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厌蠢症要犯了”如今成了一大网络流行语。从影视剧弹幕，到社交媒体评论区，对“愚蠢”的不满无处不在。
对“愚蠢”尤其是“扮蠢”的零容忍，在当下似乎格外明显。
曾经，“傻白甜”女主堪称偶像剧标配，善良单纯又有些迷糊的女主角总让人觉得分外可爱，但现在的剧集必须“男女主双A，全程智商在线”观众才能有耐心看下去。善良、毫无心机、不谙世事又总想着用善良感化恶人的女主角已然被观众抛弃，如今的观众喜欢的总是遇神杀神、有仇必报、能让人看完大呼“爽”的人设，至少，看着不能“憋屈”。
被“厌蠢”观众批判的典型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女主角袁湘琴。个性憨厚直接、乐观有耐性、勇敢追求喜欢的男生原本是偶像剧最常见的女主设定，但当观众代入袁湘琴身边的同事甚至病人时，发现这样一个笨手笨脚、总在搞砸事情的人在身边着实可怕，你需要做好随时被卷入麻烦、生活鸡飞狗跳的准备。这对应付生活工作学习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可怕的灾难。
在批判影视剧中的“蠢人”时，我们会习惯性地代入生活，进而延伸到“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人要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对“蠢”的厌恶和批判，更多源自于“蠢”可能造成的后果。
生活中被吐槽的同学、同事，社交平台上叫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更多时候也同样是出于一种“为什么我还要解决这些麻烦”的不满，以及“你能不能有点常识”的烦躁。
在这里，“厌蠢”与“厌烦没有常识”近乎同义。我们对“蠢”的天然排斥更多时候是对无知与无能的厌烦。
此前，“厌蠢症”进入网络公共话题是在短视频博主“打工仔小张”发布的“小张手把手教你”系列视频走红之后，评论区总有“怎么会有人不会坐飞机啊？我厌蠢症犯了”、“不会坐高铁？中国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蠢了”之类的言论出现，这些科普视频的受众似乎变成了缺乏常识的“蠢人”。
短视频博主“打工仔小张”发布的生活指南视频。
常识本是由个体社会经验组成的。对于常年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要求他们立刻拥有城市居民的常识，本就是一种苛责。不同的社会经验让不同生活生活背景的人拥有了不同认知，而这些认知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事实上，即便是常年生活在城市的人，在第一次坐飞机时，也会有不安，会担心自己有错漏甚至出丑，而一个从未喝过咖啡的人，面对不同品种的咖啡也会感到陌生。“无知”仅与生活经验相关，与出生地域无关，只是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城市与乡村习惯性地被纳为对照组，我们也习惯于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乡土中国》中有一段关于“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经典论述，费孝通强调，乡下人与城市人相比，并不是智力上的差距，而是生活所需的知识不一样。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
一个自小生活在农村的农夫可能不知道如何坐高铁、如何搭飞机，但他肯定知道一个从小长在城市的人未必了解的筛选种子的方法。这无疑是个人生活经验积累带来的不同。如果将这种生活常识作为判定一个人“蠢”的标准，那每一个人都会有“蠢”的那一面，只是领域不同而已。对“厌蠢症”的批判就源自这样的逻辑，他们认为“厌蠢症”者忽视了个体社会经验带来的认知上的差异，且将这种认知差异分出了高低，以高姿态鄙夷其他人群。
当然，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说自己有“厌蠢症”时，更多是在表达对学习、工作中“拖后腿”的同学、同事的不满。比如做实验时在最基本的常识问题上犯错、工作过程中最基础的流程问题也弄不明白、做饭时甚至可能引发安全事故，诸如此类，都是社交媒体中最常见的“厌蠢症”吐槽对象，这些吐槽下面的评论区也往往是“代入后已经生气了”之类的评论。这种时候，我们所说的“蠢”更多是指缺乏所处位置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而给别人带来麻烦。比如在偶像剧中常见的搅碎重要文件、弄坏即将要用的衣服、毫无戒心地向对手泄露自己的设计等桥段，一旦代入现实，很难不生气，或者说，很难不“厌蠢”。
对不少表现出“厌蠢症”的人来说，比缺乏常识更可怕的是在缺乏常识的情况下依然理直气壮，不仅不努力，还要别人来帮忙解决问题。换言之，理直气壮地让他人为自己的“无知”买单才是许多人在生活中反感的“蠢人”，我们“厌蠢”很多时候是“厌麻烦”，尤其是那些影响效率、影响前进的“麻烦”。
豆瓣网友曾在讨论“厌蠢症”这一标签出现的原因时，认为厌蠢引发的“残酷综合征”本质上是基于“无力感”的挫折体验。“厌蠢症”真正厌恶的是自身的无能为力，进而厌恶整个时代性景观中的无序者。在这段描述中，被厌恶的一方被形容为是在高速公路上走路的人，开车的人看见横穿马路的步行者，自然不可能不愤怒。
“在高速公路横穿的步行者”这一比喻，也概括了许多人“厌蠢”背后对潜在麻烦的厌烦甚至恐惧。尤其是在社会高速运转时代，一面是对效率的过度追求，另一面又是极低的社会容错率，本就处于高度紧张的我们自然难以忍受那些“无序者”可能会带来的潜在风险，因为一次风险，就可能让我们此前的诸多努力付诸东流。
在这样的语境中，对“蠢”的厌恶更像是优绩至上的产物，即认为只要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努力，就能得到比较好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在优绩主义者眼中，成功是自己应得的回报，失败者也该为自己的失败负责。
在那些失败者对自己的“无能”沾沾自喜，甚至出于各种原因假装“无能”时，我们的愤怒会更为强烈。
如果再剖析一下这种愤怒背后的思维，更像是一种“我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的抱怨，抛开那些“扮蠢”的群体不谈，这种抱怨更像是一种对他人“无能”的不满。换言之，我们真正讨厌的不是那些人，而是“无能”和“无力感”本身，以及这种“无能”带来的结果上的不确定。
《正常人》（Normal People，2020）剧照。
在上野千鹤子的演讲中，一个广为流传的句子是“你们一定是秉持着‘努力就会有回报’的信念 一路拼到今天的”，而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蠢”的无序者，有许多却是努力了但也没有学会的人，他们更像上野所说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回报的人”、“太过努力而身心俱毁的人”，努力过但也还是没能避免“带来麻烦”。
我们很难说努力考进前一百名、成为护士的袁湘琴不努力，但最后她依然没有摆脱会让许多观众犯“厌蠢症”的命运，依然是那个笨拙、做不好事情的女生。
习惯了“努力就有结果”这个定式的我们，但意识到这个范式未必成立时，会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努力原本是我们唯一可控的事情，坚信这一可控的行为会带来一个确定的结果更是我们努力的动力，但最后发现这一切都不受控制时，自然会被一种无力感包围。当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是由他人造成时，这种无力感就会转为对对方的愤怒。而这也是许多人在说自己“厌蠢症”时强调的“讨厌会给人带来麻烦的‘蠢人’”的重要原因。也必须承认的是，“厌蠢症”这个标签的出现给了我们合理化贬低他人的契机，这种时候，在我们表达自己“厌蠢”时，我们其实是在强调一种区隔，即我们与他们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知识上的，还有能力层面的。
在谈及“厌蠢症”时，许多人会下意识地将其当作客观原因对个人认知带来的影响，却忽视了“厌蠢”者有不少人是主动选择了排斥“无知的蠢人”。或者说，有的人主动选择进入“厌蠢”鄙视链，来使自己有别于那些“蠢人”。
将人群区隔为不同群体的习惯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这一点在精英的出现后显得尤为明显。布尔迪厄曾写道，“一个群体被严格地分离出来，人们对其进行了认同，然后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了巨大的象征性资本，然后就形成了所谓的精英。”在布尔迪厄的观点中，拥有了巨大文化资本的精英群体本就是区隔、分离出来的。正如他所言，要产生某些特殊的、被分离的、被神化的人群，“只需让所有的人认识并且认同这条将他们从普通人中间分离出来的边界，使他们得以被神化的差别成为公开的、人尽皆知的、得到共识的事实；并且由此转变被录取者的信仰，使他们认识到（并且认同）自己的特别”。
《国家精英》，[法]布尔迪厄著，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
在某种层面来说，“厌蠢”的人正是用“厌蠢”这一行为来将自己与“无知的蠢人”区隔，并由此建立自我的某种更符合社会预期的形象，且在日常生活中，会更注意这种形象的维护，以免成为自己鄙夷厌恶的群体中的一员。
被认为具有“精英”身份的群体反而是最容易有“厌蠢症”的。因为“精英”在社会语境中已经被默认为拥有足够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群体，显然，对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工作的“精英”而言，“犯蠢”是不宜也不该存在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知名律师会犯把重要文件丢入碎纸机的错误，也不会认为一个企业高层会在会议开始前弄丢PPT（幻灯片）文件。与之相对的，如果一个社会语境中“精英”的人犯了这类错误，一定会被认为“德不配位”。
当“蠢”延伸至能力层面时，“厌蠢”显然是在“厌恶能力低下者”。这也与当今社会的“能力崇拜”息息相关，能者居上，而无能者自然就会被淘汰。害怕自己也成为被淘汰的“无能者”可能是许多人习惯于将自己与“蠢人”区隔开来的深层原因。
我们“厌蠢”可能是在“厌无能”甚至恐惧无能，因为在我们习惯的社会语境中，被淘汰的无能者早就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资本，成为社会中的“弱者”。这里的“弱者”当然不是我们习惯的“弱势群体”，而更偏向于一种在优绩社会中因种种原因被淘汰，丧失社会资本的人。
上野千鹤子曾提出精英女性普遍存在的“恐弱”心态，即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的心态。具有“恐弱”心态的精英女性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进行审视和排斥，对弱者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她们不能忍受女人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觉得“我和她们不一样，我不是弱者”。
《始于极限》，[日] 上野千鹤子、[日] 铃木凉美著，曹逸冰译，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2022年9月。
然而，“恐弱”在当代社会的范畴早已不是仅属于精英女性的心态，那些被优绩至上观念裹挟、对自己身上的弱点激烈审视和排斥、对无能者失败者表现出强烈厌恶的人，均可被视作“恐弱”。
这样看来，“厌蠢”或者说“恐蠢”可能本就是一种“恐弱”心态，它正好是“慕强”的反面。
“慕强”作为优绩至上社会的产物强调的是能者居上、强者至上，更强调个体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对人的能动性的过度宣扬，往往意味着对遭受不幸者的冷酷。将那些没能取得所谓的成功的人，归咎于他们不够努力、能力不强，显然是不客观且缺乏人情味的。
优绩至上论像某种暴政，裹挟着我们不断审视自身与他人的缺点，不断放大对那些缺点的抵触，从而掩饰自己对“无能的恐惧”，最终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并陷入一种社会性的冷漠。我们害怕成为在社会行进中被淘汰的“弱者”，却又在一种“我不会成为他们”的侥幸心态之下，忽视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不幸者”。
或许，在“蠢”之后我们依然能找到新的厌恶的个体特质，因为无论是“厌蠢”还是其他，只是我们在当下表达“恐弱”焦虑的途径罢了。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帕孜丽娅；编辑：西西；校对：刘军。封面图片为《恶作剧之吻》（2005）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