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珈：翻译让我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泡泡”里 | 新气集

文｜李梓新

过去近十年来，何雨珈这个名字和众多非虚构中译本连结在一起，从《再会，老北京》到《东北游记》，再到《鱼翅与花椒》……由于身居成都，她也和近一年到四川大学执教的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一家成为好朋友。日前何伟在川大不再续约的消息，也是委托她发布的，让她的微信都被加爆了。

我和雨珈认识多年，在朋友圈经常看到她非常活跃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她热爱美食，做得一手好菜。为自己的翻译工作配置了先进的工作室，她说自己不关心出版的动态，只专心做好翻译这需要一字一词琢磨的案头工作。她非常高产，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大约40本译著，工作邀约已经排到几年后。她最新的一本译著是美国文化偶像琼·狄迪恩的代表作《向伯利恒跋涉》。

这一切，她说是从一场车祸开始的……

🎧 收听本期节目

· 以下是节目部分内容节选 ·

文字整理｜芳欣

李梓新：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翻译的那本书吗？

何雨珈：我是2011年去港大读的书，但我在2009年时就开始翻译书目了。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叫做《灵魂交易者：营销的谎言与真相》。我是2009年出的车祸，当时在床上疗伤的时候就在北外的星光BBS上看翻译的招聘信息。我当时去应征的小说叫《巴顿将军》，但是这本书相对比较重要，所以当时招聘的人想找多名译者一起来翻译。就给了我去翻译《灵魂交易者：营销的谎言与真相》的机会。这本书讲的是营销的一些故事和历史，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时编辑部的人看了我的翻译之后还一直称赞我。但是现在看来，我当时的翻译太幼稚了，自己自由发挥的部分过多。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当时的编辑给了我很多翻译的自由度。

李梓新：如果是一场车祸让你走上翻译这条路的，那可谓是塞翁失马。到港大之前，你已经翻译了多少本书了？

何雨珈：我车祸后住院的时间有一年半，之后彻底丢拐花费了我五年的时间。住院这段期间我看到了很多世态的炎凉，包括那些被病痛折磨，甚至危及生命的人。但我其实很是很幸福的，因为床前永远有朋友和亲人来探望，机能也还能够恢复，家人对自己的要求也降低了很多。

《再会，老北京》是我翻译的第七本书，那是在港大之后翻译的。这本书的翻译其实是我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我最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很喜欢里面的内容，然后迈克尔（作者）来中国，我们还一起举办了巡展（book tour）。当时《纸牌屋》后来的编辑就坐在我们巡展的观众席里。他觉得我还挺合眼缘的，就找我翻译了《纸牌屋》。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翻译得很优秀，但这本书的知名度帮我打开了大门，引来了很多机会。另外，我后面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合作也是从翻译了《再会，老北京》之后开始的。所以，《再会，老北京》对我很重要，也让我切入了非虚构的圈子，扭转了我翻译的方向。我最早的时候经常翻译女性小说，现在找我约译稿的大部分都是国外的非虚构书目。

李梓新：你怎么想到要去香港读新闻的研究生呢？

何雨珈：出车祸之前，我的实习内容是做纪录片。纪录片可以理解为影像化的非虚构吧，当时我很享受那个过程, 在一个央视外包的小公司做一些文化纪录片。出车祸之后，我养伤养了两三年。在家养伤的这个过程中，我很迫切地想逃离这个环境。我一直有想做新闻纪录片。香港相对来说还比较近，而且我自身也比较喜欢写作，再加上车祸的官司打赢之后拿到了赔偿金，我就拿着这笔钱去港大读了书。

李梓新：你跟何伟是怎么认识的？

何雨珈：当时迈克尔（Michael Meyer）给我们上了一节课，叫作特稿写作（literary journalism）。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选择一位自己最喜欢的中外非虚构小说作家，并做一段演讲。那时大部分人都看过《江城》（River Town），大家都很喜欢何伟（Peter Hessler）。由于Michael和Peter关系很好，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有跟Peter视频通话，有了采访他的机会。通过这个契机，Peter了解到我是Michael的学生。后来我的老公面临外派，地点是开罗或阿尔及尔。因为当时Peter也在开罗，所以我们就请教了他关于这两座城市的优劣比较。Peter后来写了近两千字的回复帮助我们分析利弊。参考了他的回复，我老公选择去开罗。

虽然在我去开罗之后，Peter已经回美国了，但是在此之后我们还保持着邮件的来往。两年前，Peter来到成都后跟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我以一个迷妹的姿态，装了一行李箱的书让Peter签名。碰巧，Peter在成都需要一名会四川话的人去帮他联系一些采访，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地去给他做助理了。我做蛋糕也很好吃，Peter的两个孩子也很喜欢吃我做的蛋糕。

李梓新：你发现你身上有哪些性格是适合做翻译的吗？

何雨珈：我平时比较闹，但是我该静下心来的时候还是可以静的。我在生活中的存在感特别强。比如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往往是负责操办的人，包括做饭，说话，表演，调动气氛等等。但是翻译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角落，是我独自一人和书对面的作家对话的过程。我躲在作家的后面很安全也很开心。我觉得翻译的最高成就就是隐身。如果我在豆瓣上看到夸赞作者文笔的评论，我就会觉得这对我也是一种褒奖。作为译者的一个安静下来的角色就和我的生活形成了互补。

李梓新：作为一个自由译者，你的自律性需要很高吗？

何雨珈：也不完全是。如果翻译一本自己很感兴趣的书，那么阅读和翻译的时候就会忘记时间。我一天最高的翻译时长记录是14小时，两万五千字。毕竟翻译到一本喜欢的书并且翻得很流畅的时候会带来一种幸福感。我本身对奢侈品也没有任何兴趣，我也并不追寻消费给我带来的快乐。但是翻译给予了我很多个人空间和自由度，所以我的生活也相对没有那么规律。我一般早上五、六点钟起床，但那纯粹是因为我早上的效率高。我是以激情活着的人，所以不会刻意要求自己自律。如果翻译一本很枯燥的书，我就会用番茄钟的软件，设置成无法退出的学霸模式。更极端的时候我会锁上书房的门或者断网。

李梓新：我在你家看到你的设备特别的先进，有一个竖屏的电脑屏幕和一个笔记本电脑。整个家也给人一种舒适感，很有书香气。我还留意到你还有第二个书房，可以允许自己去飘窗上放空，看自己想看的书。这样的状态大概有多少年了？

何雨珈：第二个书房是最近才改装出来，原先的书房太小了，已经堆放不下我所有的书籍。装修出了另外一个书房后，我确实感觉和原先的状态不一样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因为我最初的小书房里面的设备太好了，所以我不在翻译的时候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舒适的办公椅和便捷的键盘。然而如果我一直保持一个翻译的状态，那么我看书的时间就会相对的被压缩。我的第二个书房给予了我一个可以忘记工作，看闲书的空间。

这个启示其实是我老公给我的，这一套东西都是他给我置办的。我最初的时候是很舍不得的，因为觉得收入和这些支出不成正比。但是他说这个书房是我一天里度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所以一个好的显示屏和舒适的办公椅是很保值的。现在我其实很少能够流动办公了，毕竟由奢入俭难。

李梓新：今天很多人会诟病翻译的报酬很低，还有结算周期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雨珈：首先，我比较庆幸自己从一开始遇到的编辑都比较好，报酬也还算不错。但他们也会跟我说明具体结算情况，而且出车祸的时候我也有父母养着。后面稿酬稍微升高些之后，我就可以独立生活，以此谋生了。我对这个状态是知足的，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所以也不奢求有权享有很大的自由。而且在工作的八小时之外，我是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生活的。有译者朋友可能会生性比较腼腆，谈稿酬的时候不太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别人找我翻译一本书，我会在协商好时间之后马上谈钱。如果稿酬谈得不满意，我就会大方拒绝。所以我建议译者在很多时候脸皮不要太薄，要保护自己的权益。

再有，我觉得要做带给自己快乐的事情。我在很多场合说过，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就是特别理想的工作。首先，因为我不买包，不化妆，也没有孩子，所以这些会省去我很多钱。其次，我所在的城市（成都）是生活成本相对低的城市，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份工作带给我的自由可以让我既能够出去玩一整天，也可以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连续翻译数多天。这个很符合我目前的生活状况：以激情为人生的前提和无需目的性的社交。

李梓新：我记得你从香港回来之后在成都教过书，那后来为什么又当全职翻译呢？

何雨珈：我从港大新闻毕业之后，喜欢自己写一点东西。再加上当时我回北京做手术，在疗伤期间无法出去跑新闻采访。做新闻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发现自己也并没有太喜欢这类工作，所以我还想继续在翻译上去探索。当时我和我老公的存款在北京是无法买房的，但是在成都还可以搏一搏。在协商之后，我们决定拿这份存款去成都买房。我父母当时并没有很理解自由职业是什么，一直认为我应该去找一份五险一金的工作。于是我就选择在成都七中当一名英语老师，毕竟我自己也很爱说话。虽然我很享受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但是学校的繁文缛节太多了。我自由散漫太久了，这种工作状态很脱离我理想的生活节奏。我那个时候采取的计策就是天天和我妈哭诉我在学校的工作，一个多星期之后她就被迫做出了让步。我是2014年辞职去做全职自由译者的。

李梓新：你目前决定做一个丁克吗？

何雨珈：是的，我觉得我还没玩够，这可能是车祸的后遗症。我22岁大学刚毕业就出了车祸，所以最该玩的那几年其实被绑住了。但我作为一个双子座，永远不把话说太死。我不能保证我四十岁时还不想要小孩，但不管怎样我都要为自己现在的决定买单。

李梓新：现在国内很难看到一个人这么热爱她的职业，并且有一个这样自由和通透的状态。

何雨珈：我觉得我整体上还是算很幸运的吧。我很庆幸我可以保持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我始终不认为这是我应得的。我也有准备随时调整好心态，去面对生活的艰辛。

李梓新：外国人记录中国的非虚构题材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市场对你的需求会不会更大了？

何雨珈：我其实不太清楚。各个出版社都找都有编辑联系我，我看到哪本书很合眼缘我就翻译了。像Joan Didion的《向伯利恒跋涉》这本书，是至少三年以前翻译的，我当时觉得它非常难翻译，因为Didion的语言很直接，甚至有一种梦中呓语的伤怀感。Didion 是一名很优秀的特稿写作者，开创了new journalism（新新闻主义）的先河。每当我翻译到很难理解的一句话时，都会思考很久。我甚至需要出去散个步再回来继续想该如何转换她的文字。我又很怕辜负她，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多么优秀的那个作家。所以我有一天就喝醉了酒，在我的书友群里哭诉翻译过程的艰难，但总体来说整个过程还是很开心的。

我其实很少去主动了解行业的趋势。我的确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bubble（泡泡）里，并且我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很庆幸的是，我还有权利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bubble里面。营销编辑需要去面临的一些压力我都不需要去面对，我也很理解为什么一些编辑会很保护自己出版的书。我很感谢自己遇到的大部分编辑，他们都给我很大的自由度，在翻译的过程中也给予我很多的鼓励。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鱼翅与花椒》的作者扶霞有一天到成都和我及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她跟我说，本来没想让我翻译这本书，因为她书中描述的成都是几十年前的，她觉得我太年轻了，没有亲身体验。扶霞的本意是让李雪顺老师来翻译。但是责任编辑张吉人老师当时就坚持让我来翻译这本书。他告诉扶霞说我是一个吃货，我可以读懂她。因为张老师平时是个宁静而致远的人，他能够这么称赞我，我还是很激动的。

李梓新：你在开始翻译《鱼翅与花椒》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扶霞吗？

何雨珈：没有。我是在快读完原版《鱼翅与花椒》的时候向张吉人老师询问了扶霞的联系方式，然后互相加了微信。在我翻译了这本书的一半的时候，扶霞来成都和我一起吃了一顿饭。这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在相互分享菜谱。因为《鱼翅与花椒》里有一节讲的是在火锅里烫鸭肠，所以每逢我吃火锅点鸭肠时，我都会发一张照片给扶霞。

李梓新：现在国内翻译非虚构的人也很多，你觉得这个趋势会不会从某个时候开始退潮，这又是否影响你之后的翻译结构？

何雨珈：我不太关心行业大趋势，可能编辑会更了解这行业上的变更。我遇到合眼缘的书籍就会去翻译。我去年翻译了一本很小众的书，叫《生命的滋味》。这是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人写的，原文是西班牙语，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后我又做了一个转译。这本书的用词比较奇怪，而且情景也很跳脱，但我当时就很喜欢那本小说。虽然这本书很小众，但我还是很乐意地翻译了，所以我并没有选择翻译一个特定的方向。

李梓新：很多人说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两个语言在转换的时候难免会有语意之差。对于那些否定你翻译内容的评论，你是怎么克服或看待的呢？

何雨珈：其实我还是会隐隐地怕负面评论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我的译文是一个产品，那一定是会有人去提议的。我现在对出言不逊的人可以做到忽视，但是对于有建设性的评价甚至论文，我也会去回应翻译上有出入的原因。比如《鱼翅与花椒》这本书，扶霞当时提供给我了一版translators’ special edition（译者专用版本），所以读者在对比中英两版后，如果看到翻译上有出入，就会产生误解。我现在已经慢慢学会和读者以及校对编辑进行理性的讨论。

另外，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兴之所至。记得前不久有一位读者跟我讲到《鱼翅与花椒》里一节关于谢老板的担担面的叙述。我当时把“inevitably”这个词翻译成了“一往情深地”，因为我觉得这个表达很符合作者对于这碗面深刻的情感。这位读者问我，是不是在这个词的翻译上想了很久？其实我在读英文的时候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一往情深”，完全是自然的情感流露。如果遇到翻译不顺的句子时，我会坐在椅子上晃动，并且思考出声音，把可以替代的中文词汇都念出来。我觉得音感很重要。

李梓新：我之前采访已故的马悦然先生的时候，他有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译者就是作者的仆人。但我觉得翻译中所遵循的“信达雅”里，“雅”这一部分是可由译者调节的，您觉得呢？

何雨珈：“信达雅”这个概念是严复提出的。他没有特别详细的一套理论去说明这是怎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他之前描述的内容去解读它。我觉得译者首先能够达到“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陈以侃曾经对于“信”这个概念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所谓“信”是给读者传递作者具体的言辞，还是应该传递自己作为一本书最认真的读者时，脑海里感知到的意向？我觉得一个译者可以达到的最高程度就是作者的程度，而译者把读书时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传递给读者的这个过程，就是“信”。

阅读传递的永远是感受，尤其是画面感。因此，我们作为译者，传递给读者的感觉要尽量贴近我们在读英文原文时的感觉，这是第一步。对于译者再高的一个层次就是在感受的基础上去美化措辞和语句。“达”和“雅”我就不讨论了，因为我目前没有足够的专业理论去支撑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李梓新：翻译的技术难度其实是很高的。对于同样的一个意思，你可选择相对应的中文其实有很多种。而且中文如今也被污染过，例如一些网络用语的运用。你在翻译的词汇选择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何雨珈：我觉得任何问题都需要回到一本具体的书来看。 首先，我很喜欢翻译非虚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非虚构书目的作者都未过世，我可以跟他们联系。其次，从文本上看，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文风的，这里包括口语和网络用语等。针对英文的网络用语，我就会对应翻译成中文的网络用语。第三点就是从人物本身出发去还原语境。例如，一个喜欢说大词的人物和《东北游记》里一位农民在同样说出“beautiful”这个单词时，译者应该依据人物形象翻译出两个不同的词汇和语态。所以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不会回避网络用语的。

李梓新：翻译了这么多文章后，会自己按耐不住想要写书吗？

何雨珈：如果有人找我约稿，给我命题作文，我就会写。但因为自己表达欲不强，所以有空的时候再考虑自己写书吧。我在豆瓣上经常评论和互动，所以比较幸运的事会有很多出版社的人找我约稿。我会平时自己写一些散文和随笔，但不会主动去书写很长篇幅的文章，毕竟翻译和娱乐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