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游离于现实之外，事物的意义就会飘散丨燕京书坊

撰稿丨燕京书评编辑部

 

人类科技想象的智利猜想：政治乌托邦与科技乌托邦“调情恋爱”

 

1971年11月4日，阿连德执政智利一周年。在当天，阿连德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馆对全国人民发表公开讲话，详细介绍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是政府对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国有化、干预和没收。在执政周年日之际，以公开讲话的公共形式取代以往每年五月提交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传统，也代表着阿连德与民通话的政治承诺，而经济国有化手段则是阿连德希望走出一条有别于美苏模式的智利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在阿连德讲话的前几周，瑞典学院给智利诗人聂鲁达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而在阿连德讲话的一周后，卡斯特罗也将空降智利，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智利公开演讲，希望给保守节制的智利人民带来更为激进的革命火种。智利首都的兴奋氛围持续不到一周，卡斯特罗在智利公开批评阿连德政府太过于绅士化，没有“用强烈的暴力来保卫自己”；国内反对派也随之要求政府“脱下民主的白手套，戴上拳击手套”……

 

而在阿连德讲话的当天，在首都人民情绪高涨的氛围中，英国人斯塔福·比尔静悄悄地来到了智利，他的任务是借助自己独创的控制论思想与最新的赛博科技，为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经济助力腾飞。这位英国大胡子学者，将与阿连德政府一起开创一段前所未有的政治乌托邦与科技乌托邦“调情恋爱”的人类实验史：与阿连德的政治承诺一样，比尔将用中央厨房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指挥室，为智利经济国有化道路的实时发展提供中心化控制和去中心化控制之间的平衡，建构人类史上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监控网络，它既防止专制主义的暴政，也避免彻底自由的混乱；既防止“老大哥”的注视，也杜绝丛林的法则……

 

阿连德希望将私企国有化以实现不同于美苏政治模式的第三条道路，终究的下场是私企用脚投票、国企日益亏损、外资诉讼赔偿；而给人民加薪的承诺，既导致政府资源不断消耗，也因薪酬提升而致使民众消费提升，进而导致国内物品短缺和黑市囤积居奇等；当年的政治盟友逐步撤回支持的立场，公开批评阿连德的政治承诺，国内反对派媒体甚至西方左翼媒体也对这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网络，开始了连篇累牍的强烈批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智利社会逐步滑向了复杂的动荡之中，而军方早已暗流涌动，民众也开始“戴上拳击手套”……

 

尽管借助赛博科技项目的中央指挥室，阿连德政府曾短暂摆脱了卡车大罢工所导致的示威危机，终究没能逃脱“霍克猎手”发射的火箭弹，赛博项目小组的成员也被迫流亡海外。即使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影响，赛博科技与政府联姻所实行的“类计划经济”真能走出第三条道路？军方的炮弹轰断了政治史、经济史与科技史的智利猜想……

 

然而，伊登·梅迪纳讲述的这段因军事暴力和地缘围困而终止的人类科技想象实验史，给我们带来了如今依然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在科技创新与政治发展之间，政治如何影响科技，科技如何推动政治，人性如何完善科技，科技如何善待人性？或许，在政治、经济和地缘的影响下，装载着人类想象的科技理念和技术发明从来没有单一的起源，从来都是特定人物、政治目标、科学观念和技术能力等方面交汇的现实产物；科技及其载体，从来不曾中立于价值观，而是特定历史背景的现世产物，尤其是谁在背后使用和管理。【萧轶】

 

功与过的评论行为：塑造身份认同、群体边界、集体记忆的过程

 

我很喜欢读 “大家小书”，这类书由名家撰写，篇幅短小，但深入浅出，往往能学习所在学科的思维方式，看到不少作者的智慧和洞见。《功与过：社会生活中的赏罚》就是这类面向公众写作的作品。它的作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研究集中于社会运动、政治革命、集体暴力、国家转型和历史变迁等宏观主题，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

 

但《功与过》和之前的《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理由》却有所不同，是蒂利对微观人际互动过程的探索。其中，《为什么？》的核心问题是，当人们为自己所做、自己所见或他人所为之事面向其他人给出理由时，发生了什么？《功与过》承接了一个《为什么？》故意搁置的问题。当某人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其他人的福祉，而我们为这个人的行动给出理由时，我们对此在做什么？人们究竟如何评论功过？

 

蒂利觉得，在评论功过的场合中，人们都对后果（outcome）、能动性（agency）、能力（competence）和责任（responsibility）做出判定。这种判定根源于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因此，评论功过的过程也就是塑造身份认同、群体边界、集体记忆等的过程。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蒂利纵横捭阖，所举例子包括达尔文、奥斯卡奖、越南战争、“9·11”事件、真相委员会、茶水间谈话、美国独立战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读来亲切，饶有兴趣。作为普通读者，你可以从中感受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思维方式，省思自己的人际互动过程；作为专业读者，你可以思考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蒂利对西方社科界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功与过》和《为什么？》的译者李钧鹏是蒂利正式指导过的最后一位学生，相比此前国内蒂利作品的翻译质量，高出不少。他在《为什么？》的代译序对我们理解蒂利也有不少帮助。如果我们读完这两本小书，不妨后续翻开蒂利的老本行学术著作，感受波澜壮阔的抗争政治，反观历史和现实，应该会有所得。【曾梦龙】

 

野蛮的机智：扎进当代社会的心脏

 

《背叛》是一本彻底解构的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儿子，作者在小说中详述了主人公如何成为“我”的过程：主人公自小便是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父亲的实验对象。“我”平静地在小说中历数自己在小时候如何被父亲无止无休的社会心理学所折磨，一人扮演了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双重角色，“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华生和雷纳的恐惧习得实验，“旁观者效应”在“我”的身上接连出现。作者用读起来戏谑的口吻解构了社会心理学赖以存在的科学性所在：实验的可信性。

 

而有趣的是，《背叛》的作者本人保罗·比第的第一份学历和小说中“我”的父亲一样，正是社会心理学；他也曾同时在博士期间修习社会心理学。保罗·比第在利用《背叛》对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学科，甚至是社会科学学科建制下的“科学”进行解构，这种自反是值得玩味的。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这本书更是对当下美国有色人种生存状况的直接反应。和作者一样，小说里的“我”，也是一位黑人。讽刺的是，小说的重大转折点是“我”的父亲死在街口警察的枪下。这部在2016年获得布克奖的作品，却映照了2020年的当下。而作为主人公的“我”，在大学毕业一年后回到故乡：一个叫做狄更斯的城市，结果发现这个黑人聚集的城市消失了。主人公调查得知，是因为白人因嫌弃狄更斯破旧不堪、不够体面，有碍洛杉矶的名声，直接在地图上抹去了这个城市。

 

这让人想起巴西导演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和小克莱伯·门多萨，去年在戛纳电影节拿下评审团大奖的《巴克劳》。这座名叫巴克劳的巴西村庄，也是突然从地图上消失。而《巴克劳》则直接指向的是“后殖民时代”西方对巴西的入侵，整部电影充斥着暴力和血腥，用最直接的方式进行控诉。不知道《背叛》一书，是否对小门多萨有一些启发。

 

 

主人公“我”试图找回狄更斯，而他更试图找回的是自己的身份和自我认同。为了达成目的，主人公采用了反向隔离的政策，在找回来的狄更斯，他立起来“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并且设置了“白人周”，以表彰“神秘的白人种族给休闲世界带来的奇迹和贡献”。这也是整部小说最具反讽气质的部分之一，他用原本加之于黑人身上的枷锁，一本正经地套在了白人身上。而结果是，他被包括黑人在内的知识分子们起诉，最终坐到了全书起笔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因为平权人士们认为主人公违反了法律，加重了种族之间的壁垒。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背叛》一书的语言，因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展开全文，在阅读起来有种不一样的快感和激情，保罗·比第把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不满和观点用最喷薄的方式向读者输出。而英文原版中，保罗·比第的语言是带有节奏性和韵律感的，甚至像是一场脱口秀表演，但是翻译过程难免对这一特征有所减损，但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也是不一般的阅读体验。

 

在很多评论家看来，保罗·比第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而《背叛》是当代最重要的讽刺小说之一。保罗·比第站在库尔特·冯内古特和马克·吐温的肩膀上，继承了美国小说的讽刺传统。布克奖评委会主席阿曼达·福尔曼评价称：“《背叛》这部小说深深地扎进当代社会的心脏，自乔纳森·斯威夫特和马克·吐温以来，我第一次领略这样一种野蛮的机智。”保罗·比第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布克奖的美国作家。【张笑晨】

 

中国，1900：谁是最大输家？

 

《中国切片，1900》并非义和团运动史，它以史识精心裁量史料，截取了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一个个片段，组合成一个切片作为病理分析样本。而庚子事变的悲剧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以某一年作为节点，在纵向的时间段勾勒历史事件的前后缘由，在横向的空间展示社会面貌及各种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在某一坐标扮演的特定角色，这种写法最知名的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然而，该书开篇即强调，“1587年是平平凡淡淡的一年”。而庚子年却并非如此，这一年，义和团运动波及北京，慈禧一意孤行与多国开战，战败之后又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而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却违背朝廷命令，与外国人签订协议和平共处，事后安然无恙。同样是这一年，孙文发动了第二次起义——惠州起义，而且发现民众不再视自己为乱臣贼子。可以说，190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就义和团的兴起而言，山东巡抚毓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若非其在任期间刻意纵容，义和团不可能迅速发展壮大。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显示，毓贤1899年3月任山东巡抚，当年6月，因为帝国主义压力导致中国普通民众与教民、教会冲突不断，暴力活动大规模升级。山东义和团壮大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在1899年12月5日逼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清政府很快改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毓贤回到北京后，对排外派宣扬义和团的忠诚和正义，并用一些证据证明义和团刀枪不入。无疑，这促进了排外派的强硬，导致他们作出错误的决策：利用义和团对外开战。

 

在这场危险的赌局中，在国际方面，大清是输家，列强是赢家。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白银4.5亿两，主要分给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比利时等八个国家，其中以俄国最多，分到了一亿三千多万两赔款，占总赔款额的28.97%，比日本、美国和意大利加起来都多。不仅如此，俄罗斯还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大量土地。

 

在大清内部，慈禧是最高统治者，也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她精于权谋，陋于见识。因为列强阻止她废除光绪，另立新君，她怀恨在心。当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慈禧觉得“民心可用”，决定向列强开战，可谓庚子事变的罪魁祸首。然而，王权专制主义的规则是，最高统治者可以发罪己诏敷衍了事，却不必在现实中承担实际的处罚。八国联军进京之后，慈禧仓皇西逃，其后一心媾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全都落到老百姓身上。慈禧还将责任都推导其他人身上，自己继续控制权力。犯下滔天大罪仍继续掌控最高权力，以此而论，慈禧至少没有输。

 

而大臣中的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是输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惩办祸首”，主战派（强硬派、顽固派）方面，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因为屠杀传教士及其家属（见沈迦《寻找·苏慧廉》），被即行正法。启秀、徐承煜被即行正法，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被赐自尽，徐桐、李秉衡在八国联军进京后临难自尽，刚毅此前病故。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主和派方面，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连元五位大臣主张与列强和谈，因言获罪，被慈禧分别在7月28日和8月11日处死，为直言付出了生命。

 

义和团无疑是最大的输家。就实质而言，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具有正义性。但其悲剧在于，“扶清灭洋”乃一厢情愿，朝廷觉得“民心可用”时，义和团则盛；朝廷决定与外国人议和时，义和团则衰。在庚子事变中，义和团只是以慈禧主宰朝廷的工具和牺牲。在整个庚子事变中，义和团杀害了大量的中国人，至于抢劫掳掠就更是习以为常。

 

另外，所有大清老百姓都是输家，绝大多数老百姓与庚子事变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不得不承受事后分摊到自己身上的赔款。袁世凯是最大的赢家。他就任山东巡抚后镇压义和团，在李鸿章1901年11月7日病逝后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的军队发展壮大，并且涉足外交，成为清末政坛权势最强的官员之一。

 

甲午战争的替罪羊李鸿章也是赢家。戊戌政变后，李鸿章未获重用，慈禧想废除光绪，另立新帝，让荣禄请李鸿章打听外国人的态度。“不可一日无权”的李鸿章提出，本国内政主动询问外国人有失国体，如果自己到外地做总督，外国使节必来庆贺，此时顺便询问就不失国体。由于荣禄的建议，几天之后，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使节前来庆贺时，李鸿章发现他们间接反对废立。1900年1月16日，李鸿章到达广州。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清廷6月15日令李鸿章赴京，但他一直拖延，拒不北上。7月8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才于7月17日启程到达上海，在上海拖延到9月15日才北上。此外，主导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张之洞也是赢家，他们看清了局面，违抗朝廷命令，后来却受到了表彰。

 

《中国切片，1900》以庚子事变为主线，凸显了晚清政局的困境。一方是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以及列强的霸道行为，一方是民众的反抗和官方的进退失据；一方是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要求变革；一方是统治者的冥顽不化，统治合法性不断流失，政治权威不断下降。在朝野之外，革命和改良开始赛跑，清廷牢牢控制权力，拒绝关键性改革，使得温和的中间派如容闳等人趋向革命，梁启超等改良派两面受敌，面临巨大的政治困境。虽然辛亥革命要到1911年才爆发，但征兆在1900年已有显示。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所收大都是以庚子事变为中心的文章，虽颇具可读性，但并不连贯，有些内容重复出现，有些地方则意犹未尽。或许，这也是因为作者面临某些言说困境，只能如此吧。【张弘】

 

个人印象：伯林的“追星史”

 

伯林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横跨了20世纪。《个人印象》是他和贤达名流的会面记录，这些名人涵盖了学者、领导人、作家、冒险家，包括伍尔夫、爱因斯坦、阿赫马托娃、马丁·库珀、罗斯福、丘吉尔、阿道司·赫胥黎......每个人物都是复杂多面的，但是在这本书的29篇文章中，伯林写的是他观察到的这些人内在的了不起的品质，且多是别人发现不了的魅力之处。这些“个人印象”聚焦于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个人力量和性格品质是如何表现并产生影响的？

 

在与阿赫马托娃的会面中，伯林抽着瑞士雪茄，搞得满屋子烟雾缭绕，由于想听阿赫马托娃完整的话而憋着不去洗手间，他称这次会面是他“有生以来碰到过而最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他形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差异：罗斯福是“一个典型的20实际新世界的孩子”，对社会的未来形态有一种半自觉的前瞻意识；丘吉尔则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最强烈的意识是对过去的回顾意识。他说和伍尔夫的见面是一生中最精彩的三小时，并评价她不是特别有同情心也肯定不是很友善，但却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天才作家。伯林的朋友说，伯林夸赞自己欣赏的人是所表现出来的那股陶醉劲儿，丝毫不比批评人时气势汹汹很吓人的凯恩斯逊色。

 

这本书也可以理解为伯林的“追星史”，尽管伯林本身也已经是一位大明星（注：这里的“明星”无贬义成分）。伯林为了更好地形容这些人物，采用了一种十分谦虚的姿态，在叙述中把自己隐藏。但是读者会看到，是他发现优点的能力，让别人看到这些人物可爱的而富有魅力的一面。相比于伯林的其他大部头作品，这本书轻松有趣，不仅让读者了解到这些名人的另一面，也能读者了解到伯林的另一面。【付婷婷】

 

意大利汉学家的中国书法之旅

 

《尊右军以翼圣教》，像它的书名一样散发着金石气，是意大利汉学家毕罗对王羲之书法集字碑《集王圣教序》的最新研究成果。毕罗使用中文写作全书，完全做到了准确典雅；他对中国书法的热爱，更一目了然。

 

如白谦慎先生所说，当今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已不如从前活跃。毕罗的中国书法积累，要比一般西方汉学家深厚得多。他曾在中国本土学习书法，经过长期读帖、临帖的训练，又深入钻研汉字与中国文化。本书的许多分析和推论，与作者的文化视野和书写实践密不可分。

 

全书的一大亮点是第三、四章对王羲之现存作品字迹的综合比较。毕罗向我们展示了辨析书法字形甚至统计字数的价值，据他所说，采用这种方法来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影响。而借助细致的书法解读，毕罗重新阐明了《集王圣教序》的文化史意义，这部集字碑其实是唐朝僧团欲以书圣之名为佛教背书的精心再创作，而非出于书法直觉的个人艺术作品。毕罗还细致地考证了唐朝的政教关联，提出《集王圣教序》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推手。

 

毕罗的这部中国书法研究突破了绝大多数汉学家的视野，问题意识清晰，采用了大量较为冷门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虽然书中的部分推断还有待更多材料佐证，但整体提供了理解中国书法的新思路。毕罗用文明史的眼光打量中国书法，认为书法史研究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其他领域的学术营养。衷心期待毕罗新的跨语际书法实践。【钟昱赟】

 

人游离于现实之外，事物的意义就会飘散

 

陈春成这本书，其实不用我推荐了。尽管有人说书的脱销也有作者颜值分的加持，但其实早在脱销之前，在不知道作者长什么样子之前，我就已读过其中一些篇目——像是找到了一个安全又和煦的“藏身之处”。这也使我相信，会有更多人从中找到各自的“庇护”。

 

书是陈春成近两年的短篇合集，在追求新鲜感的周围，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显得不那么新鲜。不存在什么鸡汤学、成功学、茶余饭后的八卦美学、像模像样的热门议题、横行霸道的都市情感，就是安安静静的，一本书面化的他自己。

 

它很诚实。记得很久之前，一位长辈对我讲，在现实世界里，人已经没有办法诚实了。人与人之间还能有长久信任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文字反复漂洗，让它看起来没有这么脏，说到底，这也算是一种诚实吧？尽管，这种诚实显得天真得不可理喻。

 

小说家最引以为豪的，大概就是丰沛，但不那么离谱又没头没尾的想象力吧。几乎每篇都逃不开“爱因斯坦式”的发散思维，也几乎从每一个跟我谈起这本书的人口中，都听到了所谓“丰饶的想象力”。在之前的新书活动上，甚至有读者当场向作者提问：怎样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这个问题，着实把陈春成难到了。

 

他的想象力，一看就是学不来的，浑然天成。他提到他爱做梦，爱走神，他“只乐于做一个梦境体验者，并不想研究它的机理。而且相信，当幻想足够逼真，也就成了另一种真实”。

 

当然打动我的还有更多，“人不能在外面看着天慢慢变黑，否则小孩不会念书，大人没心思干活......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时来。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飘散。在一点一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你先是有点慌，然后释然，然后你就不存在了......这种体验，经过多次，你就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古怪的人。对什么都心不在焉，游离于现实之外......”

 

大概是躲暗处太久，光一下子敞开，将我支棱起来。平日里，我也最擅长走神，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非常危险的——“心不在焉”等同于废人，是要被严格过筛的渣滓。不光是在工作场上，连生活场中，人都喜欢比个高下，比如，看书要看有干货的，显得进取一点嘛。想起之前看过一篇网络流传的小学生作文，其中最后一句让人永远记得：你知道什么是爱，我觉得就是，你拍拍我肩膀说，古怪就古怪吧，也很好。

 

差点哭了。只说动人不足矣，不过这大概也和这本书给我的最深感受不谋而合。远远见过作者一面，更加印证了他文字予我关于他的所有猜想，就像小学时摹写硬帖本的过程。不过话不宜再多说，就如硬帖本里那层白色砂纸不宜撕掉一样。希望作者能继续安稳待在自己一手搭建的潜水艇中，希望这座潜水艇的躯壳足够坚固，足够保护好他的幻想与心不在焉。【危幸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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