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争抢诺奖得主的版权可能要亏本

2021-10-08 星期五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俨然成为国内大众与文学走得最近的时刻虽然不过是蜻蜓点水,一闪即逝


微博热搜榜上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一度冲上第二名但很快就被其他热点淹没,倒是“村上春树又陪跑”随后登顶热搜榜且连续霸榜几个小时


虽然这一年年上演、“还有完没完”的戏码早已让文学爱好者厌烦不已,但是如若不是村上君每年都来一次“无辜躺枪”,估计诺贝尔文学奖早已淡出公众视线。更何况今年的获奖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乃数年以来最大冷门,尚未有一部长篇作品引进国内,以至于“‘这人我熟’的晒书大佬,连夜加印的出版编辑,奇货可居的孔网卖家集体沉默”(豆瓣用户@少女还是鸬鹚?),直播解读的文化媒体草草收场,“猜猜哪家出版商中奖”的游戏也难以为继。


不过在要求“中国出版业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之前不妨看一下驻日华人作家@毛丹青 的观察从来没有哪届诺贝尔文学奖能像这回一样让中日两国的书业界负面同步了因为两国都没有新晋得主的译本,由此可知其冷门程度。


而据英国卫报报道,古尔纳的长期编辑上周还在一档播客中为他的“寂寂无名”鸣不平——他是在世最伟大的非洲作家之一,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他。


豆瓣上,仅有一位非洲语言学学者评论过他的著作,也因此收到了腾讯文化频道的编辑约稿。然而,这位学者却用一个“滚”字打发了事,并公开在豆瓣上呛声,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


随后,学者在朋友圈中解释了对约稿如此愤慨的原因——他不喜欢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个奖项,读者们觉得他们已经读完了世界文学的这些地方。要是当地的作者不幸变得有名了,以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地方的文学了。”不仅如此,古尔纳“是一位十几岁就移民英国的作者,那时候连坦桑尼亚这个国家都没有建立,现在再攀附说是坦桑尼亚作家是很无聊的,何况他又不会用坦桑国语写作。”


由此可见,他所不满的是诺奖试图通过“加冕”移民作家假装放弃“欧洲中心主义”的算盘,并且“很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会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斯瓦希里语然后向世界兜售这就是世界坦桑尼亚文学。”因此,他把跟风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媒体称之为“为虎作伥的伥”。虽然他的愤怒完全情有可原,然而对不知底里主动约稿的编辑“一‘滚’了之”还是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虽然诺奖新晋得主的长篇作品尚未引进,但很快就有读者发现早在2014年译林出版社的《非洲短篇小说集》中就收录了他的两个短篇,一时之间PDF版在各处流传,早有自媒体在第一时间推送全文以解读者“望梅之渴”。有意思的是,反而是译林出版社仅在公号上发布了两篇小说的数百字节选,因为“版权没有续约,早过期了”。


所以,很显然这本书也不可能趁着诺奖“东风”连夜加印,更无法重现“托卡尔丘克的书销量增长600倍,彼得汉德克的书每种五万册加印”的狂欢了。


虽然国内出版机构上班第一天必是争相询问、抢购古尔纳的版权,然而等到图书上市诺贝尔奖的热度恐怕早已过去,这场出版业的年度“盛宴”过期不候。


更何况,相比前几年的获奖者,古尔纳不仅在名气、普及度上远远不及,恐怕在“亲和度”上也要打上一个问号。有一位豆瓣读者透露,ta在国外留学时曾读过《Paradise》,还试图推荐给一家国内的出版社,谁知对方因为主角是穆斯林而吓退了。至于古尔纳的另一本代表作《Desertion》,这位读者也认为“讲桑给巴尔革命牵涉到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宗教问题,以后出版时大概需要删节”。



古尔纳的小说涉及后殖民时代遗留问题以及非洲本土的宗教、政治、文化矛盾,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存在很高的阅读门槛。相比于在国内长期备受追捧的拉美文学,非洲文学不仅引进较少、读者寥落,而且面目模糊。


近几年来一直是诺奖“热门人选”的恩古吉·瓦·提安哥在豆瓣上最“火”的一本书也只有123人读过。而近年来在国内产生影响的“非洲文学”,无论是《遗忘通论》还是《亲爱的安吉维拉》,在营销中都试图剥离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强调其普适性,如《遗忘通论》的宣传语是“沉重中有光的轻盈,泪水中有爱的温暖”。而《亲爱的安吉维拉》之所以比《半轮黄日》有十倍以上的读者,是因为前者是“一份包含15条建议的女权主义宣言”,后者则是“为尼日利亚内战谱写的一曲哀歌”,前者是这位旅美尼日利亚裔作家的一本“美式作品”,而后者才是描写尼日利亚政治社会的“非洲文学”。



因此,试图引进古尔纳作品的出版社恐怕都要掂量一下,国内读者对于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作品接受度究竟有多高,以此来判断高价竞逐版权究竟能否收回成本。


今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口气首次引进了恩古吉·瓦·提安哥的7册文集,上市之后未见大范围宣传,想必是在赌一把今年的诺奖,不知策划者如今作何感想。古尔纳获奖之后,提安哥未来数年之内获奖希望渺茫,而且诺奖能否掀起一阵“非洲文学热”尚属未知数,恐怕很难真正带动销量。


虽然大众读者文学版图的开拓仅仅依靠一年一次的诺奖“开奖”,未免有些可悲,但如今的事实恐怕正是如此。随着诺奖的结果日益“剑走偏锋”,它的象征意义也将越来越大于带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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