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就要升上高三的学生张浩，在四川达州某县城中学就读，他对未来一年的学习生活有点心神不宁：一方面是即将要到来的高考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不知道教自己主课的老师，又有谁会离开。
“我们老师变动比较频繁，比如高一和高二的物理老师就不一样，我们去上课可能又要重新去适应新老师，对上课质量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张浩说。
近年来，县域中学“被掏空”的新闻时有耳闻，主要是指两个方面：首先是尖子生被城市的中学“掐尖”，其次就是优质教师的快速流失。
“我们是县城里最好的高中，这边的生源基本上是可以保证的，但老师的流失比较严重，因为在县城教师如果得到一些奖项，是可以去大城市的。”在江苏镇江某县城中学，教师徐阳（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从教师个人来说，这一选择无可厚非：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发展平台乃至于更为稳定的环境。但是对于县域中学来说，很多人开始问：县中已经难出“贵子”了吗？
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35年，绝大多数县（市、区、旗）域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具体办法包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整体发展、加快校际均衡发展等等。
一些地方也在推进县域教育发展。比如，8月11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江西省构建“一体两翼三联动”体系 加快推动县域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提出以县域高中为主体，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县中发展内驱力。此外，最近一年以来，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江西等多省份都发布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县域教师不断流失背后
8月18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23年乡村教育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供了多个数据：目前，中国县域各级各类县域学校超36.45万所，在校学生超过1.3316亿人。
然而，县域学校的学校数量、教师数量、学生数量随着教育阶段的增高而降低：县域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平均班额分别为25.85、34.04、45.52和50.05人，呈递增态势。此外，县域初中和高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目前来看，县域学校高中平均班额与全国水平相近：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普通高中总计有26050291名在校生，532318个班级，平均一个班约48.9个学生。
但是从县城中学的老师学生比例来看，一般相对好一些的县城中学，由于周边的学生都希望进入，学生普遍较多，而相对的老师偏少。比如，徐阳表示，在他所在的学校，一个年级有1000多名学生，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比例约为1：50。
徐阳表示，他们学校的老师，很多流向了苏州的各个中学。
“我们学校的老师主要流向苏州，尤其是异地老师都会往那边走。在编老师有经验或者有奖项之后，就可以往外考。学生基本上不会，能出去早就出去了，而且我们学校在县城相对是比较好的。”徐阳表示，“教师流动其实就两个条件：第一考上了苏州某一学校，第二目前所在的学校校长愿意放人，现在一些老师校长不愿放人，就会把档案卡住。”
县城中学教师流动性大并不是个例，也有一些县域高中的教师和生源都出现流失。
李婷（化名）在江苏盐城某县城高中就职，她发现学校的教师和生源都出现“掐尖”的情况。“我们这所高中是依托于另一所重点中学创立的，生源都是隔壁剩下的，会有很多学生去市里借读。教师流动性更大，这两年每年招聘一百多人，但每学年末会有大量教师考走，还有很多老师在考走的路上。”
李婷表示，他们学校教师工作压力比较大，且外地教师几乎得不到重用，所以都往自己家所在城市考。教师流出带来的影响是其他同事教学任务加重。
徐阳认为，除了待遇问题，县城中学教师的稳定性也不足。毕业生选择来到县城是追求编制和稳定，但是这两年因为县管校聘下的教师流动，可能县域教师会流失得更严重。
“县管校聘是指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权归县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各学校根据教学需要和编制数量按程序进行聘任，也就是教师会变成流动制的。一开始意图是好的，但是一些地方教育局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一刀切’了。比如某个学校明明缺10个老师，但剩下的老师仍然要按比例流动，5个老师中还有2个要流动出去。”徐阳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县管校聘对于平衡县一级乡村教师质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无法解决县域范围内比较好的学校，教师如何留住的问题。
“事实上，从我们的调查来看，有一些教师会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最终选择从县级中学辞职。加上一些大城市每年都有引进教师和校长的项目，也支持了县域的教师向市一级流动。”储朝晖表示。
对此，《意见》提出，科学推进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从城市、农村等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完善交流轮岗保障与激励机制。
县域教育如何“再平衡”
从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我国教育将在未来十余年呈现出受到人口明显影响的局面，而相对薄弱的县域中学，其冲击或许首当其冲。
中国统计年鉴（2022）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超过1800万人，这部分人口将于大约2028年进入初中。但随后，我国出生人口一路下滑，2022年仅为956万人。换句话说，我国初中、高中教师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将出现从相对紧缺到相对偏多的局面。
事实上，现在的冲击已经可以在部分学校看出来。一位江西某乡镇中学行政教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由于生源减少，学校甚至出现教师超编的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公开表示，目前我国的县域教育呈现复杂性：一是向城性，部分农村学生和教师需要进入城市；二是部分乡村教育出现空心化问题，城市教育拥挤化。
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
早在202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恶意从县中学校抢挖人才的，停止学校各类评优评先资格。此外，还将建立教师的补充激励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最近一年以来，多个省份也发布了相关的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比如，2022年底，《河南省“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出台，提出到2025年公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全面规范，县中生源流失现象得到根本扭转；教师补充激励机制基本健全，县中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明显加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基本健全，县中办学经费得到切实保障。
2023年年初，《广东省“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公布，提出到2025年，全省县域普通高中整体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域内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健全，全省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保持在96%以上，普通高中标准化建设全部达标，全面消除县中大班额问题。普通高中招生全面规范，县中生源和教师流失现象得到根本扭转。
目前来看，也并非没有相对典型的县域高中解决方案。比如，《报告》提出了云南的会泽模式、河南的内乡模式、山东的广饶模式，其核心特点是县域优质资源均衡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资料后了解到，云南省会泽县推行不掐尖、不办超级中学，开展“高中向县城集中、初中向县城或较大乡镇集中、小学向镇或规模较大行政村集中”的办学理念，创新发展“1+N”集团化办学模式，成立高中教育集团，打破全县各高中学校单打独斗模式，助推学校个性与共性同步发展。
河南省内乡县同样实施集团化办学，采用“强校+弱校”“大校+小校”“城区校+乡村校”的组合方式组建教育集团，深度推进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工作。
储朝晖指出，解决县域高中教育资源平衡的问题，并不是一所或者两所中学的问题，而是要直面目前教育的梯级结构，即省会—地级市—县城—乡村这一结构。从2002年之后，乡村一级的学校很多撤销并被边缘化了，现在是县级学校被边缘化。
“要解决边缘化的问题，需要使得县一级和市一级学校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和资源。”储朝晖指出，“在梯级结构的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让地方有更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利，让教育经费和相关资源更加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