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能力与“乡巴佬的悲歌”

以各种方式讥笑特朗普的“粗俗无文”，向来是民主党的喉舌和左派知识分子干得最起劲也最在行的事情之一，但这类话语虽然通常能够产生它所需要的心理效果——不过也不一定，例如在2016年大选中就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却经不起推敲，纳粹就有许多一流的艺术家，例如拍摄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克》的纪录片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和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祝寿的音乐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将这些人尊为第三帝国的艺术天才，顺便说一句，希特勒本人年轻时也是一位画家。此外，麦克亚当斯在那本书里提到的乔治·W.布什（小布什）在总统任期内其实也像特朗普一样常常因为文法错误而被人讥笑，例如他强行把“mis-”这个表示“错-”“误-”的前缀与“underestimate”（低估）焊接在一起，让人莫名其妙。不管怎样，包括里根、小布什、奥巴马在内，他们在白宫接见文学家和艺术家，举办音乐会，公布自己喜爱的书籍，等等，不一定出自对于文学艺术的爱好或者尊敬，但一定有一种政治作秀的因素，即让美国人认为他们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修养。

尽管特朗普在反驳对手说他用词贫乏时，说过“我太了解词了，我有许多最好的词”，却故意使用一种修辞策略，好让自己的用词和语法接近他的对手所讥讽的“一个词汇量有限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水平”（“like a third grader with a limited vocabulary”），因此，与文学艺术不搭界的特朗普决不会闲来无聊，动一动写诗的念头，而他与诗的联手，似乎也仅仅发生在他在铁锈州面对一大群戴安全帽的工人时念诵“出自阿尔·威尔逊之手”的那首有关“农妇与蛇”的诗，以暗示移民是不知报恩的蛇，但这首更像儿歌的寓言诗反倒显示出特朗普在文学修养上的欠缺，而且，他居然还弄错了作者（真正的作者是小奥斯卡·布朗）。考虑到他是在纸上抄下的这首诗，那么，他就是故意弄错作者，好给民主党和左派再提供一个攻击他“缺乏文学修养”的靶子。

不过，2017年8月，也就是特朗普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后不久，英国爱丁堡的一家独立出版社却出版了特朗普的一部诗集，引起了极大轰动。由于这些口水诗在风格上过于接近，我们只须欣赏其中一首，就可以窥其整体面貌：

Good Genes

Good genes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Well it’s not true

Some are smart，some aren’t

Do we believe in the gene thing？I mean，I do!

I’m blessed with good genes

Good（great）Brain

Good-sized hands

German blood

We have people that are stupid

They cannot help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born fucked up

Slow horses don’t produce fast horses

好基因

好基因

“人人生而平等”

嗯，那是胡说

有些人聪明，有些人不聪明

我们相信基因这回事么？我么，我信！

我生就一副好基因

好（呱呱叫的）脑瓜

好的手形

日耳曼血统

有些蠢货

受不了生来就傻得要死的事实

驽马生不出快马

这部诗集还有许多类似的短诗和日式俳句。在经由文学修养的人的眼中，这大概是最不能算作诗的诗了。而且，根据民主党以及左派的一些文学批评家的意见，特朗普的文学神经还从来没有敏感到写诗的程度。实际上，这些“诗”不是特朗普所写，而是美国西海岸的喜剧作家罗博·希尔斯为避免人们“从特朗普使用英语时懒到循环往复地重复一些词，误以为他是一个榆木疙瘩和缺乏想象力的思想家”，从这位右翼民粹主义总统的演说和“推特”中辑录出一些特色句子——每一句都注明了出处——连缀成诗，并编撰成《唐纳德·特朗普漂亮诗集》（The Beautiful Poetry of Donald Tramp）。正如英国《卫报》网站的一则关于此书的广告以同样的讥讽口吻评论说：“特朗普总统的近乎原始的语言是范围越来越大的娱乐与恐怖的一个源泉，不过如今有人开始探索它的美学力量。”

不仅如此，《唐纳德·特朗普漂亮诗集》出版后，很快就有了“视听版”，朗诵者是英国喜剧演员和模仿家乔恩·卡肖尔（Jon Culshaw）。他先是用为美国东海岸地区的有教养的人所敬重的伦敦口音说出“唐纳德·特朗普的漂亮诗”，然后换成特朗普的粗鲁的烟酒嗓，一首接一首地朗诵。美国民主党、左派的文人们以及他们在大西洋对岸的精神同盟们搞出这部诗集，恰恰是为了说明特朗普是一个语言低能儿，一个只能使用两千个词汇去应付从大国关系一直到撩妹技巧等等各种场合的需要的人，例如其中一首类似俳句的短诗：

Hot little girl in highschool

I’m a very compassionate person （With a very high IQ）

Just think，in a couple of years，I’ll be dating you

It must be a pretty picture，you dropping to your knees

Come here，I’ll show you how life works. Please

中学的热辣妹儿

我这人很有怜悯心（智商也很高）

想想吧，再过几年，我就与你约会

画面很美，你跪着

来吧，我让你知道啥叫生活。求求你了

在民主党和左派的文学批评家们看来，这些用词和语法简单的破碎句子，体现出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相称的语言和政治的欠敏感性。在2016年当选总统前，特朗普大约出版过包括1987年的畅销书《生意之道》（The Art of the Deal）在内的十几本书，但特朗普当上总统后，十几个人声称自己分别是这十几本书的“ghost writer”（代笔者），例如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就说《生意之道》出自自己的手笔。这也是民主党和左派的语言学家在分析特朗普的语言风格时只以他的演说和“推特”为语料库的原因。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特朗普的演说和推特的单词量和出现频率高的词的统计：

左表说：你学会了100个英语单词，就能读懂特朗普的推特的49%的内容；学会了500个单词，就能读懂特朗普推特的74%的内容；学会了1000个单词，就读懂特朗普推特的84%的内容。右表列举的是特朗普在演说和推特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单词。这些单词一般不超过5个字母，例如great、thank、just、new、now、get等等。

两个柱形图列示了句子长度：特朗普平均每句话不到10个单词，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平均每句话接近20个单词（桑德斯快18个单词，克鲁兹快16个单词等等）；再把特朗普与历任美国总统对比，可以看出他的读写能力不及排名第一的胡佛总统的一半，比排名倒数第二的杜鲁门总统也低一大截。难道美国选民要轻率到把自己四年才一回的选票投给一个不配做美国总统的语言低能儿？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句子长度超过10单词、每一个单词超过5个字母似乎就感到吃力的特朗普在2016年一举击败了每句话和每个单词的长度均远远超过特朗普的希拉里，当选为美国第45届总统，而且，要不是2020年民主党玩了一些计票技巧，特朗普还险些在2020年再次当选为总统。在2016年和2020年的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在中西部和南方，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2016）和拜登（2020）的支持者主要在东西海岸地区——那既是民主党的地区基础，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把美国两党势力的地区分布图与美国人的读写能力的地区分布图对比一下，就能看出读写能力的高低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地区基础有着重合之处，例如2019年的读写能力分布图就显示中西部和南方的读写能力低于东西海岸地区。

再把读写能力地区分布图与读写能力的阶级和种族的分布图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中西部铁锈州和南方的农业州的美国人在读写能力上普遍低于东西海岸地区，另一方面，似乎读写能力较低的中西部和南方又与一个庞大的白人群体在读写能力的种族分布图上所处的较低位置重叠，也就是说，中西部和南方的“穷白人”是美国各族中读写能力最低的一个社会群体。

这既是特朗普的焦虑所在，也是他获得支持的地区-阶级-种族的基础，而他试图代表中西部和南方的“穷白人”（所谓“红脖子”“土老帽儿”）问鼎白宫，扭转美国的内外政策。

民主党以及通常在民主党自由主义一翼找到自己的栖息地的美国左派动不动就嘲弄特朗普是一个语言低能儿，另一方面却又指控这种简单、破碎的低能语言具有巨大的煽惑力，说“纳粹的语言与特朗普的修辞具有相似性，即煽惑性”。

民主党以及左派的地区基础是东海岸地区，那里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地带，也是民主党以及左派控制了多数传统大众传媒的地带，知识分子成堆，决定什么是文学和艺术，什么是修养。他们通常以一种抽象的具有普世特征的调子说话。但特朗普却公开表达出了他的阶级意识，即这位亿万富翁的纽约房地产商试图成为辽阔的中西部和南方的那些铁锈州和农业州的穷人或者说“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

你真的相信曾在东海岸常春藤联校受过教育的特朗普的单词量只有一两千，只能写出简单破碎的句子，是一个语言低能儿？或许，特朗普只是出于一种语言策略，来建构自己的与“红脖子”和“乡巴佬儿”一样的粗俗无文的形象。在这一点上，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和应用语言学教授苏珊·亢斯顿可谓一语中的。她在2022年出版的《应用语言学语料库》（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中就特朗普的语言风格写道：“在整个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语言的运用——诸如使用一个小的词汇量、选用非正规的语法结构以及口无遮拦等等——来表明自己与‘普通美国人’的共同性。”

通常，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定能够在现实中寻找到自己的具体的历史主体。作为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一个亿万富翁，特朗普如何获得与“普通美国人”的共同性？只能在语言上，即使用中西部和南方的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劳工阶层的穷白人的语言。

如果特朗普像希拉里一样每句话都超过20个单词，每一个单词都超过7个字母，而且语法十分考究，那么，他对谁说话？希拉里也没有错，她眼中的历史主体是受过较好教育且生活相对富裕的东西海岸地区的美国人。唯一的历史错位反倒是美国左派，20世纪60年代运动失败后，他们失去了独立性，依附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一翼。

特朗普在政治上崛起于什么时候？崛起于2011年——那一年，来自美国城乡的下层阶级以及大量从下层中产阶级抛入下层阶级的失落者，开始在纽约祖柯蒂公园聚集静坐，抗议华尔街的金融寡头政治集团——“那个1%”；而在祖柯蒂公园之外，在YouTube或别的网络视频上，成千上万胸前举着写有“我是那99%”字样的纸板的人，构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不在场的呼应群体。从那时起，戴着具有劳工阶级特征的橙色安全帽或红色棒球帽频繁出现在中西部和南方的铁锈州和农业州的政治集会上的是共和党右派特朗普，而不是民主党和左派。

按说，正如19世纪屡屡出现的情形，一个贫富差别剧烈拉大的时代，通常就是左派重整旗鼓并用它的充满希望的语言重申关于一个更为公正和平等的世界的理想的时代。19世纪左派的“阶级”观念及其“国际主义”传统，不仅使它关切本国劳动阶级的利益，而且把被国界阻隔的各国劳动大众视为同一个生死相依的阶级。甚至，19世纪左派的这种“国际主义”传统在19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还曾昙花一现。不过，从197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在政治上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尚未从右派的詈骂声中恢复名誉的左派，早已把“阶级”作为一个过时的乃至有害的概念丢弃了，并且从“国际主义”退回到美国国境线内，大多缩栖在东西海岸地区的著名大学校园以及其他与文化相关的机构里，压根儿不认为以祖柯蒂公园静坐者为代表的“那99%”是自己诉诸的历史主体，而是一群将给美国的秩序带来危害的“乌合之众”，将他们旷日持久地丢在了那里，丢给了趁势崛起的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蛊惑家们。

失去“阶级”和“国际主义”之后，当初的左派就只剩下他们自己。就像美国前“新左派”大学生运动领导人、如今的左派、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在2015年暗示的那样，当今左派诉诸的理想的历史主体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阶层”，“称之为大都市阶层，收入在中产到上层中产水平，受过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以大学或文化工业为立足点”。当然，即便是这个历史主体，也尚在培养中，如吉特林所说：“留给左派的全部任务，只是挖掘正义的传统，并在大学校园里培养它们。后几代学术人的‘政治正确’是颁发给我们的安慰奖，尽管它受到揶揄。我们输了——我们挥霍了政治——但我们赢得了教科书。”

所谓“赢得了教科书”，这份听上去十分辉煌的迂回战的战绩，细究起来，也注入了太多水分——他们并没有赢得所有的教科书，因为右派在教科书方面也决没有闲着。吉特林这句话还有另一个版本，见于他在另一个场合的演说：“我们失去了政治选举，但我们赢得了教科书。”可是，美国左派何曾赢得过政治选举？他们通常只是忙着给民主党候选人投票而已，而且，奇特的是，他们竟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失败或竞选成功当成自己的失败和成功，在政治上心甘情愿地充当民主党这只“驴子”（民主党的党徽）的小尾巴。

由于民主党和左派知识分子控制了美国的重要传统媒体，他们在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下“封杀”了特朗普的言论自由，但特朗普却找到了一个更方便的渠道——上限为140个单词的“推特”。他常常在夜深人静之际，在推特上打出由百十来个单词拼成的几个包含出其不意的内容的短句，发送给他诉诸的历史主体——中西部和南方的穷白人。东西海岸的左派知识分子常常指控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具有“反智主义”倾向，而特朗普偏要显示他的“反智主义”，以与中西部和南方的精神气质取得一种“共同性”。

自1963年“东部佬儿”理查德·霍夫施塔德出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以来，“反智主义”就被认为是重农主义的中西部和南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倾向，并且，此前，中西部和南方的保守主义及其群众还曾向工业化和都市化的东海岸地区的移民和知识分子发动过至少两次“十字军东征”，即史称为“第一次红色恐慌”的禁酒运动和“第二次红色恐慌”的麦卡锡主义运动，而长达十年的20世纪60年代东西海岸地区的中产阶级大学生的文化造反运动是对中西部和南方的一次大规模的逆袭。当今的美国左派大多正是那个造反时代之后经过“忏悔”的一代人，他们置身于校园，以“生态”“族群”“性别”等话题置换了“容易走火”的“阶级”话题，发明了大量以“-ology”（XX学）、“-ility”（XX性）为尾缀的长单词，在课堂上进行繁复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而在充满词语火药味的课堂外面——正如1997-1998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经历的那样——耸立在晴空下的教堂钟塔正在发出使骚动不安的大地一时沉静下来的绵长的钟声。

“anti-intellectualism”被译成“反智主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仿佛这些被民主党和左派讥为“红脖子”的劳工阶层疯狂到连经验和常识都不顾的地步，然而，从“反智主义”到“疯狂”的距离与从“反智主义”的对立面“intellectualism”到“疯狂”的距离大约相等，而且，“反智主义”恰恰格外重视“经验”和“常识”，担心“抽象思辨”带来的不切实际的冲动会使社会误入歧途，反倒是“反智主义”的对立面“intellectualism”（姑且译之为“智识主义”）对经验和常识充满怀疑，认为经验和常识不可靠，通常只是一种假象，而真正的知识来源于纯粹的智性活动，例如纯粹理性。

我们来看一看对“反智主义”充满敌意的霍夫施塔德本人对“anti-intellectualism”的定义。他说，反智主义是“一种对智性生活和知识分子的仇视情绪，一种不断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的态度”，反智主义者不信任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装模作样的”，“自负的”，“也是势利的，而且很可能还是不道德的，危险的，有颠覆性的”，而“普通人的常识如果说即便不是高于这类形式知识和专业知识，也够用了”。

实际上，“intellectualism”和“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分别找到自己的群众及其表达。

早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左派精英主义者苏珊·雅各比就出版了一本预言式的著作《美国的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认为2000年之后中西部和南方的反智主义在许多蓝领工人和乡巴佬中的回潮不全是因为他们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工人阶级的父母们对知识分子怀有文化上的成见，不希望子女接受太高的教育从而完全离开上一辈人的世界。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在演说中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我喜欢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选民”，正利用了流行于中西部和南方的穷白人中间的这种反智主义心态。雅各比进一步说，在当今的美国，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一种所谓的“左翼精英主义”，在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背弃了美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人民——这里指的是白人工人阶级——并没有背弃。她认为这一人为制造的分裂已成功地将“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贬义词。

这几乎是霍夫施塔德的东部左翼知识分子的偏见的老调重弹了。不过，更能抓住当今大部分美国下层人的想象力的是2016年美国大选时出版并风靡美国的畅销书《乡巴佬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作者J.D.万斯（J.D.Vance）出身于美国中部铁锈州的底层白人家庭，靠着自己的个人奋斗考取东海岸的耶鲁大学法学院，但他没有忘怀自己来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山村。这本关于他的“乡巴佬亲戚们”——这些人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的主力军——的回忆录，让万斯名声大噪，如今在共和党中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当民主党和左派将美国广大劳工阶层的当今处境解释为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读写能力”的时候，万斯却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地域和阶级的结构性不平等造成的。从这两本书的基本主题，可以看出，在美国，劳工阶层已从左派的理论视野中脱落，变成了共和党右派的现实的历史主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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