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都叫Russell，为什么汉字一写，你是“拉塞尔”，而他是“罗素”？
2022-03-11 星期五
这星期上课，您讲到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问题，有很多规律我之前就注意到了，也在思考着一些相关问题。在解放前引进的一些外国文学影视作品中，人名的翻译常带有一些中国特色，主要就是使用了很多带有具象含义和感情色彩的词，并安上了中国姓氏，比如王尔德，张伯伦，史怀哲，萧伯纳。一些译名颇有韵味，尽管与原本读音不完全符合，仍为人们所称道——比如简爱，华生等。今天大陆的翻译力求标准化，试图做到对发音的还原，用字上尽量不带有任何人物特征暗示。但在港台地区翻译者还是喜欢让外国人拥有一个中国姓，并在名字上尽情发挥，结果形成一个我们看起来十分怪异的译名。不过我猜测这些译名是照顾港台地区人发音习惯的，毕竟那里的人并不说普通话。我很想知道港台地区的人看大陆译名是否同样奇怪？另外我们现在这种标准到音节的翻译是真正先进的，还只是为顺应时代要求而必须做出的改变？小孟同学说的外国人名汉译的“中国特色”，说的是外国人名的汉字重写问题。在世界上其他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外国人名的引进不存在“重写”的问题。同为拼音文字，人名哪怕读音略有不同，记音的形式都是透明的，因而是可以“依样画葫芦”的。按一般通则，汉译外国人名应该尽量贴近原名的声音，这对表意文字来说，就是要做到去理据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阅读表意文字而又想无视字的表意性，这几乎是一道神经心理测试题。也就是说，这样的阅读方式不符合汉字阅读的心理，让人感到十分别扭。在外国人名汉译时，无论如何努力选择非理据的汉字，都难以避免理据性的理解，从而引起尴尬。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年10月初，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并列悬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还记得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继续批邓”。恰好有位新西兰来的同学，他报到时填的姓名是“邓肯”(Duncan)。学校负责干部一看眉头就拧起个疙瘩来，说：“邓肯，这名字可不行。这不等于肯定邓小平吗？眼下全国都在深入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你这名字太有政治问题了，得马上改。我看就改成‘邓布（不）肯＇或‘邓南（难）肯’吧。”这当然可以看作一个笑话，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体会到中国人对人名用字的表意敏感，哪怕它是外国人名的汉译。外国人名汉译去理据化，主要方法是汉字的非理据组合，用极强的陌生化组配屏蔽理解的可能性，造成汉字组合的语义断裂，实现单纯记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努力，从本质上说是违背汉字属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看不出任何意义的汉译人名，只要你使用了汉字，就会产生意义的联想。“邓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居里夫人”是大家很熟悉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奖。她的名字译成汉语是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Maria Skłodowska Curie），其中“居里”是Curie的音译。然而网上有人说“不要叫我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显然，“居里”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汉字，一旦在外国人名去理据化的名义下组合在一起，还是会发生意义的联想——谁要你用的是表意字呢？从严格意义上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外来词的译名必须涂上意义的油彩，打扮一番，才能在汉语中“登堂入室”。这就是为什么在汉语外来词的历史上，能够留存下来的，绝大多数都是意译词。比较一下《汉语外来词词典》和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会发现在现代汉语中被淘汰的汉语外来词，绝大部分都是未经意义“化妆”的记音词。人名的翻译虽然尽可能去理据化，但在 “望文生义”的汉字思维中，重建理据依然是用汉字重写外国人名的普遍心理。外国人名的汉字重写，其实就是在中文的意义体系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中文的语义滤网中“洗心革面”，获得新的重生的理解。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拼音文字之间的人名转译上，因为外国人名原有的理据信息是建立在记音形式上的，拼音文字的人名转译不会破坏这些信息。然而表意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外国人名信息的存在基础。汉字不仅隔断了外国人名原有的理据信息，而且由于汉字符号本身表意的特点，汉字书写的外国人名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建了外国人名的理据信息。这样一来，观察外国人名的汉译，就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留心察看，外国人名在汉字重写后建立的理据有这样几种类型：为外国人名汉译的第一个字选择中文姓氏。小孟同学提到的“王尔德、张伯伦、史怀哲、萧伯纳”都是这样的例子。给外国音译人名用同音的汉字姓氏，这是上世纪上半叶翻译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在台湾保留了下来。它和台湾人的发音习惯无关，但和台湾、大陆的不同文化旨趣有关。从理论上说，音译名字使用汉字姓氏，是强调了名称的理据性和译入语的文化性；音译名字不使用汉字姓氏，是强调了名称的任意性和译入语的工具性。两者各有千秋。不过，音译外国人名使用汉字姓氏，容易被“默认”为中国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例如看到“陶思道”这个名字，和看到“托尔斯泰”这个名字，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尽管他们是同一个人。从文化发展指向说，台湾译名是传统指向，大陆译名是现代（西方）指向。两岸都会对对方的译名感到奇葩，就好像台湾同学到复旦，发现电脑输入法是拉丁字母，而且拉丁字母输入也可以打出汉字，非常惊奇一样。外国人名的汉字重写，会用种种方式凸显原名的性别含义。这一般表现为对女性人名采用具有女性色彩的字，而男性人名的用字则非女性化，或男性化。例如英语有一个姓氏Monroe，当它是美国总统的名字时，汉字重写为“门罗”；当它是美国电影女明星的名字时，汉字重写为“梦露”。同样一个Danis，作为女性人名就写作“丹妮丝”，作为男性人名就写作“丹尼斯”。为外国译名建立性别理据几乎是中文翻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上面提到的居里夫人的全名“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貌似去理据的译名中，还是可以发现“玛丽亚”中的“玛”和“丽”是具有性别含义的。“玛”不可能写作“马”；“丽”也不可能写作“里”，当然更不可能写作“力”。在外国人名的汉字重写中，影响选字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联想。而联想就是在记音中为外国人名匹配尽可能“透义”的字。例如“斯巴达克斯”（Spartacus）、“莎士比亚”（Shakespeare）、“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三个人名中都有S这个音，但汉字重写中的联想却为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字。斯巴达克斯是角斗士，选字用“斯”；莎士比亚是作家，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选字用“士”。同样，英语人名中Russell这个音，作为篮球运动员的名字，选字用“拉塞尔”，例如“比尔·拉塞尔”“德安吉洛·拉塞尔”；作为哲学家，选字用“罗素”。不要以为音译字“拉”和“罗”都很“单纯”，都是去理据化的记音字；一比较就看出来它们并不“单纯”。“拉”的选字，“罗”的选字，都和这两个字的意义联想，尤其是组合联想有关。很显然，“拉”的组合不如“罗”的组合那么雅。也不要以为“赛尔”和“素”都很单纯，都是去理据化的记音字，一比较也会明白，“素”的意义联想更雅。外国人名的翻译，在各种语言中，都以尽可能复刻原音为原则。但由于汉字的字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人对某个人名的汉字“复刻”，会使用不同的汉字。这样一来，同一个外国人，在理论上就可能有不同的汉字译名，显得很“任意”。例如“雨果”又译作“嚣俄”，“提香”又译作“铁相”，“基辛格”又译作“季辛吉”，“肯尼迪”又译作“甘乃地”。中文用自己独有的智慧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赋予既有的约定俗成的译名以优先权。例如：Norman Bethune，约定俗成的译法是“诺尔曼·白求恩”，后人再作记音更准确的译法“诺尔曼·贝修恩”就不可行，因为读者会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同样，Leighton Stuart，旧译“司徒雷登”，毛泽东写过《别了，司徒雷登》。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译名，虽然它在记音上不太准确，但更准确的译法“莱登·斯图亚特”依然不可行。这样做事实上是依靠汉字的表意特征，把既有的汉字译名不加分析地视为一个表意的“构式”，以此作为译名的理据。有了这样的构式理据，汉字化了的译名就不再是任意的了。构式理据在汉语译名中普遍存在。我曾看到一位作者在刊物上的提问：一个国家的第一级行政区在中国叫“省”，美国叫“州”(state)，英国叫“郡”(county)。美国的全称，中文叫“美利坚合众国”，英文是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直译应是“美利坚州联”或“美利坚联州”。美国各州，中文译名大都用“州”，如“加州”（即加利福尼亚州)、“伊阿华州”等。而Massachusetts这个州，中文译名也叫“马萨诸塞州”，字典上也是这样写的。可是，当碰到这个州的理工学院时，中文译名一概叫“麻省理工学院”。“州”变成“省”了！何以出现如此怪事，还望高明教我。这样的“怪事”能够在汉语中堂而皇之出现，就是因为它们有汉字独有的构式理据。构式理据充分显示出表意字记音不同于拼音文字记音的特点——意合性。哪怕是在汉字重写外国人名的“莫名其妙”组合中，表意字的意合依然在隐隐约约中起着“构式”的作用，尽管在明面上看不出字与字有任何的“意合”。这样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根据上海话音译的英国诗人Shelley的名字“雪莱”，不能改为普通话更准确的译名“谢利”。这显然和“雪莱”已经“意合”有关。这种意合人们说不出所以然，可能和“雪”更形象，“莱”是野菜，两个字的“意合”比“谢利”更雅有关，同时也因为它们是表意字的组合，在长期使用中很自然形成了构式理据。这样的构式理据其实在汉语四字格中早有踪影，例如《论语》中的“而立之年”。回到小孟同学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港台翻译的外国人名更注重汉字的理据，而大陆翻译的外国人名更注重汉字的去理据化，其实，无论是否在意理据，汉字的表意形式本身就在重塑外国人名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