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东南亚国家为何走向不同的道路｜政见CNPolitics

在历史上，今日的东南亚诸国曾拥有灿烂的文明。然而，步入近现代以来，其传统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怎样建立起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以及步入政治文明，成为了东南亚诸国面临的巨大难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些传统的邦国，在面对步入现代的任务时，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伦敦政经学院政府系教授约翰·塞德尔（John T. Sidel）常年从事东南亚地区的比较研究，曾在《比较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以比较历史社会学视角观察东南亚各国的研究成果，涉及民族主义、原始积累与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赛德尔教授的研究中，移民商人（主要是华商）后代的命运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殖民当局鼓励、或族群贸易网络等因素，移民商人通常具备着经济优势。这个群体在国内、国际政治动荡中的遭遇，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曾沦为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在历史演进中，欧洲国家的民族意识与政府权力都逐渐被确立，建立了由具备凝聚力的民族拥有政治主权的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不同于欧洲，东南亚的国家因殖民者的到来而成型，在国家出现之后仍难说完成了主体民族的构建，也就是说：“民族”出现晚于“国家”。

怎样在这样的新生国家产生具备凝聚力的民族意识？在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具体含义与发展路径显示出极大的不同。

粗略来讲，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大陆-海洋”的分野。

在大陆上的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存在着一种相对来讲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具备着排除他者、聚焦某核心族群的特征。

与之相反，在海洋部分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乃至新加坡，民族主义相对来讲更加包容、被开放地被构建。（当然，在两个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值得留意的不同。）

怎样解释这样的差别呢？文化差异当然值得考虑，毕竟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构成与文化传统。但是，赛德尔教授指出，单纯用“文化决定”不能解释国家间的不同，还需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二是各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

所谓“国家形成”，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从无到有出现、集中权力、并被国内外承认的过程。

所谓“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指的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各国是否参与了世界生产与贸易，他们与世界大国（主要是美国）的关系如何、能得到的资源几何。

赛德尔首先对比了泰国与菲律宾。

两国的相似之处在于，其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争议小、引起的纷争也相对较小，因为两国进入冷战时的进程并未经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曲折的转型道路。他们原有的国家制度并未被打破：泰国一直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而菲律宾的独立之路是在美国的计划下有步骤的进行的。此外，两国自十九世纪中期起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持续、不间断的融入之路，也抑制了狭隘“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华商后代群体在两国之内也是日渐同化、而非激烈抗争。

然而，两国民族主义同样存在“大陆-海洋”的分野。在泰国存在着集中的、保守的官方民族主义。自1950年代始，军方与国王一直致力于自上而下地确立“泰国人”的民族意识。而他们对由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与中低收入群体相关的抗议，以及抗议中所表现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成分，一直持警惕的态度。与此相对，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是分散的、大众的。“菲律宾人”意识成为了当地人以群体行动反对马科斯独裁政权、以及美国军事存在的工具。上世纪末以来，海外菲劳的辛苦遭遇，又成为了凝聚本土菲律宾人民族意识与团结的一大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对立面是“独裁者”或“境外人”，对于本土不同种族来源的混血民众，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则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

再来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

就国家形成的路径来说，这两个国家站在相似的历史起点上。英国与荷兰殖民者都对有效控制全境意兴阑珊，他们直接管理核心区（商业化农业），依靠与传统地方制度合作的方式间接管制边缘区（藉以获取资源）。这样的统治方式加强、而非淡化了民族之间的分野。殖民者直接倚赖移民（华人或印度人）从事经济活动，又希望能把他们与本土族群分隔开，这也加深了这些群体的污名化。由于殖民者在战后并未准备放弃权力，两国历经群众斗才争取到独立。同时他们也打破了殖民者建立的旧有制度，而移民后代所建立的经济特权也不复存在。独立后，两国主体民族都有重新分配财富、驱逐“外人”经济统治（不论是华人、印度人还是欧洲人）的强烈诉求。

可是两国却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发展路径。独立前十年，两国都出现了通过联邦制度、议会民主弭平社会分歧的努力。这样尝试遭遇的挫败，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部分导致了两国都走上了加强中央集权、军事控制的威权主义之路。然而，自1960年代中期始，两国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态度已经呈现出极大不同。或许出于深刻的侵略历史烙印，缅甸开始奉行孤立主义原则，致力于“缅甸的社会主义之路”（Burmese Road to Socialism），驱逐外来资本、对冷战格局以及与美国的合作极不热心。长期奉行这样的政策，加剧了缅甸主体民族（缅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

与之相反，印尼威权政府建立后，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以及资源丰富却缺乏资本的现状，总统苏哈托选择了欢迎外来资本与技术、与美国进行紧密军政合作、放弃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诉求的路线。随之而来的快速工业化，却又导致中产阶级（不论是否移民后代）与威权政府的矛盾占据主流，这让其民族主义相对缅甸来讲更加包容地发展。

接下来，继续对比中南半岛三国（越南、柬埔寨、老挝）与马来半岛。

它们同时具备着建立联邦的可能（中南半岛似乎可能性更大）。法国治下的印度支那（今日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各地之间交流紧密，移民频繁（主要是自越南境内的安南、东京的交易商、工人等向西移民）。“建立印度支那联邦”遂成为部分越南独立人士的一大主流诉求，胡志明亦难例外。相似的，马来半岛与北婆罗洲自葡萄牙人到来始就陷入碎片化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却也在冷战开始时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同一殖民者（英国）的势力范围下。

然而两地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南半岛，法国殖民者为了应对“印度支那独立”诉求，开始加强对今日老挝与柬埔寨的文化、宗教、民族主体性的鼓励与灌输，国际冷战局势下，美国、苏联、中国亦不希望一个统一的印度支那联邦出现。三国先后走上了以当地民族为主体、建立党-国政权的道路。而在马来半岛，以华人为主体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呼应了冷战的地缘威胁，促使着殖民者、当地马来人与部分华人的合作，建立了以马来人特权为基础的联邦体制。当然，新加坡在经历了短暂的合作后，被逐出了联邦而被迫独立。这部分源于马来人对特权维持的诉求、与对这个港口城市为数众多华人的恐惧。

总体来看，各国的“民族”意识的不同路径，与国家形成历史所带来的后果（主要是境内的当局权力以及社会冲突）难脱干系。同时，赛德尔指出，冷战时代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在民族主义演变的道路上扮演者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私有产权、雇佣劳动、市场经济出现，原始积累的过程也在进行。所谓“原始积累”，也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劳动者生产时需要用的工具）相分离，由此使货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

塞德尔检视了东南亚诸国自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初的原始积累之路。他指出，华商群体面临的分隔与同化，在东南亚国家的资本积累与阶级形成上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大陆东南亚国家，围绕着水稻种植与出口区域湄公河、湄南河以及红河三个三角洲区域，土地、生产、劳动逐渐被商品化。今日的泰国，以及缅甸、越南，开启了相异的原始积累道路。具体来讲，在湄南河三角洲、泰国中部平原，水稻种植愈发商业化。在此过程中，从商的华人移民未被诘责为“非我族类”、并逐渐被同化于本土族群。政府也接纳了此一过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甚至对失地劳动力有所支持。与之相对，在今日的缅甸与越南，华人并未和谐地被同化、殖民政府也肆意为当地劳动力增加负担。两地的农民经历了艰难岁月、爆发了群体反抗。

不同的原始积累之路，造成了大陆国家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在暹罗（即今日泰国），相对来讲缓慢且简单的原始积累过程催生了更加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与代议制民主。与之相反，在缅甸与越南，原始积累所面临的扰动与困难，催动了农村集体动员、农民起义、土地改革、集体化、国有化等趋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

而在海洋东南亚岛国（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与爪哇）的原始积累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马来半岛的原始积累仰赖于外来移民的大规模动员（例如华人锡矿工、印度裔橡胶园工人），而对本土的马来农民有所保护。马来人并不被鼓励从事商业性农业、仍拥有特别的保留地、也因其信仰被地方贵族所照顾。在菲律宾群岛，港口城市及其周边的市场化、商业化农业的发展要远快于相对偏远地区，形成了“不平的”资本主义发展。这种不平衡又与美国人所推行的分权形式的民主政治相结合，催生了地方政治经济资源向少数家族集中的局面。

而在印尼诸岛，其原始积累过程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其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很大程度上由被视为“非我族类”的华人移民商人后代所主导（暹罗与菲律宾华人则遭遇不同）。二是荷兰殖民当局格外倚赖村镇传统组织与制度，藉以攫取经济资源。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其小群体的凝聚力被加强。三是由于其交通网络的发达、与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深入，其劳动阶级群体较邻国更为早熟、壮大。

海洋国家的原始积累同样与政治发展路径息息相关。马来西亚以马来族群为主体所支持的政府、授予马来人以特权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都似与原始积累时期的“保护政策”一脉相承。在菲律宾，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受寡头做大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所阻滞，地方寡头掌握大部分资源，从而形成了所谓“寡头形式的民主”。在印尼，对“异族”的愤恨、加上群体凝聚力以及壮大的无产者队伍，造就了独立前后的集体行动、群体动员、民粹激进主义的政治氛围。

总之，赛德尔认为，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积累的过程确立了各国的阶级分化。而不同阶级的形成，其内部结构以及相对力量，又对各国的政治发展具备决定性的作用。

什么造就了东南亚各异的政治体制安排？塞德尔延续了巴林顿·摩尔经典著作《专制与民主的起源》中“无资产阶级，无民主政治”的经典解释。这里所指，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产阶级”（bourgeois），即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群体。这种解释认为，他们在经济生产中占据了关键位置，在政治表达上也会有更大的诉求。这样一来，威权的当局就更难延续了。

具体来讲，塞德尔用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来解释：

其一，二战后各国争取独立的结果，特别是独立后政府与境外资本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程度。所谓“制高点”，主要指对当时东南亚对关键土地（商业化农业）、制造业与贸易活动的掌控。倘若由于原始积累的过程、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等因素（详见前文），导致重要行业被国家（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或外来资本（文莱、新加坡）所占据，一个强大且独立的资产阶级便难成型，这些国家的威权主义制度也得以建立与巩固。

其二，在殖民时代移民商人（主要是华商）后代的命运。具体来讲，在殖民时代，由于当局鼓励与网络优势（例如泰国商人与香港、新加坡相连接的大米等贸易网络）等因素，积累资本者以移民居多。在政策与市场力量影响下，这些移民商人被当地社会同化和社会阶层的攀升程度大不相同。如果华商群体被同化入当地社会、阶层向上发展并未受到影响，其远在中国的祖先并未构成华商群体被污名化的原因，一个强有力且独立的资产阶级更有可能顺利形成。

例如，在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曾鼓励华人移民与当地女子的结合，其后代华裔梅斯蒂索人（Chinese mestizo，即西语“混血人”）也享有与华人移民不同的、更多的生活和政治权力。随着种族分割的政策式微，他们也曾作为“菲律宾人”的中坚力量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独立前后，作为商业经营或土地所有者，华人与梅斯蒂索人利用保护主义的政策，掌握了主要的资本积累与金融活动，成为了寡头（oligarchy）。由于美国殖民者也鼓励分权的权利安排，移民群体的影响逐渐深入到政治领域。他们在互相竞争与合作之间，支撑了一个地方寡头为主的民主体制。这个群体与独裁领袖马科斯的利益分合，也部分解释了菲律宾与威权主义的贴近与远离。

此外，在泰国的中国-泰人(Sino-Thai)亦有类似的遭遇。殖民当局对种族的识别是文化性的、而非种族性的。混血后代不蓄发辫、起个泰文名字、讲当地语言、并为泰人提供劳务，那他们就是泰人了。华人被当地社会的同化没有经受巨大的阻力或曲折的过程。移民及其后代对商业与农业关键领域的占据、与境外资本的合作，使一个移民的商业大亨群体得以建立。具备资源与一定话语权的城市资产阶级，成为历史上与军方争取议会选举、民主权利的一股重要力量。

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当年的英国或荷兰殖民政府奉行“多元社会”原则与“分而治之”的政策，华商后代难以自然被当地社会同化，在社会中上升的通道也被阻碍。新兴的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非我族类”的异类，也就不具备在独立初期支持民主体制的力量。独立后，两国的民族主义领袖曾通过倾注资源与政策支持马来与印尼的土族“大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在两国分别被称为bumiputra与pribumi），希望产生“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政策逐渐培育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新生资产阶级与威权政府的关系则又决定了两国政体的不同走向。

总之，独立前后经济命脉由谁掌控十分关键。如果是政府或外资，则没有一个具备经济资源的群体来要求更多的权力，威权政府更易稳固存在。如果是移民商人后代，这个群体是被同化、还是被污名化则至关重要。如果是后者，则他们也难以形成稳定的抗议力量。

当然，从民族主义、到原始积累、再到政体差异，赛德尔教授关于东南亚的历史社会学比较研究并非没有争议。国别专家可能认为其对某些国家的了解不够深入、某些论断较为武断。政治学家也可质疑他并未明确解释变量的定义、也没有检验因果联系。他对华商后代命运的过度关注，也并非没有讨论的空间。但他的研究使用比较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区域不同国家的演变路径；他的研究也放宽历史的视野，提醒我们真实世界本身的复杂与多变。

更重要的是，赛德尔教授的研究也提示我们，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现代政体，这些我们颇为习以为常的“国家标配”，其实在众多的地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甚至今日依旧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