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6-20日，笔者因偶然机缘受邀前往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加影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参加吉隆坡首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会议期间，感触颇多，特此记录。
这是我第一次前往马来西亚，在去之前，我只知道东南亚有大量华人，也知道许多学者如滨下武志教授曾前往东南亚进行田野考察，也读过海外华人历史相关研究，但是未身临其境并不能够有更深切的感受。飞机降落后，混杂在外国人人群中排队入境。队伍很长，海关官员似乎都是肤色较深的马来人。入境等待时间很长，海关官员们懒懒散散，但是这并非马来西亚特有，以前去过许多国家的入境处都会有如此漫长的等待。终于入境后，在出口处等到了接我的新纪元大学学院的两位老师和一位学生。见面后，全程中文交流，无比顺畅。事实上，之后盘桓的几日，也全部都是中文交流，以至于经常让我有一种在国内开会的错觉。与接机老师会合以后，我们就继续等待另一位从泰国过来的学者，泰国学者的航班与我差不多时间。最后等了许久，几番波折，终于人齐，之后去机场用餐后便返回了宾馆。
一、华语教育会议
头天会议，首先安排了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先贤的仪式。我仔细阅读会议材料后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的发展历史，才了解到华文教育在英国殖民时期和马来西亚独立后早期受到如此多的打压，也才了解到即使到今天，华文独立中学仍旧面临着文凭不受政府认可的问题。在纪念华教先贤环节，大礼堂的屏幕上播放着先贤们的黑白照片，下方摆着四个花圈，隐约看到其中一个花圈上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句子，这让我对这句古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就一直为自己能够使用华文进行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而奋斗。这个奋斗历程也伴随着华人群体为自身在国家中的其他政治权利与地位进行的斗争。台上白发苍苍的老人讲话，台下也有诸多白发苍苍的曾经的华人教师在听会。正是因为他们的持续斗争，才让马来西亚成为了海外拥有完整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系统的地区。而这一完整系统是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马来人为主体的马来西亚获得的，则更显得难能可贵。
纪念仪式结束后，学术会议正式开始，讨论的主要内容都是以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的情况。我对这些内容其实并不太了解，也对其中一些语言学、教育学方面的内容兴趣并不大，但是也能够从陆陆续续的报告和接触中窥得一些端倪。在主旨发言中，曾任马来西亚教育副部长的发言人何国忠非常自豪地提到马来西亚的华语教育，并顺带讽刺了新加坡，认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母语的华语，华语水平急剧下降。同时何国忠在提到华语教育的未来时，说“我们不需要为华语教育的未来而担心，中国是我们的源头活水，同时我们又有这如此悠久的历史，只要把唐诗宋词随便给他们读几首，他们只要尝到了这滋味，就会再也忘不了的。”
在之后的学术报告中，就有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学者各自介绍他们华语教育的情况。新加坡学者在介绍时，就试图回应何国忠之前对新加坡华语教育的评论，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将英语定为第一官方语言是非常明智之举，这让新加坡实现国家凝聚与经济发展。同时她也展示数据试图说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华语只是其中一种语言，新加坡人拥有多语能力，并且这多语的组合也是十分多元的。这一背景是，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以后，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并且强制关停了诸多华文学校，要求学生就读英语学校，甚至在1980年关闭了主要用中文授课的南洋大学。而这些举措的结果，如果仅就华语能力而言，何国忠的评论未失偏颇，新闻中也经常会报道和评论新加坡华人的华语能力急剧下降。事实上，华文教育的基础教育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作为第二语言，也许新加坡华人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听与说的能力，但是读与写的能力肯定会急剧下滑。同时华语地位的变化还会带来文化认同差异的问题，这一点后面再讨论。
之后还有泰国学者和印度尼西亚学者报告了不同的情况。1966年，印尼政府关闭了境内所有的华文学校，华人和华教从业者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华人被歧视对待，身份证件上都会有特殊标注。这种情况一直到1998年哈比比政府上台后才开始有所改观。而泰国政府则是从1948年开始关停一部分华文学校，并且限制华文学校的发展，通过限制华文学校教授华文的课时等来压缩华文学校的生存空间。泰国学者则在报告中提到当时泰国政府执行的是“同化政策”。他回忆自己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时学校允许他们华人学生利用课后时间上华文课，每周四个课时。但即使如此，上课时还经常会有警察在教室外巡视。而到五年级以后，他们就不再被允许学习华文，以至于他对华文几乎完全遗忘，直到硕士研究生以后才重新拾起。因此他自己感慨说泰国政府的同化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我其实也观察到了泰国同化政策的成功。这位泰国学者的官方名字是泰语的名字，虽然他的父亲就来自广东惠州的移民。同时外貌等方面也让人有类似的感受。印尼学者也给人相似的感受。与此相对的是，我很难分辨出在会议中接触到的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因为他们与大陆学者太相似了，无论从样貌、服饰、语言还是其他方面。以至于当我忍不住问其中一位学者是否来自大陆时，她十分高兴地回应我说没想到她的中文好到能让我无法区分。事实上，我确实无法区分，无论是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老师还是学生。虽然我被告知新纪元大学学院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但是几天观察下来，发现很难分辨马来西亚华人学生与大陆留学生。
二、新纪元大学学院
会议间隙，我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仅有的两栋楼的各个楼层间穿梭，试图增进自己对这所学校方方面面的了解。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分为学院（college）、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这三个层级。新纪元大学学院最初创办时便为学院，当时只能提供一部分预科课程与基础课程，不能独立颁发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位。之后随着规模的扩张，新纪元学院在2016年年底升等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成为能在一些专业与学科颁发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我还被告知随着学校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新纪元大学学院会在明年或者后年升等为新纪元大学。马来西亚的大学分为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新纪元大学学院便是私立大学。特殊之处在于新纪元大学学院是一所将华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相似的大学在马来西亚还有两所，分别是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和南方大学学院。此外还有一所由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所主持开办的拉曼大学，只是拉曼大学使用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但是绝大部分学生是华人。而新纪元大学学院则是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联合创建，新纪元大学学院办学的两栋楼与董教总的一栋楼其实是一体的。然而，新纪元大学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又与董总和教总发生了一些龃龉，在此就不一一道来了。
新纪元大学学院拥有的办学空间有限，无论是老师办公还是学生教室空间都比较少，室外的学生活动空间更是少之又少。原来只有一个小足球场，但是因为学校停车空间不够，足球场被开辟为停车场。但即使是如此有限的空间，学生活动仍旧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作为校园主体组成了各种社团，开展了各种活动。在会议的几天里，所有的会议组织工作都是由学生自行组织完成。学生的自治与独立都做得非常好。在会议的第三天，正值新纪元大学学院成立二十五周年举办庆典活动。在2019年与2023年，校方全力资助学生发行了两张唱片：《起飞1.0》和《起飞2.0——青春大作》，是马来西亚华语乐坛史上首次由校方全力出资打造的校园原创歌曲集。而在今年的校庆活动中，校方专门举办了一场演唱会。整个演唱会上所有歌曲、舞蹈都是学生自编自导完成。演唱会也是一个为学校建设的筹款演唱会，演唱会和校庆晚宴门票是500马币一位。据说一早就销售一空，许多人为了支持华文大学的建设，一次会购买许多张，因此到后面变成了一票难求。
当天演唱会后，学校还举办了一个校庆筹款晚宴。晚宴地点与演唱会是在同一个建筑里，离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区大约车程一个半小时。晚宴地点是一个大礼堂，位于一个华文小学的边上，华文小学的边上又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小学。基督教的小学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其实与华文小学一样也面临着困境。这所小学明显要比华文小学破旧一些，建筑都缺乏修缮。晚宴共有80桌，门票也要300马币一位。晚宴门票也是早早售罄，许多支持华语教育的华人都会几桌几桌地购票。而我当晚去参加晚宴所坐的位置也应该是这些人购买之后再分配的。晚宴从工作人员到参加人员都是华人，华人的车辆将两所学校的空地全部停满了。一位马来华人学者跟我说，她从小到大吃过的各类筹款晚宴不计其数，包括华文学校、会馆、庙宇等主题。每一次晚宴流程也相似，菜品也是大同小异。
新纪元大学学院邀请了诸多“马来华人之光”参加晚宴，包括马来西亚总理的政治秘书等。中国驻马来西亚的欧阳大使也参加了晚宴并致辞，还颁发了大使馆设置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大使奖学金”。晚宴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正式宣布学校买下校区附近的一栋大楼，以扩充办学用地。新的大楼命名为“南大楼”，以纪念第一所华文教育的大学南洋大学。南洋大学后来在1980年代被李光耀下令关停，而新纪元大学学院则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纪念与传承南洋大学，也能激起更多华人长辈对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认同。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陈六使图书馆”、图书馆中的南洋大学史料中心等都是南洋大学的痕迹。而晚宴上也正式启动了针对“南大楼”的募款活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新一轮募捐正式开始。听当地的华文老师说，马来西亚华人早已经将支持华文教育的捐款当成了他们的第二种税。他们都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捐出，用来维持马来西亚的华教系统的运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续接受华文教育，才能维持像他们一样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
三、边界的维持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维持和华人族群的维系分不开，但是在这几天的观察中，也能够看到这种维持和维系也有隐忧之处。一位华侨大学的学者在报告中提到了华人传统宗教信仰，如当地的师爷庙信仰，如何在华教维持中起到了作用。在问答环节，多位听众就华人传统宗教与华人族群的关系提出了疑问，甚至是质问。这背后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是华人？一位听众说他不去这些师爷庙，他去基督教堂，但是他又支持华教，认同一些华人的家庭价值观，那他是不是华人呢？一位听众则说在马来西亚政府执行最严格同化政策的时期，有许多的华人改信了伊斯兰教，那么那些人又是否应该被认定为华人呢？换言之，其实华人的内部也有群体分化的问题，而宗教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除了宗教，代际也会成为维系华人群体的问题。在我粗浅的观察看来，年长的华人大多与马来西亚的其他族群（当然主要是马来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也都坚信中华文化优于马来人的文化，这也是他们执着于维持华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强烈认同感。而中华文化中是有强烈的夷夏之辨的，在文化典籍的描述中，这些马来人的文化是属于相对落后的蛮夷文化。这种以“华夏”和“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维系了族群认同，甚至能够进一步影响国家认同。早期的华人移民群体都有客居的心态。既是客居，自然国家认同是对中国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政府与马来政府强制推行的同化政策会导致他们的激烈抗争，以维护族群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
但是随着马来西亚国家的独立以及国家教育的进行，我观察到对于年轻的马来华人来说，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不一样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他们对于马来西亚的国家认同感是非常强的。与此同时，同时随着多元主义文化观的流行，年轻的马来华人是有着相对更加开放的心态的。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走出华人圈，开始有马来人朋友，开始更多以一种文化平等主义的态度去观察和了解“友族”同胞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辈的心态可能会有所动摇，因为他们无法从“为往圣继绝学”中获取绝对的力量。往圣可能不再是“圣”，而“绝学”是否要“继”成为了一个可以讨论和选择的话题。而在年长一辈中，这些都并不会成为问题。年轻一辈则有了更多可以获取的思想资源，他们需要去思考，去论证，去说服自己，最后这似乎会成为一道选择题。最终，即使选择了继续追随先辈的道路去维持华文教育，多元思想也会对他们实践的华文教育的走向带来影响。
当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维持和华人族群的维系并不仅仅来自华人群体内部，其实还来自外部——马来西亚的最大的友族——马来人群体。族群边界的维持是相互的，马来华人的边界维持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马来人群体的边界维持纠缠在一起。马来人是伊斯兰教族群，以他们的宗教文化所建立的国家本身就不是开放性的。马来人试图通过伊斯兰教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并且这种边界感在最近这些年还在不断被强化，而非减弱。多位马来华人都曾提到马来人从不去华人餐厅，而华人却会经常去马来人餐厅。而这一切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真（halal）认证被实施以后带来的。在此之前，马来人会去华人餐厅，只是不吃特定的食物即可。但是清真认证到来以后，马来人不再去未被认定为清真的餐厅，再加上马来人从事餐饮业的增加，自然华人餐厅便被马来人排除在外。在伊斯兰教和泛清真化的影响下，马来人的族群边界变得越来越明晰和僵化，因为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再仅仅是在信仰活动，而是覆盖到了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教育自然也会成为族群区隔的一个领域。政府主办的公立大学无论是师资还是学生都自然是以马来人为主体。华人主办的大学，包括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拉曼大学，也几乎见不到马来人的身影。而毫无疑问，这些自然也都会让华人族群的边界感越来越强，并且文化的交流融合的频次和概率变得越来越低。
在筹款晚宴上，坐在我边上的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老师有些忧心地谈到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她说一直以来华文教育的底色是“悲情”，这也是能够打动华人群体的重要元素。但是这一元素似乎在年轻一代华人群体的身上不再那么有效。年轻一代不想要太沉重，不愿意太悲情。桌对面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学者接过话头说：“马来西亚华人教育的未来应该是在地化。”他说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大中小学都开设华文课，他们将华文都当做了像英语一样的二外，并且印尼政府每年都会送两万学生到中国学习中文。在他看来，这似乎也应该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但事实上，正如北京大学梁英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华文教育”与“华文教学”是不同的。对于后者，华语只是被当作一种外语来讲授。而对于前者，华语是被当作一种母语来讲授。两者带来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至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否会转变成“华语教学”，我认为虽然存在着华人社区内部群体分化问题与代际问题，但只要马来人群体继续因为伊斯兰教维持边界并且甚至将其过度政治化，那马来华人的族群边界也将会继续被维持，而作为边界维持机制之一的华文教育自然也能够继续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