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虽然在简体中文互联网的公共讨论中，即将临近的法国大选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这当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在中国，小花梅事件，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在局部地区的再一次蔓延与东航客机的悲剧不断地冲刷着舆论场，而即使在法国观察家与区域研究者的眼中，由于选举的结果似乎早已注定（4月的选举几乎必然会成为马克龙的加冕典礼），这一话题也不再是讨论的焦点。然而，另一方面，法国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中似乎又因为其历史与其他因素不断被提及：法国的形象存在于（很大程度上是从英美传入的）乳法段子，或褒或贬的“巴黎革命老区”，对“五月风暴”的朦胧想象，晦涩缠绕的“法国理论”与其他一系列的碎片信息当中。然而，作为这一切的载体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尤其是当下的现实）究竟是如何的？作为法国政治的“局外人”，中国读者究竟能从中看到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于去年12月初与一位法国同志进行了约稿，希望他写作一篇关于法国大选的文章，并由此介绍当代法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与进步运动。
本文作者Nathan Sperber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卢梭学院（Rousseau Institute, 不是日内瓦那个，此处附上链接https://institut-rousseau.fr/）科学委员会成员，曾参加过社会党，新反资本主义党，工人斗争党与法国共产党等党派的会议（但是并未与以上任何一个党派进行过合作），并在早年参加过2006年的罢课运动（文中对该运动有所提及）。本文主要为我们梳理了法国在2008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变局与今天活跃于政坛的各法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运动，并指出2017年以来马克龙政治集团的权力日渐巩固，并调用“主权”话语推行经济国家主义政策的情况。在中文与英文媒体与学术刊物中，有不少论者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已经在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府中（如波兰的杜达政府与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出现。
虽然该文没有对法国政治经济变迁进行长时段的梳理，因此如果希望对法国政治经济格局进行全面而有穿透力的讨论，依然还需要更多进一步的阅读。然而，无论对于破除简体中文互联网内关于法国政治或具体政治力量的迷思，还是对当代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实进行切面式考察而言，本文都依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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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自由主义抗体到后新自由主义君主：马克龙的胜利
作者：Nathan Sperber
译者：白山、江春琦
法兰西共和国每五年通过直接选举完成其总统和国民议会议员的任期轮替。埃马纽尔·马克龙目前的总统任期从2017年5月开始并即将结束，国民议会577名代表的任期也是如此，其中267名代表来自 "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LREM），该政党是在马克龙的 "前进党"（En Marche !, EM）基础上成立的。这个运动的名字与他自己的姓名缩写一致，他于16年4月发起了这个运动，以支撑他的总统野心。
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都分两轮进行，因此总共会有四轮选举。4月10日星期日，法国选民将在12名已登记的总统候选人中做出选择。第一轮选举的两名获胜者将在两周后的4月24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对决。总统选举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的，而立法机关的选举（定于6月12日和19日）是在全国577个选区中的每一个选区分别进行的选举。在每个选区内，获得超过12.5%选票的候选人可以进入第二轮选举，而第二轮选举的获胜者将成为该选区的代表。
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
经过五年内的一系列重大意外性危机，从黄背心（Gilets jaunes）的抗议活动到新冠疫情，再到目前的乌克兰战争，马克龙已经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这几乎可以保证在4月24日获胜。立法机关的选举离我们相对遥远，也留给我们更多的预测其结果的空间，但马克龙很可能会保持他的议会多数，他可能是通过在此期间将共和国前进党改头换面，并替换掉在过去五年中被证明不可靠、无能或根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一些党代表的方式完成这一点。如果他成功了，马克龙将成为自1965年戴高乐将军以来第一位连任并保持议会多数席位的法国总统，【1】而围绕在他周围，并对他负责的部长、顾问、上层公务员、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一个可以被称为“马克龙尼亚”（英文：Macronia法文：la macronie）的社会领域）将至少在未来五年保持其在法国权力顶点的存在。
是什么解释了马克龙及其随行人员（entourage）今年可能取得的胜利？一个在14年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之前基本不为公众所知的人，在一个成立不到一年的政治运动的支持下参加17年的总统选举，是如何在法国政治领域占据如此程度的主导地位？
马克龙无可匹敌的地位反映了法国政治生活围绕着政治空间中心的单一执政极（single governing pole，即LREM及其附属机构）进行的重组，这意味着法国摆脱了确保1981年至2017年两党之间定期交替执政的两极体系。在中右翼，即法国人所说的 "执政右翼"（droite de gouvernement）的生态位上，是表面上是戴高乐主义的继承者，他们的党派现在被称为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 LR），而在中左翼，即 "执政左翼"（gauche de gouvernement）这边，则是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PS），其本身是1905年成立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FIO）的直接继承者。这种共和党-社会党对峙的两党结构在五年前崩溃了，当时这两个政党都没有进入17年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更不用说争夺总统职位了。这一结果不仅要归因于当时的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政治狡猾和纯粹的运气，还要归因于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笼罩全国且缓慢发展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一危机使得建制派政治行为者丧失了信誉。
然而，马克龙担任总统的前三年，似乎并没有给人以他能够补救即将到来的法国政治社会崩溃的感觉，乃至是加剧了这种（临近崩溃的）感觉，2018-19年戏剧性的 "黄背心"运动就是这一见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扭转了马克龙的命运，那就是新冠疫情及其在法国国内和欧洲层面的众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实际上，这种疫情大流行的冲击（其在欧洲的急性和威胁性阶段（acute and threatening phase）持续了一年多）似乎已经平息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法国出现的、直到2019年还在加剧的政治对抗的循环。同时，疫情后的未来似乎正在形成法国发展的后新自由主义阶段，几年前还在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教条的政治精英们，现在正努力修正和修订自由市场的信条，在政策中插入经济国家主义的元素，在话语中加入 "主权 "和 "保护 "的浓重修辞。马克龙已经把自己变成了这一政治经济拐点的载体，试图让前疫情时代的抗议目标显得过时，同时充当最终稳定和重新巩固统治阶级权力的担保人。
法国政治 的"垂直性 "特征
因此，马克龙在当今法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必须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被加以理解，自2008年以来，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经济危机在法国政治领域反复回荡，这一危机孵化了马克龙的崛起，并形塑着他的总统任期。然而，在更详细地讨论这场根深蒂固的危机之前，回顾一下法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一些特点可能是有益的。
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政治生活的运作不仅基于（更类似美国，但不同于西欧其他国家）总统府高于政府行为的首要地位，而且（不同于美国）基于当总统的政党在国民议会中享有多数席位时，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严格服从。自2002年以来，立法机关选举被安排在总统选举后的几周内进行，因此，后者始终确认了前者的结果，确保了希拉克（2002-2007）、萨科齐（2007-2012）、奥朗德（2012-2017）和马克龙（2017-2022）等总统在国民议会中稳定产生 "总统多数"（presidential majorities）。由于他们的当选是建立在总统事先的胜利上的，并依赖于只有行政部门才能给予的资源（如政府职位和任务以及预算资金）而运作，总统多数的代表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倾向于遵守总统的意志。
自戴高乐时代以来，法国政治体系对总统职位的这种倾斜产生了围绕这一 "最高职能"（fonction suprême）的浓厚神秘感，据此，总统作为 "共和君主"（monarque républicain）站在总理和政府之上，是一个几乎超人（superhuman being）的存在。与奥朗德相比，马克龙似乎沉浸在法国总统制度固有的 "垂直性"（la verticalité）中，比他的前任们更多地将政治权力集中在爱丽舍宫，并谨慎地控制着媒体对他本人的访问。同时，他在议会中的共和国前进党的多数派独特地缺乏政治自主权和影响力，因为它主要由马克龙在2017年获胜后亲自挑选的人物组成——其中许多人以前没有从政经验。因此，在过去的五年里，法国人普遍将国民议会描述为政府提交给它的法律草案的一个单纯的 "登记室"（chambre d'enregistrement）。
虽然在法国，立法权并不像在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对行政部门构成重要的制衡，但有一种对抗性的权力在法国比其他地方更有分量："街头"（la rue）。大规模罢工和街头示威对政治权力顶峰造成威胁的间歇性能力是第五共和国的一个特点，从1968年的五月风暴（May 68）到1995年反对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改革的公共部门罢工，再到06年反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学生和工人示威——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并对政府施加了政策转折。这种 "街头 "力量冲击法国总统府的能力在马克龙时期，尤其是在2018年底的 "黄背心 "运动中也可以被强烈地感受到。
2008-2019年：社会政治崩溃的预兆
自1970年代法国战后经济繁荣期，即所谓 "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结束以来，法国公众对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的评价一向非常消极。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与过去的活力相比，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微不足道和令人失望的，而失业问题也逐渐显现：法国的失业率从1975年的80万增加到90年代的200-300万，这一事实成为对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的失败的强烈提醒。
对法国公民来说，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他们就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陷入了危机之中，2008-09年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似乎只是在现有的危机之上叠加了一个新的危机。随着失业率从08年初的7.2%上升到13年的10.5%，在国际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国家进行主权债务投机的背景下，法国GDP的增长再次陷入困境，自2012年到2016年，每年仅为0-1%。在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下，为了安抚投资者、投机者以及更广泛的本国和外国商业利益，法国政府在萨科齐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年和奥朗德担任总统的最初几年采取了顺周期的财政紧缩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危机。与欧盟委员会和法国政府相比，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 现任意大利总理，译者注）领导的欧洲中央银行（ECB）没有那么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在这些年里，它的立场转向了货币宽松政策，在2012年承诺 "不惜一切代价 "来拯救欧元，并从2015年开始参与大规模的债券购买。这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整个欧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共识首次受到重大冲击，尽管这一共识目前仍局限于货币政策的技术专家领域。
尽管欧洲央行采取了非正统的货币政策，但奥朗德领导下的社会党政府继续强调控制公共债务，这导致奥朗德在2014年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法国总统，其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10%。由于意识到自己连任的机会渺茫，他在2016年12月宣布不再寻求第二个任期——这一决定在第五共和国又是第一次。在这一点上，政治两极化的规律会预示着 "执政右派"，即共和党的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在2017年轻松获胜，但菲永本人的影响力在2017年初涉嫌挪用公共资金时被削弱了。这为奥朗德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的崛起创造了所需的空间，他当时正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年轻的亲市场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在2017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轻松获胜，在第二轮选举中与来自极右翼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玛丽莲·勒庞（Marine Le Pen）对决。选举中排名第三与第四名的候选人分别是共和党的菲永和左翼民粹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社会党的候选人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在一个完美的 "Pasokisation "场景中排名第五（获得了6.4%的选票），即一个具有长期执政经验的名义上的 "社会主义"政党（译者注：Parti socialiste可以被直译为“社会主义党”）因过于忠于欧盟的预算正统观念而名誉扫地并被边缘化，就像最近发生在希腊的，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下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身上的情况。
民众反对奥朗德社会党政府缩减开支的示威
佩里·安德森在17年3月发表在《世界外交论衡》（Le Monde diplomatique）上的一篇名为 《为何体制将会胜出》的预言性文章中指出："既定秩序远未被击败......而且......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吸收和化解来自任何方向的反叛。在它已经产生的抗体中，有民粹主义突破的雅皮士仿品（yuppie simulacra）（西班牙的阿尔伯特·里维拉，法国的埃马纽尔·马克龙）"。【2】除了马克龙作为新自由主义抗体的生物学隐喻之外，安德森更广泛的论点是，2008-09年经济危机在整个西方激起的政治不稳定的余震（包括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胜利、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的当选）将无法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更有能力收编其对手，更新其执政人员，只在必要时改变其话语，以抵御对其权威的重大挑战。
然而，法国潜在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感并没有在马克龙当选后消退，因为他最初倾向于市场自由化并仍然符合欧盟预算的正统观念的政策几乎无法缓解大部分法国公民对政府经济无力的长期失望感。马克龙取消了法国原有的财富税，采取了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新措施，并对国家铁路服务机构SNCF实行了公司化（corporatisation），这些反而使马克龙获得了 "富人总统"(le président des riches)的形象。
马克龙担任总统期间的第一次重大动荡是 "黄背心 "抗议运动，该运动是由政府在18年秋季增加燃油税的决定引发的。穿着高能见度的黄背心，拥有汽车的抗议者大多来自中小城市和中下阶层，他们占据了全国各地的环岛，同时每周六在市中心的街道上示威（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活动）。虽然抗议的权利在法国得到法律保障，但它是有条件的：抗议必须事先通知省政府当局【3】，而省当局保留以 "公共秩序"（l'ordre public）的名义禁止任何一个具体的政治抗议的权利（译者注：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禁止所有的抗议活动，但是可以去审查每一个抗议活动，决定它们是否需要被禁止）。由于各省对零星的暴力事件做出反应，禁止 "黄背心"在某些地区游行和集会，数十万抗议者一再拒绝遵守法律规定，这很快使该运动成为1968年以来对法国 "公共秩序 "造成的最大威胁，这使得警察开始对 "非法集会 "实施暴力，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在这一运动的示威者和涉及的警察中，超过10 000人被捕，4000多人受伤。
黄背心运动
为了迅速化解危机，马克龙在2018年12月初向抗议者让步，取消了增加燃油税的决定。虽然此后黄背心运动最具威胁性的阶段逐渐过去，但它仍然持续了几个月，因为马克龙决定在2019年初与全国人民进行一次 “大辩论”（Grand débat）。他将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视为下一个政治机会，在4月的 "大辩论 "结束时，他宣布大幅降低所得税，基本上是使得收入次高的四分之一人群受益。这项措施对于解决黄背心社会基础的群体（如果我们按照收入水平把法国民众的收入从高到低分为四个部分，那黄背心运动的基本盘大致位于第三部分）的生活成本挑战没有什么意义，但它被证明是一个政治高招，因为马克龙借此可以吸走原本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选民，这些人曾是警方与黄背心抗议者进行身体对抗的坚定支持者。在2017年为社会党的 "Pasokisation "做出贡献后，马克龙在2019年将共和党甩在了后面，这个戴高乐的继承者只获得了8.5%的全国选票（而共和党候选人菲永则在2017年获得了20.0%的选票）。
马克龙在19年将自己的政治形象果断地转向右翼，并将一大批年长的，主张"法律和秩序"（law-and-order）的保守派选民纳入共和国前进党的选民基础。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悖论，马克龙刚刚摆脱了黄背心危机的困扰，但是同时却成为法国政治空间中比之前更强大的参与方。在2017年春天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他还是一个多少有些缺乏经验的政治家，但到2019年年中，他已经成为一个完美的政治操纵者（political operator），尤其善于利用危机和不稳定时期为自己谋利，并善于调整自己的政策立场和言论，以便将政治竞争对手拉下马。
2020-2022年：疫情政治与政权巩固
马克龙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似乎与“黄背心”运动期间的情况相呼应：一位总统起初因突如其来的挑战而手忙脚乱，急于消灭最严重的威胁，随后巧妙地化集体危机为个人政治机遇。但与黄背心运动相比，疫情对法国的经济生活构成了巨大冲击，促使国家采取同样严厉的经济措施。法国的政治经济正持续被健康危机所重塑，反过来改变了新冠疫情前时代的一些经济规范。
2020年冬末，随着新冠肺炎在法国悄无声息地迅速蔓延，公共医院系统到3月中旬已几近饱和，政府随之陷入困境。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为抵制马克龙推动的养老金改革计划而举行的大规模公共部门罢工，导致法国公共交通系统出现了一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停滞。与此同时，法国当局在应对迫在眉睫的疫情上磕磕绊绊：起先忽视口罩的重要性，接着突然征用国内所有库存口罩及其生产线；起初实行了数周不符合冠状病毒特点的阶段性流感应对计划，随后又抛弃该计划，在2020年3月17日至5月11日实施了欧洲最严格的全国封锁。
在流行病学方面，法国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在2020年4月的头几天达到高峰（每天约一千人），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当2020年5月解除最初的封锁时，病毒传播速率在几个月内保持极低水平（尽管绝不是零），随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到2020年秋再次上升，并在2021年夏以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6月，餐馆、咖啡馆、酒吧、博物馆、电影院和剧院等公共场所仍然关闭，同时实行宵禁，禁止公民在晚上无正当理由出户。到2021年夏末，超80%的成年人接种疫苗，大大降低了病例死亡率，导致政府取消了除“在室内公共空间须佩戴口罩”以外的大部分防疫措施。总体而言，法国在2020-21年出现了155 000例超额死亡，表明在这两年中可归因于新冠肺炎的超额死亡率为0.124%；这一比率属于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荷兰，但高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4】同时随着疫情发展，公共舆论中对病毒的恐惧和对政府在2020年春季缺乏准备的愤怒逐渐让位于一种更温和的态度，即认为应当采取必要限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医院系统被病人淹没而非将病毒感染率和死亡降到最低。马克龙本人支持这种新出现的共识，在“学会与病毒共存”的过程中，他使用了一种以平衡限制和自由为中心的话语。
法国政府面对病毒所颁布的卫生措施在西方国家中并不引人注目，但其经济政策却值得注意。从20年3月起，财政部（在法国被称为“Bercy”，即其所在的巴黎街区）部署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封锁和各种限制措施对企业、工薪阶层和生活水平的影响。其中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由国家承担因防疫限制或商业活动放缓而赋闲的工人80%以上的工资；第二，由国家为各种规模的公司提供高达数千亿欧元的银行贷款以避免其破产；第三，国家为因防疫限制而无法经营的公司（如餐馆）提供部分商业收入补偿。
2020年3月，马克龙在国家电视台介绍这些措施时强调了面对危机时的“团结”，并承诺“不惜任何代价”（quoi qu'il en coûte）地提供经济支持——这个短语被用来形容法国应对疫情的整体经济措施。他在次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断言：“我们已经将几乎所有企业的工资和损益都收归国有”。【5】由于法国的GDP在2020年暴跌了8%，公共债务在一年内从占GDP的98%上升至116%。债务的增加在短期内并不重要，因为现在由法国前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领导的欧洲央行，在2020年3月中旬推出了主权债券购买计划，使其前任马里奥·德拉吉制定的措施相形见绌。总的来说，财政部所实施的经济支持措施一直持续到21年下半年，使失业率的上升幅度比2008年危机后小得多、持续时间也更短，并导致2020年和2021年的企业破产率比2019年大幅下降。
如果我们将疫情和社会经济情况结合起来看，就不难理解马克龙在大流行病发生后的个人地位为什么会比2020年春天的低点有所提高。至2021年夏，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使法国摆脱了大流行病最脆弱的阶段，马克龙的支持率稳定在40%左右——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奥朗德和萨科齐总统在各自任期内的四年中的支持率。重要的是，法国政策中的“不计成本”和“团结”能使马克龙培养支持他的左翼力量，以重新获得前社会党选民的潜在支持。此前他曾不遗余力地塑造自己的右翼形象，并在19年为应对黄背心危机而赢得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马克龙早已不是“政治素人”
不仅仅是马克龙在国家决策与政治言论中巧妙驾驭中左翼和中右翼，整个法国在疫情期间都明显避开了直接的左翼/右翼分类，凝聚成一种以“主权”和“保护”所主导的全新话语。这可以被视为马克龙试图摆脱2017年新自由主义-现代主义者的印象以重塑其公众形象，并在全球混乱加剧的背景下体现法国社会的复原力。为了这一转变，马克龙于2020年3月12日宣布，“这场大流行病所揭示的是，有些商品和服务必须置于市场法则之外。我们把自己的食物、保护能力、治病的能力和我们的基本生活框架交给别人而非留在自己手中是一种疯狂。我们必须夺回对它们的控制权。”马克龙在2021年的许多场合继续使用“夺回控制权”的表述，仿佛冠状病毒教会了一位全球主义总统陶醉于英国脱欧的口号。在此过程中，他试图与疫情在整个法国社会所持续引发的意识形态暗流相呼应，包括在困难时期更加强调“保护自己”，以及珍惜国家或地区嵌入的生产和分销的“捷径”（circuits courts）以供应基本商品。马克龙仍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并对欧盟层面的权力政治进行了高度投资。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引入限制性定语以说明 “主权”和“保护”同样适用于欧盟范围，产生了“一个主权欧洲中的主权法国”（a sovereign France in a sovereign Europe）和 “一个有保护力的欧洲中的有保护力的法国”（a France that protects in a Europe that protects）这般尴尬的说法。
尽管现在确定大流行病对法国政治的长期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可以从上述修辞中推测出大流行病所引起的一些政治经济变革，主要是财政部和欧洲央行在危机最严重时期为维持法国经济正常运作而采取的引人注目的干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随着经济复苏，2020-21年的工资和收入支持力度已逐渐减小，但政府为政治目的而调动财政和金融资源的倾向还是显著高于大流行病之前，例如于2021年10月迅速制定和推出340亿欧元的“法国2030”工业投资计划。除德拉吉领导的欧洲央行的非正统货币政策之外，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没有动摇。但新冠流行病却在一些政策领域内持久地对新自由主义传统加以修正，包括工业和技术政策、贸易和供应链、外来投资筛选、国家渠道信贷和公共债务管理。保罗·杰尔包多(Paulo Gerbaudo)最近提出的“后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国家主义的回归 ”这一概念在未来几年很可能适用于法国。【6】
回顾新冠之前法国的政治动荡和内乱，从2017年的两党制崩溃到2018-19年的黄背心运动再到2019年底的大规模公共部门罢工，可以看出新冠流行病巧妙地为第五共和国自1960年代以来政治上最动荡的几年画上句号。2020年之前，以黄背心为代表的席卷法国的抗争浪潮现已成为回忆，这些年的关注和要求已经被封锁带来的挑战、用公共资金支持的经济以及如今这种新的政治常识所取代。这种常识将“主权”与“保护”放在分配与阶级斗争之上，仿佛弥合了精英与底层人民的诉求之间的鸿沟。通过在话语和政策层面与新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并将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复原力”、“主权”、“保护”、“独立”等新的国民野心上，法国统治阶级最终可能会在2010年代的危险十年后重新巩固其政治与经济权力。
总统大选
在该前提下，马克龙的连任几乎是必然的，目前他在第一轮投票中的支持率接近30%。马克龙在2017年和2019年分别使社会党和劳动党的支持率低于10%，此后这两个传统的执政党未能恢复以前的实力，多年来不断有当选官员投奔马克龙。最近几周的乌克兰战争也有助于提高现任总统的地位，加强他在地缘政治动荡中作为国家保护者的作用。极右翼获得了约30%的选民支持，但仍不被大多数人信任，似乎被第二轮选举规定的50%的门槛阻拦在外。此外马克龙还有一个简单的政治优势：他处于左右轴线上的政治空间的中心，如果在第二轮面对右翼或极右翼候选人，他可以期待获得来自左翼的选票（相比右翼，左翼更喜欢中间派）；同样的逻辑，如果在第二轮面对左翼候选人，也可以获得来自右翼的选票（相比左翼，右翼更喜欢中间派）。
在此基础上，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本次选举中的一些参与竞争的组织和人物，可以对法国政治现状有更深的了解。12名候选人已经通过了参选门槛，即得到了500名当选官员的支持。根据竞选规则，候选人在竞选的最后几周可以公平地使用电视和广播，在第一轮竞选中每人最多花费1680万欧元（与美国和印度等监管较少的系统中用于竞选的惊人数额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如果他们在第一轮竞选中的支持率超过5%，国家将报销候选人的支出，最高可达800万欧元；而如果未能达到5%，他们只能期望得到80万欧元的退款。
法国大选的12名候选人
法国传统执政党所推出的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并不顺利。共和党党员在21年12月投票选择了法兰西岛地区的总统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作为他们的候选人。她的经济纲领比马克龙的更自由，并非常强调“法律与秩序”。她被挤压在马克龙和极右派之间，目前的支持率在10%-15%之间，不太可能进入第二轮选举，并且她很不幸地在3月25日被检测出新冠阳性。社会党候选人、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的情况更糟，民调结果为2-3%。对于一个五年前还担任总统的政党来说，这是一个耻辱性的表现，说明温和的左翼改良主义在当前法国政治时代的彻底混乱和破产。
另一方面，极右翼在总体的支持者数量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在进入本次选举时，玛丽莲·勒庞（全国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其前身为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之间存在鲜明的分歧，两者的民调都在15%左右，勒庞的趋势更为有利。泽穆尔曾是《费加罗报》（Le Figaro）的记者，他在2021年12月才成立了他的再征服(Reconquête)党（参考了中世纪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并对勒庞在法国领导激进右派的主张提出了积极的挑战。在伊斯兰教和移民问题上，泽穆尔的言辞比勒庞更具有煽动性，他主张禁止使用外国名字，建立一个 "移民部"，同时赞同穆斯林移民正在对法国文明进行 "大替换"（le grand replacement）的理论。【7】这使他在右翼极端分子中很受欢迎，他们对勒庞为使其政党正常化和解毒（dédiaboliser）所做的努力感到失望，相较之下，右翼极端分子更喜欢她的父亲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执掌该党的时代。同时，泽穆尔是法国的文化精英和经济自由主义者，这使他成为那些厌恶勒庞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前高收入共和党选民的诱人选择。泽穆尔不太可能赢得总统职位，他的目标是在马克龙连任后法国右翼沿着新的党派路线重组的可能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仲裁者，但如果他在第一轮选举中未能领先勒庞，他可能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至于左派，它在进入选举时比右派更加分散，有两个温和的左派候选人（社会党的安妮·伊达尔戈和绿党的亚尼克·雅多(Yannick Jadot)）和四个更激进的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的不屈法兰西党（La France insoumise）、法比安·鲁塞尔的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菲利普·普图(Philippe Poutou)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和纳塔莉·阿尔索（Nathalie Arthaud）的工人斗争党 (Lutte ouvrière)）。除了梅朗雄目前正向15%迈进，排在勒庞和泽穆尔之间的第三位，其他所有人的投票率都在1%到5%之间。
梅朗雄是社会党的异见者，在密特朗时代曾在社会党接受过党内政治教育，然后在2000年代初成为一名下级官员，并最终在2008年离开该党，成立了左翼党（Parti de Gauche），随后在2016年成立了不屈法兰西党（该运动如今仍由左翼党的干部实际控制）。作为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公共演讲者，梅朗雄表达了与法国自罗伯斯庇尔时代以来的革命传统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和激进平等主义冲动，同时也受到使查韦斯、卢拉、莫拉莱斯和科雷亚（Correa, 译者注：厄瓜多尔前总统）在拉丁美洲取得选举胜利的克里斯马型民粹主义的启发。然而，他是一个不稳定和易怒的人物，在2017年取得19.6%的出色成绩后，他的运动未能发展壮大，而且在选举后的准备工作做得不足，同时他自己也太老了，无法在未来长时间继续竞选。梅朗雄在4月10日超过勒庞和泽穆尔，进入第二轮选举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使他实现了这一壮举，也会在4月24日遭到惨败，并使得他的运动和支持者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命运。
梅朗雄的运动前途未卜
鲁塞尔是法国共产党自2007年以来推出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在2012与2017年，该党选择支持梅朗雄）。为了使自己区别于梅朗雄的抒情主义（lyricism）和国际展望（international outlook），鲁塞尔正在围绕生活成本问题构建他的竞选辞令。同时，更可疑的是，他美化了一种漫画化的法国工人阶级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基于饮酒和吃肉，反对环保和“觉醒主义”政治正确。他的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方面使他在反动的右翼知识分子中短暂地受欢迎，并可能帮助他将自己的意向得票从2%增长到4%，但这可能无助于振兴他的政党的政治前景——今天的法共仍是其光辉过去的可悲的影子。
法共迷失在历史光环中
最后两位左派候选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普图是唯一参加竞选的体力劳动者，在19年被解雇之前一直是福特公司的工厂工人。他所代表的政党——新反资本主义党起源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 LCR），该联盟在09年解体为新反资本主义党之前是第四国际的法国分部。今天，它在支持工人议程的同时，还强烈支持的反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要求。（译者注：虽然“新反资本主义党”有着最正统的第四国际托派血统，但是随着该党试图通过将自身“平台化”以吸纳各派左翼力量的努力，其托派色彩已大大淡化。如今该党的纲领由党内托派、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反战运动与其他泛左翼派系之间相互协商、博弈与妥协确定。）另一方面，阿尔索的工人斗争党，也被称为共产主义联盟(L'Union communiste)，起源于战后法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独立潮流，是不太知名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Union）的一个附属组织。今天，工人斗争党仍然是一个秘密的、有纪律的托派组织，很少考虑资产阶级礼节（bourgeois niceties），自从1974年首次派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以来，其政治话语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普图还是阿尔索（她本人是一名中学教师）都不可能获得超过2%的民调，但与鲁塞尔和梅朗雄相反，他们也没有声称自己甚至希望获胜。相反，两位候选人都明确地将总统选举作为将他们的想法置于聚光灯下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国内点燃工人阶级的斗志，也借此谋求吸引新成员加入他们各自的组织的可能。
工人斗争党候选人娜塔莉·阿尔索
变化仍在继续（Plus ça change）
最后，佩里·安德森描述法国政治时所说的“中心仍在”（源于琼·狄迪恩在《向伯利恒跋涉》中对叶芝在《基督重临》中表述的化用）在这次法国选举中得到体现。【8】政治中心不仅仍在，并且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重塑自身，使社会统治集团的权力得到巩固并驱逐了20年之前在法国出现的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挑战。面对披着后新自由主义君主外衣轻松连任的前景，马克龙或许应当感谢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这是在他即将到来的政治胜利中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注释：
【1】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与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分别在1988年与2002年成功连选连任，但是在这两个案例中，反对派都在选举前的几年里控制了议会与（由总理主导的）政府。（译者注：在简中世界，这一格局常被称为“左右共治”。）
【2】 Perry Anderson, “Why the system will still w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ch 2017.
【3】 继承了法国“雅各宾派”中央集权的传统，省级行政单位在地方上行使中央国家机关的特权。他们与地区与市议会等地方责任机构并列，而非重叠。
【4】 COVID-19 Excess Mortality Collaborators, “Estimating excess mortality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OVID-19-related mortality, 2020–21”, The Lancet, March 2022.
【5】 Financial Times, “Macron warns of EU unravelling unless it embraces financial solidarity”, 16 April 2020.
【6】 Paolo Gerbaudo, The great recoil: Politics after populism and pandemic, Verso: London, 2021.
【7】 关于泽穆尔的主张，大家可以参考其竞选演讲，链接如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Y411s7L8
【8】 Perry Anderson, “The centre can hold: The French spring”,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