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家暴的父亲后，我和母亲的“灾后”同居生活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的妈妈，在三个孩子（含弟妹）和一个孙儿的热烈的爱和呵护之下，已经不再是那个站在高高的圆凳子上的绝望的女人了。

文｜巫昂

家暴、幼年记忆与父母的婚姻

论及父母的婚姻，对我来说是苦涩而又沉重的话题，幼年记忆当中非常暗黑的一个场景是我五岁那年，记得是荧光灯下，闽南的冬天也是挺冷的，我的妈妈（我现在在朋友圈称她为“林妹妹”，我的朋友们也都这么叫她）用长长的背带背着一岁多的弟弟打算上吊自杀。她穿着一件黑白格子衬衫，仅有一点点高的我发了疯一样号啕大哭，死死地抱住她的大腿，而弟弟像是在背包里睡着了。不解何故，我居然知道她打算自杀，更加奇怪的是，多年后我依然能够记得自己抓住她裤子面料时，手上皮肤的触感，我记得那件黑白格子衬衫和它的厚薄程度，它们像是开启我对于林妹妹认识的一道缝隙。差那么一点点，我和弟弟就要失去她了，当时她已经在卧室床边的一道木头横梁上系上了那根背带，我继续大哭，并不知道应该去喊邻居们来帮忙，林妹妹也许被我的哭声扰乱了心神，心软了，终于从圆凳子上下来了。我至今记得那只凳子是深棕色的，侧面油漆已然部分磨损。如果那次我们姐弟要失去她，弟弟会是更加不幸的那个，他一觉醒来可能就再也没有人喂饭给他吃了。

我救过林妹妹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我11岁那年，还是冬天，我们已经从我5岁时候住的防疫站，辗转几年后搬到了两室一厅的溪边新村。父母吵架到深夜，缘起是父亲有个习惯，越是冷的天，越是要在我睡下之后开始检查作业，然后把我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掏地瓜一样掏出来改作业。父母总是激烈争吵，那天尤其。父亲开始动手了，结果是林妹妹跑到楼道里打算跳楼，我追了出去，一只手抓着栏杆，一只手抓着她的脚，常年的家暴报警训练让我的哭声业务纯熟，又雄壮又扰民，邻居开门来帮我拉住了她。我对于婚姻全部的认识基础在这样暴烈的记忆当中，可以说，好不到哪里去。

插图：范薇

父母的婚姻的初始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外公是旧政府衙门里的文员，外婆的家族是县里的望族，诸如她的大姐夫是县里的名医兼首富，外婆过去穿着丝质旗袍、小皮鞋，她的人生智慧最后用来在非常时期提前把金戒指藏在一碗咸菜里逃过一劫。林妹妹在七个子女当中排行正中间，她的容貌有一张大家闺秀脸，到了适婚的年龄，媒婆也是踏破了门槛那种。选择父亲的原因很实际，为了子女能够拥有“贫农”的成分，父亲是海边小渔村考上大学的八代贫农，中间介绍人是林妹妹的舅母。初次见面的时候，父亲在她肩膀上重重地放了一下手。她心里就很慌：“这样就是别人的人了吧。”

这段婚姻像那个时代婚姻的典型状态，爱从来都不是考量的标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长沙，省里的一个政府部门。他想尽办法调动回乡，他的人生目的比较明确，那就是走仕途。一个科学家人格的人走仕途是一个可怜的笑话，当然了，作为男人，他有着闽南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价值观。在父母的婚姻当中，母亲踏踏实实地做医生，做科室负责人，最后做到了医院的副院长，这对于父亲是暴击，他甚至表示：“我们的行政级别不一样，去看电影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并排走。”

父亲何时开始动手，我是潜伏在家里的目击证人，林妹妹是个职业女性，妇产科医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福建医学院，但这个身份并非她的钟形罩。时间的进度条拉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时我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弟弟尚未从复旦本科毕业，父母住在好不容易盖起来的老家的房子里，暑假的时候，住在这个房子后半截的小姨告诉我，她至少目击了两次父亲的严重家暴行为，一次是把妈妈的头发揪住，整个脑袋往墙上砸，另外一次更可怕，他拖着她一条腿，把她从一个房间拖到另外一个房间，家暴的境况在那个时期是变本加厉了。

《重生》剧照

我跟林妹妹有了一次严肃的谈话，首先，我坚决支持她离婚，结束那种一言不合就掀翻桌子的晚餐，和见到他脸色阴沉下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抱住自己的头的瞬间。其次，我对她有了一个承诺：“等你年纪大了，不管我在哪里，是穷是富，都会带着你一起生活的，别害怕。”虽然我们亲为母女，这一诺也是有千斤之重的。

我和弟弟，以及小姨，开始谋划让她离家。等到当年的寒假，我们姐弟俩再度回家，小姨将林妹妹要带走的并不多的衣物和被褥，事先藏在家里一个巨大的木头柜子里，约好了医院的一辆北京吉普，中午父母都回家吃饭，我们宛若一切如常吃饭，说着可有可无的话，父亲上班的时候，我记得林妹妹也去医院上班了，大概两三点钟她返回家来，吉普车停在路边，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将她所有要带走的东西搬到车上，我记得小姨还塞给我几片阿莫西林，说：“还没过期，带走吧。”我们仨一起离开了那个承载着林妹妹二十几年婚姻的容器，那个暴躁、自私自大又阴郁的男人。

我们把临时的家搬到了县医院妇产科产房隔壁的医生值班室，里面有两张一米宽的小床，弟弟睡一张，我和林妹妹挤在一起睡另外一张，那个夜晚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警觉，我醒了很多次，听着门外的动静，但凡有比较重一点的脚步声，我就要起身看看林妹妹是不是安在。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如期来敲门，他说自己带了一大牙缸煮好的白粥，以及林妹妹落在阳台上的内衣，我们大气也不敢出，躲在小屋子里，我不知道睡在另外一头的林妹妹内心担负着怎样的、绝对的恐惧。

“林妹妹”和一岁多的女儿合影

我们寒假结束后都不得不返校了，难以想象林妹妹如何度过之后漫长的离婚的进程，他们离婚的过程在那么古老而浑浊的小县城有多艰难，现在的人恐怕无法理解了，简单说，除了我和弟弟，没人站在林妹妹这头的，包括她自己的娘家人。过了一段时间，她从值班室搬到了医院门诊大楼顶层的一间孤零零悬置的房子，那是巨大天台附设的工人设备间，为了保证她的安全，院方特地安装了一扇铁门。父亲会在雨夜意难平，带着摩托车的粗壮的回形锁上门，重重地击打着铁门，也会在半夜两三点钟，给林妹妹用来接听病人半夜寻求手术的座机打电话，他在电话之初总是寂然无声，然后猛地发出一声令人恐惧的尖叫。他差不多每天早上6点钟按时给我发短信责骂我，给我的研究生导师打电话控诉我，甚至在我2000年工作之后给单位部门的座机打电话，跟任意接听电话的同事历数我的种种不是。

离婚太难了。在25年前的小县城里，我的父母一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一个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弟弟和我都是复旦大学的，所谓的一家子全是大学生，所谓的人人艳羡，他们在福建省南靖县工作了十几年，我高一那年才千辛万苦调动工作回到老家，他们两三年后盖了一个简陋的二层小楼，总算是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林妹妹耗尽了自己所有的体力和精力去做三班倒的工作，挣取一台大手术一块多的补助，她说过有一年春节除夕夜，家里就缺一把青菜了，她看到窗台上有一些晒干的橘子皮，就拿去卖给收橘子皮的贩子，在回家路上终于买了一把空心菜。那个时代中国人成家立业的艰辛，他们实际上都经历过，要把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彻底地撕裂开，确实有无法想象的困难。所有的人都来做林妹妹的思想工作，父母是高中同班同学，所以，同学与老师是一波，彼此单位的同事和领导是一波，彼此家族的近亲、远亲、面线亲（注：闽南话，指很远的远亲）更是络绎不绝的一波。所有人唯独听不见的是家暴的事实，看不见的是林妹妹身上积年累积的伤痕。

离婚有多难呢？最终林妹妹选择了上法庭，诉讼离婚。她找到了一位女律师，怕是县城里唯一的一位女律师，我作为长女提供了书面证据和材料，说明父母离婚乃是因为父亲常年对母亲施行的家暴，这些暴力包括了言语上的羞辱、身体上的虐待和殴打，以及无孔不入的盘剥。林妹妹最终几乎是净身出户的，法庭判给她的6万元补偿，为了离成婚，被不可以说的那些人截留了一半，她拿着3万元和绿色的、珍贵的离婚证，55岁办完退休手续，远走厦门妇幼保健院打工，坐专家门诊。

打工的历程与任何“北漂”“沪漂”小青年无异，租房、搬家是她的日常，有时要接待老家去看病的亲戚们，还要早上6点左右起来给自己做好午饭带上。她的家永远除了自己的小床还有一张可以收起来的单人床，用来接待老家去看病的亲戚们。

《瀑布》剧照

外婆和林妹妹，谁是我的妈妈？

1974年冬天，正月初九，闽南人说的“天公生”（玉皇大帝的生日）那天，鞭炮威震天，我出生了，是林妹妹耗时18个小时之久生出来的头胎，严重的胎位不正，我是以小朋友“顶牛”那个游戏的姿势，一只脚直着另外一只弯折在胯前出现的，所以，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采用右脚夹在左屁股下的坐姿。这18个小时，是身高一米四九的林妹妹的生死关口，三年之后，她是作为33岁的高龄产妇生了弟弟，花费了16个小时，但都没有剖腹产。

也许是因为母体营养不足，我自小体弱多病，一岁多的时候差点死了，在医院住院一个多月，外婆阿三婆看着脑袋一直像只窝瓜一样垂着、脖子细细的我说：“留下来给我伺吧。”（注：伺，闽南话“喂养”的意思）如此，我就在外婆家“伺”到了小学一年级，等归到了父母的家，弟弟已经4岁了。我幼年有着“我妈到底是谁”的认知错乱，后来看蒋雯丽拍的怀念带自己长大的姥爷的电影《我们天上见》时，有个细节，幼年的蒋雯丽常常会睡一半爬起来，伸出一根指头探试睡着的姥爷的鼻息，想知道姥爷是不是还活着；我小时候视外婆为自己的母亲，她总是用那句“上床与鞋履相别”的古诗来吓唬我，我也会惊醒，会担心她在睡梦中死去。

《我们天上见》剧照

过年过节林妹妹会从另外那个县城赶回来，我看着这个陌生又美丽的女人，不知道该叫她什么，我总是含糊其辞，外婆家是个大家族，我并不缺爱，几乎所有大人都视我为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小姨，当时，我将母亲分解为两个人，或者说是两个半人，一年出现一两次的林妹妹只是半个妈妈。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工作调动那么难，双职工带大两个孩子简直是难上加难。7岁回去那半年，我和林妹妹的关系简直是微妙至极，我见到她不知道喊什么好，有时候会脱口而出“喂！”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她打了我一顿，让我开口喊“妈”，这可能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对我动手，当然了，打得也并不疼，但我鬼哭狼嚎地好像出了多大的事儿似的，在外婆家多达11个孙儿辈的丛林法则的训练下，我早就学会了未打先嚎。

我们的关系从那一次之后好了很多，我也开始从“世上只有外婆好”，睁开眼睛看看林妹妹的好。她性情温柔，对孩子说话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她总是笑眯眯的，这个基因奇迹般地同时给了我和弟弟，所以，任何时候见到我们三个人，我们都有一张笑眯眯的脸，说不出来的高兴劲儿。她总是喊我“婴啊”，闽南话“婴儿”的意思，喊弟弟“宇啊”，弟弟大名的最后一个字。她能用很短的时间做完早餐，而且有炒饭，有煎巴浪鱼，有我爱吃的油炸豆渣圈，奶酪蘸酱油。她非常热爱她的工作，回到家会一边炒菜一边想起来了什么，跑到书架前去查某本厚厚的专业书或者杂志，以期帮她当天的病人的病情找到解决方案。像我现在这么大时候的林妹妹，你跟她说话，她经常是听不到的，所有的声音都被她屏蔽在外，她沉溺在一个医生特有的专业世界当中。

《关于我妈的一切》剧照

她总是非常善于收纳和收拾房间，特别是抽屉里，一格格放得整整齐齐的，衣柜里的四季衣物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她可以把衣服叠到大小一样，且完美嵌入衣柜格子的大小，会把床品最终拿一张床单蒙住，面上总是齐齐整整的，她一直善于打包，用背包带打出来的行李像是行军途中的士兵。

我同时遗传到了属于父亲的急脾气和乖戾多疑，可以说，父母的基因在我身上一直是一种互相搏斗的状态，林妹妹的温和、不设防、天真、敏感，和父亲那些令人讨厌的阴暗面，从来都不加掩饰地、毫无商量余地地叠加在我的人格面向之上。父亲把他的理工天赋和动手能力遗传给了弟弟，一米八四的弟弟后来硕博连读，他简直是我平生认识的最聪明的男人，在我的社交平台上我通常称他为陈博士。我倒是没从父亲那儿分到什么好东西，这种矛盾体质只好从事文字工作，安慰自己说：“复杂的人格更有利于文科生。”

重建的灾后共同体

我们三人的共同体建设，在父母离婚后变得很有必要，我们似乎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起属于我们的坚固的城堡，后面我亲自做媒把一位师妹介绍给弟弟，她变成了我的弟妹，再后来生了我的侄儿。我们的城堡在暗中成长、增员，从那个充满了伤害和伤痛的记忆中蜕变出来，自我建设，浇水培土。很多年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天蝎座，因此对天蝎男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直到前两年才知道了他的生日，确认为射手男，但已经来不及为天蝎男平反了。

我的父亲最后一次对我施暴时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了。经过漫长的对抗期，我主动和解，过年带着一条从北京购买的领带去看望他，某种潜意识里，我是替母亲买领带给他的吧。我们在客厅尴尬地交谈，然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喊我去接，电话那头是三伯，三伯开始历数我的不孝，我挂掉了电话，于是我那位理论物理系毕业的父亲弯腰抄起脚上穿的塑料凉拖鞋，巨大的一只，把我逼到客厅门外的墙角，用鞋底击打我的脑袋和脸。我跑出家门口，一直往外面的马路上奔跑，他举着拖鞋一只脚光着，一路追我到三轮车上，依然劈头盖脸地用拖鞋底扇我。男式，晋江产的廉价拖鞋，闽南男人人均两双。从那天起，我大概18年跟他断绝了关系，没有任何联系，更不要提见面。2019年他生病了，我决定原谅他，进了我和弟弟以及他的小群，祝他父亲节快乐，但是依然朋友圈屏蔽他，并在微信上有过言辞激烈的争吵。

和妈妈决定同居那年合影

2017年12月，我从云南回到林妹妹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家，那次回家的缘由是她在不久前跟我说最近觉得心脏不舒服，早搏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见到她的一瞬有点惊讶，她的头发白了很多，面容憔悴不堪。那一年，我也生病了。疾病和亲人的衰老与陆陆续续的离世，变成了家常便饭。于是，我们开始了至今为止长达六年的母女同居生活，我也如期实现了她离婚时对她的承诺。

这六年，我跟朋友开玩笑说：“终于感受到有一个妻子的男作家有多快乐和专注了。”这六年，是我工作效率最高、每天都极度专注的时期。林妹妹自从2011年学会使用淘宝之后，这十几年几乎学会了所有的网络购物方式，不久前，她甚至在自己学声乐的老师的直播间买了一箱重庆产的橘子，以及在农行APP弹出来的页面内买了几颗芋头。我的意思是，网购是当代家庭工作量极大的隐形家务，她可以睡醒后躺在那儿，花两个小时在美团的菜铺子里货比三家，买到当日最划算的蔬菜和水果，如果是肉鸡和牛奶，得等着一个大的折扣时节才拼手速下单。她会用支付宝交电费和水费，会无比耐心地跟物业沟通家里要修缮的热水器或者马桶，并等待物业工作人员上门。要是我联系的，五秒钟后我就会忘记这档子事儿。

我感受到了马尔克斯闭门18个月写《百年孤独》，妻子梅塞德斯在他书房之外照顾了整个家和两个孩子的特权，也理解了跟母亲同住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为何在母亲去世的次年便死于60岁，还精致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那天。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会有类似的死期，也挺不错的。比男作家、男导演强一点的是，我并非一个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女性，我会小心翼翼，让自己所到之处尽量不要留下来家务灾难现场，不会乱丢衣服袜子，也会保持好工作台和足迹涉足的地面的整洁，这位“丈夫”在家里是有自己的严格动线的，从卧室到卫生间到工作台，呈现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画画之后，工作台面积增加了一两平方米，这些“势力范围”我会自己搞定。我向林妹妹的势力范围投放的是要洗的衣服，她会将衣服用洗衣机洗好、晾晒以及叠成黄金分割线的矩形，交付到我的势力范围的边境线上。即便装修的时候，我特地安装了洗碗机，她也绝对要自己洗碗，一个医生顽强的洁癖是只相信自己手洗。饭后，她用来精细清洁厨房各种物什的时间会超过一个小时，时间漫长到弟弟想办法给她买了一只跟她身高相称的高圆凳，可以在水槽边托着点她。

《小敏家》剧照

我的妈妈，在三个孩子（含弟妹）和一个孙儿的热烈的爱和呵护之下，已经不再是那个站在高高的圆凳子上的绝望的女人了。林妹妹是个典型的“孩子奴”，跟很多中国母亲一样，诸如我如果要出门，人已经走到电梯里了，她会端着一杯我还没喝完的热茶追到电梯间，人高马大的弟弟已经走到电梯间了，她会端着一碗凉下来的小米粥让他喝完再走。

当然了，她也是罕见的完全不催婚的中国妈妈，打小就没听到过她催促我结婚，她对于婚姻的认识在她的年龄段的女性里面是很超群的，她认为“婚姻不等于幸福，好好认真专研事业才是幸福的保障”。因为她对于儿女结婚生子的状态的宽容，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选择不婚不育的人生有任何压力，在她眼里，我首先是个非常棒的作家，每一本我出版的书，她都会仔仔细细地阅读，并送一些给自己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她还总觉得跟我在一起很有趣，说：“有时候你不在家，我想起你说过的一句什么话，还会自己一个人在屋里‘扑哧’笑出声来。”

我觉得我们姐弟俩的自信和乐观主要来自于林妹妹的鼓励，我从收入和名誉都很优质的第一份工作辞职时，她的反应是：“再也不用因为你出差去跑新闻现场，心惊胆战了。”我选择了一个贫穷的行业，从事严肃文学的创作，她几乎不怎么认为这很冒险。我做了自己的写作中心，教学生写东西，每次上课前夕，她总要准备好一碟水果，唯有自己的亲妈才会把石榴籽儿剥出一碗来给你吃的。我和学生们做了一档名字很搞笑的播客《和别人的男朋友一起逛公园》，她总是在边上认认真真地听我在线录制。这档节目变成了我们在一起讨论女性议题的绝佳入口，至少她现在已经熟知了“上野千鹤子”和“父权制”，也知道何为“隐形家务劳动”。

理想的晚年生活与母女同居样本

我们现在的小家，是“70后”与“40后”的母女拼盘。我才50岁，正是事业不断上升的时候，心气儿还挺盛的，林妹妹年届八十，她终于从十年前还充满了事业心和斗志的状态，过渡为某种安适于家庭日常、过着朴素规律的退休生活的新阶段。因为这30年的时间差和职业女性的共性，我们似乎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彼此的需求和感受。四十几岁的林妹妹，我那时跟她说什么她都听不见。四十几岁的我，林妹妹只能跟亲戚打电话的时候抱怨我几天都跟她说不上一句话。

但万幸的是，热爱学习的她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二阶段的事业，她开始学做衣服。外婆在她的幼年时是个缝纫社的裁缝，她耳濡目染跟着看如何剪裁布料和踩缝纫机，这个爱好在我们同住之后，得以落实。她买了很多布，有不少都是在直播间抢的，她为了做好一个口袋可以反反复复地看网上老师的视频，直到把它里里外外弄清楚，她慢慢熟知了各种不同的布料和材质，她从最日常的家居服和我与弟妹的简单裙子做起，慢慢地进阶到能做更复杂的旗袍、西服和羊绒大衣。她给我做的一件酒红双面羊绒大衣，我穿到学画画的画室时，班里所有的女老师和女同学都试了一遍，都觉得很好看。这些年来，我们家里女眷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她做的，弟妹的单位同事称林妹妹为“婆婆界的天花板”，她每次去参加学术会议总是被夸赞衣服好看。这极大地鼓励了林妹妹的学习欲，她做什么都认真到出奇，每件衣服的缝纫线都要尽量贴近布料的颜色，扣子要撞色还是同色系，那些曲曲绕绕、复杂无比的辅料，她每一样都会搞清楚。

《妈妈！》剧照

做衣服之余，她也会读书，并认认真真地将自己读过的书目在手机里记录下来。她喜欢杨绛、阿城和汪曾祺的书，也喜欢《老舍口述实录》这类的书。为了尽量减少家务活儿，我们俩约定早饭各自按照自己的起床时间和口味，各做各的，她听她的声乐课老师的早间课程（已经坚持了快一年了），我听我的播客或者电子书，互不干扰。下一顿饭，我们也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方法，通常是两人各忙各的，且午睡完毕，她会炖个汤，我做个凉拌菜之类的，总之，吃饭不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据和耗费太多的精力。

我们是2018年初开始同居的，这期间约莫一年多，接近两年，我写了现在刚刚出版的情书集《仅你可见》，翻译了一版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写了不少短篇小说，算是工作成果丰盛的时期。疫情期间，我们自2019年秋天便“避秦时乱”式地躲在云南的家整整两年，成功地两年几乎不用戴口罩和做核酸。她适应了云南的生活，心脏病的药从一天一片减量到了半片，五十岁出头做过半月板手术的膝盖奇迹般地好了很多，竟可以在小区里溜达溜达，但她很不喜欢运动，喜欢逛有人的地方诸如商场，对大自然兴趣不是很大。我在这两年间写完了新的长篇小说《床下的旅行箱》，翻译了阿特伍德的诗集《门》。非常神奇的是，因为居家无聊，2021年9月开始我画起了油画，2022年5月在北京办了第一次画展，我觉得，那段心无旁骛地画画的宝贵时间，也是因为跟林妹妹同住，我们有着互相陪伴又几乎没有内耗的平静安宁的生活，如此，我跨界到了画画的领域，一切都出乎意外地顺利。

两位水瓶女的同居生活交集的部分温暖如春，不交集的部分有边界感。我经常对她“洗脑”说：“你应该在一天之内有自己完整的、大块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这个“洗脑”循环配套的是，在云南的家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卧室和工作间，她在工作间做衣服，要是买个人体衣架，她的工作间就会很像一位服装设计师的草创期的工作场景。去年我从一个漫长的新书宣传的出差中回家，她跟我说自己报了个为期一个月的摄影班，等那个班开课后，她开始在家布置小摄影灯，弟弟给她网购了小摄影棚，到货了也没用上。摄影课的后期，需要去拍夕阳，直到不久前，我才有空带她去湿地公园拍到夕阳，她用三脚架自拍，摆出了非常好看的姿势，完全实现了兴趣爱好自理，同一个时间，我坐在自己喜欢的咖啡馆喝咖啡，没有任何的违和与矛盾。

《小敏家》剧照

我们严格要求的仪式感是到了一个时令与节气，就要吃闽南的一样吃食。夏至要吃“麦裹煎”，一种红糖麦面的煎饼，里面会裹上花生碎和糖，冬至要做甜的小汤圆煮姜汁红糖，还有咸的，早饭吃甜的，中下午吃咸的，我酷好吃甜的放凉了以后的。端午节一定做烧肉粽，做多一点分给弟弟。过年她特别擅长做五香，其实是一种豆皮裹肉卷，她还会做蛋炊。这让时令变成了我们的家庭日常乐趣所在，我有一阵子跟她念叨：“想吃广式肠粉耶。”她随即买了材料和工具来自己做，那段时间，我们把肠粉翻出花地吃，直到吃腻为止，肠粉的工具也就闲置了。唯有打小一直吃的东西，才会让我们乐此不疲。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学生们正在讨论未来的家庭模式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形态，闺蜜朋友同居甚至一起买房已经不稀奇了，我在想，如果我遵循了传统的婚恋模式，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挥之不去的家务劳动和“鸡娃”会不会让我彻底崩溃。跟林妹妹同居，确实让人放松。而我明后年的工作计划里，也包括了写一本与母亲同居日记的书，以及对林妹妹的口述实录，她的80年值得一本书去记录。

有一天我跟她说：“妈，我开了公司。”

她：“噢。”

我追问：“你怎么不问我开这种公司挣不挣钱啊？”

她笑道：“那天她们来吃饭，我看你那两个合伙人挺可靠的就足够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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