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夏末，邓香兰搭上了去往青海的高铁。看着窗外掠过的祁连山脉，他原本平静的内心突然起了波澜：接下来的一整年，他真的就要与一座未知的高原小城，和一群未知的学生们一起度过了。
他支教的地方，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城的东南角屹立着崔嵬的老爷山，无论晴雨雾雪，它都注视着邓香兰与学生们奔赴学校的背影。一载倏忽过，就让邓香兰讲讲，一年以来，老爷山下发生的那些故事。开学前一天，我只知道自己要教历史，没有教材，也没有课表。我打电话问年级组长，明天的课表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全年级老师现在都在外面素质拓展，要明天一大早才能排好课表。他还劝我别急，今天好好休息，明天的课明天再说。第二天早上8:55，课表终于出来了。我的课9:00开始上。毫无准备的我只能空着手走进教室，一整节课都在和他们闲聊一些历史知识。同学们不是很积极，我有点郁闷地走出了教室，却听到背后有同学偷偷说：“新来的历史老师还挺帅的。”下课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大爷，他一把拉住我，用我听不太懂的普通话喊着：“年轻人，过来帮我个忙！”说罢递给我一个缠着铁丝的棍子，说他的鞋子掉到高台上，让我帮他勾下来。一向怕生的我竟没有迟疑，放下包，站在他用两个凳子搭的简易台阶上，吭哧吭哧勾了四五分钟，鞋子终于掉了下来。他满心欢喜，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陕西人。他更高兴了，说他是甘肃人，和我算老乡，说着便要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摆手拒绝，他把半支烟放进嘴里猛吸了一口，朝东边的天空望了望，说他本来也不抽烟，来青海第一年就开始抽，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我告诉他，我刚来没多久，是来这边当老师的。他连忙把烟收了回去，嘴里嘟囔着，老师不抽烟的好。我笑着说，是啊，老师不抽烟的好。他一边把烟塞回烟盒，一边用很蹩脚的甘肃口音说：“小老乡，再见！”开学摸底考试，我唯一带的文科班历史考了年级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甚至有5分的差距。我心想：证明我实力的时候到了。我像写论文一样地搜集参考资料，想尽办法备出又生动、又翔实的课，每堂课前都给同学们发一张精心整理的讲义，还买了很多五三和必刷题，自己做一遍之后，挑出适合他们难度的题，整理在一张卷子上当作业布置。我非常难受，就在课堂上随机抽查同学回答问题。然后便得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答案，比如孟德斯鸠的主要思想是三民主义，苏格拉底的主要思想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文艺复兴三杰”是罗密欧、朱丽叶和莎士比亚。我终于明白，我作为这里的历史老师，应该做的，就是逼他们把基础知识先掌握好。于是我每节课前都会花10分钟让同学们默写基础知识，心想：大概会有成效了罢。我拿到卷子，发现上课千叮咛万嘱咐的知识点，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写错。我在办公室和老师们抱怨：“这帮学生气死我了。”隔壁的老教师笑了笑：“这怎么能叫学生气你呢，这是你自己气自己。”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以后一定不能让他们气到我。但是一进教室，心中的酸楚全都冒了出来，我委屈地说：“你们还是学一学罢。”同学们沉默地低下了头。最后一次考试，他们终于考了年级倒数第二。而我也将离开他们了。某天放学，因为顺路，正好走在一对小情侣身后。过马路的时候，女生轻轻拉着男生的手，让他注意看车，结果刚好看到了身后的我，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我笑着说“快过马路”，两个人一溜烟就跑了。理科班的历史课较为轻松，我经常旁征博引，讲些课本上没有的小知识。有一次我问大家：现代文学史一般讲六大作家，鲁郭茅巴老曹，大家知道分别是谁吗？鲁茅巴老人人皆知，而郭和曹则让他们沉默。有人说郭是郭敬明，有人说曹是曹文轩。说郭敬明的，早已被全班同学耻笑，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大家，郭是郭沫若。但说曹是曹文轩的，似乎得到了全班同学的默认。我笑着说：“曹文轩老师现在还在北大中文系当教授，他和鲁迅先生怎么可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没想到同学们炸开了锅：“天啊曹文轩在你们系当教师，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要一下签名，呜呜呜。”我虽然不认识曹老师，但被激将之后，还是一口气答应了他们。如果有人在曹老师的课上，看到不明男子抱着一摞书请曹老师签名，请不要急着骂他，他可能只是为了兑现一个小小的承诺罢了。会考结束之后，我便和四个理科班的同学告别了。而他们也将彻底告别历史这门学科，会考没过需要补考的除外。最先告别的是十班。十班同学平时不爱听课，上课时睡的睡，写作业的写作业。我只是偶尔凶一凶，大多数时候都放任他们了。十班最后一节课是一个化雪的午后，班里一半的同学都去排练合唱了，整个班稀稀落落的。窗边的同学见我要用投影，便拉上窗帘，教室里顿时光影交错，慵懒而美好。下课铃响的时候，我说：同学们，我先走了，大家会考加油。他们也和我道了别。走出教室的时候，第一排那个平时最不爱听课的男生又喊了句：老师再见。第二个告别的是四班。临走时，我还是说了同样的话。他们问：明天下午的社团课没有老师来上，你要不要来。我顿了一下，说：我的课已经讲完了，大家再见吧。第三个告别的是八班。八班的进度一直比别的班慢一点，我讲完最后一个知识点，下课铃刚好打响。我向他们挥了挥手，说了句“会考加油”，便直直地走出了教室，只留给大家简单喊一句“老师再见”的时间。最后一个告别的是一班。下午走进班里，我笑着说：这是大家会考前最后一节课了。他们说，这也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节历史课了。我加速上完了课，留下十分钟和大家聊聊天。他们问我北京烤鸭香不香，我说香，但是没有我们陕西的羊肉泡馍香。最后的四分钟被“会考须知”的广播打断了，我只能在广播的余音中和大家告了别。他们让我常回来看看，我说一定。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告别。但我回想起这一切时，发现自己在想尽办法逃避某种思绪。大概的确是告别了些什么吧。学校搞一二九活动，每个年级要排一个话剧。我在北大话剧界摸爬滚打了四年，自告奋勇领下了这个任务。来面试演员的同学很多，但绝大部分人只是为了逃课，并不太会演戏。有的人演着演着，自己就尴尬地笑了起来：“老师，我不试了，但请你别让我回去上课。”矮子里也能拔将军，我选出了十个演员，连夜写出了剧本。虽然他们之前都没接触过话剧，平时上课时也睡的睡、发呆的发呆，但背台词、排练的时候却格外认真，最后彩排的效果极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演出很成功，全场笑声不断、掌声雷动。活动结束后，刚好是我的晚自习，我便捧着年级组送我的花回到教室。班长带头说：“刚刚那个话剧好好看啊，不知道谁是导演呀？”我居然羞涩地笑了起来。同学们也欢呼着鼓起了掌。班长见我很开心，连忙说：“老师，今天晚自习就别讲课了，看个电影吧。”我笑着瞪了他一眼，一边摇头，一边打开了班里的投影。十二月的青海天黑得很早，即使不拉窗帘，投影仪的光束也足以亮得刺眼。我趴在窗台，天上已经有了星星。回头看看，同学们的眼里也都泛着动人的星光。离开青海前的最后一节课，我给班里每个同学都送了一本书，也在每本书上简短地写下了寄语。那时我痴迷张爱玲，便借着她的书说了点矫情的送别话。我说，《倾城之恋》这部集子里有篇《封锁》，末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有些梦就像青海的雨，顶着太阳也能浠沥沥地下，似幻似真，却到底是真的。我这一年的支教，就是这样一场梦。我不知道带给他们了什么，但他们切实地留给了我一片回忆的温床，是我一生都可以偶然休憩的地方。最后，我为他们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小团圆》：镜破了，看着那闪亮，而不是碎片。一首是《只得一生》：管它冬夏炎凉，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我拒绝，但他执意要送，挥舞着空空如也的手臂和我道别。他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说“一路顺风”，没有说“有时间回来看看”。他只是低下身子开始干活。酝酿了很久的离愁别绪在那一刻喷薄而出。我在车上望着远去的群山，想起了未曾完成的心愿，想起了没来得及告别的人们。还有太多的遗憾，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这一年大抵如此，淡淡地和一座高原小城、和一群人互相留下印痕，离别的时候，过往的一年化成丝绒，撒向空中，有的能落下来摩挲到我们的身躯，有的就随风远去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和我一样，在自己最好的年纪，为公益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眼前或是远方，我们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人和我一样，远赴西部，成为一名志愿者，也有的人，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就能触达公益。今年的99公益日发起了“00后眼中的公益”活动，号召更多和我一样的年轻朋友，用镜头记录身边的公益故事。在这些短视频里，我看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在支教路上收获感动，也在用互联网的方式和新玩法，参加了很多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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