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除了红码，还有村镇银行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这个热搜已经持续很多天了，但太多的公众注意力都给了红码，却忽略了另一件需要注意的事，就是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是2006年底出政策，2007年才有的一个新事物，可以算是中国这一波持续十几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与互联网金融、P2P、小贷公司等一起诞生的金融新业态。其特点是注册门槛低，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只需要100万人民币，而民营银行，注册资本通常需要10亿元以上。
建立村镇银行，对发起人有限制，需要银行金融机构持续比例不低于15%，其余则对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这次出问题的村镇银行的发起人许昌农村银行有76个股东，竟然25个已经是失信被执行人。
河南出问题的村镇银行无一例外，高息揽储，并且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揽储，制造事实的庞氏骗局，支撑不下去了只能暴雷，这与P2P的暴雷套路别无二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的文件显示，截止到2021年第二季，有122家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如果把“中风险”也加进来，占比则会更大。
回溯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大概植根于这样的认识：穷人为什么穷？因为没有金融资源。
二、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2006年，尤努斯与孟加拉乡村银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奖励他与他的小贷银行，对抗孟加拉贫困的努力。
同年，尤努斯的传记《穷人的银行家》由三联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2006年，茅于轼表示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支持农民，2009年，茅于轼拟亲自开办小额贷款公司。
2008年，浓眉大眼的陈志武出版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书中观点是中国人不懂金融，没有充分利用金融的杠杆。
如此，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意识形态，被经济学家们准备得妥妥当当。一时无人不谈金融对社会的巨大促进作用，无人不谈小贷，良心家更谈金融的普惠性，把金融当成一种基本的人权，希望穷人也能平等享受到。甚至，高利贷，也是一种慈善，一种帕累托改进。
但，最早通过“穷人的银行”对抗贫困的孟加拉，现在怎么样了？
它依然是当今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2021年，人均GDP 2147美元，排在世界第163位，而中国人均已经是1.25万美元。
孟加拉有1.6亿人口，耕地1.1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0.73亩，低于中国但是高于日本，但孟加拉水热资源条件良好，平原为主，河网纵横，一年三熟。
但我们看到，直到2021年，孟加拉承认识字率竟然只有54%，城市化率只有38%，制造业仅收纳了全国劳动力的8%，绝大部分人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为主。根据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孟加拉国是被认为存在“严重”饥饿水平的40个国家之一。
我就不说尤努斯的穷人银行究竟有没有用了，肯定是有用的，但很明显，金融资源并不是孟加拉穷人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而穷人银行的那点杯水车薪，从这么多年的社会实践来看，对他们摆脱系统性的贫困的用处真的微乎其微。
孟加拉人需要什么，是一百美元的贷款吗？然后一百美元的贷款买一个手工纺织机，从事农闲时期的手工业？世界市场的工业纺织品一涌入，这种手工业还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吗？
他们需要的是基本的温饱、健康与教育,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劳动力，然后他们需要工作。而这种工作不是守着人均0.73亩的耕地与低效的手工劳动工具，持续的投入过多的却创造很少产值的劳动，这是严重的内卷。
他们需要资本投入，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不是在极其有限的生产资料上内卷化的消耗。
而人均130美元的尤努斯银行贷款，只能让他们在内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连义务教育都没有普及，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都缺失的地区，他们要的是“穷人的银行”，说什么笑话？
中国农民一样，人均1.37亩的耕地，亩产万斤，人均收入不算成本也不过1万块，让如此多的人面对如此稀缺的生产资料，怎么可能富裕？
穷人需要的从来不是贷款，而是工作。贷款容易，但工作很难。
贷款只需要发钱，而创造工作需要产业，产业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需要政府创造一系列的硬件配套与经营的软件环境。这一系列的东西，其成本远远高于小额贷款。让孟加拉和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没有捷径，就是把他们变成工人，变成市民，给他们非农业的工作。
当单个农民至少面对100亩的耕地，我们才能谈让农民富裕起来。否则，任何花活都是在一条不归路上无效内卷。
其实对普通人都一样，一个几十万的养殖场、蔬菜大棚的资金都凑不齐的人，就不应该贷款去创业。他应该去打工，动心忍性，锻炼自己的生存技能，在真实的职场与市场中搏杀一番，艰难地攒下自己的初始资金，再来考虑做自己的生意。
这种艰苦的过程，足以淘汰99%不靠谱的创业者，这也是银行最好的风险控制手段。
以扶贫的名义，大量发放小额贷款，不顾商业逻辑支持小型的创业者，最终结果只是制造了大量的银行坏账，徒增金融风险。
而更多的贷款只是给了没有收入的学生、月光的打工人、赌棍和金融投机者，这些钱并没有去创造资本、积累基本，而仅仅是用于简单的消费，让更多穷人陷入高利贷的消费陷阱，成为资本钱生钱的人体干电池。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文明都对高利贷有恶劣的评价？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实践中，绝大多数高利贷都演变成了吞噬穷人的魔窟。这是资本的逻辑决定的，资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使命，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被追求的淘汰了，最后胜出的就是这些魔鬼一样的业态。
中国一轮互联网金融繁荣，最后只是一地鸡毛，究竟创造了多少新业态，支撑了几家万众创业，出了几头独角兽？不过玩着升级版的庞氏骗局，大量收割中产储蓄与老人的养老金而已。高大上的陆家嘴与全国各地的CBD，都被小贷、P2P公司占据，一时蔚为壮观，最后都是人去楼空，繁荣泡沫的背后是全民的投机。
三、西方的捧杀与中国做对了什么？
孟加拉的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印度出了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个是阿玛蒂亚.森，一个是写了《贫穷的本质》的阿比吉特.班吉纳。凑巧的是，这两位都是研究贫困以及怎么摆脱贫困而得了诺贝尔奖。
印度出了两位因为研究贫困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但人均GDP竟然还被孟加拉国给超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而脱贫事业获得最大成就的中国，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实际上，我真的不希望有中国人得。
阿玛蒂亚森，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在西方登堂入室，俨然功成名就的大师，他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权利”，他也是“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的”提出者，茅于轼说“不用耕地红线保粮食安全，只要有市场”不过是拾他的牙慧而已。而班吉纳，考察了一圈穷人的行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穷，穷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模式。
不能不说两位的理论没有解释力，没有洞察力，但他们都用精致漂亮的理论起到了遮蔽关键问题的作用：后发国家不能有效积累资本，实现工业化，并且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甘居、甚至被固化在利润微薄的位置，怎么变富？
而中国做对了什么？除了林毅夫提到的有为政府，实际上金融领域中国可能也做对了。
中国保守的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很好地帮助中国实现了初始的资本积累。这句话在金融自由化浪潮近20年后，已经政治不正确，但我想把它扳回来。
非市场化的利率，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汲取居民的存款，并且按政策需要投入到需要高投资、高积累的基础设施与产业部门。中国的高储蓄率配合稳健的金融体系，得以让中国获得充足的廉价资金，也很好地过滤了风险。
除此以外，资本管制，对投机性外资与生产性外资区别开来，积极引导制造业的资本落地生根，投下固定资产并创造就业，而对投机性的资本予以限制。
如果中国改开初期就实施金融自由化，恐怕中国连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一关都过不了。后发国家的资本积累不仅要靠自己，还要预防来去自由任意出入的国际资本的收割，10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成为大量发展中国家掉落的陷阱。固化而低端的产业地位，不仅需要自我奋发，还需要对外斗争。
贫穷从来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国与国之家的阶级问题，当然更是政治问题。而阿玛蒂亚森和班吉纳对西方最大的贡献，可能正是其精致的理论掩盖了政治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回到最保守的金融体系中，十几年的金融自由化一定程度上探清了政策的边界，互联网金融小贷公司的利弊我们也是认识得更清楚。但在思想源头上，我们并没有对这一轮的问题进行清理。
我们的金融体系当然要支持初创企业，但请让更专业的风险投资去做，而且，最好和银行体系有严格的风险防火墙。
针对房贷，更要坚持30%首付的原则，高额首付有效剔除了高风险的贷款者，有效控制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这实际上是中国做得特别好的地方。而少部分的有毒贷款，也是最近几年民间金融泛滥投机资金进入炒房的结果。
让万众创新、大学生创业这种幼稚的金融浪漫主义，也消停一下吧。穷人和大学生要的是工作，而不是轻易得到的负债，这种负债，对没有生产力的人来说，是毒药，更是陷阱。
对抗贫困，除了市场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与政策主导的金融支持，更不能替代政府深入社会末端的手把手扶贫，除了贷款，贫困地区要的是更贵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更平等覆盖。
而“穷人银行家”这种说法，不过是西方包装出的资本菩萨，让世界上的穷人、穷国对市场主导、资本主导的脱贫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更让他们忽视了让其钉死在低端产业链上的那个资本主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