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深陷全面的文化战争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01/republicans-democrats-forever-culture-war/621184/  

美国已深陷全面的文化战争

作者：夏迪·哈米德（Shadi Hamid）

译者：陈思翰

美国政治的未来正在成形，它令人恐惧。和许多人一样，我一度认为（至少是期待），拜登任期可以让足够多的美国人不再深陷日常的愤懑争吵，不再执守灾难将至的思维模式。毕竟，相比前任的特朗普，温和的拜登应当能使政治回归某种可预测的状态。不过，现在看来，这仅仅是一厢情愿。

事实恰好相反，美国政治正在变得更加你死我活（existential）。专家和政党将所有议题都描绘成一场文化战争，即使是那些与文化毫无关联的问题也未能幸免。原本应当枯燥乏味的政治辩论，诸如疫情防控条例或《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的预算，竟然也成为正反两派终极对决的天命之争（apocalyptic battle）。正如保守派作家巴特勒（Jack Butler）对日渐紧张情势的描绘：“我们似乎在进行末日决战，暗黑王子已然兵临城下，整个世界都陷入左右派别的斗争。”

回顾过往，这种政治论战激化的趋势由来已久。在经历数十年相对温和与无趣的政坛时光之后，特朗普时代的政治风气已经发生转变。2012年，45%的美国人认为经济建设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201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约10%。诚然，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2018年，移民问题成为欧洲七个国家选民最关切的议题，其次是恐怖主义。不过随着疫情等因素出现，经济又开始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而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相应减少，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达成了广泛的妥协乃至共识。甚至，在欧洲多数地区，右翼民粹政党已经开始左转，将自己置于福利国家和工人阶级保护者的角色之中。

但美国右翼却远不及此。的确，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涓滴经济（trickle-down）并非毫无转变，原因在于共和党对于财政赤字的日渐淡漠。特朗普对极右翼民族主义话语的宣扬，掩盖了共和党整体向左转的经济主张。伊格莱斯亚思（Matthew Yglesias）将这种转变称为“精神错乱的妥协”（unhinged moderation）；《新共和》的阿德勒贝尔（Sam Adler-Bell）和《大西洋周刊》的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近来则将其描写为“新右翼”（new right），强调右翼身份政治和经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新意识形态，对于新一代保守派颇有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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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口头风格上始终极端，在政策制定上则有时激进（至少相较保守派标准而言）。他摒弃了先前共和党关于社会治安私有化和削减医疗保险的主张，这种对于传统左翼领域的鸠占鹊巢，使得新一代保守派更加无所顾忌地转向并不保守的经济干预主义。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原本是特朗普的准智囊团，眼下则开始欢迎左翼作者的投稿，以至于该刊物更多呈现出社会主义色彩而非那些寡廉鲜耻的资本主义论调。（我也曾为其写作一篇关于新左翼平民主义的文章。）

许多右翼知识分子都曾执迷于寻求兼容经济调控与社会保守的神圣方案。在英国，他们曾被称为“红色托利党人”（red Tories），但实施这种意图调和自由与干预的宏伟重组计划，通常是自乱阵脚。迄今为止，这种主张在理论上的确非常动听，在实践中却仍然未必可行。正如保守派作家恩杰提（Saagar Enjeti）在2020年所说：“尽管经济治理绩效糟糕，共和党仍然长期保有竞争力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把握住了大批美国人的文化认同。但他们仍然自以为自己胜在经济措施，输在文化政策，这事实上是一种颠倒。”

就在民主党日渐丧失工人阶级（无论白人还是有色族裔）支持的同时，新的右翼看见了机遇，共和党人扬金（Glenn Youngkin）不久前胜选弗吉尼亚州长，便是他们的牛刀小试。扬金坦然地许诺增加教育开支，党内却几乎无人在意，败落的温和民主党原州长在谋求连任时，也将冲刺阶段的竞选重点放在文化上，可见成败的关键就在文化议题。毫无疑问，教育仍然是重要的争议点，但争议内容早已不是布什时代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班级规模、教师培训、考试成绩以及经费预算。诚然，别有用心的共和党人可能刻意渲染了“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威胁，但疫情下的居家远程教学，的确在客观上令家长们更加关注自家孩子究竟在学习（或者没有学）哪些内容。分歧显然不在于孩子们到底会不会做数学题，而是那些文科内容：价值观、历史课、文化认同。家长们担忧政府指挥下的教育系统逐渐抛弃了表面上的客观中立，开始宣扬具有争议的意识形态主张。

左翼在文化领域的冒进，是否会将选举胜利最终拱手送给共和党（就像当年的里根上台），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这种转变长期存续，对美国政治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令人沮丧的。

事实上，随着共和党在预算、产业和贸易问题上向左靠拢，作为基本政治辩题的经济就已经中立化了。左右之争，在种族、身份认同以及何谓真正的进步等议题上的意义，远大于商业管理、市场调控和收入分配。由于前者在本质上与“何谓良善”的观念分歧相关，此类议题很难寻求妥协空间、引入专家意见或者借助技术官僚进行修补。换言之，这些争议关乎“我们是谁”，而不是“如何解决问题”。

身处一个富裕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两党的精英高层都地位优渥，衣食丰足。这使得他们更加关注精神文化，而相对轻视经济福祉。因此，文明关切能得到更多党内的政治响应，对美国文明衰落的忧患同时强化了左右两极的力量。但这种特定的文明衰落预言，亦即生育下降、经济停滞、政治僵化、智识陈腐，对于新保守派和反动分子（reactionaries）而言更是极佳的措辞，足以为各种行为张目。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理由相比于传统右翼违心地承认宗教的重要社会作用而言，不需要沾染任何宗教色彩和增加任何负担。

如同特朗普是现代以来最为世俗的总统，许多新右翼人士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并无宗教色彩，他们所依赖的年轻共和党选民也具有类似特点。自1990年至今，未加入教会的共和党人增长已经增长三倍，其中包括大量相对年轻的群体。

借用比德森（Matthew Peterson）的术语，文明的健康程度（civilizational health）是宗教信徒与非信徒的共同关切。他们都肯定宗教在支持西方文明方面的作用，无论是作为超越性信仰还是作为传统资源，同时，将宗教提升为道德源泉也有利于吸引深信此道的自由主义者。

如果这种围绕何为道德、美国建国的历史意义以及所谓“文明”而产生的分歧日渐固化，我们便有理由担忧。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或许我们这代人终此余生也看不到和平。或许这有些杞人忧天，但某些变化相比而言的确更加难以逆转，甚至造成永久的改变。

图为德意志宗教改革时期的著名木刻画《天启四骑士》（Der vierte apokalyptische Reiter）。《圣经·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记载了使徒约翰所见异象，世界在善恶决战中走向末日审判，上帝之城重降人间。

图片来源：https://www.albrecht-duerer-apokalypse.de/sein-werk/die-apokalypse/

回顾历史，围绕阶级、再分配和生产方式的左右之争并不总是存在，但在美国这种现象曾一度出现并存续过较长时间。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罗坎（Stein Rokkan）在1967年的研究表明，国家建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得经济矛盾超越宗教矛盾。因此，经济政策分歧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成为重要议题并非意外之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民主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被凝结为党派之争的形式，不同政党围绕各群体的经济利益进行自我定位。

与此同时，党派也有重要的议程设置作用。他们能决定各自主张中不同议题的优先性，以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正如政治学者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斯普拉格（John Sprague）的观察，“在任何社会中，阶级分异当且仅当在政党需要动员工人时才分外鲜明。”但时至今日，无论民主还是共和党都不愿再成为工人党了。保守派对工人阶级的口头亲近仅仅是选举时的投机策略。与此同时，左派政治充斥着语言政策、精英做派以及某种文化进步主义，这些主义对于知书达礼的自由主义白人的吸引力，远高于对真正的拉丁裔、非裔、亚裔和阿拉伯裔工人阶级。

展望未来，共和党与民主党或许能够就一种模糊混杂的经济干预政策迅速达成休战共识。然后，为了在两党体制中彼此分别，他们不得不存同求异，大力渲染对立之处。确凿无疑的是，两党的差异就在于文化认同。我们不应将这种趋势仅仅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动员手段，如果仔细倾听对垒双方的政客和专家们的言论，现实将变得足够清晰：他们真的认为美国文明危在旦夕，并坚定相信“我是谁”的答案绝不能取决于对方的定义。简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如果美国文明终结果真将至，那么这场文化战争就是值得奔赴的，哪怕战火漫漫无尽期。

翻译文章：

Shadi Hamid, The Forever Culture War, The Atlantic, January 8, 2022.

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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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陈思翰

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技术编辑：李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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