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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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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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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内容
Q：Village Elections一直以来都是您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您是怎样发现这一研究问题的？又是怎样和这篇文章的合作者们建立联系的？
A：与这几位合作者做这次的研究之前，我已经开始做农村选举方面的研究了。农村选举从80年代开始试行，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实验期，直到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稿正式颁布实施，农村选举才开始大规模地推开。这是对于中国农村来说是一件大事，因此我很早就开始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
之后，我们便开始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其中有一篇还和沈艳老师发表在了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上。这时的Nancy刚毕业不久，我们就一起聊起可以做点什么研究，我说我们农村选举方面还是可以接着再推进的，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这个项目。
Q：这篇文章历经15年才成功发表，可以公开查到的就有三个版本，在修改过程中的挑战都有什么？最终又是如何说服审稿人的？
A：到了06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资助，就沿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框架开始了第一次调查，农业部农研中心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支持。因为四个合作者都有自己的事情，这个项目的进度比较缓慢，到了2011年我们只能再追加一次调查，主要是针对农村里制度层面的数据进行了补充。
我们的第一稿就此产生，当时直接投到了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一开始的几个编辑还是蛮喜欢这篇文章的，但历时三年修改了两次之后，他们还是把我们拒绝了。我们被QJE拒绝是因为一个很技术的原因，审稿人说文章里面不能合理地排除pretrend，他这个要求就非常高了，想要完全排除百分之百地排除，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之后，我们就又对这篇文章的主题和方向讨论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灵感，就顺着这个思路写了新的一稿，直接投到了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当时AER的编辑是Debraj Ray，是来自印度的发展经济学家。我觉得我们文章最后能被接受，和他觉得我们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是有关系的。
事实上，一开始是5个审稿人，其中有一两个是不太喜欢我们的文章，提出了很多疑问。Debraj Ray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当时我们只用到了11年的数据，他认为我们的数据不够长。他说并不期待你们再去做个调查，但是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些证据，但我们认为，想发表Top期刊，进一步的调查工作是必需的，所以19年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又花了很长时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最终的结果还是相当稳健的，几位编辑也都基本上满意。这大概是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有我们 coordination的问题，也有被拒稿、重写、再次补充调查等等这些因素。如果你去看NBER上第一篇工作论文会发现和这一版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两篇文章。当文章的发表周期过长，你就会发现你原来的主题赶不上现实的变化了，也需要与时俱进。总体而言，虽然不是完全满意了，但至少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个证据。
Q：这篇文章的发表周期非常长，当初参与过数据收集的助研很多都拿到了Tenure。当文章得知被接受的时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A：实际上当时Debraj Ray让我们修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这篇文章被接受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当2019年的调查分析结果比较稳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预感，这个文章被接受的概率大概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所以就被接受这件事本身来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觉得好像那么兴奋，倒是觉得是感慨15年的时间终究有了一个回报，特别是他们三个人这样，刚开始这个项目时才刚毕业，现在两个当上了正教授，另一个也拿到了tenure。他们三个人非常关键，他们在15年中非常坚定，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15年里也有将近10个助研为这篇文章做出了贡献，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们第一稿做助研的，很多已经拿到Tenure了，比如说在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拿到正教授的孙昂；还有徐轶青，我们后来用这个数据一起发表了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Q：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对您在学术道路上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对于青年学者创作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您有什么建议和寄语？
A：在美国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会让人带着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因此，在回国之后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很复杂。20多年前我研究农村的土地制度，我发现土地制度还是有社会保障的功能，这是我博士生的时候根本谈不到的现象。亚洲金融危机就告诉我们社会保障功能非常重要，很大一部分进城打工的人就返乡了，他们至少回到农村还有块土地。
对于青年研究者来说，我认为还是首先是要适当关注一个领域，要有一个自己的主题，这也才能逐渐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我回国之后做农村问题研究做了十几年，后来才慢慢转变，包括发AER还是农村问题相关。这对于我们海外回来的这些博士生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海外回来的博士生，容易“什么就讲发表”“什么好发，我做什么”，盲目跟随别人的成果，只关注热点，“趁热打铁”去发表，这样最后很有可能哪个领域都不是专家。
其次，我认为要循序渐进，刚毕业不用一味地追求外刊、顶刊的发表。特别是在中国的“青椒”，可以多在中文杂志上发文章，这样可以更快被国内学术界所接受。有些人会觉得这些杂志“做得太烂”，但实际上今天的国内杂志质量也在提高，不像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只有《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不可能所有人都在上面发表。“青椒”可以先去试着发表一些自己领域内的，例如，《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农村经济》是国内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质量很好的期刊，发上几篇之后，大家不就知道你了吗？这不是在鼓励大家去走捷径，但至少国内发表之后，能很快提升自己在领域内的知名度：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进入这个圈子，然后参加讨论，就能有更多的资源、idea和更多的合作者。特别是在高校普遍推行“非升即走”的背景下，“滚雪球”对于青年研究者也是一个可行性很高的策略，一篇五大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许可以被用来发表三四篇国内外的top field。这是我关于怎么在国内establish自己的经验之谈。
再次，我认为青年研究者要多去实践。我觉得去现场走访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坐在家里凭空去想，而没有足够的实践和理解，只是急于求成，获取数据后因为结果显著了才开始写文章、编故事，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很容易隔靴搔痒。多去了解中国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还是重要的，还是应该先把中国先给搞清楚，这样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刻一些。这个过程看起来漫长，实际上是厚积薄发。想要“为发表而发表”和潜心去理解中国，其中有着本质的差别。
最后，想理解中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还要多读，多去接触其他不同学科的思维。我当时读了很多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的文献，就想看看其他人怎么写的。我甚至和社会、历史学的研究者一起申请了一个项目，专门去农村住了20天。再以农村问题作例，适当接触社会学、政治学的领域内的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拓宽自己的眼界，拥有更多更好的idea。即便很忙，压力大，大家还是要多参加本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很容易在活动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