供的信息的复杂性以及与案件的关联性”。
唯一的希望
在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前，无论是EP Europace论文的作者，还是签署请愿书的近百名科学家，可能都对帮助凯瑟琳洗清冤屈满怀希望。在凯瑟琳被定罪的2003年，即使有科学家主观上愿意对凯瑟琳和四个孩子开展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也只会是有心无力：要对一个人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当时的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18年后的今天，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已经降至不足1000美元。科学的进步原本可能让凯瑟琳洗清2003年难于洗清的冤屈。然而，正如《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的标题所说的那样，澳大利亚司法界仍然因循守旧，最终把科学赶出了法庭。
要想沉冤得雪，凯瑟琳目前唯一的希望是那份由近百名科学家签名，提交给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玛格丽特·比兹莉和该州检察长马克·斯皮克曼的请愿书。比兹莉的发言人告诉媒体，斯皮克曼目前正在考虑如何回应这份请愿书。4月4日，更多的专家站了出来，66名新南威尔士州皇家学会会士给比兹莉和斯皮克曼发出了一封联名信，呼吁澳大利亚司法系统改判凯瑟琳无罪，签名者包括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伊丽莎白·布莱克本。
凯瑟琳·弗比格命运的走向目前还很难预测，但或许对社会影响更大的将是澳大利亚司法系统对待科学证据的态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凯瑟琳的律师拉尼·雷戈说：“我认为我们从这个案件中可以汲取的最大教训之一是，我们的司法系统需要更仔细地听取经过同行评议和基于证据的科学。”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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