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理疗师知道你的处境，并因此不收你钱的时候，真的让人沮丧和羞愧。我再也坚持不下去，我想要停下来休息，回到家人和朋友身边，拥抱他们，向他们大声说谢谢，因为他们是我这些年的动力。”
这是在东京奥运举重男子96公斤级比赛中，仅拿到11名的希腊选手奥多罗斯（Theodoros Iakovidis）赛后落泪宣布退役时说的话。
出生于1991年的奥多罗斯，参加过四年前的里约奥运会，在2018年地中海运动会获冠军，于2020年国际举重联合会的世界杯上拿到银牌。促使他退役的主要原因，不是身体负荷，而是穷到撑不下去。
作为欧洲举重选手中的佼佼者，奥多罗斯表示，自己的运动生涯少有其它收入。如今只能从希腊举重联合会每月领取200欧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补助来为参赛做准备。这笔收入，只是希腊最低工资标准758欧元的约四分之一。有时，他连汽车油钱都付不起，不得不步行去练习。
过半奥运选手财务紧张？
奥多罗斯的崩溃大哭，揭开了那层脆弱的遮羞布：职业运动员的财务困境。
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体育明星出现在广告，甚至综艺节目中。很多人都相信，这些专业人士不说身家百万，至少也是中产阶级水准——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名人资料网站“FamousBirthdays”还曾评估，奥多罗斯净资产约150万美元。
外界认为可能坐拥百万资产的奥多罗斯，其实在贫困线上挣扎。奥多罗斯还透露，自己并非唯一一个面临窘境的运动员，在希腊，只有极少数运动员拥有国家顶级资源，很多普通运动员都需要经济上的帮扶。
去年2月时，《今日美国》曾报道称，旨在保障运动员权利的“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组织收到来自六大洲491名运动员的调研反馈——其中约200人自称参加过奥运会或残奥会，其余人在国内或国际上也是精英级别，他们当时正为东京奥运备战。
这项在新冠大流行前对48个国家精英运动员的调查显示，58%的人称自己经济状况不稳定。
许多赛事由于疫情取消后，运动员的财务状况可能更糟糕。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非洲乌干达举重选手尤利乌斯·塞奇托雷科（Julius Ssekitoleko）丢下一张字条从日本一家酒店逃离。他说，国内的生活太艰难，他想留在日本打工。这名选手被找到送回国后，或面临牢狱之灾。
因生活拮据，奥运备赛期间，为达到运动员应有的体型，他不得不向人借钱购买蛋白粉，出国前还已拖欠4个月的房租。得知他在日本失踪，房东将他怀孕5个月的妻子赶出门。
不仅仅是东京奥运，几乎每次奥运会都有参赛选手的贫困叙事。上届奥运会最为著名的桥段是，赛前准备阶段，10多名收入不高的美国运动员发起网络众筹，以支付集训时的生活费，并为新装备寻求财务支持；拿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四人双桨赛艇铜牌、在2014年和2015年蝉联美国赛艇年度最佳女运动员的卡尔莫（Kalmoe）依靠月均800美元的收入节衣缩食地为里约奥运备战；2013年，离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不到七个月，24岁美国速滑运动员艾米丽·斯科特（Emily Scott）因为忙于训练，没有其它兼职收入，已窘迫到向政府申请免费食品券。
更早的2002年，乌兹别克斯坦著名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Chusovitina）的儿子患上白血病。一枚世锦赛金牌意味着3000欧元的奖金，为了给儿子治病筹钱，她重回赛场。四年后，为了更好的训练条件和孩子的医疗条件，丘索维金娜加入德国国籍，并代表德国体操队参加2008年与2012年奥运会。儿子病愈后，2013年，丘索维金娜才申请恢复乌兹别克斯坦国籍，为自己和国家而战。
并非人人都能拿奖牌
贫困之所以会困扰众多奥运选手，在于多数外国精英运动员依靠赞助和商业代言为生，外加奖牌奖金。
上届奥运会，印度向每位金牌得主发放1000万卢比（约87万人民币），向每位银牌得主发放12万卢比，向每位铜牌得主发放8万卢比——这可能会改变他们中一些人的一生。在印度铁路系统工作的运动员拿到奖牌，还将获得额外现金和晋升。
在新加坡，奥运金牌得主可能会拿到73万美元；在菲律宾则有20万美元进账；在马来西亚，拿到金牌有23万多美元奖金，但是铜牌只有2.4万美元。
竞技水平更高的国家则没那么慷慨。美国奥委会给金牌得主的奖励为3.75万美元，银牌奖励1.5万美元，铜牌奖励1万美元——拿到奖牌的人还要交39%的个人所得税。澳大利亚的奖金则更低，金、银、铜牌奖金分别只有1.5万美元、1.1万美元、7000美元。
当然，一些贫穷国家可能根本不给运动员发放奖金。
哪怕拿到奖牌，甚至金牌，不同参赛项目的运动员的收入差异巨大。
只有在热门项目中，明星运动员才有机会获得巨额赞助。即便如此，受伤或表现不佳也可能对收入产生影响。奥运选手都清楚那种参差不齐的对比：明星运动员能吸引成千上万的粉丝和赞助商，但普通运动员的生活起色不大。
而与此同时，一些精英项目训练费用昂贵：如一名击剑运动员，每年有超2万美元相关费用需要支付；马术更是一个从初学就需要大笔资金的项目。
国际奥委会的锅？
有一种观点是，国际奥委会（IOC）需要为运动员的经济困境承担部分责任。
作为奥运会主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IOC在每届奥运会期间都有惊人的收入。美联社估计，除了国际赞助、主办国国内赞助、门票收入、许可证收入，今年IOC仅仅通过出售东京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就赚取30亿至40亿美元，这可能是IOC收入最高的一次奥运会了。
但是，其中大部分财富是不会跟运动员分享。
官方说法是，IOC会将收入的90%分配给各大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各国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这些机构再支配这笔钱，用于促进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最终仅剩余10%作为IOC日常管理费用。
运动员直接到手的钱也不多。去年4月，“全球运动员”组织曾发布《奥运商业化和运动员薪酬》报告称，2013年到2016年期间，在众多体育组织、联盟中，国际奥委会以17.4亿美元的平均年收入排名第八，运动员只从中分到4.1%；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英超联赛运动员分别能拿到收入总额的50.1%和60.3%。
更多的运动员甚至表示，他们没有从IOC或派他们参加奥运会和其它重大赛事的相关组织那获得“适当经济补偿”。
另外，IOC还阻止奥运选手们去找独立商业赞助。
《奥林匹克宪章》第40条细则第3款规定，“除非获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任何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训练人员或官员，都不能让自己、自己的名字、照片或者运动表现在奥运会期间被用于广告目的”。
这个意在防止奥运会过度商业化的规定，实际上不断加固着国际奥委会套利护城河，遭到许多运动员的抱怨。
如果不是奥运会的赞助商，单独签约奥运选手的品牌连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旗下运动员的鼓励和祝贺都会收到讼状。
2012年，参加伦敦奥运的选手，美国短跑运动员桑亚·理查德-罗斯（Sanya Richards-Ross）、中长跑运动员尼克·西蒙兹（Nick Symmonds）和耐克赞助的其他奥运选手在推特上发起#WeDemandChange运动，抗议IOC的赞助规则。
四年后的2016年里约奥运会，该规则略有放松，非奥运赞助商可以赞助运动员，但它们不能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任何跟奥林匹克相关的词语，包括“里约”“金牌”“银牌”“铜牌”“奖牌”和“胜利”等。
但这远远不够。反对声浪之下，到2020年，《奥林匹克宪章》第40条细则正式变更为“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代表队工作人员和其他代表队工作人员，可以按照IOC确定的原则，在奥运会期间将其姓名、照片或者体育赛事用于广告宣传”。
东京奥运会开幕，相关规则进一步放松，在社交媒体上，运动员可以在奥运会期间发布7条对自己单独签约赞助商的感谢信息，赞助商则被允许回一条消息祝贺运动员。不过，该互动仍然不能使用奥林匹克相关词汇——包括“东京2020”，以及奥运五环标志等。
当然，奥运选手的贫困根源远不只是受IOC规则禁锢。运动员的财务困境涉及问题很广，包括培训津贴、生活费用、保险和后奥运时代的就业机会。
假设个人财务管理不当，即使是奥运奖牌得主，未来生活也可能陷入绝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美国运动员龙达·鲁西（Ronda Rousey）斩获柔道项目铜牌，但回国几个月后，就因付不起房租，被迫在网站上以2万多美元的价格售卖自己的汽车。为维持生计，她不得不加入终极格斗锦标赛（UFC）。
更悲惨的是另一位奥运奖牌得主黛比·托马斯（Debi Thomas）。她在1988年的冬奥会上获得铜牌，成为美国首位拿到花样滑冰奖牌的非裔美国人。其本人也毕业于美国名校斯坦福，后来还在西北大学获得医学学位，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如今，其医生执照过期，已经申请破产的托马斯跟未婚夫住在满是臭虫的拖车内，甚至不知道去哪找她的溜冰鞋和奥运奖牌了。
资料来源：
https://www.vox.com/the-goods/22586868/olympics-athletes-pay-medal-sponsors-i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