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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比如作为家庭的一员，你就是那个“小我”，和国家相比，家庭则是“小我”，一般而言，这两者是可以相互兼顾保全的，但在特殊时期，比如战争，二者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点：你是否会同意你的伴侣为了国家的安危而上战场，相信这一定是非常艰难的道德选择。
同样，如果你找一个人结婚，自然希望对方偏爱我多于其他某个国家的某个陌生人。但是，这种偏好，是否有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找一个优先考虑我们的人，而是因为和激进的大善人在一起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差劲呢？换句话说，和他们相比，我们会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个混蛋呢？我们有一个新号【利维坦行星】，可以关注
普通人经常在互联网上闲逛。而互联网上最大的日常道德困境宝库是什么？是Reddit的“我是不是个混蛋？”（Am I the Asshole?）论坛。（www.reddit.com/r/AmItheAsshole/）所以，为什么不梳理那里数以百万计的评论，来了解人们是如何做出道德决定的呢？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但这实际上是丹尼尔·尤德金（Daniel Yudkin）过去四年的生活。当尤德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后时，他研究了道德心理学和道德哲学（他的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涉及陌生人的假设、与情境无关的场景。© New York Magazine
例如，著名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问的是，你是否应该主动选择改变失控电车的方向，以便它撞死一人，从而拯救沿另一条轨道上的五人不被害，你应该这样做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的权衡往往涉及我们真正认识的人，但“电车难题”想象了一个你与任何人都没有特殊关系的世界。它不会问如果被绑在铁轨上的人之一是你的母亲，你是否应该做出不同的决定。尤德金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假设这种道德调查方式忽视了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关系背景。尤德金对此表示担忧。哲学不仅仅对象牙塔中的学者们很重要，它也会影响我们建立社会的方式。“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忽视关系义务重要性的社会中，”他告诉我，“那么我们就可能将自己视为孤立的原子个体，并且不会足够关注我们彼此之间的义务。”因此，他与合著者一起在最近的预印本论文中[1]，着手研究了这个火爆的子论坛，在这里，人们描述了他们在道德冲突中的行为——无论是与配偶、室友、老板还是其他人——然后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是不是个混蛋？尤德金和他的合著者大约抓取了2018年至2021年期间在“我是不是个混蛋？”（简称AITA）上的大约369,000篇帖子和1100万条评论。随后，他们使用人工智能将这些困境分为几个类别，包括程序公平性（例如“我因为插队会成为混蛋吗？”）、诚实（“我不会说英语而十分尴尬”）和关系义务（“期待女友给我除去夹克上的毛球”）。研究人员发现，最常见的困境与关系义务有关：即，我们应对他人负有何种责任的困境。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尤德金和他的合著者对Reddit“我是不是混蛋？”上的帖子进行了分类。© Daniel Yudkin
接下来，他们想要找出某些困境是否更有可能在某些关系类型中出现。比如说，某些困境是否更容易在你和你的妹妹之间出现，而不是在你和你的部门经理之间？因此，研究人员检查了每种困境在38种不同关系中出现的频率。他们惊讶地发现，遇到不同困境的可能性确实取决于你所面对的是谁。如果你和妹妹在一起，你更有可能在意关系义务，而与经理的互动更可能让你考虑程序公平性。对大多数人来说，关系背景在判断行为的道德性时非常重要，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普遍认为，我们对不同类别的人有不同的道德义务——对你的姐姐、对你的经理和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么，对于现代哲学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它都忽视了关系背景，这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说得更准确一点：并非所有的哲学都忽略了关系背景。但其中一个分支——功利主义——却在这个方向上有着强烈的倾向。功利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为大多数人寻求最大的幸福——而且我们必须平等地考虑每个人的幸福。因此，我们不应该偏袒自己的朋友或家人。这种伦理学方法兴起于18世纪。如今，它在西方哲学界极具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这样的知名哲学家也在公共领域中推广了这一理念。彼得·辛格：著名澳大利亚哲学家，动物解放运动活动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中心荣誉教授。他专事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从效用主义的观点来思考伦理问题。他以著作《动物解放》、论文《饥荒、富裕和道德》而闻名。© The Conversation
“长期以来，道德哲学一直试图找出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道德原则，不论其身份如何，”尤德金告诉我，“正是由于这种努力，道德哲学家们真正远离了关注人际关系的视角。但当我面对这些数据，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当你抽象地看待关系背景时，道德方程式中就会失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普林斯顿大学的莫莉·克罗基特（Molly Crockett）和耶鲁大学的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等道德心理学家，也一直在研究道德义务是否与人际关系有关。“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克罗基特几年前告诉我，“想象一下一位名叫温迪的女士，她可以轻松地为年幼的孩子提供一顿饭，但她却没有这样做。温迪做错了什么吗？这取决于这个孩子是谁。如果她没有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顿饭，那她绝对做错了！但如果温迪是一家餐馆老板，而且这个孩子没有饿到饥肠辘辘的地步，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产生特定的义务，促使她喂养这个孩子。”克罗基特表示，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我们作为道德主体的角色变得更为棘手，因为这迫使我们思考，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如何影响那些永远不会谋面的陌生人。“成为一个好的全球公民现在与我们非常强大的心理倾向相冲突，即优先考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克罗基特告诉我。功利主义者会说，我们应该克服这些强大的心理倾向，但许多人对此持不同意见。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曾告诉我[2]，功利主义是不现实的，因为“对于你自己的孩子、家人、朋友没有特殊考虑——从生物学上讲，这简直是荒谬的。人们无法这样生活”。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认为，道德有其生物学基础，换言之，大脑的差异会塑造我们的道德立场。良心也许就体现为大脑对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行为进行预测。©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但仅仅因为我们的大脑可能倾向于对一些人更关心，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应该屈从于这种倾向，对吧？“不，事实并非如此，”丘奇兰德说，“但你很难为为了拯救20个孤儿而抛弃自己的2个孩子做道德辩护。甚至康德也认为‘应该’意味着‘可以’，我不能为了地球另一端我不认识的孤儿而抛弃我的孩子，仅仅因为他们有20个，而我的只有2个。这在心理上是不可行的。”如果你问我，那还算公平合理。虽然我尊重那些选择拯救20个孤儿的人的决定，但我肯定也不会因为有人按照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事而责怪他们。参考文献：
[1]osf.io/preprints/psyarxiv/5pcew[2]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7/8/20681558/conscience-patricia-churchland-neuroscience-morality-empathy-philosophy
文/Sigal Samuel
译/天妇罗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vox.com/future-perfect/24145761/reddit-am-i-the-asshole-moral-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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