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Mok正在权衡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随着香港对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镇压加快步伐，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被迫做出选择——留下，还是逃离。
这位20岁的民运人士在香港岛出生和长大，家人仍然生活在那里。他非常关心自己家乡的未来，但担心自己可能很快会受到一场针对知名和不知名活动人士的清洗运动的波及。
“现在香港的气氛不同了，”Max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驻外记者》（Foreign Correspondent）节目。“现在要严峻得多。很难再抱任何希望了，现在只剩下最有献身精神的人了。”
作为持有澳大利亚护照的大约10万香港人之一，Max有一条出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澳大利亚国籍，父亲在他出生前就返回了香港。中学毕业后，Max搬到墨尔本在蒙纳士大学就读，但在2019年返回家乡加入了大规模抗议运动。
“我记得当我在澳大利亚看到了抗议的场景时，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香港，因为我感觉到了为我们的故乡出一份力的强烈需求，”他说。
最初引发抗议的是引渡法案，该法案让香港政府更容易将人送往内地受审。但人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侵蚀其向香港700万居民承诺的高度自治，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六个月之久并且演变成暴力的运动。
根据Max自己的说法，他变得越来越激进，加入了一个针对亲政府支持者的破坏和暴力团体。虽然他说他现在已经放弃暴力，但面对越来越大的警察压力和大众担心的新国家安全法，他不愿意放弃抗争。
随着政府对抗议运动的领导人采取行动，Max知道现在在香港进行政治抗争有风险。
“这几个星期以来，我唯一想的是，我是否能在事发之前离开香港——以免为时已晚。”
一张日益收紧的罗网
在香港一家高档购物中心，Max小心翼翼地避开一群围观者。他收到消息说某地有一场抗议活动，到了之后却发现只有一名示威者愿意提高嗓门。
“解放香港，”那名男子喊道。“香港独立。”
几十名防暴警察冲进来包围了这个孤独的抗议者，将他带走。一名官员展开一面带有威胁性警告语的旗帜——根据新的国家安全法，任何敢于加入的人都有可能获罪。
今天，香港仍笼罩着“抗议之城”的阴影，2019年，当100多万人走上街头时，这座城市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如今，异见空间正在迅速缩小。社交距离规则赋予警方广泛的权力，逮捕和处罚成群聚集的人。
但即使疫情大流行过去了，一个更永久的“解决方案”会被用来确保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不会回到2019年的混乱和对抗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实施的一项无所不包的国家安全法，将抗议者曾经参与的许多和平行动定为犯罪。
“人们因挥舞横幅或呼喊口号而被捕，这些都是抗议活动中常见的政治口号，”澳大利亚律师安东尼·达佩兰（Antony Dapiran）表示。16年来，他一直将香港称为自己的家。
“其他人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似乎是因为推特上的帖子和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中国政府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就用新法来打击香港最著名的抗议领袖。通过在一座曾是香港酒店建筑内设立的国家安全办公室，中国政府已经将头两号目标关进了监狱。
香港最受欢迎、也是最激烈反北京的《苹果日报》老板、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去年被捕，200名警察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并在报社员工面前将他带上手铐带走。
这位72岁的老人受到欺诈指控，但根据国家安全法，他还面临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出庭时，当局像对待暴力罪犯一样，将他带着镣铐押候审。
而24岁的学生抗议领袖黄之锋（Joshua Wong）已经因“煽动”警方未批准的“抗议”而入狱。去年12月，警方突击搜查了他的家，并以政治“颠覆罪”对他进行调查，随后他也被带上镣铐送上法庭。
“尽管香港不再是香港，但凭着香港人的精神，我们仍能克服威胁，”不屈服的黄之锋告诉《驻外记者》节目。“争取民主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在接受《驻外记者》节目采访几天后，黄之锋被拘留并被判处13个月监禁。
逃离的决定
虽然Max与这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去甚远，但低调抗议不再是安全的保证。一张罗网正在日益收紧，Max的一些政治异见联系人已被逮捕。
Max已经决定离开香港，并押注于未来成为一位香港境外的异议人士。
随着北京方面日益收紧言论自由，预计未来几年将有30万香港人前往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
大多数人可能会前往英国，英国正在通过扩大特别英国（海外国民）护照的资格向大约500万香港人提供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途径。中国政府回应称，不会承认英国海外国民护照。
Max在香港的家人宁愿他放弃激进主义，为未来返回香港敞开大门。香港的斗争正使许多家庭出现代际分裂。
Max说，许多老一辈人憎恶抗议者的策略，倾向和平和经济繁荣，而不是政治自由。
“一些家庭成员说我抛弃了生活，把时间花在不会有结果的事业上，”他说。“另一些人认为像我这样的人试图把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认为我们是暴徒，被西方洗了脑。对他们来说，我们基本上是恐怖分子。”
Max说，他被迫向积极支持政府的父亲和祖父母隐瞒了他参与这些运动的全部情况。
“我一直把我的抗议设备存放在家里，这些东西放在我身边是有风险的，”他说。“我一直很紧张，想着我的家人可能会找到它，然后把我交给警察。
“在我不在的时候，我父亲会谈论他会如何抓我，如果我坐10年牢，也比现在强。”
恐惧之城
逮捕和监禁只是北京摧毁反对派民主运动并在香港创造顺从政治文化的一种策略。香港立法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操纵，确保亲北京的多数派至少占据半数席位，为政府法案铺平道路。
香港选民只能直接选举一半席位的候选人，但2019年抗议活动引发的怒火预计将在原定于2020年底举行的选举中推动倒向亲民主党派的巨大转变。
但在北京的支持下，香港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将选举推迟了一年。然后，使用了一个新的更严格的“爱国主义”定义，以表达“不爱国”观点为由，取消了四名反对派政治人士在立法委员会的资格。其余15人一起辞职以示抗议，在街头或在议会里没有任何反对者了。
辞职的民主派政治人士之一毛孟静（Claudia Mo）说：“香港看上去依然繁荣迷人，但往深处去却正在腐烂。”
她发誓要继续为民主而战，但那些选择留下来继续激进活动的人现在正处于越来越狭窄的空间里。其他人已经悄然无声了。
一位要求匿名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告诉《驻外记者》节目，“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每个媒体问我关于《国家安全法》的问题时，他们会对我说：‘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后不久，他就成为了国家安全逮捕的目标。
许多香港人现在都在自我审查，拒绝媒体采访，并对一项含糊不清的法律小心翼翼，这项法律让他们质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在可接受的言论的新界限内。但一些人欢迎在更严格的政治控制下的未来，指责抗议者在暴力方面走得太远。
虽然许多香港中产阶级在国外接受教育，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抗议运动。
林琳（Nixie Lam）是香港最大的亲中政党“民建联”的成员，在澳大利亚读了八年高中和大学，她严厉批评持不同政见者及他们的动机。
“我认为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国家安全法》的细节，”她说。“你仍然可以做抗议，你可以在网上说你的观点。只是不要说你要香港独立，不要采取行动或接受外国资金来推动那样的事情。那你就完全没事。”
像大多数其他亲政府人士一样，林琳在抗议高潮期举行的低级别地区选举中被赶下台。创纪录的投票率表明，绝大多数香港人不支持那些在香港推行北京政策的人。
但随着选民的声音因选举推迟而变得沉默，以及他们在未来的投票中可以选择的候选人范围受到北京不断收紧的资格规则的限制，林琳的政党面临着更光明的未来。而且对于像黎智英和黄之锋这样的知名人物被监禁一点也不担心。
在中国政府民族主义媒体的煽动下，这种环境让那些希望继续为民主而战的人很难乐观。
在国外发起抗争活动
随着Max离开的日子到来，一千名香港警察在清晨突击搜查全城，逮捕了53人。其中就包括毛孟静。
“我很害怕......因为今天早上的逮捕行动，”Max在去机场搭乘航班飞往布里斯班的途中说。“也害怕离开这个地方......抛下一切。”
他说，一种“幸存者的负罪感”笼罩着他，他仍在纠结是否要在其他人留下的时候离开。
一些人质疑在海外发动活动的亲民主活动人士是否仍有意义。其他人指出，逃离对于那些有钱、有关系或有机会在国外开始新生活的人来说，只是一种选择。
但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不是中国人，也不会是。我是香港人，这正是我所为之奋斗的。”
请在iview 和 YouTube 上收看ABC《驻外记者》（Foreign Correspondent）报道 “恐惧之城”（City of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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