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7日，河南省卫辉市内涝严重，来自广东的蓝天救援队队员，正驾驶冲锋舟在城区内搜救被困群众。（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脱下救生衣、穿上防护服，这是广东佛山菠萝救援队队员李林来到河南洪灾一线的第21天。2021年8月10日中午，李林接到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的电话，希望正在新乡消杀的菠萝救援队赶去鹤壁市浚县。洪水稍退的浚县，有大量亟待清理、消杀的现场。
这是李林10天后再次返回浚县。12天前，李林曾在浚县大堤上，与各地民间救援队、当地居民、解放军武警消防官兵一起，死守多处缺口；现在洪水慢慢消退，绝大部分省外民间救援队也撤出河南，眼下的工作任务，除了排水、清障，最重要的就是防疫。
据此前媒体报道，截至8月2日，有超过六百支民间救援队响应此次洪灾救援。
采访过的所有民间救援队成员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此次河南洪灾的救援是自汶川地震以来，他们所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现场情况最复杂、指挥调度难度最高的一次救援——与之相对的，现场参与救援的民间救援队人数和救援队付出的代价也前所未有。
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民间救援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些绝大多数都为兼职的民间救援队员，往往掌握着较为专业的救援技能，自费奔走于各个救援现场。直至2021年集结在河南，成为当地洪灾救援与重建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2007年以前零星的十几支队伍，到现在全国几千支民间救援队，中国的民间应急体系发展从无到有、从粗到精。虽然还远不完善，专业化建设也任重道远，但我们能一直在努力。”蓝天救援队总指挥张勇（其常用化名远山）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
规模最大的救援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救援队，蓝天救援队此次向河南派出的队员，不仅来自山东、湖北、江西等河南周边省份，一些来自云南、内蒙古、吉林和海南的队伍，也参与到了此次洪灾救援中。
“当时我们通过手机看到河南现场的情况，就预判这里的准备一定是不足的。”张勇回忆，7月20日下午，他们在蓝天救援队全国发展部的群中，决定启动救援。
事后张勇统计，在7月21日至8月3日期间，共有三百多支蓝天队伍、共计三千多名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参与了河南洪灾的救援和防疫。
更多来自河南省外的民间救援队，则是应急指挥部7月21日发出《河南抢险救灾公告》前后，集结启程前往河南。
李林所在的菠萝救援队前后4批一共来了58人。他回忆，队员们在出发之前，曾给河南省和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打了电话。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在询问了他们队伍名称、救援能力后，就给他们开具放行函。
“除了从事水域救援的，山地的、骑摩托的、公司组织的、退伍老兵或是热心人开车前来的，这一次都来了。”一位民间救援队成员说。
鹤壁市防汛指挥部工作人员汪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鹤壁市发出向社会力量求助的公告后，他曾在一个晚上接到了近十支外地救援队打来的电话，凌晨两三点抵达鹤壁的队伍亦不在少数。
汪明介绍，参与此次鹤壁洪灾救援的民间组织数量将近两百支，有的甚至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等地。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有三百多人参与救援。
这些救援队伍中，不少队伍都有着相似轨迹，一路从南往北，在郑州进行首轮救援后，再沿着洪水流向，依次抵达新乡、卫辉、鹤壁、浚县。而随着信息的持续发布，新的民间救援队也同步赶来。
来自民间救援队的电话多有共性：起初是他们下高速遇到的收费问题，汪明收到求助，便开好证明拍照通过网络传输过去；还有部分救援队想要通过他找到当地向导。
“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说，来了之后救援要去哪、跟谁对接。”汪明在告知他们鹤壁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后，又会把当地县区救援队调度中心负责人的电话转交给救援队员。
而在汛情最紧张时，高速公路上只要有来抗洪救灾支援鹤壁的队伍，收费站不再收费直接通过，无需指挥部再开具证明。交警、志愿者和当地部分领导也在高速口驻点，直接与抵达的救援队对接，把救援队领到急需救援的现场。
除了接受当地防汛指挥部的任务外，民间救援队还会搜寻任务之外的救援需求。张勇回忆，一方面，救援队员们会找到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由后者直接指派村、社区、医院的人员转移任务。另一方面，救援队员们还会从当地受灾居民打来的求助电话中寻找救援任务。“河南洪灾这几天我们救援号码的电话费也花了一万多。”张勇估算。
2021年7月28日，重庆市蓝天救援队在郑州一小区消杀。（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图）
巨大的代价
7月26日下午，卫辉开始全城大撤离。一时间，上千艘民间救援队带来的救生艇，漂浮在卫辉市区的水面参与转运群众。
张勇回忆，当天他接到新乡市应急局的电话，对方希望“能派出多少就派出多少队员，参与卫辉全城转移”。此次河南洪灾是张勇自2007年创立蓝天救援队以来，协调队员最多的一次。“卫辉前线指挥部一千多名蓝天救援队成员全参与进去了。”
参与水域救援，需要救援队员们掌握包括开救生艇、潜水、绳索救援、急救等技能。蓝天救援队和其他一些民间救援队队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参与此次河南洪灾救援前，大多通过了水域救援所需的技能考试，并参与过多次实地救援。
李林回忆，每一次自己与其他民间救援队一同参与救援时，都会观察对方的救援能力如何，“当然他们也会对比我们的技术”。
不过，7月26日卫辉全城撤离的救援现场，李林遇到一支向他寻求帮助的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将马达装在了救生艇上，却不知应该怎样发动马达、调整挡位。
李林将操控方法告诉了他们，又建议他们“如果此前没有操控经验，不要贸然去救人”。但这支救援队还是将救生艇开走了。
在郑州、新乡和鹤壁的救援现场，不少民间救援队都反映自己带来的救援器材受到损坏。民间救援队“黄河之子”的队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救援队这一次除了发动机损坏，救援车辆也涉水受损。“黄河之子”共有五十多名队员，都为郑州周边三县的农民。过去为了参与水域救援，每两个救援队员自费合买一艘冲锋舟，花费大约在六万元。
张勇估算，此次仅蓝天救援队带来的水域救援设备，“起码三分之一都有损坏”。
“大量马达和救生艇被水下的树枝、铁丝甚至共享单车划破，高强度的救援让一些马达超负荷运载，一些救生艇在救援时翻了船，还有队员落水……”张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损失之下，所幸的是没有出现人员遇难。
但来自贵州的志愿者何国勇在救援中遇水触电身亡的事故，还是让救援队员们心有余悸。7月26日凌晨，浙江温州安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救援队成员何国勇在抽排卫辉某小区地下室的积水时不幸触电，经抢救无效身亡。
事后媒体记者询问公司的工作人员时，该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现场情况紧急，何国勇和队员们并没有携带防触电装备。
同在卫辉现场救援的李林，经过口口相传，知道了何国勇触电的悲剧。事后，他在与其他救援队成员讨论时谈到，城市水域救援常常会遇到漏电、不知水下情况的难点。
何国勇出事当天，一位救援队员曾担心水下漏电，打算撤离。李林对这位救援队员说：“如果真有大范围漏电，我们一个都跑不了。”但第二天继续在卫辉转移群众时，李林还是让队员带上了水域救援所需的防触电衣。
蓝天救援队的“真假”争议
一些来救援现场“蹭热度”的行为，也曾让民间救援队陷入了舆论漩涡。
7月25日，蓝天救援队在微博发布一则《非救援，请离开》声明，“正告那些不以救灾为目的的假‘蓝天救援队’和个人：真心救灾欢迎并肩作战，借机发财搞破坏作秀的请趁早离开”。
这则声明随后在网上引起争议，一些声音猜测蓝天救援队意指一些明星、网红等前往灾区作秀而非救灾，扰乱前方救援任务。
实际情况却是来到洪灾现场的民间救援队鱼龙混杂。作为重庆市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谭超在新乡和卫辉洪灾的救援中，就亲眼见到不少做直播的网红，“偷偷穿上蓝天救援队的衣服，拍一段视频就说自己在救人了”。
而湖北省域蓝天救援队负责人皮建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黄石蓝天救援队带到灾区用于救援的救生艇，在队员们上岸休整时，“一不留神就被人拿走了”。
对于70后汪明而言，这是他不曾遇到过的水灾。对于民间救援队的资质审核，他直言：“他们自己带着皮划艇、摩托艇，开着车、拖着车，当时那个情况谁看？赶快去救人吧，先把人从水里拉上来。”
但此次洪灾中，张勇和谭超发现，有不少打着“蓝天救援队”名义的组织，公开向社会募集救援物资和捐款。“实际上真正的蓝天救援队不会在网上公开筹集物资。”张勇多次澄清。
而张勇需要不断澄清的原因，是因为并非所有名为“蓝天救援队”的团队都被蓝天救援队体系认可。在洪灾救援现场，就有许多正式或非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称自己为“蓝天救援队”。
2007年，全国第一支蓝天救援队在北京成立。十余年间，这支队伍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公众知名度最高的民间救援团队。但蓝天救援队作为民政部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其品牌管理方与各省市之间主要以“品牌授权”的形式协同合作，而非隶属关系。
所谓“品牌授权”，即地方蓝天救援队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后，再向品牌管理方申请成为蓝天救援体系中的一分子。平时，各地蓝天救援队在自己所在城市及周边救援。如果有需要异地协同救援的任务，各体系救援队就根据品牌管理方统一安排。
但即便是在民政部门注册过的“某蓝天救援队”，若不想加入蓝天救援体系，或已退出蓝天救援体系，却仍可以继续使用“蓝天救援队”的注册名称。他们在开展活动时，也并不需要通过总部分派任务。张勇和团队唯一能够监督的，就是让这些“蓝天救援队”不再使用救援队统一注册的商标。
“但目前来看，我们也没有太多精力找他们一个一个抗议。”谭超无奈表示，“甚至我们的队服，任何人都能通过网购得到。”
救援队员在巩义市救灾现场。（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图）
民间救援队的注册难题
南方周末记者还发现，在此次洪灾救援现场，还存在一些尽管发展了很多年也并未正式注册的队伍。
巩义应急救援队成立于2007年，最初名为“巩义市户外救援队”，其后经历“河南省户外救援总队”“巩义山岳应急救援队”“巩义市应急救援队”等名称变化，最近才终于确定下来。与南方周末记者谈及此事时，队长路京不自觉语气上扬：“终于要通过民政局的注册，成为被认证的合法公益组织了。”
这是河南省最早的一支民间救援力量，曾参与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等重大灾难事故救援，成立至今已参与大大小小救援约五百次。从一个自发组织的民间队伍，到政策意义上的“非法组织”，再到队员们一直希望被认定的合法“公益组织”，路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条路，巩义应急救援队走得并不算顺畅。
巩义应急救援队成立时仅7人，由路京和几位户外爱好者朋友组成，主要从事山地救援，“当时政策对民间组织和民间救援队还都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我们也没有意识说需要去注册”。就这样陆续参与一些救援工作，路京和朋友们靠自己买装备，一个老队员带一个新队员的方式，让队伍慢慢发展。
2015年10月，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在郑州正式成立，它也是全国首个省级社会应急救援团体。路京回忆，当时接到该协会的通知，省内大部分救援队才了解到需要前往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为社会组织。
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必须有相关政府部门做业务指导单位，而彼时省一级的应急救援部门尚未成立，“那一年开始，全国包括河南省很多民间救援队都是挂靠红十字会，比如‘巩义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这样去登记。”路京回忆。
但红十字会的权限较小，“我们知道（自己）能力的大小，挂靠可以，也能够盖章，但是没有办法支持你们，需要你们自立更生。”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曾对路京直言。
2018年3月，国家应急管理部成立，各省份应急管理厅（局）也相继挂牌。民间救援组织归宿明确后，路京和队员们还应当向民政部门证明自己有能力参与救援。例如向民政部门提交自己自费考取的“国家应急救援员证”。
根据2019年1月14日应急管理部颁布的《应急救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显示，“应急救援员”取代“紧急救助员”正式成为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之一。路京说，队员们有没有这个证件，决定着他们能否在民政部门完成审核。
但并非所有队员都愿意自费近三千元考取这一资格证。因此这些年里，巩义应急救援队也就迟迟没法在民政局完成注册。
在本轮巩义洪水救援中，路京和队员们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没有资质的救援队，不能接收物资或去申请捐助资金的支持”。因此他们队伍所有的物资接收，此前都必须先通过村委会或应急管理部门来协调，这让他们在救援的同时，还得自己想办法突破各种限制。
好消息也在传来，日前，巩义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路京，郑州本轮疫情过后将大力支持民间救援队办理注册手续，目前巩义市应急管理局正在帮民间救援队协调证件的办理费用，提出将为队员们承担部分资金。
“走完这套流程我们就能变成合法组织了，这样如果以后别的地方遇到灾害什么的，我们就能更快去救援了。”路京感慨。
匮乏的外部资金支持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救援队的成立和发展，一直缺少外部资金的扶持。受访的民间救援队队员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平时参与救援、日常训练的费用，多由自己承担。因此坊间对于民间救援队到底如何发展、是否会走向死胡同的疑问一直挥之不去。
蓝天救援队多年来都没有向社会募集资金。平时队内的救生装备，一方面由企业无偿捐赠，另一方面则由队员筹集购买。
巩义应急救援队的启动资金三万余元是由最初7个成员凑出来的。队员们各自负担所需装备，买回来写上名字后归个人使用。路京提到了队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队员们去留自愿，“但如果你脱离队伍了，你这些装备要留在救援队，作为我们救援队的物资”。
团队早期的支出全部为成员自费，而这并非个例。“这是中国民间救援组织普遍存在问题。”路京说，“家境富裕的个人，愿意多出一些就多出一些。”那时要买一条一千多元的绳索，队员们你一百我两百地凑。
2019年，路京的团队开始与壹基金合作，后者会帮忙报销一些费用，比如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过路费、油费和餐费。巩义应急管理局成立后也支持了他们部分资金，但更多开销在看不见的地方，队员请假被扣工资的钱，装备磨损和购置新设备的钱……
作为少数几个能够全职参与救援的民间救援队员，李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的日常工资有佛山当地企业赞助。平时队伍训练、购买救援物资的费用，也由佛山当地几家企业和慈善基金会共同承担。
“中国的民间救援队诞生于生与死的考验中，某种意义上，很难用商业模式驱动他们发展。”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专业民间救援队员数量的发展，既来源于民间救援队沉淀的志愿者，也来源于公众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认知提升。
“最危难的时候，人们的同理心会被极大激发出来。民间救援队如果想要得到更大发展，一方面需要社会捐赠长期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张强说。
目前中国的应急救援力量主要由解放军武警和民兵力量、国家综合救援队、支持具体场景的专业救援队以及民间救援队四部分组成。张强分析，此次河南洪灾民间救援队“异军突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灵活的救援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民间救援队经历了初始摸索，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2021年，全国经过蓝天救援队品牌授权的队伍已经达到八百多支。张勇认为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势头，但同时，蓝天也需要更加提升救援队伍专业化能力的建设。
“在现场工作中，要怎样去跟当地接触，如何与受灾群众规范交往，如何促进行业自律，目前在部分救援队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张强发现，除了行业共识之外，民间救援队还要继续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以及顶层设计中更多部门的协作。
“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以后不一定每次救援都需要全国支援，而是希望有越来越多本地的救援队伍就此出现。”张强期望。
（汪明、路京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豪 谭海燕 张校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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