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9日，《种地吧！少年篇》最后一期播出。这档以10位年轻人种地为主要内容的综艺节目，在持续拍摄200天、播送将近半年之后收官，豆瓣网收官评分8.9分，入围了第28届上海电视节最佳综艺节目奖。早在5月份，在节目录制地杭州市西湖区的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会上，“十个勤天·种地星球”项目发布——以《种地吧》热播为契机，在三墩镇建设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体验基地，总投资3.8亿元。由此可见，无论从观众、行业还是官方认可层面来看，它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特别的一档节目。6月7日早上10点，我们去三墩镇后陡门58号观看少年种地的最后一个环节：小麦收割。天色沉闷，麦子金黄一片，10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在地里工作，远望像浪里行船。收割机里的人看不清面孔，只有当他们偶尔下来卸粮、检查机器的时候才能看出，是年轻人。临近12点，大家在地头吃完盒饭，继续收割。一直到半下午全部结束。就像去年冬天开拍时一样，10个年轻人身上从没有贴过名字、标签，几乎都以模糊的面目出现在镜头前、屏幕中。在这142亩田地里，他们劳作，失败或者收获。这就像一场持续200天的实验：10位各自带着困惑的年轻人，脱离原先的生活，进入完全陌生的重体力农作环境——累到没有时间内耗，最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在节目录制的尾声，我们通过现场观察，以及对10位年轻人和节目制作团队的访谈，回溯这档节目从筹备到拍摄、播送的全过程。它是如何诞生的？年轻人是如何处理日常焦虑、生活之不确定性的？土地会报答他们吗？在此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有很多无法下定义的事情在这个特殊场域里发生。比如如果没有剧本，那么这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档综艺节目？比如这10位现实世界里的艺人如何对待自己短暂但切实的农人身份？正是因为诸多无法定义，恰恰说明它是新鲜的。这样的节目模式或许很难复制，观者与被观者也很难通过这200天来获得生活的转折及人生的答案。绝大部分时候，生命并非以答案的方式出现。不过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劳作形式，种地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时间、土地给你回报，而是你所做的给了你回报。
▲一天，10个年轻人搬了30吨有机化肥 图/ 《种地吧》 节目组
综艺制作公司点火樱桃的办公室窗边放着一口边长1米6左右的空玻璃缸。如果不是导演杨长岭指出来，我们并没有留意到它。10分钟前，我们刚到时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这里已经空了大半年。《种地吧!少年篇》录制的200天里，工作人员几乎天天在村里。采访前一晚的录制杀青宴上，杨长岭说，回头看这200天，像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混杂着枯燥、焦虑、振奋的半年结束，他作为这档节目的总导演和总编剧既感到轻松，又觉得舍不得。玻璃缸是他们的“麦田”。覆土，播种小麦，外面用黑色遮光布遮得严严实实，里面控制光照，全程延时拍摄记录。大家每回路过它上厕所，都要轻手轻脚。玻璃缸旁边的置物架上栽种并培育着八种蔬菜；地上有纸板加灯泡搭建的简易育雏箱，铺了一层鸡蛋；两只小雏鸭是后来的，一只叫铁锅，一只叫桂花；门口还堆着一袋肥料，“味道很大”。2022年春节过后，他们想做一档种地的节目。按照以往经验，可以请几位名人明星，到山村会友谈心，间有一些轻体力劳动，遵循慢综艺的方式；也有人建议，把几千年农耕文明划分为不同阶段，请年轻人扮演原始人、使用简单工具的农人、使用机器的农人等等，做科普类的节目。“可是我们觉得作为导演，有什么资格去说教，就太假了。”杨长岭说，“后来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做这个事。我们自己种完了麦子再开机。否则的话大家都一知半解，就变成虚张声势。”选地是最花力气的。他们想找到这样一块土地：连片的农田，农田边上是农舍，推开门就能见到土地。节目组去了四川、云南、广西、海南、东北，把北京周边130个农场都跑遍了，又回到杭州，终于在三墩镇找到这样一块地方。山联村后陡门小组58号，八块整齐的稻田、几块零碎的荒地组成142.8亩耕地，东临河道，北止花木林。
为了在节目开始前把要走的路都踩一遍，团队二十来人就地分成生活组、菜地组、麦田组和养殖组。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纸，满满当当写着四个组的工作进程、铁锅和桂花的性格和成长记录、后陡门及附近5公里的地形图……后来杨长岭出去招商，身上带的88页项目方案，写的全是“小麦怎么种、种子应该去哪里买、种子坏了要怎么办……”反倒是节目里会发生什么，请哪些明星，常规节目看点，都没怎么写。杨长岭想用一种接近纪实的方式来录制，那就是把人扔到地里，减少干涉，只做托底，意思是不要发生人身安全问题。这个节目没有剧本，唯一的编剧——就像他们后来很多次提到的——是老天爷。有了140亩地，现在，还要找到来种地的10位年轻人。
坦诚地说，一开始，没有人是冲着种地来《种地吧》的。18-28岁的年轻人，逐渐不再从事农作，土地是祖父辈的记忆。而祖父辈用土地把他们供养出来，当然希望他们能过上更轻松、无忧、可自由选择的生活。山联村的年轻人也往外走，土地由大户承包，小农户进城务工，或者在本地打零工。所以老村主任叶顺虎看到10位白净的年轻人来村里时，将信将疑。接下来出场的10位年轻人里只有一个种过地，李耕耘，生长在农村，小时候看爸妈务农，要翻过一座山头。他讲起小时候见过的邻居，因为经历过饥荒年代，把还没脱壳的稻谷放在粮仓里囤着、发霉，直到老人去世。
李耕耘在高中时喜欢上了表演。到26岁，他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两年却没有戏拍，碰上新冠疫情，在北京租的房子整整一年多没去住，白花钱。看到《种地吧》招募海报时他正处在人生的低谷，离开北京，在老家重庆想找个班上，应聘过直播带货，也考虑过拍短剧，还在成都和两个哥们儿创业，做抖音服装号，每人投了两万元，但他们的钱还不够进货打样。这些都离他的表演梦太远了。最后索性不做了，看到川西的雪山、草原很漂亮，他从成都自驾出发，放空心情。回来之后李耕耘接到了一个军旅题材剧的小角色，“但是杀青的时候又开始焦虑了，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2022年夏天，赵小童的生活也停滞了。他刚结束开心麻花新话剧的排练，然后得知，由于新冠疫情，原本要巡演的戏搁置了。这是他毕业第一年，排练一天能拿100块钱，日常开支还需要父母支持。处在演艺圈会有种幻觉，“觉得这一行年少成名几率会大一点。”赵小童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18级，有易烊千玺、胡先煦等早已成名的同龄人，竞争激烈，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受到影响，也有同学去接短剧，挣得还不错。
如果没有报名及入选《种地吧》，大四学生陈少熙应该也要去疯狂跑剧组面试。他从小学戏曲，嗓音偏低偏厚，变声期嗓子倒仓没倒好，后来演小生，小嗓就不够出色。2019年他考上中国戏曲学院学昆曲，老师经常跟他说“挺好的”，“身边朋友也说我很好，但是我就觉得自己不太好，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已经拼尽全力了，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很空虚，不知道干嘛。”晚上10点出练功房，吃个饭，熬夜到三四点，睡到第二天午后起来，吃饭看剧玩游戏，磨蹭到6点，再去练功。日复一日，被惰性推着走。如果说有开心的阶段，那就是大一时晚上和同学开着电动车去学校外面逛。新冠疫情之后，改上网课，这样的记忆也没了。陈少熙觉得自己在唱戏这条路上没办法更好了。他转行做演员，身边多的是业务能力好的年轻人。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好不好，还是不知道有劲该往哪里使，“当时我很着急，也很怕一着急会迷失方向。”
很年轻的时候人会相信自己能做到一切，也相信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轮机工程专业毕业的赵一博因机缘巧合进入演艺圈，可是作为被挑选的一方，他一直在扮演别人，却找不到自己，对演员身份感到迷茫。李昊和何浩楠参加过几档选秀，偶有起色，又归于平常。李昊想当大导演，从初三就开始拍微电影；何浩楠参加选秀，同时跑过龙套，四五年来赚了万把块钱。何浩楠在一档选秀节目里碰到过蒋敦豪——21岁就拿《中国新歌声》冠军，隔了三年和乐队伙伴又拿到《一起乐队吧》冠军。现在离他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过去7年，蒋敦豪发过一张专辑，但只是发出去了而已，也许是音乐还不太成熟，也许是时机不好，总之没多少人听到。乐队做巡演，票不好卖。最差的一次，售票开启一个多月，他去看票务后台，温州站只售出12张票。在原先那个竞争体系里，当时看着那么重要的输赢，现在看来似乎也无关痛痒。蒋敦豪来《种地吧》更直接的理由是，没事干。
“日常就是抠脚。”蒋敦豪毫不犹豫地说。乐队成立后，他从上海搬去北京，好长一段时间过得浑浑噩噩。中午一两点睡醒了，磨蹭着起来，骑个电滑板车去地下室的录音棚，从下午三四点待到半夜三四点，乐队其他人有本职工作，大多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编曲，更多时候看喜欢的乐队的演出视频，音响开得巨大，想象自己在舞台上的感觉。2022年有一段时间，他睡不好，脱发，精神焦虑、内耗，像很多找不到成就感的年轻人一样，“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也到这个年龄了。”他其实一直在写歌，但第一张专辑鲜有人问津的结局让他觉得，是不是等一个成熟的时机发歌比较好，于是犹豫至今。失败经历也给鹭卓带来了很重的包袱。责任导演吴梦婷参与了他的面试，鹭卓是那天面试时间最长的一个，分享了他之前录节目遭遇的种种不顺，比如被通知入选，又在节目开机前一晚被退赛。《种地吧》试拍前一晚，他紧张得只睡了一个小时。
直到正式录制鹭卓还不放心，他看网上传闻，节目可能播不了。鹭卓想过，如果还是没成，他就正常生活。“我实话说，习惯了，已经失败很多次、很多年了。”《种地吧》录到后来，几个年轻人在镇上摆摊卖自己养的平菇，无人问津。鹭卓从路人的眼神里看到以前面试时被观看、被挑选的熟悉感觉，触景生情。和鹭卓一起来的还有比他小四岁的卓沅，他们同在一个组合七年。卓沅是一个乍看并不引人注意的男生，“身上没什么点”。节目组考虑设置一组原生关系，于是将他一并选入。
最没有负担的大概是年龄最小的王一珩，这个18岁的歌手面试被拒后反过来安慰导演组。杨长岭觉得他身上的松弛和乐观蛮有意思，又把他拉了进来。对于种地这件事情他们其实都没有太多的认知。“来这节目之前要说多热爱土地，那也不现实，因为我没接触。”卓沅说，更多是一种认真对待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的心态。
我们问杨长岭是否有意按照某种标签来筛选人物，他说并不是，他会问每个人为什么要来种地，从回答中看他们是否真诚。这种真诚可以理解为诚实地面对自我困境以及内心所求，“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对应到另外一群人，因为总有一些命运是相通的，大家境遇是差不多的。”2022年11月9日，拍摄使用的面包车、卡车进村。两天后，点火樱桃办公室，育雏箱里小鸡破壳。就在这天，《种地吧》开拍。
每天早上6点，节目组出发做录制准备，晚上10点左右收工，一拍就是一整天。《种地吧》没有采用以往由节目组控制节奏的综艺拍摄方式，而是更接近纪录片式的等待。农活和拍摄都枯燥，在地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抻得漫长。开拍前杨长岭定下规矩，至少在头一个月里，除他以外，其他工作人员不能和10位年轻人直接沟通。甚至有时候他也尽量避免直接对话，让叶顺虎帮着提醒他们，眼下是双抢时节了，要抢收水稻，抢种小麦。年轻人哪里知道什么是双抢。他们进村第二天就下地干活，目标是收割142.8亩水稻，还颇有点热血，比赛谁一次性扛稻子扛得多，结果扛一路掉一路，第二天起床浑身痛到走不了路。2022年的南方冬天是个“烂冬”。空气湿度高，农田积水，收割机、农机几次陷在泥地里。其中沿河一侧的农田填土而成，土层最薄而水分最多，机器根本无法下地，他们只能连夜用镰刀收割、人力搬运，用脱谷机脱谷，翻晒后运送至粮站。干完一天农活之后的衣服“扔到地上地都嫌脏”，后来陈少熙网购了四套灰蓝配色工服，50块钱一套，轮换着天天穿，下地干活被人误认作工人师傅。叶顺虎有一天很晚路过后陡门58号，看到几个泥人还在地里割稻。那时候的住宿条件也简陋，10人分住三间平房，床是从村里借来的生了锈的上下铺，没有空调、洗衣机，也没有自来水，所有人的生活、生产用水全靠一个容量两吨的储水桶。几乎没有适应的时间，他们要从原先的生活状态切换到被摄像机记录的拍摄环境、10人群居的农村生活以及日复一日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可是就在收完水稻要播种小麦的当口，原先以多云、薄雾为主的天气转为雷雨、阵雨。11月30日，杭州下了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气温下降到零摄氏度，雨雪一连持续了八天。小麦种子根本无法下地。赵一博快疯了——早期他是团队里负责管理、掌控进度的那个人。轮机工程专业出身、梦想成为海员的他实习时出过两个月的海，甲板部的实习生可以看到广阔的蓝天和海洋，轮机部是在甲板下面，黑压压一片，温度高达四五十摄氏度，到处都是柴油味、噪音和铁。即便如此，种地这件事还是超出了他对艰苦的认知，在泥坑里打滚、在雪天里徒手开沟。他对自我和工作有种强烈的控制欲，很害怕在工作时出错，紧绷着。成为演员之前他去过广告公司，在工作中是标准社畜，怕出错，“所有人都在跟你争，都在跟你抢，说错一句话这个客户就没了，下意识不会与人为善。”
小麦的原定播种时间是11月25日，他们的黑板上画有一张日程表，在11月25日的位置上打了一颗五角星。但麦田的通沟排水不顺，雨雪不停，地越来越泥泞，前一天好不容易通好的沟第二天一看全塌了。黑板上的五角星擦掉了一次，往后推了三天，再擦掉，推迟七天，再擦掉，又推了七天。赵一博是负责写板报和擦星星的人，他做梦都在想，种不下去怎么办？10位年轻人和节目组都陷入各自的焦虑中。有一个共识是：如果12月25日前冬小麦还种不下去，那就要改成春小麦；春小麦再种不下，这节目就要直接杀青了。闹笑话了，赵一博想。那段日子，他们10个人每天早上一起出工到地里，只做一件事——通沟，晚上收了工回农舍开会复盘，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曾经抽象的生活变得无比具象。在地里，以前的那些生存法则开始失效，必须等待，必须接受失败。“以前每天晚上emo（网络用语，指丧、难过等情绪），现在都e不动了。”何浩楠笑。
每次干活干到最后，他们都喜欢喊喊叫叫，很吵。但奇怪的是，一种集体的概念慢慢出现了，这是由劳作带来的凝聚力，以及逐渐适应集体生活后的蜜月期，带着天真和孩子气。10个人的第一张大合照是到后陡门第一天吃午饭时拍的，穿着干净整洁的冬衣，坐在自己做的小板凳上，端盒饭，背后是简陋的平房。“挺怀念那种时候，真的很苦，但那时候的快乐也很简单，大家聚在一起，在破房子里面吃饭、聊天、唱歌，就觉得很幸福。”卓沅说。这些事发生在开拍后的前两个月里，节目还没播出，除了家人朋友，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2023年春节过后，返回后陡门时他们进行了第一次网络直播，算是正式亮相。在麦田和大棚间的窄水泥地上放了一张木头桌，没有置景，网络卡得要命。离正式开播还有4天，观众仍怀疑，这10个年轻人是在作秀吗？
李斐然接通了电话，她在辽宁省大石桥市——中国镁都，打理家里的镁矿企业。“真的不用说打扰和抱歉，我觉得能有一个地方表达出来挺好的。”2023年2月《种地吧》开播，她一期不落地跟。想跟人聊聊，但身边没什么可以交流的人。以往几乎不看综艺的李斐然，也不认识那10位年轻人。“一开始并没有这么想，但是它莫名其妙地就成为一种陪伴的东西了。”与其他综艺不同，《种地吧》一周播送两期正片，每天直播，还配有几档短时长视频栏目，内容海量。这样的播送方式还产生了以前节目中从未出现过的一个产物：时差。有时候正片才放到他们刚进了4000盆玫瑰来养育，直播时玫瑰已经开始售卖。直播和正片李斐然都看，“这段时差你可以自己去想象。越看越觉得，这是吸引自己的一个地方。”她这么说。于是每天早上9点，她都打开直播，一边看一边在跑步机上走一个小时，然后去上班。逢周四、周六正片更新日，中午12点一过就打开视频网站看最新一期。有时候觉得累了，挑一个周边短栏目换换思维，比如不知道吃什么就打开《麦田餐桌》，想玩游戏就看看《男生宿舍》里在玩什么。冬天一过，东北回温快，睡不着的时候她随手打开成员vlog（视频博客）往下刷，声音调小，看着看着慢慢就睡着了。李斐然说，她今年30岁，同学、朋友大多去了北上广深。镁矿行业很少见女性身影，每次到工作现场她都要戴工业防尘口罩，穿40码（这是铁鞋最小的码数）的铁鞋，提不起脚，蹭着地往前走。爸妈从小告诉李斐然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回头。她念完心理学专业，在上海有过一段白领生活。2019年，她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很怀念也很感谢生长的那片黑土地，于是买了一张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票，在犹豫、忐忑中回头了。“在我们这儿，矿二代是一种污名，会被冠上那种什么都不做只享受的（名头）。我当时也是因为污名化去关注（这个节目的）。最开始说明星去种地、艺人去种地，肯定是要做一场秀，（这说法）非常无理。”李斐然的最初命题是，她想看看他们能否摆脱污名—— 一种自证的投射。这种投射慢慢衍生出了更多枝桠——像李耕耘一样，她想起自己以前冲动，处理不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像赵一博一样，她做事必须一百分，没有纰漏，决不允许出错；像赵小童一样，她非常执拗地承受着误解；为了获得像王一珩一样的偏爱，从无秘密的她在大学撒了四年谎，谎称自己在宿舍里年龄最小。“可能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看节目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我的东西。”李斐然说，“如果再早一点看到，有人再早一点出现，我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不过我现在已经走过来了。”李斐然还在院子里养了一圈植物，像后陡门一样。她发来几张照片，一手掌晶莹的小番茄、茂盛的蔷薇、光秃的大樱桃树和完全枯萎的绣球花，“投入心血最多的就是大樱桃树和绣球，全死了，剩下的蔬菜我只是浇水，都吃好几轮了。”除此之外，还有一张大石桥市的夕阳照片，屋顶托着余晖。夕阳是《种地吧》里很多次出现的场景，春天之后，晴天多了，他们干活到日落，站在田里或大棚边，看太阳西沉，很漂亮。二十多岁的时候，李斐然去过一次位于日本东京的御台场，在《数码宝贝》的世界里，那是七个孩子出发冒险的第一站，也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自己的数码宝贝的地方。那是李斐然心目中第一个乌托邦，“那些勇气、友谊、智慧、爱、纯真、善良、光明、诚实，在我后面遇见所有至暗时刻的时候，让我觉得我有一把武器。后来我知道了乌托邦的意思，是一个不存在的但非常美好的空想国度。第二个就是后陡门。”
▲10个年轻人合影 图/ 《种地吧》 节目组
后陡门确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里，做事不必太瞻前顾后，先做，出了问题，好，想解决方案。10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支持，给他们带来承托作用。2022年12月18日，终于完成了冬小麦的播种工作，10个年轻人进入农闲期。可自由发挥安排生活，但也要自负盈亏。意思是之前的设备、维修农机等等费用，之后他们还想买种子、化肥，改善居住环境，种菜，买鸡鸭鹅，挖虾塘，都得借钱。节目组以后也不管饭了。他们连夜开会，10个人分成养殖组、种植组、基建组，试图增收，改善生活。基建组是最快动手的，组长李耕耘很果断，是说了就做的人。他带着李昊、赵小童、王一珩铺地砖、刷墙，重新装修了少年之家。养殖组决定养鸡鸭鹅羊，蒋敦豪、赵一博、何浩楠三人一起搭羊舍，返工了七次，篱笆倒了又重建，但没关系，大家一起完成了。只剩种植组在院子里干着急，有一周时间，鹭卓、卓沅、陈少熙每天在院子里拿着手机看视频、查资料，本子上做满功课。“但不知道咋做、从哪做，害怕第一步就有问题。”鹭卓说。那会儿大家陆续感染了新冠病毒，责任导演吴梦婷后来看到鹭卓的草稿纸，是他在休息期间做的规划。“一开始说要搭八个大棚，每一块区域他都画好了，一号大棚就要种八种蔬菜，播种的温度是多少。”吴梦婷还记得那些笔记，“我们其实害怕他们急于求成，但我们也不知道该管到什么程度，万一不管他们全部搞砸了怎么办？后来想明白了，那就搞砸吧，他们是可以试错的。只要把主线，也就是小麦种好，其他的先让他们去做。” 乃至有一天蒋敦豪冲到导演区，在人群里找到杨长岭，然后跟他说：杨哥，我们能开公司吗？这是他前一晚突然冒出的想法，这样借钱、采购开发票、卖农产品，都有名目。杨长岭愣了一下，说，我们想想。蒋敦豪已经在手机备忘录上打了很多字，那天晚上开复盘会的时候他支吾开场，跟弟弟们解释自己慢热的性格，然后阐述，想开公司，给公司取名“十个晴天”，因为他们在去年烂冬双抢时总是等晴天。“就觉得很帅，10个商务男。去学习、出活动，以10个董事的名义去，你们懂吗那种感觉？”蒋敦豪笑着说。我们摇摇头，还是觉得，这真是个神奇的想法。第一次，观众在国内综艺里看到嘉宾们开了一个真正的农业公司。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种植谷物、水果、花卉、蔬菜，批发和零售食用农产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等。“我的朋友不多，乐队建立一年后其他人才跟我说，当时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很难接近。”蒋敦豪坐在沙发里，伸出两只手搭成一道屏障挡在自己面前，“我以前的人际交往是这样的。”他说。然后双手降下来露出自己的脸，“但来这里以后是这样。”年后，10位董事穿着网上订的工装，骑着共享单车，到政府领营业执照，高兴地在政府门口的花坛合照庆祝。公司最终名为“十个勤天”——这是10位年轻人第一次上微博热搜。当了董事，就要拍公式照，这件事就落到了想当大导演的李昊头上。除了拍照，他还拍短视频。通常情况下，综艺节目的商务广告并不会由嘉宾来编导拍摄。节目组考虑到10位年轻人日渐增长的负债情况，提出可以把拍中插广告的机会给他们。李昊是所有中插广告的编剧、导演，像每一个社畜乙方一样，在电脑前写方案，权衡节目组、客户各方的要求，紧张地等客户拍板，在限定环境、时长里试着做表达。
李昊擅长观察人。有一次，在去咸宁出差的大巴上，李昊和鹭卓坐一块儿。他突然对鹭卓说，鹭卓，我觉得你其实很累。鹭卓吃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总是在照顾别人的情绪，扮丑、搞笑，调动气氛。李昊说。鹭卓哭了一路。后来李昊给鹭卓拍过一条短片，拍的是鹭卓在扮丑逗笑后躲进厕所，自我疏解。鹭卓敏感，所以台词设计的是，多点钝感力。但由于时长被剪掉的一个镜头是——鹭卓打开厕所门，忽然看到门外站着其他9个兄弟，大家都扮丑相，和他站在一起。小半年里，李昊拍了五条广告，为公司赚取超过4万元收益。每次拍完一条，他们都会去镇上买一只烤鸭，简单庆祝。拍片的收入、支出事无巨细地写在李昊的日记本上。因为擅长与人打交道，前期李昊常负责采购农具、生活用品，借钱明细都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公司成立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财务，日记本慢慢也就变成了记账本。
2023年3月13日早上，赵一博在羊棚发现了三只小羊的尸体。他们饲养的母羊开始生产了。稍不留意，就会出现幼崽死亡的情况。因此那几天他们需要随时察看待产母羊的状况——当母羊的腹部开始收缩、羊水逐渐流出时，就要戴好手套给羊接生。一周后，一头母羊难产。兽医来不及赶过来，蒋敦豪决定自己接生。第一只是死胎，一摸，肚子里还有一只。唯一的办法是从母羊肚子里把小羊掏出来。蒋敦豪发现自己开始胃疼了，他第一次知道胃痉挛是什么感觉。他把手伸进母羊体内，“也不是烫，也不是温暖。第一次感觉到用文字形容是很苍白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想表达，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一个虚弱的早产羊诞生。他们把它抱回少年之家照料，用热水维持它的体温，清洗，每四小时喂一次奶，轮流通宵照顾。后来他们给这只小羊取名晴天，悉心照料。接生完回去的晚上，以及后来很多个晚上，蒋敦豪都反复想到，“感觉胳膊还一直在羊的体内，能看到母羊伸着头，嘴巴撅着，那种痛苦的神情，满脑袋都是。”那几天，赵一博和何浩楠还购买了20只鸡苗和5只鹅苗。由于低温和混养，鸡苗常常死亡，赵一博陷入自我怀疑。那段时间大家听到赵一博每天都在说“为啥啊”。大棚里，种植组雄心壮志养了4000盆玫瑰花。天气转暖后，玫瑰需水量剧增。一旦花盆里的土偏干，就要浇水。是鹭卓提出要种玫瑰花的，后期也是他主要负责维护，每天早上起床就下地，花半个小时到大棚里转一圈，捻点花盆里的土感受湿度。鹭卓经历过两段失眠时期，一段因为玫瑰浇水，还有一段是前期因为地面不平整而大棚漫水。直到节目杀青后他才知道，玫瑰花棚所在的7号地会自然返潮，因为离水沟、鱼塘近，土地“会变软，等到变硬之后，它又变成一个不平的形状”。卓沅因此永远在开着旋耕机平地，节目结束后所有机器回收，他唯独把旋耕机留下来了，“它很重要，是我改造土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感觉时间就在那里流逝过去了。”随着节目播出，10个人分组做事，大家心态发生了变化，少了初期的团魂，不够团结了。以前干完活回来交心聊聊天，有一段时间，回来后都躲厕所玩手机，年后一天比一天起得晚——赵一博解释，这是正常的工作节奏，到一个新环境，付出100分努力，干了两个月，不免会摸鱼。《种地吧》拍摄进入后半期，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另一件事，也是这档综艺体现出来关于农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除了天气、土质难控制，农业的纯收益也并不乐观。“你们知道卖一头羊能赚多少钱吗？”采访时杨长岭问我们。他拿手机翻出聊天记录，“一只断奶小羊羔买来的价格大概600块，饲料4个月要吃800块，出售价格为1500块。那就是（赚）100。如果养了100只羊，有一只死掉了，你想得多少只羊才能把坑填上。”
根据节目播出内容，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在街边卖平菇获得的36.8元。4月中旬，10个人包山头挖了两天笋，又花一小时扯着嗓子直播卖笋，最后净利润仅6.39元。其中有经验不足的原因，也有农业、畜牧业纯收入确实不高的原因，更真实的情况是农民还要卖羊粪、羊毛、幼崽来增加复合型收入，以及申请政府补助。大多数时候，即使负债四十多万，但10人是在节目组托底的情况下进行农业尝试的，牲畜还没到可售卖的质量，可以找熟人育肥，蔬菜销售不出，也能托人联系渠道，做直播，粉丝们都来捧场，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不过有两回，卓沅跳出了温室—— 一回是他问技术专家许士运，水培蔬菜长得快又省事，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做呢？许士运说，基础投资和技术含量限制了农民。另一回是他们为生菜的销售找渠道时，发现注册不满一年、注册资金少于100万的小农业公司（更别说没有注册公司的小农户）是没有办法和大型商超建立产销链条的。“普通农户的蔬菜根本没有机会进商超，这些东西还是垄断在大商户手里。”卓沅叹了口气。即使足够诚实地面对土地，也不能要求土地一定会回报我们，种地是很苦的。
6月6日下午，我们在后陡门58号下车。要参加麦田音乐会的观众正在进入少年之家即节目的录制环境参观。因为走错路，我们误入一条长长的碎石小道，粉丝坐在小板凳上隔着麦田望着舞台，为10个人准备的应援旗子、花篮摆满两侧，还有人收集了几十张买家的玫瑰花照片，在一个“4000盆玫瑰已到家”的标语横幅上，很醒目。
▲村道一景，观众给10个少年的玫瑰花种植反馈 图/本刊记者 孟依依终于按照正确路径走到少年之家时，那里看起来和节目里已全然不同。养殖组返工七次的羊棚已经推倒，羊群送到羊厂育肥；这里铺上了草皮，放置几排露营椅，成为音乐会的副舞台。虾塘空置着，所有虾都卖完了。一个大棚里是水培生菜，另一个棚里是使用过的几十个空玫瑰花花架。那天之后，他们还会把生菜卖掉，鱼塘清空、填平，大棚拆除，钢架回收，换回4000块钱。鹭卓此前幻想过无数次开花的样子，担心玫瑰花不开的时候同样多。5月初，第一批花苞开了，比他预计的5月20日早很多。他想，完了，措手不及。近4000盆玫瑰要打包、运出，10个劳力得全用上，形成流水线，分工包花、装盒，坐在厨房外的小板凳上，忙到半夜。有一天大家凌晨1点下工，算比较早，鹭卓回房间听了会儿伴奏。突然来了感觉，他在被窝里偷偷写歌，两点多，框架出来了，每一句词都对应着10个年轻人在这里的故事。第二天白天干完活儿，下午就录好样本。要取歌名，在鹭卓身边的李耕耘、王一珩同时说，想叫“后陡门的夏天”。他们在这里从冬天到初夏。后来歌名定为《后陡门的夏》，在音乐会上他们第一次唱了这首歌，是回顾和道别。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那天的音乐会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舞台。底下坐着当地领导、亲友、粉丝千把人。八台联合收割机齐崭崭停在舞台一侧，还有两台搭进舞台置景里，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开着它们下地收割小麦。
卓沅有点紧张，他没唱好，采访时还给我们讲起音乐会上的失误，自我打趣：“那一天我会想到那种很神奇的时刻，就是为什么彩排的时候都不出问题，偏偏在演出的时候出问题？我就在想，人不能太幸福，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全幸福的状态，你收获了事业跟工作所有的开心，有了一个你非常想要演出的舞台，有了一帮你想要的兄弟，父母也在，两年没见的队友也在，重要的人都在，所以演出就不能让你太顺利，要不然你就太幸福了。”如果重来一次，卓沅和赵一博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种地一定能做得更好，这样他们就可以留出时间在后陡门生活。干完活儿可以在门前空地烧烤、喝酒、聊天，像社畜周五下班了聚餐一样。可惜第一次，他们把很多时间花在了走弯路上。另一个遗憾是王一珩的蒙古包，这也是基建组的项目。王一珩是内蒙古人，喜欢做手工，在后陡门做了很多木制、竹制的手工艺品。他还想做一个蒙古包，里面是录音棚，爱音乐的几个兄弟可以在里面倒腾。可惜由于时间紧，这个规划也没能实现。李耕耘想象的下午是这样：坐在观景台或秋千，吹风，不看手机，发呆。但他接着说，这样可能会被骂不干活，这毕竟还是一档节目。在节目里，他们交付了真实的自己。袒露真实的自己需要勇气、需要环境，也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喜爱。镜头放大他们干活的多少，开玩笑的尺度，观众有一套新的、不断形成的规则用来判断他们。他们会同时被放在艺人和农人的标准里臧否。大家都或多或少改变了心态。作家麦家在节目初期和结束时都来了后陡门，也见了10位年轻人几次，他们晒黑变壮，同时也变得更松弛、自信。公认变化最大的是卓沅。第一批生菜售卖时，早上7点多，卓沅穿着超市工服站在旁边货架，看着外包装印着十个勤天标签的一包包生菜被放上货架，被人买走。这是他从搭大棚、联系供销商、盯贴纸设计到包装上架负责了全程的一件事。回到后陡门，他满怀成就感地清理水槽、换水、清洗水培板。“我的人生原来除了唱歌跳舞，还有另外一种成就可以达成。没有办法形容，就是开心。”因为想趁大棚拆除前多利用一次，他掐着点在节目结束前半个月一边忙音乐会排练一边又种下去7500株水培生菜。10位年轻人通沟的麦田上插着10块牌子，每个人写一句话。卓沅写的是：我们做了一件有结果的事。“不管成功失败都需要一个结果，失败算结果，火了也算结果。但好像我们做这行坚持这么多年就是没有什么结果，不知道在做什么，又没有彻底放弃的勇气。”比起以前日夜颠倒的生活，在后陡门，每天推门能感知季节变化、在户外吸收阳光，他变得更积极。音乐会结束，他们带着父母、朋友参观了自己生活了200天的少年之家，然后送他们离开。连轴忙了几天后恢复平静，两天后他们也要收拾行李走了。第二天，收割完小麦的晚上，赵一博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当时觉得一切都很奇妙，我一直以为结束会很有仪式感，没想到如此平平淡淡，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赵小童最后一支vlog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模仿《楚门的世界》中楚门对着镜头说的一句话，那时候楚门已经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个被建构、观看的世界，赵小童一边走出少年之家，一边说：“Good morning，and in case I don't see you，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虽然采访时赵小童解释并没有把台词的深意与现实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仍可以把它视作一个楚门的时刻，长达半年的正片、成员直播、vlog的陪伴式放送后，观众意识到，那个平行世界结束了。
▲麦田、少年之家、正在搭建的音乐会舞台以及收割机图/本刊记者 孟依依
6月26日，正式杀青四天后，我们在录音棚又见到他们。“我真的会有那种不适感。以前很规律，这两天突然休息了，会感觉生活又突然没有方向。”卓沅黑了很多，两只手因劳作而粗糙、有伤疤，他搓了搓手，“总觉得空落落的。”种地半年后，他在集体里过了24岁生日。他视24岁为改变人生的节点，心态、性格、工作方向，都有了质变。他明确地说，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农人，同时不抛弃自己的主业，两种工作并行。7月初，他回上海，给他的学生上了几节舞蹈课。蒋敦豪去找他的乐队成员排练、演出，久不演出手都生了。肉眼可见的是，他所在的乐队旅行新蜜蜂巡演票好卖了，能卖600张，站在台上看全是人。被更多人看到了，他觉得很幸运。唯一遗憾的是，现在翻相册，怎么没在一开始种地的时候多拍点照片、视频呢。陈少熙毕业了，赵一博进组拍戏，何浩楠开始健身，李昊回家见家人。赵小童到北京看展览、见朋友，之前他努力参与排练的戏一再搁置后终于上演了，但没有他。王一珩回到内蒙古，在小区里都忘了回家的路。整整一年前处于最低谷时，李耕耘和两个兄弟自驾到贡嘎雪山的观景台，雾太大，看不到日照金山。算了，他们想。回程突然下起鹅毛大雪，山顶都白了。一年后，他和好兄弟又去了川西，像是轮回，他爬上四姑娘山三峰，又看到了雪。5月，后陡门来了一批政府人员，进行考察。很快杨长岭从集团内部听到消息，西湖区政府将对后陡门进行开发。下旬，西湖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会就发布了一个项目，以《种地吧》热播为契机，在三墩镇建设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体验基地，总投资3.8亿元，命名为“十个勤天·种地星球”。少年之家得以保留，《种地吧》也被纳入主流叙事，他们短暂分离，很快又会聚在一起。200天前，无论是节目组还是10位年轻人，都抱着“认真做一件事”的心态来到这里。作为一档尝试新方式的综艺，它当然不完美，10位年轻人第一次种地，也漏洞百出，但120亩小麦实打实地种了出来，麦子经过发芽、抽穗、扬花、灌浆，落入谷仓，像一声或远或近的回声。来之前，10个人身陷各自生活的泥潭；从这里离开，他们依然要面对那些焦虑和迷茫。但并不轻松的种地生活起码向他们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去爱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然后接受那个结果。麦田音乐会那天，辽宁的李斐然从傍晚开始就待在家里，准备了一整包纸巾，给朋友发消息叮嘱：今天晚上有事，暂时别找我。关了灯，她在黑暗里从头到尾看完了那场直播。屏幕内外两个平行世界，逐渐从傍晚进入黑夜。“每一首歌我都看完了，挺意外的，其实我没有哭。那天音乐会看到最后，打破了我原来的思维。以前我觉得人一辈子只有一个夏天，其余所有的夏天都是在和这个夏天做比较。（现在）我不再觉得人一辈子只有一个夏天了。从那天开始，我相信之后会有更美好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