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在一场“种族灭绝奥运会”里，我们都是同谋吗？》，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说，给这届冬奥会蒙上最黑暗阴影的最大问题是发生在3000多公里远的新疆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些少数民族受到的镇压已被拜登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描述为不亚于种族灭绝的行为。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与被一些人认为是“种族灭绝奥运会”共谋的影响呢？
中国的人权记录对于所有参与者，从企业赞助商到运动员，再到普通观众，在道德上有着怎样的责任要求？文章综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朝鲜问题研究主管车维德(Victor Cha)认为，将抵制扩大到参赛者身上“毫无意义”。但他同时也认为，外交抵制将奥运会非政治化，因为这个做法阻止了政府官员在中国境内发表批评意见。
文章写道，娅斯敏·舍尔汗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也肩负着公开表态的特殊责任。尽管这些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她指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确实偶尔会联合谴责针对穆斯林的不公正做法，比如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还有缅甸的罗辛亚人危机。但她认为，这些国家一直未对新疆的情况做出回应。
“国际奥委会似乎与中国这个党国一样，希望举办一届井然有序、电视转播中没有争议的赛事，”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马丽娜(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在时报上写道。“奥委会官员拒绝讨论在威权主义国家举办奥运会的道德或政治影响，他们一再声称，体育和政治不应混为一谈。”
文章指出，奥运会最大的13家企业赞助商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合同总额超过10亿美元。活动人士已向这些企业施压，希望他们撤回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家企业这样做。广播公司也有责任，并有影响力。转播费占国际奥委会收入的73%；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一家就已为到2032年的奥运会转播权支付了77.5亿美元。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NBC可以不播放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任何展示极端爱国主义的元素，而用对中国违犯人权行为的记录报道取而代之。”
台湾政府该不该管运动员爱不爱国？
台湾滑冰选水黄郁婷在冬奥出赛，她穿著中国队服练习灿笑的影片也持续在台湾余波荡漾。台湾《上报》发表社评《政府不管人民爱不爱国》认为，黄郁婷在冬奥前线上传她穿著中国队服练习，侮辱自己的国家，“敌我不分”，甚至“卖国求荣”，但这终究只属于言论层次，如果中华奥会与滑冰协会不说话，要求政府直接出手去处罚这些“不爱国的人”，如此越俎代庖，势必引来朝野互相指谪，各方政治力介入，后遗症无穷。
文章说，今年还有四川世大运、杭州亚运两场国际综合性赛会在中国举办，若再有黄郁婷此等行径出现，势必将重创国人对于国家运动员信心，伤害台湾人的国家意识。体育署应该立刻亡羊补牢，启动《国体法》43条的行政权责，对各单项体育协会积极监管，对于领取国家补助的国家运动员也应提供适当的勤前教育，为其出国在外的言行划出红线。
丰县“八孩母亲”与中国的乡村发展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丰县“八孩母亲”的身份谜案，与中国城乡的想像鸿沟》，作者李海指出，在从云南西部到江苏北部的女性人口流转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内部同时存在的“三个世界”——一线大城市已经进入富足的“第一世界”，他们想像着农村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场面；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小城市和农村是小康的“第二世界”，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无法像大城市人那样生活；而偏远地区的农村就是“第三世界”——就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村落，在2000年代初还因为贫困乐于接受外界人来支付彩礼钱“娶亲”。
作者认为，城市居民对这些地方有种种诟病和批判，似乎这些地方野蛮而未开化，充满了人性之恶。但他们忽略了，无论是徐州的村民还是怒江的山寨，都早就卷入了庞大的货币经济中，他们也向往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向往金钱和物质生活的优越。如今许多人援引一位法律学者的话，扬言如果一个地方过于邪恶，那么不如毁灭这里算了。但导致这些恶的，难道不是不均衡的发展和对教育与医疗的不均衡的投入吗？把拐卖问题当作“黄泛区问题”或者当作“少数民族落后问题”，都拒绝了面对问题的核心：如何让“黄泛区”真正现代起来？如何让少数民族享有更平等的机会和发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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