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楠

编辑 | 依蔓

2020年8月，城市的天气居然没有像往年一样暴热，反倒是因为几场不断的雨，变得没有那么难熬。我是在下班的路上接到牛阿春的电话的。

在电话里阿春的语气十分自豪，她说，“我涨工资了。”停顿了不肯继续说，明显是要我追问一句。果然，在我问完涨了多少之后，她说这一次涨得挺多的，一口气涨了三百多，“现在到手已经2700块钱了。”

我能理解她的高兴。阿春在2015年成为辅警，一个月到手只有1800块。那时我还有些羡慕她，因为她每周只上班两天。

2017年，阿春去上班的地方是当时的分局机关。那栋白蓝相间的五层楼建筑和虽不大但气派的院落，以及停得满满的警车，都让这个1990年出生的女孩感觉新鲜而且满是希望。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阿春穿着警服坐在一楼大厅的角落，早八晚五。前几天她还在外资工厂里戴着安全帽、穿着灰狗色工作服、每天都要完成至少十批次产品的抽检、报告和反馈，几十个小时后感觉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轰隆作响的机器，也没有检测操作间里到处都是水、拆开的零部件，以及噪声震动等录取数据的设备。办事大厅里，一排女警，每个人面前一台电脑。阿春坐在最远端把头的位置。她没有电脑，她只需要坐着。

阿春在二十多天后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被安排电脑。因为来自上级的一纸文件，不要说阿春所在的公安分局，连整个市辖行政区都被取消了。

阿春后来也问过自己，当时如果跟自己的老爹说了这件事，会不会现在上班的派出所就不会在这么远的地方？阿春的老爹在退休之前就是一位警察。实际上，让阿春离开那家工厂、来分局上班，靠的就是老爹。老爹在退休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据他说是想了点办法，让阿春参加了招聘辅警的考试，最后安排到了分局。分局不仅听起来好听，距离阿春当时的住处很近，坐车不到二十分钟。虽然近，但这五六站地的公交车会让阿春不安，就好像她不是真的警察，不过是穿了警服的路人一般。万一路上遇到点什么事，乘客说让警察去帮着解决的话，她可没有这个本事。

一纸文件让这栋曾经兴旺的大楼在一周之内人去楼空。一年之后，整个大院都被开发商收购。如今这里成了阿春上班的必经之路。这里紧挨着城市的一环路，走路不用三分钟就是买日杂产品的商圈。每次路过，阿春心里都有点唏嘘：这里的房价已经翻了两番。当初她老公建议在分局对面买一套房，她却以“公安局煞气大”、“周围有市场、人来人往太乱”为理由拒绝了。现在？她想买也买不起。

分局取消了，阿春再也不需要穿着警服上班，被安排到了派出所工作。她没和老爹商量。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分配到城市最边缘的派出所。过了机场，再往南开车二十分钟才能到。那里是城市所辖的最边缘的乡，名字倒非常响亮，叫做皇滨。据说这里是曾经出皇亲国戚，旁边又是一条清浅的河渠，故此得名。

城市边缘的乡和农村并无太大的区别。派出所就在乡里。甚至阿春到派出所后才知道，自己是这个派出所的第一个辅警，需要负责的工作之前都是雇佣当地的村民完成的。“大部分都是上报表格，各种检查反馈的表格。”阿春看难度不大，松了口气。

真正让阿春觉得为难的是上班的路非常遥远：早上七点之前从家出来，先坐公交车，到终点后换乘长途客车。这趟客车就是从皇滨乡往返于市中心的。如果八点半没有赶上这一趟客车，那么这一天就没有第二趟客车从市中心开往皇滨乡了。就算坐上这一趟客车，阿春抵达派出所时也已经十点。而她的下班时间是下午两点。如果这个时间不出门，她将错过下午唯一一趟从皇滨返回市中心的客车。派出所是没有通勤车的，只能等着别的同事下班后，开车带着她到距离市内最近的地铁站。

上班一个月后，阿春才明白，在派出所里上班并不都是那么轻松。所里算上她一共六个警察、一个辅警的七个人中，只有她跟两个女警察是女的，剩下全是男的。男警察要上24小时、休24小时，两个女警轮流上班。而她作为辅警，只要在上班的两天里完成所有该报送的表格就行。“因为我不是正式的警察，所以要有警察签字才可以报送。”

其实阿春家里有一台车，是一台很小的丰田车。平时都是老公上下班开。老公也问过她，“不如我送你去长途客车站，也省得你那么早起来了。”阿春不肯，“别让别人知道咱家有车，不然就要每天都上班了。”派出所的男警察大部分时间都在出警、巡逻。女警察则要负责户籍、调解。阿春作为辅警，更像是内勤。

派出所的地点边缘，除了所长几乎一年一换外，剩下的六个人常年不变。说熟悉，除了上班平时也不见面；说不熟悉，又长年累月在一起。男警聊天也不会去特别避讳女警。

有一次阿春上完厕所出来，洗手时听见三个男警在厕所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说，“最近巡逻太多太累了！我跟我媳妇都不行了。我这还没要孩子呢！”另外一个男警说，“用艾灸。我媳妇给我买的，挺好用的。”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派出所里出现一个艾灸坐垫，十多厘米高，里面放着艾灸条，人坐在上面。

一个女警路过，笑着说，“小牛，咱俩吃饭去。这个东西啊，是男警专用！”

派出所的食堂在一楼后身，跟厨房连在一起，摆了两张圆桌，如果全坐满，差不多可以挤到二十个人。但中午人最多时，也不过四五个人，再加上在派出所里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当地村民，还不到八个人。有四个菜，大部分都是鸡肉以及蔬菜。别看是农村的村民，厨艺还不错。每天中午是阿春是放松的时候，毕竟如果不上班，不要说早饭，她连午餐都不吃，一觉睡到中午，躺在床上刷手机，等老公晚上回来，两个人一起吃。

阿春很快适应了在派出所的工作。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报表，她可以根据天气来决定上班的日期。平时不上班，她基本上也不出门。每天唯一做的是就是做一顿晚饭，花样也不多、基本上就两种，周一周二的晚餐是水煮鱼，因为每个周末她都会跟老公一起去家附近的饭店吃水煮鱼，“他们家的好吃，我喜欢，每周都去，然后把吃剩的汤底打包，回家煮。”阿春会用汤底煮很多东西，比如牛肉片、羊肉片，还有汤泡饭。而从周三开始，晚餐就变成阿春从娘家拿回来的半成品，肉是最主要的，娘家将搭配的青菜也一同准备好了。

阿春的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工作。有了阿春之后，眼看着当警察的老爹一天比一天回来的少。阿春的母亲便去学了厨师证，包括中式菜肴和面点，想抓住男人的胃、再留住男人的心。可饭菜做得越来越好，老爹回来的次数没变多，阿春吃得倒是越来越胖。母女索性开起了小饭桌。母亲在家炒菜做饭，已经上初中的阿春会带着同学或者附近小学的孩子们来家里试吃，喜欢的就交钱。这么多年，阿春除了吃，一道菜都没学会。

阿春的老公在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当老师，主要负责带学生做实验。阿春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老公会不会不要自己。“我们俩刚结婚时，他的收入和我差不多，也就高几百块钱。现在能比我高一些，但也不过三千。”阿春的老公是没有编制的合同教师。不需要课题申请，也不需要负责相关任务，收入自然和有编制的老师没得比。

阿春身高163厘米，体重已经快180斤。每周都要回娘家一次，用那种买菜的小拖车，拖回来大概30斤的半成品肉。她老公很少去，大概觉得有点丢人。已经结婚快两年，连吃饭都需要丈母娘的救济。“丈母娘家也不是那种富裕家庭，有一次给我们拿了十只大闸蟹。阿春一点也不客气，全拿回来了。我就吃了一个，剩下九个都是她吃的。”阿春的老公不太支持她这样每周回娘家连吃带拿。可阿春并不听他的。他也就尽量少吃一些，让自己“有点尊严”。

2018年过年时，阿春破天荒地给了母亲三千块钱作为新年礼物，让母亲高兴了好久。那年开始，阿春从一周一次延长成半个月回娘家一次。换句话说，阿春和老公的收入可以支撑小两口每个月至少一半的伙食费。但阿春的母亲不知道，这样的改变是因为恰好有私人公司需要使用大学实验室设备进行测试，那一年里，阿春的老公每天晚上九点都要去学校实验室。如果有其他老师在用设备，他就要等到十点多、十一点多，然后再偷偷帮私人公司做实验。两个人才因此攒下来一点点钱，可以应付接下来的生活开销。

2020年的前两个月，皇滨乡所辖的10个村连着几天断断续续飘着小雪，让这片几乎都是农田的乡里覆盖起带着星星点点黑色的白。阿春以前也会跟同事一起巡查消防安全。但现在小小的派出所除了要和乡政府一起设立关卡点外，还肩负起到各个村巡查的工作。

阿春因为看起来身强体壮，不但每天都要去上班，还要去村子里进行防疫巡逻。阿春开始怀念在办公室报表的日子，特别是2月初，阴呼呼的天气和停掉的公交地铁，阿春只能让老公开车送自己。阿春也曾和同事商量，约好一个距离她家不算远的地点，先骑共享单车过去，再蹭同事的车去单位。但阿春没想到，在冬天蹬共享单车体力消耗这么大。

于是老公送阿春上班，让她有体力在各个村子巡逻。由于在出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女群众，所以必须要有一位女警在场。“有一位女警在场”，这几乎成了阿春工作越来越繁忙的理由。

有一天阿春在前一个村子，被当地两对打麻将的夫妻怼得不知道说什么，等到了下一个村子，看到还有村民外出修鸡棚。阿春上去劝了两句。村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有点儿耳背。也许是天气太冷了，也许是有点烦，阿春说了几次“大爷回屋里，别在院子里了”、“出门要戴口罩”，见对方没有反应，她从老汉的背后伸手去拿铁锹。老汉的力量很大，把铁锹握得很紧，阿春只是把铁锹薅了起来不到二十厘米，但老汉一用力，铁锹不偏不正，剁在了阿春左脚的大脚趾上。

当时阿春居然没反应过来，因为派出所发的棉皮鞋早就被冻透了。等回到警车上，车里暖和，脚趾开始疼得受不了。脱下鞋，阿春发现大脚趾趾甲已经黑了，还透着血。晚上回到家，指甲整个都乌漆麻黑的。最难受的是接下来的两天，指甲还在，却在慢慢脱离甲床。第二天上了半天班后，阿春发了烧。她不敢去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整个派出所的同事都处于一种非常疲累却不能停下来的状态。阿春也说不清那是什么状态，分局不知道从哪里采购了一批方便面，以及少量的口罩。六个警察加上一个辅警回派出所里吃方便面时，所长宣布了一个消息。分局把原本归两城交界的九个村子也划归到皇滨乡派出所。管辖范围扩大将近两倍，开车把19个村子巡逻一圈至少三个半小时。

从2020年7月份开始，阿春开始被要求去隔离宾馆执勤。领导安排时多说了一句，“隔离点需要有女警察，那两个女警察都派出去了，这个宾馆你就跟着去一下吧！”

老公问阿春，“我可以去你们隔离点看你不？”阿春说看看情况。隔离点的酒店并不在市区，而是靠近城市边，距离机场倒是不远。酒店比较陈旧，房间里虽然不阴冷，但空调也不给力。最糟糕的是，床头没有插座。"阿春只能把手机充电线插在电视机一侧的插座上。她搬了房间里两把椅子中的一个，坐在椅子上，靠着墙玩手机。后来发现，坐在地毯上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是最方便的，就是姿势有些狼狈。手机也是她偷偷带进去的，按要求是不允许的。

对阿春和老公来说，手机是生活里最重要的娱乐设施。就算不在隔离酒店执勤，阿春在家里会用手机或者平板看剧。阿春不喜欢充会员，会想方设法找资源。可阿春的英语不好，她必须看有字幕的，野生翻译也可以。晚饭时，阿春会和老公要么一起看剧，要么兴高采烈地告诉老公，“我今天又找到了可以白嫖的资源。”

原本隔离点的工作没有那么繁重。餐食是外包给饭店、打包送到前台，各个房间的人排队来前台取餐。前台有酒店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之所以安排一位女警，为的是当有紧急情况男警察需要去女性客人房间时，现场要有一位女警。

实际上，阿春遇到的最大的“紧急情况”是半夜饿了。

以前夜宵都是靠在家翻冰箱解决的，现在只能点外卖。阿春一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怕被酒店的前台发现自己太能吃。虽然酒店偏僻，但只要外卖配送费足够高，就可以送得到。阿春很多次深夜十点十一点到前台取外卖时，会遇到同样点了外卖的隔离人员，大家都戴着口罩，全程都是无声的。甚至进电梯时，如果有人看到同样取外卖的人也在等电梯，其中一个人会等另一趟电梯，确保彼此无接触。这样的默契完全是自发产生的。

阿春在隔离点这么久，只有一次有一个女生的男朋友来探望。前台工作人员不允许男生进酒店，男生颇为不高兴，准确地报出了女生住的房间、姓名，甚至还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可女生一直没有露面。阿春被前台工作人员请了下去，一起去的还有男警。男生大概是觉得丢人，以一敌三，不肯罢休。男警和前台工作人员劝说得有些累了，阿春慢悠悠地吐出一句，“她要是真想见你，早就下来了。你不如回去想想。”

男生灰溜溜地回去，阿春站在前台，给自己点了一份炸鸡架。

阿春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就是炸鸡架。这个城市的炸鸡架极为有名，街头巷尾鸡架摊都是不可少的摊位。

摊位通常根据生意的繁荣程度，搭配一到两个可以开合的铁板，像一对平平的贝壳，也像是粗旷版的电饼铛。摊主会从摊位下面或者旁边摞着的差不多三十个或者五十个一摞的带着血丝的鸡架中，用钢夹子把最上面的那个鸡架夹下来，半甩半扔进不锈钢板里；那钢板里面的油从来没有断过，生鸡架扔进去，被钢板不断开合、翻面，发出吱吱的油炸声。摊主还会时不时打开钢板、往里撒一些调料，多半是盐、辣椒面、孜然粉。阿春总会买上三个或者四个。其中的两个是属于她的，另外一个或者两个属于老公，要看当天老公的饥饿程度。

阿春的老公是一个喜欢甜食胜过油炸食品的男人。他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和阿春相亲，半年后就领证、办了婚礼。阿春和他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婚礼上需要有什么样的环节，甚至交换戒指的时候，用的都是在批发市场买的五块钱假钻戒。两个人倒没觉得这有啥不好的寓意。新婚之夜，两个人因为婚礼折腾得太累，一起打着呼噜，睡得很香。

她和老公之间到底有多少爱呢？阿春在结婚前小半年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她努力从老公表现出来的蛛丝马迹中，来分析出他到底有多爱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如果帮着自己拽二三十斤的“口粮”小车也算爱的话，应该有爱。阿春知道自己胖、不好看，她甚至忘记自己大学时曾喜欢过的一个男生。而那样的喜欢也不过是在遇到时多看几眼、听说男生打篮球就会藏在人群里瞧一瞧。那样的喜欢是永远都不会有行动的。

当派出所的所长对阿春说有一个特别任务要交给她时，阿春有些怕。“有一个女杀人犯，要从咱们所送到分局。除了男警察，还需要女警察押运。”

性别成了最大的理由。阿春宽慰自己，到了分局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女杀人犯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女人，阿春根本记不住她的脸。头发灰突突的、五官灰突突的、肤色灰突突的，就连衣服也是。那是阿春从警以来，第一次接触犯人，还是一个杀人犯。之前她跟在男警察后面，看过几次犯人，根本就不像电影里演的，还穿着桔红色的囚服。那个女人穿着的就是自己的衣服。因为已经深秋了，是一件磨得锃光瓦亮的男式皮夹克。远远的，阿春站在警车旁，看着女人一晃一晃地走过来，手铐脚镣一样不少，旁边的男警察还怕女人拖不动耷拉在地面的铁链子，帮着时不时用脚往前踢几下。

阿春是听不见铁链摩擦地面的声音的。她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坐上了那辆当地产的轿车。除了司机，副驾驶位置上还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警察。阿春和女杀人犯坐在后排。轿车从外面看起来空间宽敞，实际上当身材很宽的阿春和穿得很多的女犯人坐在一起时，两个人的胳膊是贴在一起的。尽管女犯人的手腕脚踝上都是有铁拷的，但阿春的脑子里一直翻腾着看过的美剧里那些犯人是如何杀害警察后越狱，她甚至开始琢磨，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己应该如何反抗。

为什么没管所长要个警棍呢？阿春边暗自埋怨边小心地慢慢地伸长了脖子，想看看副驾驶位置上的男民警的警棍是不是别在腰上。就在这时，女犯人轻轻咳嗽了一下，然后动了动从上车起就没挪动过的胳膊和腿。阿春一激灵，男警察也听到了，半转过头，停顿了几秒钟，“老实点！”女犯人无声地停止了动作。

分局在市中心的商业区。从派出所一路开进城都算顺利。可进了商业区，就一直堵着。慢腾腾地挪动，阿春的紧张也被车外繁华的街景冲淡了。左转后就能看到分局大楼时，女犯人忽然用有一点低沉的近乎男人的声音对阿春说，“老妹啊，等下能帮姐买个护垫吗？”还没等阿春回答，男警察呵斥道，“等进了监狱，什么都给你发。”女犯人似乎脸一红，沉默了。可过了还不到一分钟，又鼓起勇气一样，哀求阿春，“老妹，求求你了，不然裤子就脏了。”男警察不屑地哼了一下。那一刻阿春才意识到，也许这个自己眼中五十多岁的女人，可能只有四十出头。日子让她看起来沧桑了许多。

男警察让车在左转后立刻停了下来，“进了分局想出来也麻烦了，你要是想给她买，旁边就是便利店。”阿春下了车，笨拙地过了马路，腿已经坐麻了。她买了价位适中的护垫，上了车递给女犯人。女犯人说了句，“太谢谢你了，老妹。”

阿春在挑选护垫的时候想起，这个女犯人是因为忍受不了老公天天揍她，甚至连小叔子都会揍她，才在老公的饭里下了老鼠药。

阿春在家收拾东西，看到自己那本“职称证”。墨绿色的封皮，有点皱巴巴。为了得到这本写着工程师的资格证，阿春参加了三次答辩。

所谓的答辩，也不过就是在工厂里的几位车间主任面前，把自己的工作情况汇报一下，然后装模作样地回答一些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别人都是一遍过，自己参加第二次答辩时，比同一年入厂的同事晚了两年。她倒没觉得有多丢人，只要努力能晋级就好。谁料一位领导等阿春介绍完自己，看似坦诚地说，“我不能给你投这一票。因为你从站起来、走到讲台，实在走得太慢了。”后来她把这件事讲给老公，老公说，“那个领导不是嫌你走得慢，而是嫌你太胖了。走得慢不慢，只是一种错觉。”

阿春在准备辞职前一个月就跟厂里打了招呼。部门领导有些惊讶，大概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矮矮肥肥的女孩居然会也会辞职，“你有下家了吗？”阿春当然知道自己要去考辅警，但她不想跟太多人说，“没想好做什么。”听到阿春这么回答，领导松了口气，“我知道这两年你因为职称的事心里不痛快。这样吧，眼看着马上又要晋职称了。你把你的材料准备好，我让办公室的李爽替你答。”“能行吗？”“那天你请假就行，说身体不舒服。”

阿春觉得好笑，又觉得好奇。那个李爽个子高高的，头发很长，总是梳起马尾，身上很香，走路一摇一摆。果然答辩那天李爽给阿春发微信，“过了”。职称证拿到的那天，阿春辞职了。领导很不高兴，李爽听了哈哈大笑，说“干得漂亮”。

后来成了辅警，阿春的身材还是会让不少人惊讶。不了解她的人会认为她过于强壮、有点像女相扑运动员。了解她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看到小猫都会忍不住学着“喵喵”而去靠近和抚摸的女孩。

自从送了女杀人犯以后，阿春的日常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创城和扫黄打黑，一个月前，分局通知派出所要去辖区内所在的村子统计有多少狗，流浪狗和家养的狗都算。阿春所在的派出所里的男民警，各个都是大一号的阿春。最年轻的也要比她大三四岁，向四十岁进发。可就是这个最年轻的，脱口而出，“我怕狗。”一帮老爷们笑得哈哈哈。

过了不到一周，又下来了新任务，要统计精神病患者。而阿春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走遍派出所辖区内的19个村子，而是要按照分局要的格式，把这些情况的表格报上去。那段时间，派出所的各种报表越来越多。阿春已经不可能像在2017年那样每周只去两三天，每天赶下午两点半从村里回市里的长途车。大部分时间，她弄完当日的各种统计和报表，已经要到傍晚五六点钟。这时，阿春只能等着下班的男警察开车把她送到城市边缘的地铁口，然后倒两次地铁，最后骑二十分钟共享单车回家。有时，她没力气了，就让老公开车到地铁口，两个人去吃那家最喜欢的水煮鱼。吃饱了，心里满足了，人也有力气了，再回家。

这天快傍晚六点，派出所里只剩下阿春。阿春有点焦急地等那天在外面巡逻的两个男警察。其中有一个是当天会下班回市内的，应该可以把她带到地铁站。正等着，一个身高刚过170，其貌不扬的男人走了进来，“怎么就你自己？”听上去特别熟悉这里。阿春并不记得自己认识这么一个人，迟疑了，“你是报案还是有啥事？”

“没事，想起来挺长时间没过来，今天正好路过，就来跟你们报个道。”男人一边说一边点燃一颗烟，“老冯在不？”老冯是派出所的所长。“所长去分局了。”阿春明白了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每个派出所的辖区内，都有一些刑满释放或者假释的人员。这些人员是派出所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由于阿春是辅警，主管的是消防工作，跟这些人员基本上是零接触。看到这个瘦瘦小小的男人，阿春暗自揣测，多半是盗窃或者伤人。

男人打量着阿春，“你要等他们回来吗？”阿春知道男人指的是男警察，笑着说，“不然我也走不了，我在市内住。”“你去哪里？”男人的话干脆利落，看起来热络，却根本不多问。阿春说了一个举例自己家差不多还有三站公交车的地点。男人点点头，也说了一个地点，“我住这里，等一下给你带回去，你再打车回家吧！能近不少。”阿春同意了。等男警察回来，看到男人，也打了个招呼，“老周最近在哪里发财？”男人嘻嘻笑，“发什么财，这不是疫情嘛！勉强活着。我把这小姑娘带走了啊！”男警察看了阿春一眼，点点头，“你慢点开。”

第二天，阿春到了派出所，忙忙碌碌到了中午。农村大姐给做的是红烧鸡翅、白菜土豆、酸菜炒肉。除了两个去三十公里外巡逻的警察没赶回来外，其他的人都边聊边吃。“昨晚老周来了。六点多。”“他咋样，不是开了个装修公司吗？”“昨天他送的阿春。”大家忽然把目光集中在阿春身上，“这一次怕了吗？”大家问得阿春摸不到头脑。

原来老周也是一个杀人犯。三十多年前，刚上初中的老周失手捅死了欺负他的地痞。先是判了无期，然后数次减刑。去年刑满释放，又赶上新冠肺炎疫情，加上有杀人前科，不好找工作。他凭着在监狱里学的木工油工，在装修市场找了个活。后来发现工人们也是相互介绍工作机会，索性成立了一个小公司，把手艺还可以的工人联合起来。老周没有出面注册，而是让跟在装修市场认识的一起搭伙过日子的女人注册。

听完这些，阿春竟然没有害怕。接下来的小一个星期，阿春每天都坐老周的车，车是一辆国产的SUV，后备箱里应该放着油漆一类的东西，车里总是弥漫着油漆味。坐在车上的阿春一边打量这个瘦小的男人，一边琢磨他当初到底是怎么捅了人。后来阿春也懒得合计。老周是一个话很少的人。在阿春接触到的刑满释放人员里，没有话多的人。哪怕是一年两年的犯人，话也不多，有问有答外，并不惧怕沉默，似乎沉默才能很好地包裹、保护着他们一般。

老周没再来派出所，和他的出现一样突然。

那天本来阿春都要下班回家了。眼看着时间就要到六点，所长忽然回来，“今晚有任务，大家都参加一下。”阿春有些小兴奋。她还在想怎么告诉老周不要来，虽然坐了四五天的车，可是两个人并没有加微信。但那天老周没有来。阿春松了口气。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紧张，但有任务这样的事，也不能对外大张旗鼓地说，顶多就告诉家人今晚回家会晚一些。

那天晚上九点多，阿春跟着所里的男警察们从城市最东边到了最西边。执法的地点距离阿春生活的小区也不过四公里。她竟然不知道这里的洗浴中心是有小姐的。她和老公还来这里泡过澡的。不过那些小姐最年轻的也要三十五六岁了。抓到了四对之后，所长又指挥去了另外几个小街道。阿春猜，这应该是有内线提供了情报，不然也不会大老远地跨越了近乎整个城市来抓卖淫嫖娼。和洗浴中心也不过隔了四五条街，还不到十点，那些粉红色的按摩房里，就轻而易举地拎出嫖客。可是每一家按摩房最多两对，不会再多了。来这里的几乎都是进城务工人员。男的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都有。女的清一色的五十岁起步。看着这些人沉默寡言的表情，以及一张张走到人群中就没有丝毫辨识度的脸，阿春有点分神。她记不清哪位警察曾经说过，像自己这样标志性的身材和脸，是没有办法违法乱纪的，太容易被认出来了。

一转眼，阿春当辅警已经五年了。外资工厂的那些日子远得就跟梦一样。她习惯了管辖着19个村子的派出所，习惯了每周越来越多的报表要报送到分局，习惯了每天两点半赶上回市内的大巴、六点左右才能到家，也习惯了每天的晚餐不是鸡架就是水煮鱼。

前一段，阿春一上班，就看到所里多了五个人，四个男的一个女的，全都是辅警。所长看到阿春，很高兴地给大家介绍，“这是你们的前辈了。”阿春笑一笑，也没说什么。那四个男辅警很快被分给了四个老警察，说是师徒结对、老带新，其实大家都不想把“辅警不能单独工作，无论是执勤还是出警甚至内勤，至少有一个正式警察来签字”这件事说得那么直白。

阿春参加了一个小规模的同学聚会，算上她只有四个人，都是大学同一个宿舍的。昔日的室友问阿春什么时候要孩子？1990年出生的阿春回答得很直白，“不想要孩子。”大家都不理解。阿春说，“我这个工作赚的少，也总接触犯人。我现在觉得活着就挺好的。不想让自己以后那么累。”

2021年的10月，阿春的工资到手终于超过了3000元。“很多转业军人进入警察系统、也只能作辅警，所以我也没有机会成为正式警察。”另外三个女生听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劝什么，都沉默了。

这时，阿春的微信响了。是前几天新来的女辅警，问她去派出所上班要坐什么车。阿春把自己坐的那一趟唯一在村里和市里往返的长途客车的上车地点和发车时间，给新来的女辅警发了过去。半天收到了一句回复，“这么折腾？”

是啊，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