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ulia Mariko Jacoby
翻译｜慧诺
来源｜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左：日本高级地震工程实验室，右：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图源：nikkei asia
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发生几个月后，《旧金山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世界最伟大的地震学家说旧金山是安全的。”文章以日本地震学家大森房吉（Omori Fusakichi）的大幅照片作为封面，并且引用了大森的话：“地震已经消除了该地区的巨大不稳定性，旧金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非常安全的地方。”
彼时，美国正处在针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高峰时期，为什么一名日本科学家可以逃脱这种偏见，不仅被誉某个领域最优秀的人，而且还被引用以平息旧金山居民的担忧呢？
事实上，在日本利用科学外交以提升其国际地位的宏大战略汇总，大森房吉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缩影，而地震科学正是该国的关键抓手。
▲ 日本地震学家大森房吉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登上报纸头条。由于日本大部分地区容易发生大地震并且会不断经历地震活动，地震学和抗震建筑（后来发展为地震工程）在该国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自然也受到了更好的资助和推广。
在19世纪末，日本开始树立一个“地震之国”（earthquake nation）的身份；基于这个身份带来的文化能力，日本塑造了“能够掌握其地震环境”的叙事。这一身份也为日本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奠定了基础，并允许日本科学家在面对彼时“科技普遍更发达”的西方国家，依然可以将自己定位为“教师”。自此，地震科学成为日本20世纪科学外交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且维持了日本在全球化的科学世界中的政治影响力。
进入21世纪，“科技外交”的概念在日本政策圈内再次流行起来。2007年，日本政府宣布了新的科技外交政策，声称日本相比其他东亚国家在科技外交领域的竞争中已经落后。然而，在地震科学领域，日本似乎一直维持着一个强有力的外交网络及较高的国际地位。
一般认为，科学外交涉及所有与科学相关的跨境交流和活动，其宗旨是维护或拓展国家利益。其核心目标包括支持国家外交（即“科学助力外交”）以及通过跨国合作推动科研发展（即“外交促进科学”）。
在日本的科学外交框架中，个体科学家为提升国家“软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跨国科学机构的发展也提供了关键平台。此外，日本在地震学领域的科学外交实践也带来了一种启发，即一国如何基于对自然地理的解读来影响国际互动，这深刻揭示了科学在国际事务中的运用——维持地位并塑造权力关系，挑战西方优越性，甚至助力于构建一个帝国体系。
在现代日本历史的主流叙述中，为避免殖民化并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日本大规模引进和采用了西方科学技术，同时积极聘请外国专家。然而，在地震学领域，情况略有特殊。至19世纪末，日本地震学家在国际上已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先驱，并开始着手配合日本建立东亚帝国的努力。
日本在地震学中扮演领先角色的关键在于仪器。在地震仪成为地震测量的标准之前，欧洲的地震学主要依赖于“观察性”，即依赖于建筑物损坏的观察和目击证人的采访。相较之下，日本在英国工程和矿业专家约翰·米尔恩（John Milne，1850–1913）的推动下，于1880年开始倡导使用地震仪器观测。
米尔恩注意到日本建筑物和社会对地震的反应与西方存在差异，随后他开发了水平摆式地震仪，并从1883年开始在日本各地的气象观测站推广这种仪器。自此，日本成为全国范围内拥有地震仪器覆盖率的第一个国家。
米尔恩在1887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将地震仪器网络扩展至全球范围。如今，日本仍是地震学观测站最多的国家，几乎能不间断地提供地震相关数据。日本因此成为地震科学的第一个“实验室”，这一地位也赋予了日本地震学家独特的权威性。
得益于米尔恩的奠基工作，日本在地震学发展成为独立科学学科的过程中抢占了先机。与此同时，年轻的明治政府亦给予了积极支持，这与其外交理念高度契合。明治政府将科学技术视为推动日本从半殖民地地位迈向与西方列强比肩的重要工具，旨在借助科学崛起展示日本的文明国家实力。
为在大国间的科技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日本致力于推动国内相关研究，从而开创国际先河。因此，日本政府大力推进地震学作为国家首创领域。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成立，成为日本第一所大学，同时设立了全球首个地震学教授职位。五年后，政府成立帝国地震调查委员会（Imperial Earthquak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IEIC），这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地震相关基础研究，并通过研发抗震建筑和地震预测技术以减轻地震危害。
到了19世纪90年代，地震学逐渐成为日本在海外的象征。例如，在1893年芝加哥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上，东京大学受邀策划一个展示日本地震知识的主题展区。该展区不仅展示了日本地震仪器的最新科技成果，还通过将东方知识都纳入日本地震学以呈现出所谓“悠久传统”：一张公元132年的中国地震仪图片被模棱两可地标注，以便被（也确实被）误认为是日本的。同时，一座五层宝塔模型展示了日本艺术和工艺在抗震方面的能力，尽管这项技术最初是在六世纪从朝鲜传入的。1891年地震后的照片显示，与新式西方建筑相比，日本传统建筑的抗震性能更为优异。此次展览会成功地将地震学塑造成“日本科学”——作为一个现代科学国家，日本汲取了独特且经久不衰的东亚地区地震知识传统。
1893年博览会的案例表明，科学代表性逐渐融入日本的文化外交范畴，形成了科学与日本对外关系的新纠葛。然而，明治时代的科学外交通常是通过个别科学家的努力实现的，这些科学家反过来又利用科学外交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地震学领域，大森房吉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通过频繁的跨国活动，在有生之年成为该领域的无可争议的权威。
在与米尔恩完成学业后，大森于1894年至1896年被派往欧洲，期间与米尔恩再次会面并前往意大利。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几篇意大利文文章。回国后，大森被任命为地震学教授兼IEIC秘书，成为该领域的领先代表性人物。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大森在25年内撰写了230篇文章，占IEIC日本期刊发表的所有文章的三分之一以上。在IEIC的英文出版物中，他的影响力更为显著，贡献了大多数文章。
大森的大多数出版物源于日本的实地研究，但很快超越了国界，使他的“本地”科学具有了“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并证明了日本科学具有普遍应用价值。他利用了一个国际观测站网络，这些观测站为他提供了关于长距离测量的地震数据。此外，大森还亲自发明了适用于长距离测量的长摆地震仪，由斯特拉斯堡的一家工厂制造并全球分发，被称为“博世-大森地震仪”。
更为重要的是，大森还发展了一种基于地震带和过去日本地震地图的地震预测方法。根据他的“地震间隙理论”（gap theory），地震更可能发生在长时间保持安静的地震带中。他将地震带的制图扩展到全球范围，并预测大地震将在何处发生，这一预测似乎被1906年阿留申（Aleuthian）和智利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的地震所证实。
在此期间，研究任务频繁地引领他踏出国门。从1897年的印度阿萨姆地震开始，大森率领研究团队赴现场研究地震影响并传授抗震建筑方法。他还参与了1905年的印度康格拉地震和1906年中国台湾嘉义梅山地震的考察。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考察成为西方国家的首次研究任务，此后便是1908年的意大利墨西拿地震。大森利用这些考察任务的成果，论证了日本地震知识超越了本土的建筑传统。因此，他着重强调了日本知识在其他地震区域的相关性，并为日本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提供了依据。
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使命中，大森本身表现出了一种外国准政治代表的形象。在外交部的支持下，他将自己定位为官方代表，并敏锐地意识到任务具有政治目的。作为该领域全球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大森利用自身的权威地位，代表着日本作为文明国家的一员。他在1901年国际地震学协会（International Seismological Association）的首次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倡导将协会结构从个人会员制改为国家会员制。大森不仅表明了日本有能力决定国际科学协会的运营方式，还确认了地震学家作为国家代表的角色。
到了1910年代，大森在美国及其他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墨西拿地震之后，阿尔弗雷多·蒙特尔（Alfredo Montel）将日本的专业内容翻译成了意大利语，并随后出版了英文版。托马斯·贾格尔（Thomas A. Jaggar），于1912年创立了夏威夷火山观测站，甚至提出应按照日本的模式建立地震观测体系。贾格尔亲自前往日本向大森学习地震测量，并购买了仪器用于他的观测站。大森的国际声誉也显著提升了他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他获得的研究经费甚至超过了在物理学领域中更著名的同行。
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大森奠定了新的研究合作和跨国知识交流的基础。借助日本地震学的先发优势，他将日本地震活动产生的知识推广为通用的地震知识。大森的目标是利用科学的权威地位，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大森于1923年离世后，这一雄心依然继续塑造着日本的外交政策，标志着日本地震科学的转型。
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的科学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明治时期所确立的模式。然而，战争时期也见证了日本科学外交的新机遇和转型。这些变化发生在国家和国际科技领域变革的背景下：类似于世界各国政府，日本及其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大了对科学技术的资金支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在二十年代得到了提升。
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工程师们争取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在国际上建立了技术官僚主义的世界秩序，以促进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和平合作。这导致了日本科学外交的转变，尤其是对地震工程关注度的提升，目的是吸引更多国际会议赴日召开。然而，随着日本在三十年代努力扩张帝国，科学外交的目的转向了合法化其侵略扩张的野心，并致力于改善其与轴心国关系。
对地震工程的新关注源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该地震摧毁了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导致约10.5万人丧生。灾难的严重程度引发了对抗震建筑的新兴趣，为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Earthquake Research Institute，ERI）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地震研究所代表了日本地震研究的范式转变，该项目是与三菱公司合作成立的，而该公司在关东大地震之前已是抗震建筑的最大赞助商。
在造船工程师末广恭二（Kyoji Suyehiro，1877–1932）的领导下，地震研究所倡导了一种工程和物理学导向的方法，为地震工程的新学科奠定了基础。在适应新的地震学方法的同时，该机构延续了之前的科学外交实践，塑造了日本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前沿地位。例如，地震研究所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日本关东大地震和北丹后地震的两个地震记录图。此外，日本科学家经常被派往海外调查地震，尤其是1934年的印度和1939年的智利地震。
在日本国内外，地震研究所的国际活动激发了对重建战争中瓦解的科学国际网络的兴趣。在欧洲，国际联盟等新机构推动了“科学国际主义”的复兴。1920年，在夏威夷，太平洋科学大会也为相同目的而建立。日本利用这些发展积极尝试吸引和举办国际科学会议，其中包括1926年在东京举办的太平洋科学大会。
此次大会在关东大地震仅过去三年之际举行，组织者认为这提供了向国际观众的展示日本的重建成果和国家实力的关键机会，但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在大会上，有报道称美国正在将日本的帝国地震调查委员会的期刊翻译成英文，总共有100多卷。在会上，关于五层宝塔的讲座还收到了大量外国提问。
三年后，日本成功举办世界工程大会（World Engineering Congress），这一盛事传统上在美国或主要欧洲国家举行。大会历时十日，后续还附带一个月的参观活动。与会者不仅游览了热门旅游景点，还参观了工程现场和工厂，从而全面了解日本的工业实力和技术实力。1929年的世界工程大会展示了日本作为国际科学强国的地位，同时也为工程师提供了追求“技术官僚的国际主义”的机会，即基于技术网络的和平合作理念。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前主席约翰·弗里曼（John Ripley Freeman）也出席了此次大会，期间他了解到日本正在设计一种新型地震仪，能够测量建筑物内的地震运动。他与日本同事的交流使他深信，从日本地震科学中大有裨益。因此，返回美国后，弗里曼起草了一项有组织的知识传递和适应计划。
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实施了弗里曼的计划。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翻译地震工程先驱内藤多仲（Tachū Naitō，1886–1970）关于抗震建筑的研究。更为关键的是，该协会邀请地震研究所所长末广恭二赴美进行讲座巡回演讲。1931年，恭二在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在内的美国四所顶尖学府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他还与美国海岸和地理测量调查局的地震学部进行了交流，讨论了未来强力地震测量仪的设计。
在讲座中，恭二强调他是来“通过科学向美国表达日本的友好”，并表达了他对抗震科学迅速发展以“造福地震国家人民”的希望。他明确强调了跨国学习的重要性。鉴于日本政府不愿再投入更多资金来发展强烈的地震学，他试图推动美国同行更多地进行新技术研究，并就这类研究将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建议。
恭二的巡回演讲展示了科学家个体与研究机构追求“科学外交”的能力，即为了推动国际合作以促进自身的研究利益。尽管它仍然发生在“为国家服务”的框架内——日本仍然被呈现为美国的“老师”——但恭二能够追求自己的议程。他提出了为“地震国家”提供服务的言辞揭示了技术专家的国际主义如何影响了他对日本-美国关系的推动。
然而，至上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外交的核心元素已转向国家主导的倡议，以支持其不断扩张的帝国。这些倡议的核心目标在于塑造日本为科学精湛的替代模式，与白人大国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目标融入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主义言论。该概念声称，日本将解救被西方大国殖民的人民，并提供卓越的领导力，以此为日本帝国的扩张作辩护。
1931年，试图将这些愿景付诸实践的努力愈发明显，时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塞拉西（Heruy Welde Sellase）访问日本，旨在建立两国外交关系和贸易。两国已于1930年签署友好和商业条约，现期望进一步拓展关系。日本对与埃塞俄比亚的贸易感兴趣，而埃塞则期望获得日本的军事援助和建议，以对抗意大利的外交压力。
在日本，塞拉西不仅会晤了日本外交官、军事人员和商人，还参加了东京的“观光之旅”，包括上野动物园、一所军事学院和东京大学。在此期间，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参观了地震研究所，并受到时任代理所长石本三雄（Ishimoto Mishio，1893-1940）的热烈欢迎和参观。
塞拉西对地震研究所的访问展示了日本外交如何运用科学作为工具，展现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可作为埃塞俄比亚的典范和顾问。塞拉西回国后，对日本在地震领域的科学实力予以认可。在塞拉西出访日本的著作中，描述了他参观地震研究所的经历；他明确表示，鉴于地震环境，日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该国仅在从英国学习地震学50年后，便建立了一个大型研究所。
在日本在向埃塞俄比亚展示其领导地位之际，地震学也成为了巩固日本在东亚科学及殖民大国地位的合法依据。在日本殖民地台湾，地震科学家于20世纪30年代重新修订建筑法规，认为当地传统建筑在抗震性能方面“不尽如人意”。
日本研究人员还努力与其他西方殖民地保持密切关系。1933年，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工程师范肯彭上尉（Carel Pieter Brest van Kempen），自从关东大地震以来便对地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获得荷兰和日本政府批准后，范肯彭上尉赴日本深造，致力于地震学和抗震建筑领域的研究。1934年，荷兰政府也“投桃报李”，授予地震研究所所长石本三雄以奥兰治-拿骚勋章（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Orange-Nassau）。1929年，印度高级专员代表旁遮普政府向日本外交部提出请求，希望获取关于地震学和抗震工程领域的日本文献。1937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了防震委员会，日本政府为此致以祝贺，并赠送了相关日本文献。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科学交流已逐渐成为强化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轴心国之间忠诚度的纽带。对于法西斯主义大国而言，尤其是与意大利之间的友谊，加强其友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地震学在1936年意日同盟的官方文化代表团中发挥了引领作用，甚至早于1939年的官方文化协定。1937年，地震研究所所长石本三雄被选为官方“意日交流教授”，旨在推动两国地震领域的研究交流。石本于1938年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举办了关于日本地震学的公开讲座，荣获意大利皇冠大军官勋章（Grand Officer of the Order of the Crown of Italy），并积极活动于意日文化协会中。
日本同样通过科学纽带与德国保持紧密联系。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研究人员学习和借鉴的首选国家，但在抗震工程方面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西门子工程师鲁道夫·布里斯克（Rudolf Briske）在大关东地震后赴东京协助修建地铁，并撰写了一篇关于防震建筑的论文。布里斯克在论文中明确感谢今村明月（Imamura Akitsune）等地震学家和地震工程师内藤达中，他们提供了大量解释工作，这一举动被视为德日工程师间平等交流的典范。许多日本研究人员亦对德国的框架构造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框架对防震建筑至关重要，并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使用德语词汇“Rahmen（框架）”来描述此类技术。
至1940年，日本和德国的科研机构仍在探讨进一步深化科学交流的可能性。例如，莱比锡地球物理研究所曾在致德国日本学院的信中建议派遣一名日本科学家来学习防震建筑。这一计划虽因战争原因未能实现，但却揭示了科学在日本与德国政治联盟巩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地震学领域开始积极寻求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得益于与美国地震学界的长期联系，这一领域在美国占领时期未受到显著的清算和重组。早在1931年，末广恭二就曾与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实验室主任本诺·古滕伯格（Beno Gutenberg，1889–1960）会晤，双方建立了良好关系。1947年，古滕伯格受命评估日本地震学界，并在报告中为该国学者提供了有力支持。
与日本对战时历史的处理相呼应，日本地震学家构建了一套“受害者叙事”，并强调自身作为“和平使者”的角色。他们中的许多人见证了战争期间地震研究拨款减少和“压制”，并指出石本巳四雄（Ishimoto Mishio）等人在战时从事的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工作是强制性的。重要的是，地震学家现在承诺进行“和平”的科学研究，这一承诺似乎体现在地震预测上。他们声称，地震预测研究使他们能够履行对市民而非国家的“民主”责任。今村明月成功预测1946年南海海槽特大地震的事迹进一步推广了这一观念。
日本地震学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地质调查局在东京设有军事地质部队办事处，聘请日本科学家在日本及其前殖民地领土进行地质测绘，包括地震报告。日本地震学家还为美国提供了关于苏联核试验的数据。1948年，美国海岸和地球测量局（U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创建了太平洋地震海啸预警系统，主要依赖自家和美国军方运营的地震和潮汐站。美国占领当局还要求日本建立全国性海啸预警系统，并通过电话向美国当局报告3级以上地震。
1960年代，日本甚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数据交流的枢纽，晋升为两个阵营之间的科学外交走廊。1958年库页岛5级地震引发海啸时，苏联地震学家迪米特里·基尔诺斯（Dimitri Kirnos）前往日本研究其海啸预警服务，并寻求预警。此后，日本气象厅通过电传发出英语海啸警报，直接发送给苏联。随着1960年智利海啸后国际合作的加强，日本协商了海啸警报和观测数据的双边交流，并在1965年国际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成立后继续充当苏联和美国之间海啸数据的交流中心。
在此背景下，为确保严守文明与和平形象，日本地震学者积极投入地震预测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并扩展自明治时期传承下来的测量网络，以在冷战时期的科学竞争中保持竞争力。相较于美苏战后的地震学发展，日本呈现出了鲜明对比，前者主要出于检测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而大力发展地震学，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转向地震预测，部分原因在于美苏国内民用压力的增加。
随着国际社会对地震预测的关注度上升，地震预测也逐渐成为科学外交的一部分。例如，在美日安保条约重新谈判的背景下，地震预测领域的科学合作有助于缓解相关冲突，从而降低大约1960年前后引发的民间反对。不久之后，日本于1965年启动了一项颇具雄心的地震预测研究项目，激发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1972年，地震预测被纳入美国和苏联签署的《环境保护领域合作协议》（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在日本的地震学外交领域，其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即推动日本成为全球地震工程研究和地震知识传播的枢纽。自1956年加利福尼亚举办首届世界地震工程大会以来，日本代表积极争取举办第二届大会，并于1960年在东京成功举行。
秉承战前传统，田桥亮（Tanabashi Ryō）继续以五层宝塔为喻，阐述其开创性研究，并为柔性抗震高层建筑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在大会的开幕式致辞中，日本大力强调地震科学的使命在于服务“人类福祉”，拯救人类于灾难之中，继承并拓展了1931年末广恭二讲座巡回演讲中所采用的论述。大会主席武藤清（Muto Kiyoshi）成功倡导设立永久性网络，并于1963年组建国际地震工程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该协会后来成为国家协会总部组织，现址位于东京。
此后，日本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地震工程知识与技术培训的核心提供者。1962年，根据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倡议，东京大学建筑系成立国际地震学与地震工程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eismology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IISEE）。该研究所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地震科学教育水平，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奖学金支持。联合国开发署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日本具备实施此项计划的理想条件，因为其“位于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震带之一，科学家和工程师享有盛誉”，并且“已具备应对各国人员培训的丰富经验”。如今，已有至少1600多名奖学金获得者完成了该项目的学习。
日本官方的发展援助机构也在积极参与IISEE项目，并且自1960年代起开始支持地震防灾工作，与基础设施发展和技术援助的优先议程相契合。延续战前做法，地震科学家代表团长期赴海外研究重大地震，提供知识和技术援助当地的重建工作。例如，1963年马其顿斯科普里地震期间，日本科学家实地考察地震影响，就抗震重建提出建议，并派出教学人员赴1964年新成立的斯科普里地震工程研究所。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Tange Kenzō）负责规划重建大部分区域。1974年，日本为改善与中东关系，与约旦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日本提供的援助内容还包括了共享地震学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灾害救援成为日本国际合作机构援助计划的重要支柱，包括全球范围内的抗震重建援助。日本还积极推动世界减灾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在现代日本历史上遭遇最大地震灾害的地点成功举办三次大会：1994年在横滨，2005年在神户，而2015年在仙台。
地震科学在日本的科学外交中已逾130年，累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至今仍为日本带来益处。这一基础始建于19世纪末，当时崛起的日本地震科学使其能在某一领域稳固立足，使这个非西方国家具备了对西方大国施加权威的能力。
长期以来，这些权威在各类国际场合得到了证实和正当化，包括世界博览会、研究远征、科学网络及国际会议等，这些场合都展示了日本精心筹划的传统、国内剧烈地震的经验，以及为此投入的资金和研究。日本研究人员凭借专业知识获得了认可，特别是在“抗震建筑”领域，独立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
战争时期，科学外交旨在合法化日本对东亚的殖民统治，并助力日本与轴心国建立起政治联盟。而在战后时期，地震科学将日本塑造为一个和平的“发达”国家，通过在知识和技术上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而获取国际声誉和地位。地震科学甚至在困难条件下推动了外交渠道的建立，无论是在1930年代还是冷战时期。与美国的长久合作也有助于日本在二战后复兴。
在事后看来，日本虽以本地专业知识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科学外交体系，但这种策略并未颠覆西方在科学领域中的隐含领导地位——因此西方国家仍不愿在其他领域向亚洲学习。全球新冠大流行时期，西方对东亚防疫经验的忽视正是此问题的又一实证。
*文章原刊于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原题为：“Learning from the Earthquake Nation: Japanese Science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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