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努力：中国海军外交与中美竞争

中国海军海外部署的一个重点是对外接触，包括高层对话、港口访问和双边/多边演习三种具体形式。海军肩负着保护中国在“远海”利益的使命，并具有长期部署远海部队的能力，因此成为了解放军最常参与军事外交的军种。对中国而言，海军外交在战略层面和具体实操层面都有着相当的意义。

就战略层面而言，海军外交是中国塑造周边安全环境、调节与主要合作伙伴的关系的重要工具。就具体实操行动层面而言，中国海军通过与外国海军的互动获得军事经验并且执行情报收集活动。本文旨在更好地理解中国海军外交的活动范围、战略目的和驱动因素。

利用最近更新的美国国防大学（NDU）中国军事外交数据库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数据集，本研究描述了2000年至2019年之间的中国海军外交的典型模式，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海军优先考虑一些合作伙伴而不是其他合作伙伴。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对中国海军而言，由于与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海军合作可以实现包括塑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向先进对手学习以及收集情报等多重目标，中国海军往往倾向同世界主要大国的海军展开军事外交。这样一种偏好驱动着解放军海军持续遵循对外接触战略，并在该战略驱动下决定在何处以及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随着美国对华竞争日趋紧张，研究者也应预见到这一战略可能的调整。

频率变化：

军事外交包括高层对话，军售，联合军演，情报搜集，非传统安全行动和基层人员交流等一系列活动。具体就中国海军而言，其最频繁参与的军事外交活动包括高层互访;港口访问（其中一些主要侧重于休息和补给，而其他则包括专业对话，海军阅兵或公共活动）;以及与外国伙伴的演习，包括双边演习和参与多边演习，例如，2014年和2016年，中国海军两次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

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至2017年，中国海军参与的各种形式的海军外交活动频次均逐年稳定上升。然而，在持续十年的上升期后，以2017年为分界点，此后各种类型的海军外交活动均有所下降。港口访问的频次下降，可能是源于中国海军自主补给能力有所提升，降低了解放军海军对他国港口补给的依赖程度；高层对话尤其是互访的减少，可能与高层领导人和各军兵种领导人专注于2015年底开始的解放军军改相关；而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的减少，可能源于美国对华竞争日益紧张的态势。2019年以后，随着新冠病毒演化为全球大流行病，中国海军外交活动总体上的下降趋势越发明显。

具体外交模式：

在具体的军事外交形式中，中国海军也表现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特点。这些独特的海军外交互动模式总结如下：

①在高层对话领域：解放军越来越将在中国举行的主场外交活动作为同外军开展高层领导人对话的主要渠道，而互访的频率则渐次下降；同时，中国海军军官更倾向于同首先是来自欧洲和北美（35%）其次是来自亚太地区周边国家（35%，包括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俄罗斯）的同行会面。这与解放军高层接触的情况一致，总体上看中国军官最常与来自先进西方国家和亚洲的同行会面。

②在海上联合军事演习领域：基于增强海外影响力和保护海外利益的任务，海军是中国军队中参与联合军事演习最多的军种。尽管不乏有与俄罗斯、巴基斯坦为代表的密切军事伙伴共同进行的以战斗为导向的军事演习，但大多数海军军事演习侧重于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如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HA/DR）以及搜救。解放军演习地域的分布亦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解放军海军很少同伙伴国在西半球海域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中国海军超过五分之一的双边或多边演习均在东南亚及其周边海域展开，此外在南亚和欧洲海域，中国海军演习也较为频繁；中国海军的演习地域分布大体与中国船只进出亚丁湾的路线一致，并且，也不乏一些护航特遣舰队在完成亚丁湾护航任务后，继续进入地中海同欧洲或俄罗斯海军展开联合军事演习。

③港口访问是一种独特的海军军事外交。本研究区分了中国海军港口访问的两种变体:补给访问，通常持续3到5天，不包括外交活动；友好访问，通常持续2-4天，包括与当地官员的会议，解放军海军舰艇的公众参观，和以体育比赛为代表的其他活动。尽管出于实际原因，中国海军舰艇经常访问位于中东地区的港口，但海军演习通常集中在其他地点。

什么动机促使中国海军展开海军外交，并形成了上文所总结的种种特点？关于中国海军的相关研究倾向于将对相关驱动因素的解释划分为战略目标和具体实操目标两类。本文将在这种分类方法基础上，对中国海军主要的驱动因素进行总结，并对这些驱动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中国海军外交：可能的驱动因素

战略目标

美国、中国和第三国的分析人士通常认为，中国的军事外交是为了支持北京更大的战略议程。港口访问和海军演习应与国家重要外交活动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更好地支持中国的外交活动。同时军事外交为中国同各大国关系提供支撑：军事外交在培养与主要海上伙伴的关系方面尤其有用，如，中国的海军外交被认为与中国的主要贸易航线密切相关，以亚丁湾为代表的重要贸易航线周边也往往成为军事外交开展的重点。此外，中国的海军外交也与中国对较小国家的目标相关。在美国文献中经常可以找到一个具体的论点，即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北京将这个标签用于其优先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标签。

此外，还有学者就中国军事外交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战略框架，该框架描述了不同类型的战略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战略布局”，指的是确保中国进入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关键地点（所有这些都与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进入和存在有关）;“拉拢”周边国家和英法等大国，为中国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限制”其他国家，如印度和日本，与美国走得太近。

实操目标

中国军事外交的推动因素还被认为包括了一系列实操性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情报收集。高层访问、演习和其他互动对于收集外国军队情报和支持中国国防武官网络的工作被认为是是有用的；另一个可能有高相关度的实操目标是学习先进作战技能，中国的军事战略自1993年重大修订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外国军队接触，从而提高中国军事现代化和进行高端作战的能力；此外解放军在亚洲以外的活动也有助于提高远征能力，中国在中东和非洲执行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则有助于中国军队获得管理在外国领土上的行动的相关经验。

此外，评估普遍认为，军事外交事件同时服务于战略和实操层面的目标。例如，高层交流被认为通常既与学习先进军队经验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相联系、也与中国主要的武器出口市场有关。

实证分析：哪些因素驱动着中国的海军外交？

本节确定了最能预测中国海军与其他伙伴外交接触的因素。其中，因变量包括高层访问、港口访问和军事演习。

本文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来估计几种潜在解释的相对预测能力：美国联盟/伙伴关系地位、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地位、东道国海军实力和地理便利。下面的讨论解释了我们对变量的选择，并展示了我们定量分析的结果。

变量选择

本文的第一个解释变量是一个国家是否与美国结盟。我们将其分为五类:（美国的）北约盟国、主要非北约盟国、有双边防务条约的国家、美国本身和非盟国（这是依据美方的基准进行的划分）。

第二个变量是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识别。本文将中国的对外关系标签归纳为4类:不明确关系、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三个解释变量主要关注中国海军同其他先进海军的交流。本文将海军强国定义为拥有100艘以上作战舰艇的国家，从而将海军实力转换为一个二元变量（发达与不发达），以此避免在顶级大国中排名的问题，这优化了相关变量的分类。

最后一个解释变量是地理便利程度。我们把这个变量分为两类——离中国的距离和补给的便利性。

评估结果

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由三个连续的详细模型组成:一个基本模型突出了同美国的联盟这一变量的地位，第二个模型增加了地理便利程度这一变量，最后完整的模型也包含了中国的战略伙伴地位和海军力量。

①高层访问层面：基础模型表明，中国更愿意与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进行高层互访。这一发现可以用两个因素来解释：即中国整体战略意义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军事外交塑造相关国家偏好），以及更狭隘的行动目标：向这些国家学习。与此同时，北京不喜欢与美国的双边盟友或主要的非北约盟国进行高层访问，这表明海军外交不是中国试图削弱美国联盟关系的一种方式。同时，研究表明，中国海军领导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重要国家。有趣的是，解放军海军领导人并没有更频繁地与那些有着更复杂外交标签的国家的对话者会面：“全面战略伙伴”可能是中国看到长期经济利益的地方，但不一定是海军外交的重点。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很少是海军强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海军强国地位之间的相关性很微弱。

②港口访问层面：本文的港口访问模型证实了比高层访问更广泛的假设。研究发现，增加更多的预测变量增加了模型的复杂性，但也增加了模型的描述能力。与高层访问一样，本研究没有发现中国海军一贯优先考虑与美国盟友的港口访问。在这一类别中，最有力的预测因素是与美国不结盟的国家。此外，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强变量，中国海军对其访问高于任何其他国家，这可能是中国海军希望利用港口访问来影响和收集美国海军的情报。此外中国海军倾向于对海军强国进行港口访问，这表明中国在相关行动中也有着以施加影响和搜集情报为核心的类似目标。此外，与中国有更高级别伙伴关系的国家，港口停靠率更高。由此可见，中国海军利用港口访问来支持中国在现有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公共外交，而不是利用它们来针对伙伴关系较弱的国家，为未来的伙伴关系升级奠定基础。总体上看，停靠港口最少的国家是那些远离中国、也远离亚丁湾既定航线的国家。

③联合军事演习层面：包含所有三个变量的复杂模型最好地解释了中国海军的演习模式。与其他类别一样，该模型显示出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进行双边演习的强烈偏好。这可能表明，中国既希望利用军事互动来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也希望学习作战经验，并收集有关世界一流海军的情报。此外，中国海军也更倾向于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主要海军强国举行联合军演，而相比非海军强国，这些海军强国也更倾向与同中国进行演习。但是，与港口访问不同的是，军事演习不是北京加强与现有伙伴关系的主要方式。

以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开展对外交往一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描述了中国海军外交的主要关键模式，并找到了影响海军在高层领导人交流、港口访问和海军演习这三类中选择合作伙伴的主要驱动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战略和作战目标都在发挥作用，尽管这两种解释在不同交往类别中的应用存在差异。

最突出的特点包括：中国海军更喜欢与其他主要强国海军交往；同中国的伙伴关系在解释解放军海军军事外交时用处不大；在中国经济利益日益增长的地区，停靠港口是北京提高声誉的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但海军在高层交流或联合演习中并不喜欢同这些国家进行频繁的港口访问。该分析还表明，海军外交并不是中国削弱美国及其条约盟国之间关系战略的主要工具。

在作者看来，未来几年，中国的海军外交将越来越多地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进行。这种背景将产生三种可能的影响。

首先，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倾向于与美国合作，但由于相互猜疑，中美军事关系的下降将减少接触的机会。中美双方都越来越将取消军事交流和召回访问的海军指挥官作为一种战略手段行使；并且，中国海军也越来越倾向于在实操层面增进同欧洲和俄罗斯（而非美国）的军事交流。

其次，可能会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对海军合作伙伴的竞争不断升级。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的需要可能促进中国将海军外交作为一种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中国可能在邀请第三方海军领导人访问首都、安全合作和军售，以及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等领域持续发力。同时，中美双方都可能利用海军外交巩固在亚洲和更远地区非盟国的影响力。

第三，双方都可能利用海军外交来塑造地区安全环境。在美方基于四方安全机制框架开展海军合作的同时，中国也将加大同伊朗、俄罗斯为代表的相关国家的合作，以促进相关地区安全环境朝有利于己方期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