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玉玺是古代中国君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那古代欧洲君权的标志似乎非权杖莫属。无论是丕平三世的肖像、奥托大帝的雕塑，还是绘有路易十四的油画，权杖都必不可少——这一器物连同君主们华丽的舆服与璀璨的冠冕一道，成为欧洲封建体制下权力巅峰的绝佳体现。
丕平三世
与此同时，基督教的教皇和牧首们，也没有忘记用权杖来凸显自身的权威。在描绘历任皇帝、国王接受罗马教皇加冕的作品中，都不乏象征神权的牧杖；甚至在雅克·路易·大卫的名作《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中，拿破仑虽然夺过了皇冠，教皇手中却依然紧握着饰有十字架的牧杖，用复杂而坚定的表情维护着教会在过去数百年间积累下来的尊严。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权杖与权势的隐喻关系并非仅存续于贵族阶层的传统，更融入到了欧洲的大众文化中。最直接的例证之一是塔罗牌：包括维斯康提牌在内的各版本塔罗牌中，“皇帝”“教皇”“女祭司”等卡牌的图画上往往会有一根长短不定的权杖；而不同的顶饰——十字架或是王冠、宝石等，则将权力分别指向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文学作品中的例证更是不胜枚举，如美国诗人爱默生《日子》（Day）中的“她们单行排列，无始也无终，手托皇冠和一根根权杖”（They are arranged in a single row, there is no beginning or end, Holding the crown and root of a wand），或是拜伦《海盗生涯》中的“我们的旗帜就是王笏，谁碰到都得服从”（Our flag the sceptre all who meet obey），所谓“权杖”，似乎完全可以视为“代表至高权力的杖”。
与古代中国玉玺“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的明确起源不同，欧洲权杖虽然明白无误地指向最高王权或教权，其起源却早已湮灭在历史之中。欧洲兵器极多，为何独“杖”能冠以“权”名？究竟是因为掌权者们钟爱于杖因而将其打造成权力的代名词，还是因为杖在欧洲人心里本就与权力相关，因此掌权者们纷纷用杖申明权力呢？如果杖中权力属性的起源要早于欧洲林林总总的皇帝、国王、教皇、牧首，那这种文化渊源又来自何方呢？
荷马时代：从“杖”到“权杖”
可以确定的是，在欧洲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权杖，有着比古希腊文明更悠久的历史。
早在埃及早王朝时期，埃及王室就已经利用名为“沃斯”（Was）的权杖来指代其权威了。沃斯杖形制细长，约一人高，杖首为古埃及神话中战神赛特动物形态下的头部，杖尾为叉形。“沃斯”在古埃及语中本意为“权力、统治”，故而沃斯杖也完全担得起“权杖”之名。在古埃及的莎草纸和壁画中，沃斯杖在神、王室成员、祭司阶层手中极为常见，几乎达到“人手一根”的程度。从中可以看出，沃斯杖一方面混杂了神权与君权，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埃及的双冠冕（Pschent）那样只属于法老王，而是整个贵族阶层的集体图腾。
沃斯权杖
沃斯权杖的杖首
在古埃及文明之后，《圣经》也出现了关于权杖的记录，如《旧约·以斯帖记》中波斯王的权杖：“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她，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权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5：2）”《以斯帖记》大约覆盖了公元前5世纪早期，如果其记载无误，可以反推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已经通过权杖代表其国王权威。
与此相比，《出埃及记》中“摩西劈开红海”的典故更为家喻户晓：
14：21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14：26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
14：27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14：28 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在《出埃及记》中，摩西所用之杖虽然不直接与权力相关，却因承载了上帝之力而隐指向神权。从这一点来看，纵然《以斯帖记》中关于“金权杖”的记载未必能作为信史，也足以看出“杖”这一意象在西方人眼中的特殊性。杖天然与神权、君权相联的文化惯性，至少在“摩西五经”成书的时代就已经形成；而这种文化惯性的种子，至晚于荷马时代（Homeric Age）就在欧洲开始发芽。
荷马时代又被称为英雄时代（Heroic Age），因期间历史主要由诗人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两部史诗所记录而得名。荷马时代大约从公元前12世纪至前9世纪，前承迈锡尼文明的没落、后启希腊诸城邦的崛起，大名鼎鼎的“特洛伊木马屠城”典故便发生于这一时期。
作为古希腊口述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荷马史诗的确不能全然以信史对待，但这些作品中所包含的历史、地理、考古和民俗等方面的细节，却有极大的研究意义。通过两部荷马史诗，基本能给权杖确定一个不算清晰的起源：荷马所处的时代，希腊君主几乎没有象征其权威的器物，冠冕、长袍和王座等“舆服”均需要在未来的岁月中慢慢演进——然而，作为权威象征器物的杖却已经出现了，虽然史诗中的杖并不仅仅与王权相关。
荷马史诗中的权杖出镜次数不多，但大多指向明确。一是作为权力或身份的代表，如“他（克律塞斯）手握黄金杖，杖上系着远射神阿波罗的头带”“特拜城的士兵的统帅特瑞西阿斯来了，他手握权杖，认出了我”“以后，广大的特洛亚将归埃涅阿斯所有，神圣的权杖会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二是发誓、演讲时所用的器物，如“我（阿基琉斯）以这支权杖发誓……说罢，佩琉斯之子把镶嵌着金钉的权杖掷于地上”“特勒马科斯振奋不已，他跃跃欲试，准备开始讲话。他站了起来，走到会场中央，将传令官佩塞诺尔递来的手杖握在手中……说罢，他仍然难以抑制愤激的心情。泪水横流，掷杖于地，大家寄予默默的同情”；三是审判权的代表，如“裁决者都端坐在石凳上组成一个神圣的圆圈，手中握住传令官交予的权杖”“在那里，我还见到了宙斯之子弥诺斯。在哈得斯高大的宫门前，他手握黄金权杖端坐着的，大声宣判，在他面前有许多死人，或站，或坐”。
显然在荷马时代，杖已经成为权力的重要指代物，这一权力可能是统治权、继承权、审判权，也可能是具体如发誓和演讲权——这意味着，在欧洲人的视野中，“杖”已经开始向“权杖”过渡。至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专属于最高统治者使用的奥古斯都权杖，这背后或许能看出希腊文化、罗马文明之间的传承与演进。
奥古斯都权杖：中世纪的权力范本
如果说荷马史诗中的权杖还有一丝缥缈色彩，那奥古斯都权杖则为后世权杖提供了明确的范本。奥古斯都权杖的杖首通常雕刻有球体或雄鹰，这一权杖之所以被后人所铭记，一是因为它常常出现在罗马皇帝的半身像中；二是球体与雄鹰的形象向前承袭了宙斯宝球的形象，向后又影响了中世纪王权宝球的设计。在中世纪众多国王肖像画中，国王们往往头戴冠冕，身穿华服，一手持权杖，一手持宝球，这些王权指代均非一时形成，而是教会、日耳曼、古罗马、古希腊甚至是古埃及众多文化在几千年间叠加的结果。
奥古斯都雕塑
鉴于罗马帝国在欧洲历史的特殊地位，后世君主在标榜自身权力时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权杖，正如同中国唐朝皇帝李世民在未寻到玉玺的情况下，试图刻相似的“受命宝”“定命宝”用来彰显其天命一样。
不过出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第一个接过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权杖的却不是任何一个国王或皇帝，而是罗马教会的主教们。奥古斯都权杖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成为神话，牧杖却随着罗马教会的涅槃而成为新时代的权威象征。
牧杖，即基督教各级主教所持的权杖，主教们在执行宗教仪式或是出席公众场合时常常会手执此物，用来代表其背后的神权与教权。基督教在何时引入权杖已难以考证。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著作《祭坛圣史》中曾记录“罗马教宗并不使用牧杖”。英诺森三世生活于12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初，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出牧杖出现的时期应不早于13世纪，但鉴于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罗马教宗并不使用牧杖”更可以解释成罗马教宗获选时没有人有资格授予其牧杖。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中世纪盛期教皇们已经开始使用牧杖彰显权威，如奉献教堂或是禧年时开启圣门，教宗会以权杖敲击被封起来的圣门，前后共三次。
曲柄牧杖
牧杖在形制上也彰显着等级。教皇的权牧杖杖首大多雕有“教宗十字架”，在教会纹章学中，“教宗十字架”的形制由一竖杠及三横杠组成，三道横杠逐渐靠近顶端并依次缩短，象征着教皇的三重身份，即罗马教会的主教、西方教会的宗主教以及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任者。“总主教十字架”由一竖杠及两横杠组成，而一般主教牧杖的杖首则多为十字架造型及牧羊人圆弧牧杖造型——《圣经》中，耶稣多次将自己比为牧羊人，牧羊人之杖由此也带上了浓浓的宗教寓意。
教宗十字架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带来了整个西欧的“礼崩乐坏”，罗马教会在乱世中借助其硕果仅存的先进政治、经济、教育系统逐渐生存壮大，在几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后拥有了对西欧新兴诸国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影响力最终在英诺森三世任职期间达到巅峰。各国国王的加冕仪式需要由教皇主持，而作为教权统治下的王权代表器物，各国国王的权杖自然也开始宗教化。最明显的例子来自英格兰，自理查德一世时代起就开始使用雕刻有十字架和鸽子的两种权杖。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而鸽子则常被视为圣灵的象征——这一意象同样来自《圣经》，如《新约·路加福音》3：22“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
当然相较于牧杖，王杖毕竟还是多了些世俗色彩。国王们为了彰显其权力与财富，对于其权杖通常极尽求奢本能，通常会以金、银等贵金属打造并镶嵌有宝石，国王的权杖不仅仅是一张“权力证书”，更是一个个艺术品。
束棒：另类的“法西斯”之杖
关于权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希腊文明中的权杖或许是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权杖乃至后世欧洲权杖的渊源，但荷马史诗中的权杖无论从形制还是内涵，与古埃及的沃斯杖相距甚远，那为什么是权杖而非其它的器物扮演了这个角色呢？
古希腊崇尚雄辩，权杖作为演讲器物得到推崇甚至被神化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然而这依然是个未完的回答：为什么权杖又能象征演说的权威呢？通过荷马史诗中对于权杖另外一种用法，似乎可以找出答案：奥德修斯曾拿着权杖对士兵行刑，以重整军队秩序；当特尔希特反抗奥德修斯时，权杖再一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说着，奥德修斯用权杖击打特尔西特斯的肩背。特尔西特斯弯下身子，大颗的泪珠往下掉，金杖打得他肩上露出血痕，他蜷缩坐下，忍着疼痛，吓得两眼发呆，光忙着抹去涌出的泪水。”
可以看出权杖事实上是一种刑具，故而能够在使用与被使用者之间构建出“统治-被统治”“管理-被管理”的关系，而这才是权杖与权力相关的深层含义。刑罚权属于统治阶层，向上能追溯至君权与神权，在这样的逻辑结构下，权杖代表权力的模型也便建立了。
而这一模型最显著的代表，正是肇始于罗马文明、历经千年演变依然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另类”权杖：束棒，也就是法西斯（fasces）。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一词成为罪恶与极权的代名词，然而在罗马文明中，束棒只是兼具着权杖与刑具于一体的法律器物。
相较于荷马史诗中的权杖，束棒持握比较特殊：前者由使用者本人持有，而束棒则由使用者的侍卫官所持有。罗马人通过束棒的数量来区分官员职级的高低：独裁官可以配有24名持束棒的侍卫官，领事与保民官则分别为12名和6名。皇帝（Emperor）通常兼任领事，因此也配有12名侍卫官，这一数字在图密善皇帝统治之后变成24名。在罗马传统中，官员进入罗马城后必须将束棒的斧头摘下来，只有独裁官才允许全副束棒入城，其中的尊荣，倒与古代中国汉晋时期权臣“剑履上殿”的特权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是权杖，束棒作为刑具的一面更为明显，因为它本身就是由一柄斧头和多根绑在斧头外围的桦木竿组成的。斧头对应着死刑，而桦木竿束（birch rod）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刑具：它由桦木或其它坚固而光滑的树枝制成，直到20世纪，在英国还被用于针对男性青少年的轻微犯罪和盗窃罪。毫无疑问，斧头与桦木竿的结合，代表了罗马官员掌握罗马公民生死的权力。
束棒
不过，束棒内涵尚不止于此。斧子象征着主宰生死的权力，而紧紧围绕在斧头周围的桦木竿除了象征服从中心外，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它以近乎直白的意象表达了“团结造就力量”——这一归纳源自《伊索寓言》“老人与他的儿子”故事中的著名谚语，曾被后世众多国家奉为国家格言，束棒形制如此别致而富有深意，罗马人对它的青睐可以说顺理成章。
如果说在罗马文明之前，人们完成了权杖与刑具的合一，那束棒则在此基础之上加入了团结与权力的象征，使其成为罗马精神的代表。罗马帝国灭亡后，数不清的国家、城镇、团体将束棒作为纹章与标志，而束棒所蕴含着的精神，也的确见证了历史长河中大量势力的强势崛起。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太多人将束棒而非奥古斯都权杖作为罗马帝国继承者身份的代表，这却饶有深意了。
罗马帝国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大一统的霸业传说，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两柄权杖：奥古斯都权杖与束棒。奥古斯都权杖勾勒出了中世纪的君权与神权，而束棒则通过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影响了历史进程。
1919年，意大利墨索里尼选择用“法西斯”命名自己的党派，先后成立“战斗的法西斯”和“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随后德国和日本先后建立了法西斯性质的政党，从此“法西斯”这个词沦为了极端恐怖和独裁的代名词。不过，与德国“万字符”（swastika）被钉上耻辱柱不同，二战之后世界各国并没有因为墨索里尼而恶其胥余，经典扑克牌的“方块K”中，凯撒依然与束棒站在一起。法国、古巴、南非的国徽上有束棒，罗马尼亚警察徽章、西班牙宪兵队队徽、俄罗斯联邦法警局的标志上有束棒，最典型的当数美国，林肯像两侧、最高法院的墙壁上、参议院的公章里都有束棒。究其原因，大约是万字符毕竟出自希特勒的原创，而束棒则经历了太多风雨，其意蕴远非墨索里尼一人所能左右，只是联想到美国是二战时期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力之一，倒不由得让人感叹起历史的黑色幽默了。
更值得一提的大约是美国众议院权杖结合了奥古斯都权杖、束棒与王权宝球的形制，在保有桦木竿形制的同时，将斧头变成了“雄鹰踩踏地球”的雕塑。这一设计的内涵难以深究却不难猜想，不过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没有罗马帝国往昔的辉煌，权杖也一定不会有如此夺目的光辉。
美国众议院的权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