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厂村的人过着一种被遗忘的生活。我说的不是那个公共区域一尘不染，高大绿植修剪整齐，拥有暖色灯光和沙发，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后厂；也不是饮品机24小时直出甜牛奶与热咖啡，水池滤网出现茶叶或污渍，会被保洁员在一小时内清扫干净的后厂，而是那个真正的后厂。
地图软件上，这个后厂是一片空白。如果你站在西北旺东路的路口，向西俯视，就能看到它的全貌。先是蔓延无边的蓝色铁皮围栏，然后是被铁皮包裹的黄土荒地。四周高楼矗立，这里是唯一的一处低地。南面是西山壹号院——北京房价最高的小区之一，东面则直通联想、百度等科技大厂，马路对面量子研究院的镂空形大楼，横贯南北，像一条周身通亮的长龙。
整个后厂村就像一只窘迫的短靴，被包裹在一片写满知识、体面、财富和梦想的土地之间。如果你问起这里的事，村民们往往会朝马路那边努努嘴，提醒着外来者明确界线与区别：“那边是软件园，我们这儿才是后厂村。”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在后厂村，生活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运转着。
刚来一家科技公司干保安的李正锋，住在村里小路旁的二层自建房里，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身材瘦削，穿一件物业公司下发的军大衣，在寒风中哆哆嗦嗦，时不时跺一下脚。我见到他时，他正站在凹凸不平的荒地上默默扒饭，热乎的白菜炒粉伴着寒风塞进嘴里。
正在吃盒饭的李正锋 ©王帆
时间很紧，吃完得赶回去训练。李正锋是哈尔滨人，今年十月初才到北京找活儿，先在通州一个公司，“也是做保安，干得不好，三天工钱不要了，走了”，后来熟人介绍他到大厂来。他觉得北京天冷了，想回家，哈尔滨虽然更冷，但屋里待着暖和。
除了他之外，还有三十多个保安在这儿住下。外包公司熟门熟路地把后厂村这栋两层房租下来，还专门找了一个做饭阿姨。一个房间不到二十平，上下铺，四人间。一个快一米八的大男人蜷缩在小床上，翻身都难。在东北老家的炕上待久的李正锋，陡然进入了集体宿舍，不说别的，定时熄灯，不准大声喧哗，不准抽烟，都是要服从的规定。刷个短视频得戴耳机，李正锋真不习惯。
但新住户李正锋不知道，他住的这所两层高的自建房，已经是后厂村的顶配房。后厂村的出租屋也分三六九等，一千块顶天，是李正锋住的这种，有空调，有厕所，有暖气。而五百块，才是后厂村的老租户们适宜的租金，与之匹配的是像窑洞那样逼仄的房屋。
李正锋住的二层自建房 ©祁佳妮
空调，厕所，甚至有人专门做饭。这是张春芳一家想都不敢想的，她拥有的是一个低矮平房的十二分之一。这里的房屋格局很奇特，狭窄的小门直通一条过道，由于两旁堆积着六户人家的旧木桌、电磁炉和锅碗瓢盆，仅供一人通过。而小门左边，一条极窄的黑暗甬道，侧着身子走过去，又是六户对门的人家。
张春芳就住在这迷宫似的矮房尽头。在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我遇到了这个面色愁苦的中年女人，她极瘦，头发稀少，双手环抱胸前，正在忍耐着一波又一波从左至右的胃痛。所以和她搭讪时，她反复强调“胃痛，知道吧，我心情不好，就讲这些”。问她胃怎么会痛呢，她又打开了话匣子。我跟在她身后，绕进了逼仄的过道，没有灯的房屋，令人生惧。凭借着最深处的一点光亮，我隐约辨识出了过道，四周白漆剥落、砖头裸露的墙壁以及横亘上空的土灰钢筋。
张春芳屋外的狭窄过道 ©王帆
张春芳的家里有后厂村夜晚稀缺的光亮，但和屋外一样冷，一样寒风嗖嗖。她的丈夫正在过道里烧菜，电磁炉里煮着黑绿色的菜汤。不大的屋子塞满了老旧的家具，沙发、柜子、饮水机，都是干搬家的丈夫捡回来的废弃品。三个圆形的铁质椅上摆着晚上的伙食，蒸南瓜、咸菜汤糊。她一边吃饭一边和我闲聊，一诉起苦来情绪激昂，“所以我一直不开心”“心情一直不好”。
晚上七点多，在村里的荒地上，穿着单薄棉衣的女人们两手揣兜，神色匆匆地在我面前走过，张春芳在其中。身边默默坐着抽烟的大叔悠悠地说了句“他们是去上厕所呢”。
在后厂村，拥有独立厕所成了件稀罕事。
大多数租户，只能去村里随处可见的公共厕所方便一下。太多人不冲厕所了，墙面上因此贴了一些咒骂的话语：“光上侧（厕）所，垃圾满了不到（倒），没有水就不冲，根本不是脸，是屁股！他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其实是丢人。不讲卫生，可耻。”尽管如此，也没有令卫生情况有所改善。
陈香梅的“家”在距离旱厕几米的地方，她一点也不情愿来这里解决。很多时候，她会下了班在公司一楼的淋浴间洗完澡再走回家。
而在大厂做保洁的庹玲，是村中少有给自家装了厕所的租户。她和做搬家师傅的丈夫来后厂村已有六七年，居住地随拆迁进程随时变换，和候鸟一样不停迁徙。几个月前，他们还住在村子东边，那儿的房东同意拆迁了，不得已又搬来现在的住处。
但他们还是将这间每月800元租金的小屋布置得很温馨。用来睡觉的里间，墙壁虽同样破旧，但庹玲把从公司捡回来的巨幅海报贴上去作为墙纸，低头能看见“智能汽车事业部荣誉榜”的字样。空调是今年新买的，两千七，丈夫露出淡淡的微笑，“这是格力的，变频的，一级能效”。
唯一不变的是外间依旧很逼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厨房，只有一个放电磁炉和蒸笼的桌子罢了，刚好够庹玲一个人转身。灶台旁边就是他们自家的蹲坑，用一道布帘子隔上。
这不是最糟的。廖先锋的“家”隐藏在弯弯绕绕的小巷尽头。对门，一整条长巷的地盘都属于房东家，两台空调外机轰隆作响。而廖先锋住的七八平米小屋子里，空调、暖气、电热毯、电热炉是一概没有的。也没法偷着用，以前村里发生过火灾，大功率电器是绝不被房东允许使用的。
北京的冬天太难熬了。首先是潮湿，衣服挂久一点就发霉了，面条放在柜子里都是烂的，买回来的新米，十多天吃不完就烂了。最让他发愁的是，墙壁由于受潮出现了大面积的霉斑，布满黑色污点，连带着靠墙的床铺，整日整夜都是湿凉而难以入睡的。为此，他置办了一个黑色吹风机，“每天晚上都要用吹风机吹一下床单被褥，不然睡不下去。”其次是寒冷。一进屋就得赶紧关门，穿堂的寒风吹进来实在太冷了，家里的东西摸上去都是冰凉的。阳光更是奢侈品，一扇朝北的小窗装满纱网，整个房间像一个密不透光的小黑盒，即使外面是大太阳，这里也永远是阴沉沉的。
廖先锋的家 ©祁佳妮
身为一个独居的男人，廖先锋会做饭，电饭煲是他五年来使用得最多的厨具，那天的晚饭——玉米饭和南瓜汤就是这样完成的。到后厂村的那一天开始，廖先锋几乎没有吃过炒菜。由于地方的狭窄，他冬天所有的衣服就挂着半空中的一根细绳上，而锅就在不远处，“油烟散发下来，这些衣服都真没法穿”。
临003，刷着绿漆的木门上贴着他的门牌号。说明这个房子是临时的。而门牌号下面，就是专送煤气的电话。
后厂村人是为大厂服务的。
在这里住过的人都知道，东南角的小门是通往软件园最快的出口，也是很多人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狭窄的小门承载了不小的人流量，早上七点和下午五点是高峰期，最常看见的是那些骑着电瓶车匆匆上下班的男女，有些身上还穿着保洁、保安或是绿化的制服。
后厂村里骑电瓶车上下班的人 ©王帆
女人们的早晨开启于早上六点。起来梳洗完已经六点半了，有点空，刷会抖音耍一会儿。直播看看没什么意思了，就收拾收拾东西，走出家门，沿着荒地出了后厂村的小门，抄个近道十分钟就能到公司，然后，叮，打卡。
真正的忙碌开始了。等待她们的是上千斤的蔬菜，或者两个厕所16个坑位和3个水吧，又或是10个会议室、母婴室、健康室与3个电梯的清洁卫生。很难说在不少于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哪段时间最忙：或者当陈香梅低头细细地切了一上午的蔬菜，想要活动一下站肿了的双脚的时候；或者脸上淤青未褪的庹玲推着清洁车，正俯身把最后一个厕所坑位的垃圾收走的时候；又或者双手环抱胸前的张春芳，忍受了一阵一阵胃痛，准备拿起擦窗户的抹布。
男人们则不同。搬家师傅不论早晨，也不论晚上，论活儿。淡季的时候左等右等等不到电话，就歇着，围着小桌板热热闹闹打双扣。有活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心里乐了，明天回来可能皮肉就见了伤，红花油抹一抹，就算了。尤其是夏天，衣服穿得少。四五十公斤的大件，冰箱、空调、洗衣机，用绳子捆起来，五十多岁的黝黑男人蹲下去再攒攒劲儿就这样硬扛起来，“就是像驼子一样使劲啊”。
这时候，一件薄薄的短袖可抵不住爬几层楼梯、走几百米路的摩擦，肩上勒出血印是常事。走得不能慢，迟钝了、吃力了，看在眼里的货车主下次就不会再打电话。可是，走快了，一不小心一个踉跄，那可能就是腿摔断了。这种事在后厂村的搬家师傅们之间，当做一个悲怆的笑话来讲。
在他们眼里，自己不是有工作的人。每当我问起，“你是在中关村软件园里工作吗？”他们总是条件反射地回一句，“什么工作？我们就是打工，是干活，不是工作”。
至于未来呢，这些中年打工人没有想过，这似乎也是一个没有必要想的问题。有什么想做的事？就是想找钱。找钱干嘛？完全为孩子，为其他人。
在互联网大厂干保洁，还是在乡镇工厂干保洁，除了钱之外，没什么不同。尽管对于另一种大厂里的“打工人”来说，不问同事工资是一条众人皆知的规矩，但在村里，保洁员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彼此所在的公司待遇，听说你那儿工资更高，我下个月就“跳槽”过来。跳来跳去，就是为了一个月多几百的工资。
村子里的墙上随处可见保洁的招聘广告，譬如贴在小卖铺旁边的那一份，xx科技项目的李经理直招保洁员，每天7：30到16：30上班，每周休息一天，一个月发3000元。这被后厂村的女人们称为“早班”，轻松些，但是钱少，常年受胃病折磨的张阿姨上的就是早班，因为“干不动啊”。而绝大多数干保洁的女人，做的都是从早上七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的“晚班”。等九点多摸黑回到家里，丈夫都睡了。这样，一个月能拿四千多。
后厂村墙上的保洁招聘广告 ©王帆
但是对于在大厂食堂切菜的陈香梅来说，这四千多还是少了。这个高瘦女人倚在旧沙发上，给我算了一笔账，大女儿工作了，不用钱，小儿子刚上大专，一个月生活费要两千五。说到这儿她有点来气，“有时候还不够啊，小的不听话，小的真的不听话，他用钱，他不知道那个钱是从何处而来，他不知道钱辛苦不辛苦。”
今年暑假，小儿子来到陈香梅打工的地方——大厂的餐厅干了两个月，四千多一个月，管吃管住。后来一问，四千块钱都用完了。“我说你的钱怎么用的？不听话。买东西了，我没考虑那么多。问不到个头。”
把陈香梅逼急了，她决定把儿子的生活费换个打法，“不能一个月打啊，没过二十天就说用完了，都是老头惯的。十天给他打七百块钱，他就够用了。他就是讲，要给我打一个月的嘛，说就不给你打。”儿子大手大脚，老头也要花钱，“他吃烟一个月就两千了，吃的是19块钱一包的，叫什么芙蓉王。一天要吃两包。”
钱挣得不算少，可花得太快。除了这两项大开销之外，陈香梅过着一种极度拮据的生活。衣服，从重庆老家带过来的，没买过新的，北京冬天冷吧，多套几件就好了。那天的晚饭里，腊肉，苕粉，辣椒粉，也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南瓜是自己在后厂村里种的。家具，捡的人家搬家不要的。出去玩过吗？陈香梅只去过百旺商场。买什么呢？她露出疑惑的表情，“什么也不买，那里东西太贵了。”
在后厂村，脚是最好的出行工具。陈香梅不骑自行车，电动车更别提。她担心，如果自己哪天换了更远的地方上班，就没法这样走路上班了。打车是不可能的，那太不划算了。
十几块的起步价，不过是一杯奶茶钱。但对陈香梅而言，这是在快手上连续签到十几周，一周打一块才能领到的钱。
最多的一次，陈香梅在快手上领了200元钱。她至今都有些自豪，那是自己连续两年每天坚持看直播签到，一天不落的战绩。当时，她最喜欢一个叫“晓晓情感连麦”的卖货博主，这位博主以惊人的毅力每天清晨5点直播带货，陈香梅就6点起床看一会，什么都不买，只签到，再走路去上班。
后厂村的荒凉是不言而喻的。
和人们记忆中的乡村不一样，这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预示着拆迁的气味。蓝色铁皮上贴着“腾退拆除现场，请您注意安全”的告示。任何外来者在踏进村子的那一刻，就会被它警醒，扑鼻而来的是那种随地大小便的味道。
腾退中的后厂村 ©王帆
汽车驶过会溅起一地泥水，电动车在经过接连的大坑小坑，也会适应不良。泥土中埋着半只皮鞋、半个汽车轮胎，而杂草里，则露出小浣熊方便面的包装袋、蓝色口罩和黑桃K。随处可见的、废弃的共享单车躺倒在荒草上，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观。这并不是那种人们可以想见的乡村的荒芜，而是一种被文明遗弃的荒芜。
娱乐活动在后厂村极度匮乏。晚上7点下了班，后厂村的路灯暗暗的，整个村庄陷入沉寂，陈香梅只想瞌睡，啥也不想干。“不然去哪呢？村子周围什么也没有。”离村子西南口很近的百旺公园，是供居民们散步的，她下了班哪还有力气逛公园。手机承载了全部娱乐功能，她喜欢看短视频，但家里没有Wi-Fi，看短视频还要考虑省流量。陈香梅很奇怪，“北京说是豪华大都市，但真没看到找钱（赚钱）的地方，反而像个山沟沟。”
“荒凉，肯定是荒凉的，但这是在外面打工嘛，有什么办法”。
但其实陈香梅在重庆彭水老家“房子多得很”，他们出来后，四层楼的房子都空着没人住。谈到家乡，这个语气一直平淡不惊的高瘦女人终于有了波澜，她眼神放出光来，语气激动地和我描述，“出来住的房子还没有我们厕所——还没有猪圈好！喂猪的猪圈你们知道吧，都是搭的板房，都比这个强。”
住在这里的人，孤独变得很具体。有些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注定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迎来孤独。来自湖北麻城的程姨今年64岁，因为癌症，她“割过胆，割了脾脏，还割了胃”，让她整个人看上去空荡荡的。
程姨的儿子和儿媳在附近上班，但具体做什么，她也不清楚，只知道是早出晚归的活。大孙子在周边小学读四年级，小孙子读一年级，程姨的使命，就是来照顾两个孙子。村里极少有湖北老乡，来这三年，程姨谁也不认识，每天要么在家呆着，要么在菜地呆着，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她很想家，但想家也没办法，担负着看孩子的重任，她回不去。
程姨在种油菜 ©祁佳妮
在后厂村，重庆人最多，占据了百分之七十。尽管重庆与北京相距1751.4公里，火车硬座要坐22个小时。但在亲戚、朋友、老乡的口耳相传下，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后厂村找钱，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重庆村”。他们以聚居的方式，打发着春夏秋冬每一个夜晚，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这只是租的房子”。只有临003房的廖先锋把这当成家。
住在里面的廖先锋，成了同乡中唯一的单身汉。一个月前，五十八岁的他在法律上还是婚姻状态，直到收到那条12368的短信：“您涉诉的（2021）渝xxxx民初xxxx号案件已于2021-11-04生效”。
临003的夜晚永远漫长。廖先锋常年失眠。他晚上10点入睡，最多1点钟便会醒来，也不看手机，只是眯着眼睛到天明。在寂寞的顶点，他会用黑色的笔在墙上写字，都是一些短句，“情在深处”“人生几何”。他垂下脑袋，露出一片在白炽灯下锃亮的头顶，“因为思想太复杂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生活所逼，我们这些类似的人，不只有我一个人，太多太多。”
廖先锋屋子里的刻字 ©祁佳妮
对于他来说，生活是，比他小13岁的妻子提出离婚。7月14日，廖先锋回重庆老家打离婚官司。他没料到法院会判离，前妻请了个律师，“我全程没有讲多少话，他问我同不同意离婚？反正我是不同意，我不签字。”但是没办法，最后只能接受现实。
他又回到了后厂村，这次依旧是一个人。临003的夜更加漫长了。
人总能想出对抗孤独的方式。陈香梅与陈灵是相识三十多年的好姐妹了，两人都没出嫁时，就已经一起吃、一起睡、一起长大，是重庆话里“侃山侃脚”的关系。去年陈香梅来北京后，和丈夫直接投奔在此住了多年的陈灵，两家人合租了一间大平房。
三个小房间，两个门挨门的用来各家睡觉，另一个就和大门打通，当做了客厅与厨房。沙发的存在，为这里增添了一丝家的气息。晚饭后，做保洁的女人们坐在小板凳上，围着矮木桌聊天，沙发此时是男人们的地盘。三个搬家师傅走进来，脱了鞋，露出黑乎乎的脚丫，盘腿坐在沙发上聊天。
有男人提起白天搬家时发生的争吵，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喊，“欺负我们都是下等人，拽莫X拽。”有女人正在给一只红色毛绒拖鞋纳鞋底，过于粗厚的黑鞋跟看上去有些滑稽，似乎只要踩得够高，就能抵御从地底下钻上来的寒气。
后厂村与大厂是折叠在一起的。
距此一公里外的大厂办公楼，是平均占地30万平米的巨大之物。规划者贴心为每一层楼划分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大方向，以免方向感不好的员工在找工位时转晕了头。但即便如此，也有人需要用公司内部的地图小程序，提前20分钟寻找即将开会的会议室。
但对于在大厂做保安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看不到的，李正峰工作的地方在地下，昏暗的地下车库才是他的世界。晚八点到早八点的这段时间里，他被要求站在岗上指挥来往车辆。这时候，他会见到一些真正属于大厂的“打工人”。晚班的车不多，但基本都是早上走，李正锋逐渐明白，“这些人加班也是通宵”。隔着车窗，他看不到车里员工的状态，但疲惫在此刻是共通的。天亮之后，李正锋可以回到位于一楼的保安休息室。这是他在办公大楼去过最高的地方。
在另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五六年保洁的陈灵，管的是五层办公室，那里有两百多个工位，一套男女厕所，一个茶水间。她个子小小的，眼睛却很大很灵动，在公司第一次遇见什么人也会习惯性露出微笑，对着女孩一概喊美女，男孩一概喊帅哥。陈灵对大厂人的观察是怯怯的，许多时候她只是推着垃圾车在工位、厕所与茶水间里本分地工作，不多言不多语。但五六年下来，也能描摹出大厂年轻人们的生活状态。
礼貌，是陈灵提到美女帅哥们的第一反应。虽然基本没有机会和他们聊天，也不会有任何人主动与她聊天，但当她打扫工位的时候，大家总是一口一个“谢谢阿姨”，“阿姨你辛苦了”。
通宵加班，在大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陈灵看久了，都眼熟了那些经常加班的人。常常是她晚上9点下班，碰见一个人来上班，等她第二天6点上班，发现那人竟还坐在工位前没走。出于好奇，她也问过他们为什么天天加班，得到的回答是“轮流转呗”，上夜班和上白班都是轮流着来。这似乎与流水线工厂的生活别无二致，工作总得有人接替着做，尽管她并不知道那到底是做什么的。
陈灵能笃定回答这是一个搞网络的公司，但此外就一无所知了，老板是谁，对她来说不重要。无论是领导视察，还是外国人参观，只需要听领班的话，对着来人打声招呼就好。
一种隐隐的折叠感，在软件园与后厂村之间显现出来。尽管相比中关村软件园，作为一个自然村落的后厂村是先在之物，但不可抗地没落了。时间久了，它甚至连名字都被取代。先是被四周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占据了名词的意义，接而形成了寄生与被寄生的关系。就像郝景芳在《北京折叠》里所展露的现实一样——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然后再过几个小时又进入另一个世界。后厂，就像几个不同空间的叠加。
©视觉中国
没有大厂员工知道保洁员们是在哪休息的。有时候，大厂的美女帅哥们看见陈灵转来转去做清洁，会对她说，阿姨你不累吗，休息一会，坐一下吧。陈灵就连连摆手，“我们不敢啊”，问为什么，她说“我们不敢坐你们的凳子”，年轻人还是不理解，她这才无奈回答，“不允许啊”。
还好自己打扫的茶水间是可以使用的。陈灵不喜欢喝饮料，就常带一点茶叶包、豆奶粉和芝麻糊，去保洁工具间里冲泡着喝。午休也是在那里完成的。陈灵会把美女们不要的抱枕、毯毯，铺在清洁用的“箱箱和桶桶”上，在工具间里小睡一会儿。大厂员工们几乎人手一个的行军床，她们有的也带了，但不可能用床来睡觉，因为行政部门看见了就要罚钱。只有“那些办公的人”，才能在公共区域躺行军床上午休。
在大厂上班的内容运营白羽，是极少数会在工作之余观察大厂保洁员的人。与陈灵不同，她对保洁阿姨们的观察是被动的，模糊的，只有在这群穿着灰色工作服的中年女人们经过工位时，她才会从电脑前抬起头张望一会儿。
保洁阿姨们的形象：五十来岁，面容沧桑，个头矮小，后脑勺上挽一个发髻，讲话时操着浓厚的外地口音，而且嗓门很大。有一次，邻桌的同事忘记扔掉没喝完的咖啡，“十一”回来，工位上传出一股怪味儿，白羽觉着奇怪，但没好意思多问。只有两个保洁阿姨打扫时戳穿了这一切，她们嫌弃地大声叫嚷起来，怎么这么大味儿啊，这里面是虫子吧！
但也有过那么一些瞬间，白羽误入那个被折叠的世界后，才发现两种平行人生的交叠。在去大楼B1层开会，急匆匆寻找厕所的时候，白羽经餐厅服务员指路，走进了保洁阿姨们常用的厕所。她几乎一眼就能识别出这与楼上厕所的不同，因为厕所前竖着一道铁门。用力推开后，逼仄的女厕里只有两个坑位，都有人使用，里面的人坐在马桶上，没发出一丝动静。过了数秒，马桶上的保洁员意识到外面有人在等着上厕所，才慌忙起身，赶紧将马桶让给需要使用它的白羽。
“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休息，但人肯定都会累，所以她们只能坐在马桶上休息。”
一言不发干着活的女人们，在大楼里是隐形人般的存在。“这栋楼里有那么多的沙发，但我从没见她们坐过。”
也鲜少有人看见大厂的体力劳动者们埋头吃饭的时刻。尽管大厂食堂以丰富美味著称，陈香梅和员工们共享的食堂并不完全一样。早午晚三餐比员工们晚，比如午饭，得要下午1点半才能吃上，因为“要等同学们都吃完”。至于菜品，可以自选，只是选择范围大大缩减，“卖不完的菜，同学不吃的，就打给我们吃。”早餐倒是可以和同学们吃一样的，因为都是鸡蛋、油条、大饼，“本来早餐也没什么好东西。”
后厂村也住着两种人。一种是外来的租户，一种是等待拆迁的村民。
在后厂村的土路上走一走，无需交谈，仅凭神态，你就能准确辨别出这些村民。他们往往面容松弛，步伐悠闲，以质疑的姿态审视着村里的一切。要想打开村民们的话匣子，只需感慨一句村里茂盛疯长的杂草，他们便会像提前对好口风一般发出惊人一致的抱怨——“你看看呐，这杂草疯长的，都快成芦苇荡了！”
后厂村的未来早已被写进城市规划里，从折叠到拆除，只是时间问题。在西北旺村腾退指挥部的平面规划图上，未搬走的住户被贴上红色吸铁石，仿佛钉子扎进土地。后厂村在这儿有了新的名字：D2、D3地块。住宅用地与城市绿地也已精确设计好。
后厂村腾退指挥部的平面规划图 ©祁佳妮
在村民的记忆里，从第一个公告开始，后厂村已经“轰轰烈烈地”拆了十多年了。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入户走访人员来了一波又一波，挖土机几番进村，甚至“拆迁”的叫法都被换成了“腾退”，后厂村终于从最开始的1000多户到现在剩下不到百户。
滴滴司机王永家就是其中之一。小土路上，杂草已经淹到他们家门口，“草后面那屎你还没看见呢”，但以前“这条大马路一直通到清河”。村庄周围的改造很早就开始了，苗圃和耕地上盖起了新楼房，如今是一整片软件园。王永目睹了互联网大厂总部修建的过程，“挖的时候我看见了，根基可深了。”
他们家与西山壹号院仅有一墙之隔。别墅建好了，邻居搬走了，周围的平房接连被推倒，他们成了这一片的独户。再后来是蓝色铁皮竖起来，路也没了。还好有人在铁皮那开了个小门，每个从门里钻进村的人，都得路过他家。
后厂村通向西山壹号院的小口子 ©王帆
面对一个村庄、一个家园的消逝，所有村民都习以为常，甚至期盼这变化来得更加猛烈。王永也想快点住进新小区，“谁愿意出门铲泥啊”。40岁的王永和年长几岁的哥哥都是单身。哥哥两年不出去上班，每天宅在家里，从不踏出大门一步。王永也很少笑，拉着长长的瘦脸，白天开车时就不爱和乘客聊天，晚上回家更不乐意说话，吃完晚饭，9点来钟就躺床上睡觉。
拆迁是后厂村高悬的命运，余下的未搬走的村民，也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价钱。他们对日益荒凉的后厂村牢骚满腹，但又因为谈不妥价钱而无法离开。而这个价钱，关系到多少套房子。多少套房子，又关系到能不能结婚。
但也有人发现了荒地的妙处。最早一批搬离后厂村，离开这儿已有十八年的村民每天会相约一起回村里打弹弓。三个月前，他们发现了村中这块鲜有人迹的宝地，于是在荒芜的土坡上用绳牵起了一墙的塑料瓶，政策不准打鸟，他们就只打瓶瓶罐罐。土坡外的蓝色铁皮很好地承担起护栏的作用，以免弹弓伤到村外的人。
村后打弹弓的空地 ©祁佳妮
几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唠嗑，吹牛，无业多年的村民也并不在乎生活来源问题，吃租金就够了。搬走十多年的王叔，没想过找新工作。随着中关村软件园水涨船高，王叔把春晖园的随迁房租了出去，“全扔给自如，7000一个月，里面住的都是软件园的人”。那自己呢，“为了赚个房租差价，搁远处住呢，祖孙三代一块儿，租一套房。”
后厂村的村民喜欢用“老板”来形容软件园的人。他们始终觉得，出身农民的自己和“老板”不是一个层次的人。这是他们在意的事实。一个村民很唏嘘，“对面的都是有文化的老板，那帮码农多能挣啊，你以为北京人都是土豪呢，老百姓都一样，只不过咱住的地方不一样。”
另一个事实不曾言说。作为房东的他们和外地租户们，也从未是一个层次上的人。村民们要么是在路上悠闲地遛着一只毛发顺滑的大金毛，要么是刚散步回来。而这些，常年忙碌的租户们从未想过。他们蜗居在狭窄逼仄的小单间里，忧愁着房租、水电费、话费，还有远方孩子们的生活费。
他们属于两个世界。房东们会眼瞅着村里外地人聚集，警惕地在自家门口装上监控，会气愤地抱怨，“你看看我们家门口这小菜地，全被摘光了”。租户们也会和我们聊起房东时，防范性地瞅瞅四周，然后低下声来。
租户们的未来仍在风中飘。陈香梅想起自己年轻时干的力气活，窝棚、猪圈、水泥房，都是自己挣钱自己修。年轻时苦过了，中年还要继续为儿子打拼，攒钱为他娶媳妇，还房贷，过几年说不定还要回老家带孙子。生活一眼望得到头，除了找钱，她没有什么渴望，“就是一辈子辛苦。”只有辛苦。
唯一的一丁点希望，寄托在读大一的儿子身上。起初，陈香梅希望儿子能去学修车，但儿子不愿意，18岁的他在重庆的专科读建筑工程，出来以后可以看图纸，搞设计，可算不用去工地上拖钢管了。脑力活比体力活更挣钱，更轻松，是搬家师傅与保洁阿姨们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后厂村租户的后代们，就这样在父辈的期许中做起了会计师、建筑师、牙科护士，当然也有继承家业仍在做搬家生意的年轻人。
为了到处找钱，漂泊是常有的事。而在后厂村，租户们往往被迫流离失所。没有人知道自己还会在后厂村住上多久，房东什么时候签了拆迁协议，租户就得默默搬走，去冷泉、去韩家川，去寻找下一个城中村。不存在商讨余地，只能够被动接受。
从河南许昌来到后厂村16年的关医生，在西北旺镇大队卫生室上班，喜欢大家喊他“医生”。关医生观察过村里流动性极大的租户情况，“太多人都走了，春节一到走一批，过完年又来一批”。
像候鸟一样迁徙，大概是大厂人与后厂村人相似的生活状态。今年6月，城市研究者王佳妮举办了一个名为“泡泡后厂村”的影像装置展览。展览中，王佳妮将700多条红棉线与泡泡所隐喻的大厂相连，这些红线记录着人们往返于家与公司的生活轨迹，像血管一样将人源源不断输送进大厂。如她的一位采访对象所说，从家到公司的自己每天就像“一只迁徙的家猫”。
泡泡后厂村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讲师赵益民曾这样分析——在后厂村路，“蚁族”不断被迁徙，而原村民变成“地主”。尚未拆迁的村庄挤满来自他乡的滴滴司机和搬家工人（如今还有保洁），成为对整座城市的运转不可或缺但又不被看见的“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互联网巨头涌入期间迅速造富，吸引年轻码农们来到崛起中的‘中国硅谷’。曾经的经济适用房成为码农的落脚之所，在社会和经济的意义上形塑来后厂村路过客们日常生活的地形。这与‘996’的生活方式和拥挤交通交织在一起，变成服务和困扰我们所有人的‘系统’。”
高速运转的“系统”推动中关村软件园这片2.6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精英齐聚的“中国硅谷”，但在不被看见的真正的后厂村，人们的生活像普通的村庄一样安静地运转着——工作日的白天，村庄极其安静。女人们会在包里装上热好的午饭，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分散至软件园里的各个大厂上班。男人们，会在没有搬家活儿的时候聚到一起，去空地上、草棚下打起扑克。下午5点，村中会迎来短暂的喧闹，下班、收车的人们话语不停。晚上7点，村子又陷入了平静。直到晚8点，小卖部关起了门，老人们熄灯睡觉，整个村庄归于寂静。
只有上夜班的李正锋和他的同事们，会在这时精神抖擞着穿入黑夜，过条马路，走进灯火通明的软件园园区，陪伴在另一个“后厂村”里加班的年轻人。（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