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微雨寒村”，寥寥数字为什么给人“古典”的感觉？
2022-03-04 星期五
中文系16级小谈同学来信说：“上您的课上了这么久，也问了您不少问题，这封邮件主要是想谈谈一些感受性的东西。”小谈谈了许多从小到大在成长中她对汉字的体验，然后说：
“最后，谈一点个人的感悟。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我对文学的热爱开始得非常早，可能在我给洋娃娃起名字叫‘爱丽丝’和‘艾莉斯’时就已经萌芽。诚然，我喜欢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但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这时常让我在中文系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么我是否适合转去外文学院呢？但我又偏偏很固执地只喜欢看汉字。“中文系有部分同学总认为中国的文学 ‘最好’，这总让我有些不理解；由于个人偏好问题，心里甚至会有些不是滋味。我以为，‘很好’的概念完全可以使用，但‘最好’的概念应当是由比对而来的。既然没有对世界文学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最好’听起来未免有些文化自负了。“但上了您的课之后，我要非常坚定地说，汉语实在是一门非常美丽、非常诗意的语言，即使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更浓，也不会影响我对中国语言的热忱。在文字方面，我可能也要‘文化自负’一回了。您让我更坚定了在中文系继续学习的想法，非常感谢您！“而且，我总觉得我对文学的热爱并非始于什么宏大命题，而是始于汉字带来的那种精妙、幽微的美感。我对它们比较敏感，但有的时候它们仅仅停留在混沌的感觉层面，我并不能说清我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也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解释它们——有的时候，我甚至连自己的感觉都说不清楚。因此我来到中文系寻找解释，读过美学，读过翻译鉴赏，读过文艺赏析，终于在语言学的课上找到了答案。”小谈同学说的“找到了答案”，就是理解了中国文学的汉字性。而文学的汉字性问题，实际上是更为本原的文学的语言性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在中国，表意汉字为文学打开了新的视域。汉字的文学功能，是和汉字表意框架独有的联想功能联系在一起的。汉字因此具有了很强的文学性。中文系12级的小徐同学曾和我讨论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节录）小徐说，文章中的“微雨寒村”“门对长桥，窗临远阜”，以及“围炉煮茗”“风大若雷”“青天碧落”等“具有不透明性。这种不透明性在作者与现实世界之间制造了一种朦胧感”。这里说的“不透明性”“朦胧感”是从哪里来的？小徐说来自“古典语言”。其实就是来自汉字。然而有意思的是，这都是一些普通的汉字啊，并不“古典”，为什么给人“古典”的感觉？“微雨寒村”四个字，都是常用字，其中每一个字都有许多常用的组合，或者说是“词化”的组合。因其常用，所以它们在读者的眼里往往一瞥而过。它们的“初心”，亦即它们刚开始组合时引起的丰富的联想，已随反复使用而日渐销蚀，词义固定而单一。对于这些常用字而言，唯有陌生化的组合，才能激活字的形音义的各种可能性。“微雨寒村”就是这样一个组合。“微”和“雨”很少组合，“寒”和“村”很少组合，“微雨寒村”的组合更罕见。两个相互“陌生”的字组合在一起，由于没有现成的“平滑”的理解，读者就会展开字义间的丰富的联想。这就是“微雨寒村”这个字组的“初心”。而小徐同学的“古典”感，就是这样来的。显然，相较于现代汉语，文言文在字思维方面更胜一筹。中文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一个意义支点，它的联想无限丰富，所谓“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史”。当汉字组合起来后，一方面，字的意义因“组合义”而有了意指的方向；另一方面，字义在相互碰撞中产生火花，形成书面语新的辞意。这样产生的辞意都是充分差异化，即富于联想的。小徐同学说的字组的“不透明性”和“朦胧感”，其实都是“富于联想”的同义语。而联想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汉字富有个性的组合上。在中国文学语言中，小谈同学体会的“汉字带来的那种精妙、幽微的美感”，都来自汉字组合的差异化（陌生化）。现在同学们可以悟出来：为什么只有“微雨寒村”“门对长桥，窗临远阜”等组合给人“古典”的感觉，而别的词语难有？因为这些组合是文学语言中的“字思维”，即作者把自己的独特的语感建立在字的形音义的各种可能性上，而非现成词或词组的单一性上。我们看《江南的冬景》这一段文字，凡是给我们“古典”感的组合，几乎都是四字格，例如：“河港交流”“地滨大海”“时含水分”“微雨寒村”“冬霖景象”“门对长桥，窗临远阜”“树枝槎丫”“杂木树林”“粉也似的”“几不成墨”“乌篷小船”“一味红黄”……在中国文学语言中，让人浮想联翩的字思维，总是在创新组合的同时，自觉经营着声律。这让我们深刻领悟到：丰富的意蕴既是从字形发散开去的，又是靠字音烘托起来的。当然，文学语言的声律不是靠单一的四字格就“好听”起来的，汉字思维的声律经营更多体现在句读段的长短配合、骈散相应上。喜欢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小谈同学，在上了语言与文化课之后，终于从汉字的视角理解了中国文学语言之美。我对小谈说：“你的汉字体验生动细腻。汉字在你的感知中不是简单的语言工具，而是认知的视角和框架。你能够读出汉字背后的文化和情感，并从中文特有的体验中理解和感受文学，这些都是成长的重要基础。很高兴你在语言与文化课上找到了答案。”小谈问我：“申老师，我之后还想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学习，但不知道什么课会讲这些东西。您觉得这个问题隶属于语言学还是文艺学呢？”我向他推荐了中文系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的杨乃乔老师。杨老师把文化语言学对汉字思维的研究视为“来自学科跨界的启示”，他在《汉字思维与汉字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增值性交集》（《《文艺理论研究》，2015.3》）一文中说：“无论雅克•德里达是怎样以解构主义的策略来颠覆由音素文字书写的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依然是遮蔽在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以来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学论域下，操用音素文字书写自己的学术研究。……“就西方印欧语系的音素文字来判断，书写的字母只是对语音声波的连续带（continuum）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直接参与思维的表达方式，也因此音素文字的字母延缓与遮蔽了声音（speaking）表达意义的鲜活在场性。这就是雅克•德里达所宣称的拼音文字的暴虐性。杨老师引用我和孟华撰写的《“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总序》，指出“其中论述了汉字在写意与构形两个层面上直接参与了意义的生成，明确地提出汉字是一种思维方式，并且具有文化元编码（original encoding of culture）的性质，而不是一种纯然的对语音记录的符号，因此《总序》认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扩展为一种世界景观，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彰显‘汉语文学’这个概念，以强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国际学界的语言特征、民族特征与区域特征等。而现在感觉到‘汉语文学’这个概念的外延还是较大了一些，我们应该贴着由汉字书写与编码的民族文化地面走，因为那是由文字记忆的历史，把这个概念再具体地落实且定位到‘汉字文学’上来。的确，‘汉字文学’是现下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者所不可小觑的一个重要概念了。”今天，当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的杨老师和我走到一起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跨界”。我们会更深地触碰“微雨寒村”这个语言与文学生命联结体的神经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