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还是“捐助”战略？基金会、战略研究与美国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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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402390.2023.2174107

大战略还是“捐助”战略？基金会、战略研究与美国学术界

 马修·福特

（Matthew Ford）

译者：董璐瑶

自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研究关注并影响着其政策导向与资源分配。然而，战略研究领域与美国学术界的关系并不稳定，若无法获得外部资助，便很难在大学里存续下去。因此，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对该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基金会如何塑造了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而基金会又会对战略研究领域的未来可能产生何种影响？杰弗里·迈克尔斯（Jeffrey Michaels）博士是巴塞罗那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领域的高级研究员，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担任国防研究高级讲师，并任职于北约和美国国防部，与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共同撰写了第四版《核战略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马修·福特（Matthew  Ford）博士是瑞典国防大学的战争研究副教授，著有《选择的武器：小型武器和军事创新文化》（Weapon of Choice: Small Arms and the Culture of Military Innovation），与他人合著了《激进战争：21世纪的数据、注意力和控制》（Radical War: Data, Att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文中，二人总结了基金会对战略研究学术领域的影响，追溯了从上世纪初到冷战结束期间基金会资助对战略研究的作用，研究了冷战后基金会支持的动态变化，反思了基金会近期的支持趋势。作者指出，近20年里，战略研究领域与政治右倾的基金会之间的财政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导致政治利益趋向倾斜，可能影响该领域未来几年所产生的学术研究的数量、类型和政治平衡。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近年来，这些失误被归咎于“无知的外交政策集团”和被误导的大战略。这一看法促使一些政治上偏右翼的基金会对美国各大学的各种战略研究项目开展投资活动，希望以此纠正所谓的联邦政府的战略教育赤字。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担任的高级外交政策职位很少，慈善基金会在大战略项目上的投资是否能得到多少回报并不清楚。但是，无论这些教育投资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何影响，它都极大推动了美国学术界的战略教学和研究。早在冷战时期，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麦克阿瑟和史密斯·理查森等基金会便塑造了该领域；“911”事件后，科赫基金会、布雷迪·约翰逊基金会和赫托格基金会加大了对该领域的投资。近期的这些投资象征着慈善基金会、美国大学和战略研究领域之间长期关系的延续。基金会资金对该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学术界一直对战略研究并不热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战略研究领域的多次兴衰主要源于基金会议程的变化，这些议程对该领域的内容也有重大影响。因此，通过探索基金会对美国学术界战略研究的赞助，有助于理解该领域的发展方式，并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线索。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基金会如何影响学术领域的发展，从战略研究领域的内部视角说明了慈善事业对该领域的影响，强调了战略研究相对于其他类似领域更依赖基金会支持的原因。其次，本文追溯了从二战初期该领域的诞生到冷战结束期间基金会资助的作用，以及研究了冷战后基金会支持的动态变化。最后，本文反思了基金会近期的支持趋势与其可能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启示。

大量的学术研究关注到了基金会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尤其是它能够促进意义重大的研究重点转移，并支持对新兴学术领域发展。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就极大地依赖于基金会。对于某些领域来说，资金的缺乏意味着没有研究基金、奖学金，以及组织会议和专业协会的资金，并且难以建立研究中心。基金会的影响力就是来源于此，它们可以支持那些缺乏资金的领域的研究，对学术界的专业进步产生影响。通过推动某些主题而放弃其他主题，基金会可以塑造一些研究领域。1978年，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肖恩·M.林-琼斯（Sean M. Lynn-Jones）就曾指出过资金与研究领域的研究类型的关系。他们认为，基础理论工作的缺失，部分归因于该领域对短期政策问题分析的重视。基金会的资助模式和当时的政策潮流会激励研究人员专注于当前的政策重点，从而导致该领域产生了许多保质期很短的文章，而少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理论书籍。可以说，基金会是能够促进学术领域繁荣的非官方“守门人”，也有能力将研究本身政治化，例如自由主义立场的基金会偏向“思想市场”中的某些主题，而保守主义立场的基金会倾向于其他主题。

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特定学科的资助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科本身的兴衰，无论资助者是政府还是私人。区域研究是一个典型。区域研究先是基金会的主要资助对象，后来成为政府资金的主要接受者。基金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用于在主要大学建立研究中心。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该领域迅速衰落，政府和基金会都大幅减少了资助。1991年后，区域研究不得不转型，部分原因在于基金会对跨区域和全球研究更感兴趣。恐怖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更大的转变，随着大量资金注入，在“911”事件之后的十年里，这一领域研究量增加了七倍。此外，迈克尔·克雷庞（Michael Krepon，华盛顿州智库史汀生中心联合创始人）在谈及基金会与军备的关系时，也强调慈善事业对于军备控制的成功至关重要，基金会在核军备控制领域居于核心地位。

虽然说二战、冷战和“911”事件等国家危机是发展新学术领域的重要背景条件，但大学也在寻找吸引研究资金和学生的方法。尽管新的跨学科领域在既有学科中学术地位不高，但还是产生了很多新学科。这一过程中资助者所提供的种子资金对于启动新项目是至关重要的。新项目的成功可以通过是否建立了一个正规的系，该学科是否被纳入了课程，是否在硕士和博士阶段进行了教学，是否设置了教席等等来评判。但是，如果一个学科缺乏学术信誉，便无法融入学术系统，只能被迫继续依赖外部资金。这一点对于1960年代早期到中期从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人来说，尤为真实。这一时期国家安全项目尚未成为大学的常规部分，没有学术预算，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部门或学科的职权范围，其存续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因此基金会的支持对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至关重要。

随后的几十年里，情况也未改善。理查德·贝茨（Richard K. Betts）在其开创性的《战略研究应该生存吗？》（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一文中，提到了该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复兴”。他指出，尽管“战略学者在大学和智库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一学科属于工具性科学，比不上更高级的理论工作，所以专业性不足；或者因为其应用于管理暴力，所以缺少道德性。爱德华·库罗德兹（Edward Kolodziej）也声称，“如果没有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安全研究不可能取得进展。这些支持扩大和加深了美国和国外许多学院和大学的跨学科基础。另一方面，库罗德兹强调了高校未能适当地将国家安全项目制度化，并指出，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取决于能否“被纳入学术界各个学科单位的专业关注和规范中”。

由于战略研究在解释上的自由度，所以很难确定这一领域在美国学术界的确切起源。根据对学术期刊的搜索，可以发现美国学者在战间期（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这一时期）之前就有许多关于战略的作品。不过，大多数关于该领域的叙述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冷战初期则是更实质的战略研究出现的时期。之所以如此划分，是为了将个人学术研究与集体性的研究成果区别开来。因此，一般来说，战略研究的起源与耶鲁大学的“国际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军事研究”有关。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提供的财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发展。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和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对国防和战略问题进行专门关注，学术界整体对战略事务缺乏兴趣，大学和美国政府也都没有表现出支持这类研究的兴趣。在此背景下，为了获得必要的支持，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不得不寻找基金会的赞助人，特别是纽约的卡内基公司。直到1939年11月二战开始后，他的新资金申请才被批准。厄尔努力的结果显化为普林斯顿军事研究研讨会和1943年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基金会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54年厄尔去世，资金停止后研讨会也瓦解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开始了类似的项目，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际研究所”。在二战开始前，它的许多出版物涉及外交政策的军事问题。该研究所的显著成就包括战后立即开展的关于原子武器安全影响的工作，特别是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编辑的《绝对武器：原子力量和世界秩序》（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一书，以及《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的建立。该研究所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其基金会的拨款数次续期，期望大学最终能够承担起财务责任。然而，1951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新校长不赞成他们的跨学科和政策性工作，于是将其关闭。

冷战开始后，对战略研究的怀疑态度仍然存在，直到冷战中期才有所改变。尽管大学不愿意将这一学科永久地纳入课程，更不愿意设立任何专门的部门，但如果能够获得外部资助，战略研究可以附属于大学的研究中心。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哈佛大学的国防研究项目。该项目产生于1954年的国防政策研讨会，从1955年开始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涵盖了战略和政策制定等主题。其核心主题是在军事科学和世界政治的技术加速和革命性发展的时代，武力和外交政策的关系。最初三年里，该项目的重点是组织基本材料、制定教学计划，以及举办国防政策研讨会。从1958年开始，该项目被纳入文理学院，以便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福特基金会拒绝继续资助，该项目存续几年后，由卡内基公司继续资助。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卡内基公司停止资助，该项目最终解散。外部资金消失后，哈佛大学也不愿继续维持该项目。

到20世纪50年代末，其他地方也形成了类似的项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几年里，美国许多高校建立了大量与国家或国防政策有关的研讨会、中心和研究所。这些中心的建立代表了基金会对战略研究的第一波支持。1963年对该领域的一项调查指出，大部分“对国家安全研究的财政支持来自三个主要的基金会：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并直接提供给各机构或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提供”。整体而言，福特基金会是大学项目的最大赞助商，其他基金会倾向于支持具体项目。卡内基公司支持多个大学的项目，并赞助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SSRC在存续期间赞助了一些大型的学术会议，向安全研究领域发放研究基金。为了迎合卡内基公司对军事问题的兴趣，芝加哥大学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于1957年在其名称中加入了“军事政策”。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军备控制研讨会，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相关研究。其他基金会也很活跃，如二十世纪基金会（Twentieth Century Fund）赞助了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关于军备控制的夏季研究。在军备控制研究的历史上，美国人文与科学院1960年的会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议的论文发表在《代达罗斯》（Daedalus）特刊上，后来经唐纳德·布伦南（Donald Brennan）编辑的《军备控制、裁军和国家安全》（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一书校订。另一个重要的出版物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和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的《战略与军备控制》（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此外，尽管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政治中间派的基金会，但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特殊，该校的外交政策研究所由偏右翼的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资助。另一个右派基金会（Scaife）为乔治敦的战略研究中心（后来的CSIS）提供了主要财政支持。也有一些机构并不依赖大型基金会的资助，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国家安全政策研讨会等。

大量的资金供应保证了战略研究领域的扩展。这一时期，政府也加大了资金的投入，而与此同时，基金会也并未撤回投入。基金会之所以继续资助，一是为了保持独立和批判的研究成果，二是由于政府资助的研究往往仅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不是从事基础研究，三是为了支持一些并不受政府欢迎的项目的研究。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世界对越战的关注有所上升，核问题的重要性下降，早期对战略研究的热情也随之消散，导致许多项目被废弃。虽然其时正在进行战略军备控制谈判，且美国要与更多国家进行核武器竞争，但军备控制与裁军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对此，有人认为这一研究的衰怠期是由于已经完成了基本的概念工作，而且之前的研究也没有为后继者的出现奠定基础。

为应对这一问题，1973年福特基金会计划赞助全国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以鼓励新的概念工作，并增加在该领域工作的学者数量。这些中心将各自开发跨学科的军备控制课程，举办教师研讨会，并提供研究金。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大学于1973年创建了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后来改名为贝尔弗中心），负责科学与国际事务项目。几年后，它推出了国际安全项目以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1978年，福特基金会支持建立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作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部分，并为其他几个著名高校提供了资金与支持。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将福特基金会赞助的活动描述为“安全研究的复兴”，认为基金会对发展“学术基础设施”的支持是“复苏该领域的关键”。迈克尔·德什（Michael C. Desch）指出，第一代学术战略家和这一时期的新一代战略家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前者的研究关注“核战略、反叛乱和国家建设”，而新一代人则专注于“进一步完善理性威慑理论、常规威慑和通用部队以及大战略”。最重要的是，新一代战略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将其工作融入大学体系，因为他们更致力于“理论创造、理论测试和理论应用”。然而，在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该领域的复兴的十年内，人们将再次呼吁进行进一步的重大投资。

20世纪80年代初，超级大国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基金会加强对国际安全研究的支持。这种日益危险的国际形势吸引了基金会董事会的注意，且该领域缺乏主流学术部门的支持，因而基金会决定释放资源，以支持国际安全研究的新一轮重大发展，同时强调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

与前十年福特基金会对该领域的慈善支持占主导地位相比，在80年代，其他几个基金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卡内基公司、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和“犁头”基金会（Ploughshares Fund）。

1983年，卡内基公司资助了一项持续八年的关于“避免核战争”的重要计划，向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安全项目提供了资助。而对该领域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麦克阿瑟基金会促进国际安全研究的项目。从1985年至1988年，这个新项目资助了超过350名研究生和140名教员；到1992年，它为和平与安全的研究拨款6500万美元。该项目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力，是因为除了资助与核有关的传统课题外，它还强调对安全问题进行非军事方面的研究，包括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耗竭、社会变革、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此外，它还强调了对该领域后续一代学者的培训。凯瑟琳·M·凯勒赫（Catherine M. Kelleher）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称为“变革的驱动力”，在继续推动与核有关的研究的同时，也使该领域摆脱了对核武器的传统关注。它是核历史项目和国家安全档案的主要财政支持，这两个项目为新一代的核问题研究学者提供了重要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该领域变得高度政治化，许多资助者都有明确的政策倾向。例如，持保守立场的奥林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赞助在哈佛建立了由塞缪尔·亨廷顿领导的奥林战略研究所。这标志着哈佛大学与早期对卡内基和福特等政治中间派基金会的依赖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样，1988年，耶鲁大学设立了一个由保罗·肯尼迪领导、由奥林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赞助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消失了，其国防开支因而大幅下降，国防安全的优先事项也被重新定位。同时，西方国家的武装力量预算下降，基金会对战略研究的投资也在大幅下降。直到“911”事件发生后，这种下降趋势才慢慢扭转过来。在“全球反恐战争”初期，恐怖主义研究和反叛乱研究是获得研究投资的主体，不过该领域内的一些传统议题也重新得到了支持。例如，2002年，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核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助。然而，从2000年代后期开始，中东问题逐渐在美国安全政策议程上占据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资助战略研究。如前所述，美国的战略失败与战略领域精英教育的缺失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

标志着基金会对资助态度转变的核心项目，是耶鲁大学的“大战略”项目（Grand Strategy Program）。该项目最初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等基金会支持，2006年布雷迪-约翰逊基金会（Brady-Johnson Foundation）为该项目提供了1750万美元的15年赠款，这是该项目取得突破的时刻。早在2006年之前，该项目虽然充满争议，但也赢得了声誉。一方面，“大战略”项目在美国外交政策界具有影响力，这主要是由于加迪斯在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与布什政府的联系。另一方面，该项目有意恢复主流学术课程中对于外交和军事历史等科目的研究，关注宏观思想并培养通才，而不是像大学那样专注于培养专业人才。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许多学生被介绍给军事和外交政策的从业人员，后来转而在华盛顿特区从事政策制定工作。

耶鲁大学“大战略”项目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基金会的参与。赫托格基金会希望扩大学术大战略项目的数量，而科赫兄弟领导的基金会的目标更加宏伟，希望利用投资来塑造学术工作，使其作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查尔斯·科赫慈善基金会的前主席里奇·芬克在《社会变革的结构》这篇文章中，概述了塑造政策理念的三步程序，第一步便是资助大学项目，并将其与智囊团和活动团体的投资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整合，以便将“想法转化为行动”。通过将哈耶克的生产模式应用于知识的创造方式，这些行为如同“…编剧提供剧本的主题和文字一般，试图影响政策思想渗透的领域。”2015至2019年间，科赫基金会为美国多所高校的战略研究项目提供了启动资金，其中的主要受益者是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克制”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

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发生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中，这些变革已经在美国学术界留下了痕迹。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越来越多地将与社会运动、性别、性取向、种族关系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话题和方法纳入课程。战略研究在冷战期间，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学术界中支持和反对战略研究的人，以及希望对战略研究进行改革的学者之间的分界线变得尤为明显。贝弗利·盖奇（Beverley Gage）通过耶鲁大学“大战略”项目，发现像布雷迪-约翰逊这样的慈善基金会本身也在这些争议中站队。盖奇辞去了Brady-Johnson大战略项目主任的职务，部分原因在于，她希望扩大课程范围，使其不仅着眼于世界秩序的战略，而且着眼于如何改变世界战略。与此相反，基金会的领导层则希望该项目能集中在其最初的国际关系领域。可见，慈善基金会和学术界之间存在潜在的分界线，前者在他们的项目资助中有特定的目标，后者则希望挑战这个领域的传统研究方法。

在美国校园建立大战略项目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也在质疑“911”事件后越发明显的大学生活军事化。2008年，一项针对教授安全研究的学者的调查发现，批判性理论虽然地位越来越突出，但在安全研究的课程中却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可见，布雷迪-约翰逊基金会、赫托格基金会和科赫基金会的投资进一步分裂了受资助学者与其他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的价值体系的学者，因此，右翼资助者为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方面的优势，会造成左翼知识分子反对的政治议程的出现。

这些学术分歧反映出人们对美国过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行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方向越来越感到不安。近年来，自由国际主义的共识受到了由基金会支持的学者们的严重攻击，后者提倡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克制”。具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的基金会继续扩大对美国大学大战略项目的赞助，但更多中间派基金会却较少参与。无论最近一轮的基金会投资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何影响，它所带来的美国校园战略研究的快速增长，几乎可以肯定会对该领域未来几年所产生的学术研究的数量、类型和政治平衡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要更好地了解塑造战略研究领域的力量，就需要更好地了解慈善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基金会的资金促进这门学科的诞生，并在没有其他支持者的时候保证了这门学科的维持和振兴；同时，它也对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威慑、核战略、军备控制以及最近的大战略研究方面。虽然以前的研究提到了基金会的重要性，但参考资料主要限于在该领域工作的学者的轶事，但缺乏更详细的调查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这个领域与政治右倾的基金会之间存在着的财政联系，使得作为这门学科本身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这篇文章首先揭示了战略研究在学术界一直不受欢迎，因为它要么过于跨学科，要么缺乏理论基础。因此，学术界一直抵制将该领域在大学内制度化。结果是，该领域不得不从慈善基金中寻求资金支持。虽然我们并不是说个别研究人员会为了迎合基金会赞助人的喜好而歪曲自己的研究，但我们观察到，对某一问题持有某个特定观点或支持某种特定研究方法的基金会，更倾向于赞助与其观点相似的研究人员。这就导致研究成果毫不奇怪地反映并扩大了这些观念偏好。在冷战期间及其后，政治利益的相对平衡是存在的，然而现在这种平衡正在消失。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尤其明显，政治中立派与左倾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

要实现战略研究领域未来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关注当下的不平衡对当前和下一代学者的影响。长期以来，战略研究不断受到慈善家的支持，这一趋势也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美国大学也仅在这一领域研究获得资金支持的时候容许其一席之地，导致战略研究缺乏稳定的支持，而学术界的敌对反应又使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们陷入了艰难的选择。

Jeffrey H. Michaels & Matthew C. Ford (2023) Grand strategy or grant strategy?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strategic studies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DOI: 10.1080/01402390.2023.217410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402390.2023.2174107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