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828期
文/孙宇凡｜编辑/子晨
春节回家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
在家呆久了，好像感觉有些别扭了……
和父母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和亲戚聊得没劲？甚至，发现和初高中同学也好像聊不起来了？我们曾经都听同样的歌、刷同样的剧，但现在聚餐吃饭，好像只能怀念过去，没法对当下共鸣了。
可是，过年之前，我们特别特别想家。想着家乡的美食，期待父母和老友的团聚。但是，真的回到家时，我们却有一种微妙的别扭感。这种感觉让人困惑：是因为在大学、大城市里呆久了，我们变了吗？还是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的环境不一样了？
这些，也是我多年来每次回家的真实感受。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从我考入大学、后在北上广工作之后，我甚至一度逃避回家。我也曾一度困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心态。当我读到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和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我开始理解这种人生经历的深层主题——阶层流动。
阶层流动，从来不止是教育、收入的变化，也有道德情感的裂隙。
对于那些有着相似社会背景、阶层等因素的人来说，这样的裂隙非常常见。如果你问我：社会学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这就是社会学的价值——社会学像一门病理学，帮助我们认识到个人的生活困惑和经历并非仅仅是个人原因所致，而是存在于更广阔的结构性因素之中。
你知道吗？对于那些不断自我质疑、担心问题出在自己身上的人来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句话的病理治疗效果有多么重要。这不仅是一种安慰，更是一种对于个人经历和感受进行结构性解读的力量，使人能够在认识到个人问题的社会根源时，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解脱。
以下，我们就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聊聊这种回乡的别扭感从何而来。
回到老家，难以避免的尴尬瞬间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诺，深受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影响，在文学作品里关注阶层流动问题。埃尔诺曾以自传的口吻回忆道：当自己后来习惯在巴黎等大城市，她反过来在老家开杂货店的父母——为什么你们哪里也不去？为什么老是不旅行？为什么不到大城市打拼的时候？父母反过来问她：难道家里不够好吗？
埃尔诺并不是真的想责怪父母，因为你也知道父母是善良地过着一生。就像她在自己的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中回忆道，当父亲去世时，一位牧师在悼念时用了“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和“一个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人”。
埃尔诺更知道父母的心结。她写道：“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她的父亲终于做到了，就像我们的父母。但我们也可能又变得对父母的生活不屑一顾，就像埃尔诺在结婚之后，很少再回家见父母一样。
同样深受布迪厄影响的另一位美国文化社会学家、《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作者拉鲁（Annette Lareau），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对于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学的这批新中层来说，当他们返乡的时候，往往会有尴尬的时候。但是，这种尴尬像“闪光”一样，在片刻间让自己突然意识到紧张与疏远——哪怕上一秒还和父母聊得很自然很开心。
正如她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所指出的：“或许，他（父亲）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属于曾经蔑视他的那个世界。”。
父亲的自豪，正来自于曾经的羞耻。埃尔诺作为女儿的自豪，又来自于对父母底层生活的不屑。
向上流动，就是成为无家可归者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埃尔诺，经常写的就是你和我的波折生活与个人命运，就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遭遇，就是大多中国年轻人的两难：我们一方面拼命想挤进大城市、在鸡娃与内卷的浪潮中活成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却又想摆脱自己身上永远擦不掉的出身品味与家庭印迹。
埃尔诺写的是我们的困境，是无数个“无家可归的中产阶级”。“无家可归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原创提出的，而是另一位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影响的、来自伦敦政经学院的社会学教授Sam Friedman的构想。
布迪厄在其名著《区分》一书里，发现像“美国梦”一样的社会流动是错的：你多受育一年，多赚了一些钱，社会地位就提升一个等级，比父母的地位更进一步，你的人生就更圆满更自在。美国梦太片面，太有欺骗性的。实际的社会流动往往是这样的体验——就算你上了大学、住在大城市、进了互联网大厂，你仍然没有办法真正欣赏独立音乐或古典音乐、没法养成吃有机食品的品味、喝红酒的习惯、没法轻松淡定和同事聊着今天的画展、明天的文学。
但是，为了成为中产，你还是硬着头皮尝试去酒吧听现场音乐（虽然很难听）、也去尝试吃牛油果（虽然太腻），更尝试努力学英语（虽然用不到）。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一书中道出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学习鉴赏与提升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些是身份地位区分的文化标志。她说：“像每一种语言一样，它划分等级。…。一种混杂着方言的不规范的法语，与洪亮有力的声音、罩衫和蓝色工作服里的结实身躯、带小园子的低矮房屋、下午的狗叫之前的沉默是分不开的。同样的，语法规则和正确的法语是与中性的语调、学校女教师白皙的双手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终于意识到的，也是埃尔诺在自己的青春经历里发现的，就是社会学家所总结：真正的阶级区分和阶级流动，考验的不是收入与教育，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品味区分。
但是，你习惯了当“小镇做题家”、内卷得太重、崩得太紧，因为我们迈进了一个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中产世界。正如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写得那样：“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并不属于我们。”
确实，在这个城市中产世界里，有写字楼、有咖啡馆、有鼓楼、有外滩，就像埃尔诺笔下的法国巴黎，“代表着美和强大，一个神秘可怕的总体，它的每条出现在报纸上或者被广告引用的街道都在激发着想象力。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会感到骄傲和荣耀。”
但是，我们又明白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唱得那样：“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我们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因此即使我们成了中产，但永远无法成为自然而然的中产。究竟缺的是什么？不缺文凭与收入，但是缺少的是文化品味、缺少的是惯习。有机食材也好、休闲兴趣也好，这些都是中产家庭从小就触摸到的、习以为常的品味。但是对我们小镇做题家来说，只是从课本甚至“得到APP”上“硬学”的知识而已。
我们最喜欢吃的，可能不是周末聚会时的西冷牛排，而是每天早上的煎饼果子。
伦敦政经学院的Sam Friedman将布迪厄的阶级品味与流动的观念，发展成为“文化的无家可归者”这个概念。他特别想到以脱口季等喜剧观赏作为案例，研究那些像你我一样考上了大学、留在大城市的新中产，探讨为什么我们常常培养自己的欣赏品味，但终究感到不自然。
一方面，无家可归的中产没法再像平民底层父母一样、像儿时的玩伴一样，只是刷刷抖音，看些无厘头搞笑和喊麦就过瘾了。另一方面，无家可归的中产也没法像一出生就是中产家庭的孩子一样，自然地欣赏那些需要“文化解码”的脱口秀。
你看大家都看的剧和综艺，你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但是笑话的世界，就像音乐的世界一样，不仅分题材、分内涵，也仅阶层。因为它区分了谁才是真正的中产。你听不懂一个需要文化语境的“留学梗”，因为你没出过国、但人家听得懂。你笑晚了一秒，你就露馅了。你听不懂一个音乐的“梗”，因为你其实只是拿独立音乐或古典音乐当BGM当背景音在听，你内心还是喜欢流行音乐、喜欢重复的旋律。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能回去吗？回到原生家庭、原生阶级？像埃尔诺说得那样，你也没有办法，你已经无家可归了，哪怕你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的自然。埃尔诺回忆说：“我们背诵着规范法语的语法规则。一回到家里，我们却想也没想就说起了家乡话。”
我们按这个社会的要求向上流动、就像小说家埃尔诺按法国社会的规范，成为“城市新中产”。她成为教师、进入巴黎，你成为公务员或白领、进入北上广。但是，你始终感到自己身上的别扭感。你没法淡定、不敢放松。你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却也知道自己担心什么。
矛盾，就是你的身上，是个人的，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就像埃尔诺说的：“家庭的叙述和社会的叙述是一回事。”
文献来源：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url, Heather, Annette Lareau, and Tina Wu. 2018. ‘Cultural Conflict: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Dispositions Among the Upwardly Mobile’. Sociological Forum33(4):877–991.
Friedman, S. 2012. ‘Cultural Omnivores or Culturally Homeless? Exploring the Shifting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Socially Mobile’, Poetics, 40 (3) 467-489.
安妮·埃尔诺，2010，《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安妮·埃尔诺，2022，《一个女人的故事》，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安妮·埃尔诺，2022，《一个男人的位置》，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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