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车雪橇国家队：跨项选材，从无到有

▲ 2018年2月，韩国，中国钢架雪车第一人耿文强训练备战平昌冬奥会。（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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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运动员逐渐显示出标枪潜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被雪车队挖掘，他的启蒙教练心中多少有些不舍和可惜。“但毕竟我们要有大局观，不能只想着自己。”
许多在田径测试中表现亮眼的运动员，在冰上实训这一关惨遭淘汰。但在钢架雪车运动员杜晓娇看来，那更像是“自我放弃”。“有危险，还有速度。不喜欢冒险的人就会接受不了。”
跨项选材入选雪车雪橇国家队，训练一段时间后没能继续留下，面临这种情况的运动员大多会回到原队，训练原项。“这样也是为了给孩子有个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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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高伊琛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黄思琪

南方周末实习生邓伊雯王梦丹

责任编辑｜谭畅

七年前的2015年7月31日，北京取得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当时，在冬奥会设置的七个大项中，中国在雪车（含雪车和钢架雪车两个分项）、雪橇这两项竞技运动的发展上，几乎一片空白。

为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争取实现全项目参赛，2015年，中国相继成立了雪橇、钢架雪车和雪车国家队。这些年来，车橇三队先后进行了多次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来自田径短跑、投掷、个人全能、举重等各个项目。

中国冰雪项目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储备少，跨界跨项选材可以短周期里填补空白领域。“培养一个达到国际竞争水平的雪橇运动员，一般需要七年左右的时间。”2022年1月，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雪车雪橇项目竞赛副主任武大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新项目也是新机会

武大伟见证了中国国家雪橇队的“从无到有”。他在2015年至2019年12月期间担任中国雪橇队教练，2020年初选调到冬奥组委负责雪橇项目的竞赛组织工作，并担任北京冬奥会雪橇赛事的裁判长。

北京冬奥会雪橇比赛设有男单、女单、双人和团体接力4个小项。中国国家雪橇队拿下了所有小项的参赛资格，有3名男运动员和1名女运动员参赛，在被称为“雪游龙”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一展风采。这也是跨界跨项选拔出来的中国雪橇运动员首次登上冬奥赛场。

武大伟（中）与4名获得北京冬奥会雪橇项目参赛资格的中国运动员，从左至右依次是黄叶波、彭俊越、王沛宣、范铎耀。（受访者供图/图）

这3名男运动员里，国家雪橇队队长范铎耀是由内蒙古输送的人才。车橇三队的现任队长中，国家钢架雪车队队长耿文强也来自内蒙古。但内蒙古自治区冬季项目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宏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第一次组织跨项选材时，运动员们顾虑重重，报名并不积极。

国家钢架雪车队于2015年10月成立。当年9月底，该项目在北京延庆开展第一批跨项选材时，杨宏军找到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跳跃队主教练杜久辉，请他推荐爆发力强、身体协调灵敏的运动员。

杜久辉推荐了自己的队员耿文强。彼时的耿文强21岁，在内蒙古田径队练了四年跳跃，成绩不错，是自治区全运会冠军、一级运动员。他不想转到一个全新的项目，从零开始。

如何做好动员、寻求理解、为运动员解决后顾之忧，成为杨宏军必须面对的问题。他清楚地知道机不可失：“有些好苗子本来是很有天赋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没能尝试跨项，最后很可能导致一个奇才的陨落。”

动员工作的要领，简单来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杨宏军要向运动员和他的教练、父母解读车橇项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发展前景，也要提供基础性的物质保障，比如转正、入编、发训练补贴等等，“从理想到物质必须得全方位地让他们接受”。对于部分“惜才”的教练员，要让他们知道，运动员跨项后取得成绩，原项目的教练也会有所回报。

跨项选材第一年，大部分教练不愿推荐旗下最好的苗子参与。杜久辉则想着，新项目也是新机会。

那时耿文强刚以7.39米的成绩打破内蒙古自治区大运会跳远纪录。“我们这个项目达到高水平，需要八九年的时间，跳到8米左右，才能进全国前8名。……这个孩子基本素质都有，找冰上感觉和钢架雪车技术，应该是出成绩很快。”杜久辉回忆，他逐步做通了耿文强和他父母的思想工作。

在2018年的一次跨项选材中，杜久辉又推荐了16岁的赵丹。当时赵丹已在跳跃队内练了将近三年，接近一级水平，“她家想让她去上学，不想让她从事这个专业了。”赵丹后来顺利加入国家钢架雪车队，是登上2022年冬奥赛场的4名钢架雪车运动员中年纪最轻的。

“我们要有大局观”

在杜久辉的分析中，跳跃运动员有爆发力、速度和协调能力，同钢架雪车的需求“正好能匹配”。有着相似考量的，还有某省田径队跨栏教练赵方（化名），他是国家雪车队一名运动员的原项教练。

“可能只有我是主动要求的。”第一次的跨项选材通知发到田径队，主要是招投掷类运动员，“要有配重，压着车”。赵方推荐练跨栏的运动员去参选。他之前看过雪车比赛，觉得这是个速度力量型项目，“因为前面要有一个30米左右推着车跑的过程，没速度推不起来。”

运动员当时对改练雪车有顾虑。“我就拼命做思想工作，我说你去试一下，你应该可以。”

据黑龙江雪上训练中心训练科科长解龙观察，中国车橇项目的跨项选材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体育总局面向各省发起大规模选材，各省推荐运动员统一到北京延庆或其他地区进行集中选拔；另一种是国家队教练到田径项目的全国锦标赛现场或训练场地，挖掘有车橇运动潜力的运动员。

现在作为主力推车手的运动员便是在训练标枪时被雪车队外教看中的。

2017年夏天，这名运动员18岁，个头将近一米九，体型壮实，还具备快速奔跑的爆发力。他从小学六年级就跟着启蒙教练钱卓（化名）训练，那时他的个子还不到一米六。

他的运动能力和他漫长的身高发育期一样，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大器晚成”。在转项到雪车队前，正是他逐渐显示出标枪潜能的时期。钱卓记得，那两年他的标枪成绩“哗哗地往上涨”，在全国比赛中曾经拿过前六名。

在这个节骨眼上被雪车队挖掘，作为启蒙教练，钱卓心中多少有些不舍和可惜，“我觉得他还能再上一上的。但毕竟我们要有大局观，不能只想着自己。”

“控制不了轮橇，体能再好也不要”

跨项选材，怎么挑出好苗子？

2015年，凭借出色的外语水平和对雪橇运动的了解，武大伟成为中国雪橇队中方助理教练，和外籍教练配合组织队员选拔工作。那时，沃夫冈已被确定为中国雪橇队的外籍主教练。

沃夫冈是雪橇界最知名的教练员之一，来自列支敦士登，在美国当了24年的教练，帮助美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雪橇队伍。据武大伟回忆，在2015年初次跨项选材中，沃夫冈将适用于美国运动员的体能测试标准移植到中国雪橇队选材中，测试项目包括15秒引体向上、立定跳远、30米短跑、后抛实心球、30秒俯卧撑、60秒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这七项内容，此外还要考验运动员的轮橇滑行能力。

这位外籍教练全程主导了选材行动。轮橇测试环节，沃夫冈会利用锥形的小塑料桩摆出不同的路线，让运动员进行绕桩滑行，通过观察运动员对轮橇的操控和身体的滑行姿态来判断他们陆地控制雪橇的能力。

“第一天我们先跟运动员讲解操控轮橇的技巧，让运动员尝试上轮橇滑行，自己体会，再给他们两天自己训练熟悉的时间，第三天就开始考核。”武大伟说。和体能测试相比，教练员更看重运动员轮橇滑行的能力。“如果运动员完全控制不了轮橇，就算体能水平再好，我们可能也不会要。”

对于第一次接触雪橇的跨项运动员来说，如何尽快找到“人橇合一”的滑行感觉，考验的是他们身体的协调能力。

在这次跨项选材中，令武大伟印象最深的运动员是来自陕西、刚刚15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王沛宣，“从她上轮橇开始，就适应得特别快，滑行的感觉特别好，从她身上能看出‘雪橇的艺术性’。”

在沃夫冈看来，滑行速度能达到140公里/小时的雪橇其实是一项艺术，运动员在橇上需要找到一种拉长身体、形成完美曲线的滑行姿态，滑行过程就像跳芭蕾舞一样，需要把握带有轻重缓急的节奏感。

“我们去了解王沛宣的背景，才发现她以前学过芭蕾和民族舞。”武大伟说。王沛宣的舞蹈经历和雪橇的艺术感不谋而合，她也成为第一批入选女子雪橇国家集训队的队员，获得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唯一参赛资格。

除了轮橇滑行测试，运动员的年龄与身体形态也是雪橇队跨项选材考虑的标准。首批队员选拔中，沃夫冈定下的年龄上限是21岁，此后两次选材年龄逐渐降低，到2017年第三次选拔中，最年轻的运动员是2006年出生的。

根据国际雪橇联合会制定的规则，运动员根据年龄划分不同组别，15-18岁属于少年组运动员，19-21岁属于青年组运动员，21岁以上则是一般组别运动员，年纪越大，所在组别的赛道起点越高，竞赛难度也越大。

对于毫无雪橇基础且训练年限不足的首批队员来说，其能力无法从难度最大的标准竞赛起点出发。这意味着列入一般组别的队员在训练前几年无法参赛，对于运动员的成长极为不利。

“优中选优”

人员稀缺，是车橇项目在起始阶段面临的共同困境。

雪橇队建队初期，只有体能教练、队医、外籍教练和武大伟四人。在2015/2016雪橇世界杯赛季的工作总结中，武大伟将自己归纳为“四员一体”——教练员、翻译员、管理员、驾驶员。这样的情况直到2018年才改善。

经过三年发展，车橇项目已在中国扎下根来。国家钢架雪车队前英语翻译姜利文于2018年6月受聘入队，一个半月后，钢架雪车队发展组主教练Mark入队，还带来一位外籍专项体能教练，一位外籍滑行教练。

Mark和他的团队曾帮助英国重建钢架雪车项目。姜利文印象最深的是，外教们带来了一套完善的训练体系，队里每周都有回顾总结，每日询问“滑行目标”，在赛道设点拍摄训练视频，匹配一对一的视频讲解。

外教参与的第一个大任务，便是当年的又一轮跨项选材。在姜利文印象中，有两百余名运动员参选，要“优中选优”。

钢架雪车选材主要针对田径短跨和跳跃类项目，同时考虑橄榄球、举重等爆发力好、速度快的项目。田径运动员与钢架雪车项目的适配度最高，是近些年逐步摸索的结果。姜利文观察到，30进20的小额筛选时，田径运动员入选更多。

辽宁省赛艇运动员杜晓娇是一个例外。当时她20岁，在辽宁赛艇队练了四年，“说实话成绩还不错”，原想着去国家赛艇队闯一闯，没能去成，被教练安排着来参加选拔。她身高1米83，体重75公斤，“有男孩（般）的力量”。

“当我们选到了二十余人的时候，会带他们到（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推橇训练。在一阶段的训练之后，再从测试当中进行筛选。”姜利文介绍，冰上实训与陆地模拟的差异较大，那是运动员们第一次真正接触钢架雪车，感受“生死时速”带来的心理冲击。

钢架雪车项目又被称为“冰上俯冲机”，要求参赛选手采用头在前，俯卧在雪橇上的姿势进行滑行，最高时速可达150公里，这对于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要求极高。由于其危险性，钢架雪车一直是饱受争议的项目，曾两次被冬奥会除名。2002年，钢架雪车时隔54年回到冬奥会赛场，并保留至今。

许多在田径测试中表现亮眼的运动员，在冰上实训这一关惨遭淘汰。姜利文对此印象深刻：“有些人陆上30米冲刺成绩很好，但在冰上穿上冰鞋弯腰推橇时，成绩不一定快。”在她看来，运动员会在滑行过程中产生惧怕心理，进入弯道之后，没有办法快速地作决定。

而在运动员杜晓娇的视角中，那不算是“淘汰”，更像是“自我放弃”。“有危险，还有速度。喜欢玩的人会觉得很刺激，但是不喜欢冒险的人就会接受不了，选择放弃。”

2018年跨项选材后，钢架雪车国家队前往加拿大进行推橇训练，在北京首都机场合影。右一拉横幅者为杜晓娇。（受访者供图/图）

“经验都是撞出来的”

“我觉得很刺激很好玩。”2022年1月，杜晓娇在电话中兴奋地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第一次冰上实训的经历：没滑行之前，主教练“吓唬”说，要把手臂夹紧，伸出来会断手指头的；她紧张照做，滑下去的那一瞬间，脑子里的念头只有“原来没你们说的那么可怕”。

她成为了国家钢架雪车队的一员。“我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电话那头，这个豪爽的东北姑娘语气并不沉重，“我每天都是伤痕累累，大腿、小腿、脚踝、大臂……”

国家钢架雪车队队长耿文强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去，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项目太危险了，不想练了。”杜久辉笑着回忆，电话在头一年接得最多，此后便少了。他知道耿文强找到感觉了。

车橇项目存在一定危险性。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医疗经理张世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运动员在雪车雪橇赛道上高速滑行的时候，一旦失控，“就像球体在一个轨道里翻滚”，在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头颈部和四肢最容易受到损伤。而如果出现重大技术失误，运动员则会面临胸腹部和脊柱受伤的风险。

张世虎所在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中国第一座雪车雪橇场馆，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车橇项目的比赛地。赛道位于北京延庆，全长1975米，共有16个弯道，3个出发区、6个出发口。由于赛道蜿蜒而下，犹如一条游龙盘桓在山岭之间，因此又被称为“雪游龙”。

“前5个弯是连在一起的。”在“雪游龙”训练过的辽宁省赛艇运动员温佳新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很快的，很费脑。”她曾是国家钢架雪车队中的一员，2020年12月末回归赛艇队。

在赛道上滑行，如若路线不正确，就会有撞击。而根据路线做出调整，考验的是运动员的瞬时反应，“（如果）这秒犹豫，下秒就过去了，然后就出现失误了。”杜晓娇感叹，“我的初学之路就很难，经验都是撞出来的。”

运动员从陆地到冰上，有许多转变需要适应。武大伟也提到，上冰之后，身体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影响雪橇的滑行方向，最重要的是能否让身体和橇融为一体，找到滑行的感觉。有的运动员能快速适应，有的上冰后出于恐惧或控制技术的错误，还是会翻橇、碰撞，出现安全性问题。一般两个赛季的时间就能决定队员的去留。

在平时训练中，武大伟在强调滑行姿态时，常常说运动员“头高”，意思是头抬得太高了。“因为运动员仰面背躺在雪橇上，他会下意识地想把头抬起来往前看，但是头一抬，风阻就高了，同时肩部给雪橇施加的压力就减少了，而雪橇需要通过运动员压肩来控制方向。”

能否在滑行中保持标准滑行姿态，是体现雪橇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分水岭。这既需要运动员在每次滑行中牢记动作要领，更需要反复练习、彻底熟悉赛道线路，从而在心理上突破阻碍。

武大伟记得很清楚，在2018/2019雪橇世界杯赛季中，范铎耀终于做到把头放下来，此后他的滑行成绩就迎来了大幅度的提高，超越了队内所有运动员。

姜利文则记得，钢架雪车队外籍教练强调最多的是“稳定性”，即滑行期间运动员对自己滑行能力的控制。这也是队员变动筛选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像耿文强、闫文港这种明星运动员，他们的稳定性是要优于其他人的。”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冬奥会”

2018年平昌冬奥会，耿文强作为首个站上钢架雪车奥运赛道的中国选手出战，获得第13名。

耿文强一度感到懊悔。“以他之前的成绩，前5名是肯定没问题。”杜久辉说，“那真是钢架雪车咱们国家第一次能够参加奥运会的，就他一个人，无形当中的压力很大，他想比好，结果适得其反。”

但杜久辉很明确地注意到，平昌冬奥会之后，耿文强渡过了心理关。2021年11月，在奥地利举行的2021/2022钢架雪车世界杯赛中，耿文强斩获男单冠军，这也是中国首个钢架雪车世界杯冠军。不过他的名字未出现在北京冬奥会选手名单中。

获得北京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参赛资格的范铎耀也经历过一段瓶颈期。武大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收到过对方的倾诉信息，“武教练，我怎么越滑越不行了呢？”

武大伟花了40分钟的时间开导范铎耀，帮他理清障碍：“范儿啊，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是有规律性的，存在波峰波谷，但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你越心焦，在波谷的时间越长。我现在给你预判，你的波峰会出现在奥运会。”

出发一直是范铎耀的短板，武大伟因此叮嘱范铎耀：“你的优势在于滑行，不要把精力花在担心出发上面，（赛前）这个时候你要想着让长板更长，而不是把短板变长。”过了几天，范铎耀欣喜地告诉武大伟，自己的成绩确实在慢慢恢复。

在2021年北京延庆举办的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中，范铎耀凭借千分之一秒的优势领先排名第十八的选手，夺得延庆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入场资格，创造了中国雪橇运动员首次晋级雪橇世界杯正赛的历史。

2021年11月，雪橇世界杯延庆站，中国选手范铎耀历史性地闯进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正赛。（视觉中国/图）

杜晓娇没有这么“幸运”。改练钢架雪车后，“最致命的短板是我跑得慢。”原来在赛艇队里，她跑得不算慢。但赛艇是2000米航道、7分多钟的项目，钢架雪车的比赛时长只有1分多钟，前者需要“长时间耐力”，后者要求“短时间爆发”。

在钢架雪车队，同组的9名女运动员中，杜晓娇是唯一原项目非田径的。“别人的爆发速度、做动作的速度很快，我是她们的放慢版。”

2021年3月，杜晓娇离开钢架雪车队，回到赛艇队。刚回那些天，从爆发训练改回60至120分钟的有氧训练，她坐在测功仪上、蹬自行车或跑步时，感觉“人很发燥，静不下来”。

现在提及，杜晓娇只遗憾于没能在钢架雪车运动中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和杜晓娇经历相似，某省田径队一名运动员在2017年中旬跨项选材入选国家雪车队。但平昌冬奥会结束后，没能继续留下。

面临这种情况的运动员大多会回到原队，训练原项。上述田径队一名管理人员把队里的运动员都叫做“孩子”，“国家队让孩子回来以后，我们都会接纳，该看伤的看伤，该继续练本项目的也继续练。这样也是为了给孩子有个归属感。”

高淘汰率的背后，是车橇项目参赛名额少的客观限定。姜利文提到，“对于钢架雪车这个项目，它最满额的参赛（名额）就是三男三女，人数要求是很精确的，所以后期进行了一个队内调整。”

运动员数量减少后，辅助人员随之缩减。姜利文的国家钢架雪车队翻译工作于2021年12月31日暂告一段落，2022年，她回归了沈阳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其实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到冬奥会的。辅助运动员走到最后那一步，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姜利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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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虎年，中国人迎来一个特殊的春节，不仅因为新冠疫情，更因为冬奥会在家门口举办。

从1924年的法国夏蒙尼，到2022年的中国北京，冬奥会走过了98年。从1988年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到2022年的“双奥之城”，中国在这个冰雪赛道上冲刺了34年。叶乔波实现奖牌零的突破，杨扬首夺金牌，王濛一届冬奥取三金，一代代运动员披荆斩棘，书写着属于中国冰雪运动的艰辛与荣光。

从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办成功开始，冬奥会进入了北京时刻。

近七年的准备时间，似乎转瞬即逝。这是一个巨大的冰雪竞技场，有的赛道上奔跑的是运动员，滑冰项目欲续写辉煌，滑雪项目则渐入佳境，车橇项目将从零开始；有的“赛道”上奔跑的是教练、防疫人员、志愿者，他们是在和自己赛跑，与时间争先后；在更广的维度上，吉祥物、火炬亦在各自“赛道”上，追逐者寄望的，是谋划这次大国赛会的风范展示。

正月初四，这一条条赛道都通往同一个目的地：北京冬奥会。赛道上的人物与故事，我们将逐一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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