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中华帝国是“东亚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对于安全、利益、文明的考量，因而显然不同于处于这一体系边缘的、作为“特殊国家”的日本。俗语说的“船小好调头”，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日本始终是中国人心头一个难解的结。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日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历史伤痕。它不仅因为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罄竹难书的罪恶，同时也留存于许多生者的惨痛记忆。迄今为止，一些日本领导人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及一些侵华战犯怙恶不悛，乃至否认犯下的罪行，都给两国关系带来了重重阻碍。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日本两次超越了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渐渐打开了国门。1853年，日本遭遇了黑船来航事件，在炮舰的威逼之下，被迫与美国签约，打开国门。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富国强兵，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成就有限。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了清朝，清朝最后不得不割地赔款。其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骤，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短短几十年迅速崛起，经济上远远超过了中国。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渊源上说是中国的学生。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误解。此前，中国的日本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就强调，日本是一种文明，有其自身的特性。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永晶同样有着深刻认识。在他看来，中日关系间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两国对国家与世界认知上的错位，造成了彼此的不安、蔑视以及相反的惊奇与敬意，这种状况延续至今。 如同“日本”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情结，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同样是一个情结。在2020年出版的《分身：新日本论》，以及2021年出版的《变异：日本两千年》中，李永晶从“东亚世界秩序”的角度来看待两国关系，新的视觉为中国读者理解日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两书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变迁提供了不同的认知，也为认识中国，认识中日关系及历史渊源提供了不同的参照。不同的国家，对于外部压力会呈现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美国扶持了日本，使之在二战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到1980年代，日本因为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再次被美国视为主要“敌人”，美国国内上上下下对日本充满敌意，进而在经济政策上实施打压。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升值导致出口遭遇重挫。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没过几年又遭遇金融危机。中国一些学者以美国打压日本为教训，对“失去的二十年”念兹在兹。在日本史学者李永晶看来，这一看法过于简单。事实上，日本国民以就事论事态度冷静面对，在这一段时间里本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将重点转移到高端制造业，并借助中国的经济腾飞走出了低谷。李永静认为，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化“危机”为“机遇”的谋划和能力尤其值得重视。美国的两党政治竞争激烈，被很多人视为民主制度下的常态。而日本自民党的一党独大，许多中国人对此缺乏了解。除此以外，当代日本的官僚制度，也迥异于西方和中国。在财富的分配上，日本有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高管和普通员工差别不大。《变异：日本两千年》显示，日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对于日本和中国先后出现的996、社畜等现象，日本人敦促政府用公权力出台法律，规制资本和企业的用人制度。总体而言，日本具有健全的国家理性，其坚忍不拔面向文明的意志与热情贯彻始终。就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日本坚忍不拔的面向文明的意志与热情，日本超强的学习能力，国家精神的形成等问题，前一部分主要涉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态度的渊源，日本的现代化历程，日本对中华文化和儒学的接受和变异等内容。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2022年第一期，因篇幅较长，燕京书评将分为两篇发布，今天发布的是第一篇。李永晶，新一代日本研究代表学者。旅日十年，东京大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代表作品：《分身：新日本论》《友邦还是敌国》《东京留学忆记》。
▌从“分身”到“变异”
燕京书评：最后我们数艘或你的研究方法。你的日本研究比较注重创造新概念，比如上一本书说中国和日本互为“分身”，这一本书用“变异”来描述日本转变的非常态。我相信，这一做法并非偶然。另外，你的研究偏重于国家精神、民族意识，而你的视野聚焦于东亚世界秩序，这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学者。总而言之，你似乎在自觉建立一种全新的日本研究范式，如果实情如此，那么你的初衷是什么？李永晶：非常感谢，这个问法一下子就触及到我撰写这两本书的核心问题：我写这两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初衷”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最近几年似乎还流行“初心”一语，而学术圈内通常用一个生硬一点的“问题意识”来表达这个意思。后两种说法我比较习惯使用，其实它们首先是作为日语词汇进入我的记忆的。“不忘初心”，这是1999年我在东京的日语学校毕业时，校长给我们毕业赠言的标题，印象非常深刻；而“问题意识”，是我求学时的授业恩师最爱用的一个词，我自己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使用。那我们言归正传：驱使我撰写这两本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若说我是要“自觉建立一种全新的日本研究范式”，那实在是不敢当，因为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努力做到谨守一个社会学学者的分寸而已——简单地说，也就是首先尽量将问题客观呈现出来，然后从自己的角度，努力给出一种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的“社会认识”也就得到了生产。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分身》还是《变异》，我自始自终都将它们归为“社会学研究”，而不是“日本研究”的范畴。当然，二者也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但二者在我心目中的差异，可能就是我自己也并不时刻意识到的“初衷”吧。不过，在两本书中我确实有意图提出一种新的认知框架，能对近代日本的崛起、对日本社会自身的演变给出一个原理性的解释。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分身》中我尝试提出的是“新世界主义”观念，我试图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世界的变迁，寻求一个统一的说明。这个世界主义的观念以及东亚世界体系的框架，它们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我所理解的迄今为止东亚世界史、文明史演变的事实自身，另一方面还有着我本人对于如何理解当下我们的处境、如何寻求未来秩序的构想。我在《分身》中其实已经反复铺陈过，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不健康的民族主义，这些是构成了我们多数人认知的时代观念，我们要对它们的来龙去脉进行重新的认识和理解。而在《变异》中，我更是自觉将日本二千年的历史纳入到东亚世界体系演进的过程中加以重新的叙述。这么做的好处是，不但“日本”，“中国”自身也得到了重新的叙述和认知。我记得我曾在《变异》的后记中说过，在判断人类事务时，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而非双重的标准，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我们都知道，双重标准在今天似乎大行其道；其实，这种认知方法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它来源于人类认知中的“洞穴”状态——柏拉图用这个有名的比喻来说明阻碍人们认识真相的约束条件，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洞穴”还是人们的一种舒适区，而走出“洞穴”，认识真相，需要额外的劳力和心力。我觉得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又到了挣脱各自的舒适区、进入新的认知视野的时刻了。现实的跟多迹象表明，在危机时刻，人们容易蜷缩到各自的“洞穴”，也就是各自认为安全的领域。其实，换一个视角看，这恰恰是危机走向深重的信号。当你预见到有洪水即将到来时，明智的选择是舍弃让你舒适的财物，尽力走向高地，而不是回到家中，关上大门。说到这里，我更愿意借用社会学这门学问的“问题意识”来表达我自己的“初衷”。我所理解的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一是要探究“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生活，为什么要共同生活；二是要探究“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所谓的“更好的生活”，就是指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此前相比，都获得了一些改善、向好的生活。而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日本社会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中国社会，自然而然就成了非常合适的探讨对象——“日本”对于我们的某种“异己性”或者说“异质性”，构成了我们反思我们自身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或者说非常巧的起点。我经常举例说，单个的中国人置身于日本社会，人们一般很难发现你是中国人；反过来说也一样，我们不太容易将一个日本人个体从中国人社会中识别出来。不过，如果是群体，那就另当别论了。燕京书评：这也是你使用“分身”与“变异”这两个说法的原因吗？李永晶：是的，我在使用“分身”与“变异”时，首要的意图就是唤醒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我们”的“问题意识”，由此让我们过上一种有反思的生活；我们要不时地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行进方向进行思考和评估，目的就是要随时能客观地审视自身，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获得改善的动机和条件。同样，我在两本书中不时地使用诸如“精神”或“意识”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是为服务于我的这个“初衷”，服务于我们要过上一种基于“反思”的生活的目的。如果换一个说法说，那我的“问题意识”就是要借助“日本”这个具体的事例，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暂停”的效果，或者说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随时按下头脑中意识流动的“暂停键”，暂时停止自己迄今为止的意识与认知方式，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生活。这个“我们”，是指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因此，我们重新进行的“反思”或者说“打量”，自然要求一种普遍主义的心性或者心智结构，而不是基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基于特定身份、阶层、团体等进行的思考。再进一步说，我所说的“反思”，就是要反思那些我们日用而不知的观念，揭示它们所制造或遮蔽的问题，正是学者的本职。当然，这种“反思”要有一个能用得上力的地方；我们不能让“反思”空转，不能在光滑的冰面上去探索登山的技术。所以，在具体探讨中日两国关系、两种社会异同时，“东亚世界”就成为一种合适的能用上力的范围。我们如果能在这个体系内思考相关问题，那么就会自然去反思那些曾经不证自明的一些看法或观念。比如，在《分身》中我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将“大和”族与历史上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诸如“猃狁”、“匈奴”、“柔然”、“契丹”等部落或民族或政权放在一起思考，那我们会重新看到怎样的景象呢？而在《变异》中，我尝试给出了一种基于“东亚世界秩序”的叙事：“日本”在这个秩序的形成和变迁中获得了作为民族共同体最初的自我意识，获得了文明的熏陶与进步，获得了自身的力量；同样，我们今日所见的“现代中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也正是在参与这个“东亚世界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逐渐定型而成。这个过程人们曾经用“革命”与“现代化”来表述，这两个说法都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前者强调政治权力的更迭，后者强调产业革命与制度变迁。在新的历史境况下，我们需要与之匹配的认知框架。这就是我在两本书中都非常强调“东亚世界体系”或“东亚世界秩序”的原因。《变异：日本二千年》
作者: 李永晶
出版社: 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9
▌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与战争罪责
燕京书评：麦克阿瑟在战后没有追究日本天皇，以及天皇两个叔父的战争责任，一些日本战犯逃脱了战后的东京审判。之前我读过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其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策动战争的参谋人员，后来都逃脱了战争责任。作者认为，大量战犯逃脱了战争责任，导致了一些日本右翼怙恶不悛。你怎么看？李永晶：诚然如此，由于一些战犯嫌疑人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彻底的追究，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一直持有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史观的看法，将自己视为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角色。这当然是荒谬的。反过来，他们将官方或半官方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的说法，污蔑为“自虐史观”。日本学者自身对战后日本历史观的形成，有各种研究，自然也提到了这些事实。这种历史认识的不同，是日本社会的一道裂纹，也是我在《变异》中将其视为现代日本面临的有待解决的课题的原因。如同你注意到的战争责任问题的起源一样，这个历史问题的起源不全在于日本自身，所以它的解决也不能全指望日本自身。说到这个问题，“东亚世界秩序”这个框架就再次浮现了出来。日本历史问题的形成，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以及随后的“冷战”政策的展开息息相关，我们要看到问题的来龙去脉。燕京书评：你在《分身》中说，日本深受民族国家框架束缚，无法实现与自身和解，更无法与遭其侵略的亚洲各国和解。日本只有将自身过往的行为置于人类文明史中，重新反省自己的历史，才能从民族国家的历史重负中解脱出来（53页）。但是，日本现在的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三，从地位上说，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要想让它以“新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省自己，像德国一样坦然面对自己的荣光、屈辱与罪行，恐怕极其困难。你怎么想？李永晶：的确如此，和德国相比，日本在反思自身时面临着更多的阻力和困难。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即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美国在占领期间对日本的历史认识进行了改造，日本学者称其为“太平洋战争史观”。那自然是美国视角下的历史认识，它强调的是，美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和主要反抗者；结果，中国以及其他遭受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抗战，未得到恰当的认识。在占领结束后形成的“美日同盟”结构中，日本更是处处以美国的马首是瞻，甚至出现了所谓“脱亚入美”的认识。但这个“美日同盟”的问题很大，日本学者称其为“战后体制”问题，日本政治家也常以“摆脱战后体制”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我在《变异》中也将其视为日本当下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和课题。然而，要摆脱一种体制，或者说进行制度变革，那要付出多少的政治能量？我们从外部观察日本内部的这种政治动向和激情，有时候倒是能看清楚问题的头绪。我觉得，日本需要新的视角和资源去应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我在重新讨论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脉络时，时常会注意到一些非负面的遗产，“世界主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分身》中的工作，就是小心翼翼地将这条精神展开的线索重新勾勒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日本克服它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正道。现实中的“东亚世界秩序”的演变，可能加速或阻碍日本对自身当行之路的认识，对此我们倒是可以拭目以待。▌两国民众能持续进行交流，很多问题就会自然解决
燕京书评：日本的侵华战争战争给中国人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历史记忆。在日本人对二战的记忆中，最沉痛的是美军对东京的大轰炸，以及原子弹给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巨大灾难。正如你在《变异》中所说，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等罪恶，则明显缺乏共情（313页）。尽管否认罪行的日本历史学者很少，但是，日本学者在解释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的逐步侵略时，总是用一连串的偶然来解释。虽然现在证明“田中奏折”不存在，但日本确实是按照里面的步骤一步一步侵略中国。它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亡我之心不死”，这与日本学者的看法截然不同。虽然中日两国历史学者曾经共同研究，但两国民众的历史记忆大相歧异。你从东亚世界秩序的角度，对于日本的行为做出了很好的解释。那么，怎样才能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建立共同的历史认知？李永晶：我认为，如果两国民众能持续进行交流，很多问题就会自然风化、瓦解，趋向于自然解决，但我们还不能说人们自然就能“建立共同的历史认知”。其实，你要知道，“建立共同的历史认知”，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近代出现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的这种组织单位，它念兹在兹的不就是在“一国”范围内建立一套“共同的历史认知”吗？可是，现在有多少国家还在为建立这套“共同的历史认知”、共同的历史叙事或认同而奋斗，有多少还在一筹莫展、还在为国民的分裂而焦头烂额呢？在不同的国家间“建立共同的历史认知”这件事，其难度自然可想而知。所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这个“民族国家”单位自身：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它很容易引发排外的集体效果，甚至引发危机。目前，有着普遍主义志向的学者，通常从两个方向上寻求超越“民族国家”这种历史事物的方法：一个就是以区域为单位重写历史，一个就是下降到个体史与社会史的层面上，绕过“国家”这个框架。我在两本书中尝试的是前者，也就是在“东亚世界体系”内思考新的历史叙事的可能。当然，我还做了一点额外的工作，那就是提示了这种区域史的在理论上和观念上的最高可能，也就是我所说的“新世界主义”。传统东亚世界的政治思想中，有丰富的世界主义资源，还有待人们去发现、解释并在各自的实践中激活。如果人们都能以“世界”、以“文明”为目标，假以时日，可能就会有殊途同归的效果。燕京书评：日本吸收了西洋文明，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朝。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是文明国家，把中国置于“野蛮”地位。这种日本自我意识一直延续，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当下的现实来看，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国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国，那么，日本国民在心理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优越感（《变异》526页提到了美国让日本保持对中国的心理优势）？如果有，它将如何与历史记忆一起，掺杂到两国未来的关系中？李永晶：历史上有过一段时期，在日本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记者等的操弄之下，日本国民确实形成了自身“优越”的心理意识。当然，这种本民族优越的意识，也不是日本民族特有，而是前面提到的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手段，学术说法叫“自民族中心主义”。甲午战争前后福泽谕吉等人宣扬的“文明”论，其实就有着强烈的战争动员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们主动设计了让日本加入所谓的“白人俱乐部”的方案，认为他们自身的微小让步就足以让日本保持“对中国的心理优势”，这种帝国谋略实在大可玩味。这种源于近代西方的“种族主义”观念如何成为民族间仇恨的火种和新老帝国展开竞争的手段，我在《变异》中专门进行了讨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文明观念，首要否定的就是这种种族主义、特定种族优越的思想。道理不难理解：种族主义就是与近代文明伴生的一种政治病毒，它强迫人们彼此隔离开来，就如同我们当下面临的病毒一样。新文明的目标就是要战胜这种政治病毒，这也是《联合国宪章》异常强调民族、种族平等的根本原因。当然，这里所说的“战胜”只是就目标而言，现实中人们只要有效控制这种病毒，不要让它兴风作浪，我们就达到目的了。不过，现实中总有人试图打开这个已经被新文明封印的潘多拉的盒子，可见实现真正的全球政治新文明，道阻且长。就当代日本而言，情况倒是比较乐观。历史上那种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形成的“日本民族优越”心理意识，我认为作为集体现象早已经消失。当然，在现实中你总能找到一些人，他们可能还有某种自身优越意识的残留，但他们很难再形成什么政治气候——病毒是人类的公敌，人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我想，我们还可把这个问题进行一般化。本来，人类的发展就是不均衡的，某个时刻某个民族在某个领域会走在前列，但下个时刻可能就会退居后列。所以，当自己处于相对优势或相对劣势地位时，如何保持健全的、清醒的自我和他者认识，这在长远的意义上会决定一个民族或文明能够走多远。为谋求或保持自己在某个领域领先而不择手段的作法，其实是开历史的倒车。出版社: 一頁folio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20-1
▌日本转向现代化的速度为什么比中国快？
燕京书评：日美关系在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中国因素：1853年佩里来航，美国为了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寻求将日本作为一个提供煤炭和淡水、提供救援的中继站，迫使日本决定开国。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要解决一战后列强尤其是美日两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协调问题，主要是围绕中国的利益协调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之前，他所设计的战后国际蓝图是将东亚地区交给中国维持秩序，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到1947年美国已经意识到国民党承担不起战后东亚秩序的支柱，才有了对日政策的重大调整。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其背景也离不开当时的朝鲜战争，以及之前中苏之间于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你在《变异》中所述，朝鲜战争中，日本获得了大量美国军需用品订单，这让日本经济迅速复苏，GDP很快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准（349页）。你认为，日美同盟是一种历史性的秩序安排（354页），我感觉，中、美、日之间的“三国演义”，它在现在和将来还将影响东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你怎么看？李永晶：我很赞同你的这个说法：中、美、日三国正在东亚地区上演着“三国演义”。三者的力量处于此消彼长的进程当中，未来的东亚世界秩序，还在徐徐展开当。目前我们所见的以及切身感受到的，正是中美两国展开的全方位的竞争。日本虽然在政治上属于美国的阵营，但在其他领域，它可无法那么果决地站队。其实，即使是在政治领域，日本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我们中国读者都很熟悉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其实日本国民也同样如此。所以，我在想，我们个体在观察当下的国家间关系，或者大国竞争时，如果能带着一点这种看历史剧的感觉，就会多一分从容和余裕。当然，我们每个人同时也是这个竞争过程的参与者，不宜妄自菲薄，要有与自己的存在相符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这是题外话。燕京书评：甲午战失败之后，1895年3月20日，中日双方全权大臣在马关首次会谈，是为第一次谈判。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贵国上有圣明之君，下有辅弼之贤相，故国运昌隆。而我国尾大不掉，徇私舞弊，积重难返，兴利除弊至难也。”鸦片战争1840年爆发，但我最近刚读完的《晚清官场镜像》显示，在鸦片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广东的官员在思想观念上没什么转变，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战争前差别不大。而1853年佩里来航之后，日本被迫打开了国门，但专制体制开始瓦解，并且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在世界认知的价值体系上开始脱离传统的东亚文明，转向西方（266,267页）。对应于中华帝国的反应迟钝，日本能够迅速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李永晶：这大概是人们读近代中国史与日本史时最愿意提出的问题吧。我们中国学者如此，西方学者同样如此，人们也努力给出了各种分析和回答。我自己在《分身》中，从“世界体系”和“特殊国家”的差异的角度，尝试提出一种解释。简单地说，当时的中华帝国是“东亚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对于安全、利益、文明的考量，因而显然不同于处于这一体系边缘的、作为“特殊国家”的日本。俗语说的“船小好调头”，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至于李鸿章对帝国“积重难返”、官员“徇私舞弊”等说法，这是他的切身体验，当然也是事实。这些要素诚然构成了中华帝国转型中的不利因素，但还不足以说明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殖民世界冲击时的表现。这里我们还可以尝试换个角度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对应，能简单地用诸如“闭关锁国”、“反应迟钝”等说法来描述吗？其实，就帝国转型而言，如果和其他帝国相比，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不可不谓迅速，也不可不谓成功——政权实现了相对平稳的交接，帝国辽阔的疆域得到了维护，新政权得到了列国的承认。况且，1912年成立的这个中华民国，那可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所以，我们在将当时的中华帝国和日本进行比较时，还要同时进行更广泛的比较，这样我们才能得出更谨慎的判断。燕京书评：你强调，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有一种比较强的主体性在发挥着作用（38页），还强调了日本人喜新不厌旧（39页）。日本的国家理性中存在着一种明确的文明冲动和意志（77页）。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时，这三点未必没有，那么，为什么日本为何做得更好？日本人为何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可以成为优等生？李永晶：不错，我在书中的确强调了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明时显现出的这些优势；不过，你可能还注意到了，我并没有将这些“品质”视为日本人的“国民性”或天赋属性，而是从“东亚世界体系”以及文明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种解释。我在书中尤其强调了地理因素的影响，也就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对马海峡的角色，它起到了某种阀门的作用。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用“雨滴型”来描述历史上日本人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情况。如果没有对马海峡这道天然屏障，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可能就无法从容吸收、学习亚洲大陆上的文明了。当然，学习能力一旦得到了培养，就会形成下一步学习的动机和条件。这就跟我们个体一样：一个人一旦养成了勤于学习和思考的习惯，那他自然终生倾向于保持这种习惯，也就是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顺便说一句，单就学习习惯和能力而言，我们中国其实也非常出色，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同属于东亚文明圈的韩国，同样如此，也是优等生。这其实是儒家文明的底色，即非常开放，善于学习。燕京书评：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富国强兵的后果是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二战之后，麦克阿瑟在在日本强制建立了自由民主体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制度是否可以移植。是否可以说，日本就是一个制度移植成功的案例？李永晶：这要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移植”以及“成功”。就我个人的认知而言，我不太认可“制度移植”这样的过于简单化的说法。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复杂的多元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外来制度的导入，更要“接地气”，情形就真如你移植一株植物一样。比如说近代日本的两次制度变革，一次是1868年成立的明治维新政府，人们多称呼它是君主立宪的改革，但在当时人们的认知当中它却是“王政复古”，也就是恢复了历史上天皇亲政的体制，它直接对抗的是12世纪王权衰落后形成的幕府体制。也就是说，明治新政府实施的看似先进的“中央集权体制”，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记忆；如果说它是移植，也首先是从自己传统中的移植。同样，1945年以后形成的现代日本民主体制，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的角色。毕竟，从明治中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到20世纪早期的“大正民主运动”，日本国民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并体验了民主制度的创建与政治生活。如果从幕府末期算起，到1950年代后期日本民主制度相对稳定下来，这也将近花费了一个世纪的光阴，期间还伴随着血雨腥风的政治暗杀、内战和对外侵略战争，无数的人们为此殒命。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不以日本是“制度移植成功的案例”，可能更有认知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