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杨 杰
国子监的柏、西山的黄栌、北海的白皮松。这些被散文家汪曾祺记录过的北京一隅，也是猛禽停留过的地方。它们在北京上空盘旋着，同样俯瞰过国贸附近像森林一样的摩天大楼，三里屯如白昼一样热闹的夜，和南锣鼓巷那些弯弯绕绕、已然成为北京地标的胡同和巷。
在这座古老的国际大都市，有50种猛禽与2000多万人生活在一起。北京最常见的猛禽，红隼，会在居民楼的空调架子、建筑大楼的广告牌，甚至阳台的花盆里搭窝。一个市民经过，指了指红隼的窝，兴奋地和女儿说，“你看，鸽子！”
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对猛禽知之甚少，无论是猛禽的脾气，还是它们在自然界的地位。猛禽是当仁不让的空中王者，性子烈，经常独来独往，和老虎、豹一样，处在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
即便是和鸽子体型相近的红隼，也能以堪比F35战斗机的速度，从高空俯冲，抓地上的鸡、松鼠。
就算是周蕾这种热爱动物的“老北京”，在没有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工作之前，也不知道，在面积仅占中国不到0.2%的北京，有超过一半的全国已有记录的猛禽种类。
甚至说，与北京数千年的城市史相比，猛禽出现在北京的时间更长。在全世界9条鸟类迁徙通道里，北京是其中两条通道的重要节点——西南部的西山往东北绵延，东南则被冲刷出大面积延伸至渤海的平原地区，形成“北京湾”地形。
每年春天，有的猛禽从中国南方飞到“北京湾”，有的从南亚飞来，有的甚至从非洲中南部一路向北，途经此地。这里食物丰富，植被丰茂，西山的迎风坡会形成强大的上升气流，有利于猛禽乘风飞翔。对它们来说，这座人人向往的首都，不过是它们迁徙路上的一个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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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纵横天空的王者，在途经北京时，也免不了在这个城市跌跌撞撞。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康复师周蕾见过猛禽各种各样的受伤原因：因高压电线失去一条腿；撞上建筑高楼的玻璃幕墙；掉进刚刚刷漆的塑胶跑道上、居民楼附近的粘鼠胶上；从玻璃窗误入大楼，困在楼道里，怎么都找不到出口。
还有一只游隼，在俯冲时撞上疾驰的火车，失去一半翅膀。那可是猛禽界飞行速度纪录的保持者，俯冲时速超300公里。
即便在受伤时，猛禽依然是一副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样子。躺在手术台上，大多猛禽会坚持与康复师搏斗，用尖尖的爪子和嘴连抓带咬。那是它们最厉害的武器，一只雕鸮伸出爪子，能将人类的手掌扎穿。
周蕾每天都要和这群强势的“病人”打交道。送来救助中心的猛禽大多受了重伤，“但凡它自己能重新飞起来，也不可能被人类发现，送来我们这里。”
周蕾记得，有一只金雕，送来时翅膀有陈旧性骨折，瘦得皮包骨头，连挥爪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但面对一步步靠近的康复师，它依然会保持着野兽对人类天然的警觉，哪怕被逼到角落里，仍用大大的眼睛瞪视，威胁周蕾退后。
只有当治疗结束，康复师退场，这只金雕才会流露些许病人模样：脖子180度往后转，脑袋埋进后背的羽毛里，开始休息。它睡一阵，醒一阵，梳梳羽毛，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继续睡觉。
每年夏季是猛禽繁殖期，也是周蕾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2018年6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前所未有地接收了93只鸟宝宝——幼鸟纷纷出巢，刚刚学飞，遇上一场大雨，掉到地上，飞不起来了。
“就像幼儿园的老师一样。”周蕾形容自己，夏天，当她推开救助中心的笼舍时，要面对一群孤僻、不省心的幼鸟。
雏幼鸟绝不会肩并肩、“哥俩好”地站在一条圆木上玩，而是各自管各自的。领地意识早已嵌入它们的基因，在一片天空里，通常只能有一个“王者”。有时，周蕾还得防着它们打架。
这位微胖、脸圆圆的女士，已经当了10年猛禽康复师，练就了连男人都惊讶的臂力。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要求康复师必须能举起并移动20公斤重物，因为救助中心里，秃鹫体型最大，双翼张开超过3米，康复师至少要拿得起20公斤的东西才能控制秃鹫。
一位男性志愿者回忆，周蕾是个胆大心细的女人。有一次为大鵟治疗，他走进笼舍时心里有点怵，担心下手抓错位置，被大鵟攻击。但周蕾走上去，用毛巾蒙住大鵟的眼睛，再抓住鸟脚，双臂拢住翅膀，然后把大鵟端起来，将最尖锐的爪子和嘴朝外。
“那可不是抓鸡啊，但周蕾一分钟内就控制住了。”他回忆。
这一套常人看起来有些危险的动作，周蕾已经做过许多次。
周蕾正在检查大鵟的翅膀。受访者供图“我和动物有缘分。”她在北京西直门的胡同里长大，小时候出门时，身后跟着一群兔子、鸭子和鸡，像个“小司令”；和大学同学去公园散步，别人身边围着一群小孩，她身边围着一群狗；她硕士研究的是昆虫，经常去山里、公园里低头找虫子。
直到来到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这个从小有动物缘的女人才开始触摸到空中的王者。尽管对方经常瞪着大眼睛，用与身型极不相符的力气使劲挣脱她的怀抱，但她依然喜欢与这群骄傲的猛禽相处。
“和猛禽在一起，很单纯。它们心里有什么事，讨厌你或是烦你，会马上表现出来。”每次接鸟和放归，她也跟着去，感受猛禽熟悉的大自然的风、空气与蓝蓝的天空。
某种程度上，猛禽也拽着她，去了解这座城市。为了接鸟，她跑了13724公里，去了297个北京的角落，有时候，是在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有时候，是在所有人都知道的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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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心里多喜欢，面对猛禽，周蕾总是摆出冷漠的模样。
给猛禽喂食物，她直接推开笼舍，扔了东西就关门；喂鸟宝宝时，她戴上面罩，穿上网纱，打扮成一棵树、一枝花，绝不会让鸟宝宝看到她的真容；她把排水管锯下一小截儿，给猛禽做了一个玩具，扔进笼舍后，她只趴在门外的缝隙上偷偷看。
她要和猛禽保持距离，因为一旦距离过近，猛禽容易出现反常行为。比如，有一些被人为驯养过的猛禽，听到她的脚步声后，会凑来门前。还有些猛禽，跟狗一样，见到人也不怕，反而跟过来用嘴啄人的鞋子。
“它毕竟是野生动物啊，如果看到人就凑过来，天然认为人会给它提供食物，它就再也回归不了蓝天了。”周蕾解释。
她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一只红隼从小被人类饲养，喂食牛肉、羊肉，被送来救助中心时，几乎站不起来。它胸着地，翅膀塌在地上，经过X光机拍片，身上有40多处骨折，很快就去世了。
周蕾推测，它得了软骨病。猛禽在野外更爱吃小鼠，尤其是在生长期，小鼠的皮毛骨骼能给鸟宝宝补充钙质，一味吃牛羊肉，反而会让猛禽幼鸟缺钙，患上软骨病，稍微一使劲站起来，骨头就断了。“见过那种病例后，我就会觉得，保持理性距离挺好的。”
人类饲养的猛禽很容易患上脚垫病。在猛禽界，重度脚垫病是最难治的慢性病，相当于人类的癌症，是全世界鸟类学家、动物医学家至今都没破解的难题。一旦感染上脚垫病，猛禽的爪子会变得粉红、肿胀、破溃发炎，影响足部功能，最后威胁到生命。
周蕾护理过那些得了脚垫病的猛禽，大多曾被人类饲养在笼子里：在那个有限的空间里，猛禽只能长时间站着，足部和栖木反复摩擦，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就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高跟鞋，容易出现豁口。
一些伤害以爱为名，还有一些伤害纯粹出于利益。一只大鵟，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等到康复师赶到时，伤口已经发臭，没多久它就死了。后来给它拍片才发现，大鵟的脑袋里，有一颗弹珠——毫无疑问，是人类给了它致命一击。
甚至说，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成立，也由人类的贪欲间接促成。1998年冬天，北京国际机场缉获了400只猎隼，偷猎者把猎隼的眼睑封上，塞进丝袜里，整齐地摆放在行李箱中，准备运往中东。在那时，北京没有一个专业的救助机构，能帮助这400只猎隼回归蓝天。
这推动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合作，成立猛禽救助中心，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猛禽有一个救助、康复的基地。
周蕾清楚，一切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让猛禽重回蓝天。从2001年至今，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接救39种、5607只猛禽，放飞了3056只，平均放飞率54.5%。
一个在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工作过多年的志愿者，见过救助中心的猛禽那种不搭理人、活蹦乱跳的模样。有一天清晨，她一时兴起去动物园里看雕鸮，阳光恰好照在一只雕鸮的脸上，它眯着眼睛仰头看太阳，脖子处有一道清晰的伤口，血顺着脖子往下流。
“那会我就想，这种又漂亮又强大的动物应该回归蓝天。”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笼舍里，一只猎隼正在恢复健康。3
雕鸮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在野外，光是一个冬季，它能吃上百只老鼠，甚至能猎捕豪猪、狐狸、猫或苍鹰等其他猛禽。它有一双犀利的橘黄色大眼睛，帮助它在黑夜里看清猎物。
掉进中国科学院第三幼儿园（东升分园）那只编号220305的雕鸮，同样有着漂亮的花褐色羽毛。被人发现时，它已经飞不起来了，只好张开翅膀，极力地保持着身体平衡，在幼儿园的秋千旁走来走去，像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尽管从体型上预估，它至少两岁，与这家新开的幼儿园里30个小班生年龄相仿。
3月14日早上，它瞪着那双大眼睛，与围观的幼儿园师生们对峙着。谁也没有胆量往前一步。幼儿园老师滕菲和它对视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能感觉到对方的恐惧、警惕、防御。
赶来的周蕾像谈判专家一样打破了对峙。她用毛巾捂住了雕鸮的眼睛，让这只初来乍到的猛禽暂时放下防御的情绪。小班生一拥而上，凑到周蕾跟前，近距离观察这只雕鸮：那花褐色的羽毛摸上去像是上好的丝绒，却有几处明显的磨损；头部神态最像猫，小朋友给它取名“大猫猫”。
“它会怎么飞回天上啊？”小朋友问。
“等它康复了，毛巾一撤，咻一下就出去了。”周蕾回答。
“它爱吃什么啊？”又有人问。
“爱吃鼠。”周蕾模仿着雕鸮吃鼠的神态：吃小鼠时，它叼起小鼠，脖子往后一仰，咕噜就咽下了；吃大鼠时，它用爪子控制住老鼠，再用嘴巴啄，三两下也能吃完。
没有人知道在掉落之前，它在天空里经历了什么。周蕾给它做了体检，发现它的左侧股骨有陈旧性骨折，右侧尺桡骨有开放性骨折，白细胞高。最初到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时，它一直不愿进食，需要康复师人工喂食，直到第66天，才恢复自主进食。
康复师伪装成一朵花，给雏幼鸟喂食。幼儿园老师说，雕鸮能掉在幼儿园，是一件幸运的事。那会儿，幼儿园对面的西小口公园草木枯黄，旁边还有正在施工的工地，如果掉在这两处地方，不一定有人能及时发现这只与草坪颜色相似的猛禽。
治疗期间，30个小班生给周蕾打过3次视频电话，排排坐在一起，举手问周蕾“大猫猫”的术后恢复情况。他们的提问千奇百怪，比如，如何给雕鸮接骨？
周蕾拿起两根吸管，对着屏幕解释，“猛禽的骨头是中空的，就像这两根吸管，我会在中空处打进一个钢针，等两根骨头慢慢愈合了，再抽掉这根钢针。”
幼儿园老师对周蕾这个回答印象深刻，她说，只有认真观察生活和儿童的人，才能用儿童能听得懂的话，解释相对复杂的动物医学手术。
如今，30个小班生已经升入中班了，他们依然在等待220305回归蓝天的那一刻：他们给它制作了绘本、图画，记录这次遇见，还有学生给它搭了窝，挂在幼儿园天台各个角落。一位家长说，“我小时候是抓鸟玩，我的孩子却在保护鸟。”
他们希望再多一些运气，看到雕鸮到幼儿园的上空转一圈，报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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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与猛禽的重逢，称不上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周蕾曾经连续两年救助过同一只燕隼，第一年，它只是一只幼鸟，学飞时落巢了；第二年，它被防鸟网缠住，又再次被送来猛禽救助中心。
还有一只燕隼，9年前曾被人捕捉后非法饲养，在救助中心养伤20天后重回蓝天。上个月，它被人发现躺在一个居民小区楼下，左翅受伤，断骨和伤口内长了数不清的蝇卵，散发轻微腐臭味。它没有挺到能重新飞翔的时刻，被送来救助中心的第二天，就死了。
“我更希望这是一群‘白眼狼’。”周蕾说。放飞时，她宁愿猛禽能不带有对人类任何感情地、没心没肺地翱翔。
一只猛禽在哪里生活成长，能从它胸肌的颜色判断出来：在野外求生的猛禽，胸肌是鲜亮的、比牛羊肉更淡一点的红色，而人工饲养环境的猛禽，胸肌上大概率会附了一层肥油，微微发白。
每次放飞前，周蕾要给猛禽“减肥”：她跟在猛禽后面跑，猛禽想躲人，只好拼命在前面飞，“被迫运动”。有些小鸟飞几圈后，站在枝头就开始喘，发出“呼呼”的呼吸声。还有只金雕，被周蕾轰急了，扭头回来瞪人，想吓唬周蕾。
这些专业的、长时间实践过的猛禽救助方法，越来越被重视。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邀请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康复师去培训、宣教，同样展开合作的还有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周蕾能明显感觉到，打电话来为猛禽求救的救助人，对猛禽的态度有了变化。以前有个救助人，明明把猛禽送到救助中心，还会发朋友圈嘚瑟，“发现了一只鸟，该怎么吃？”但现在，更多救助人会打电话跟进猛禽的救助进展，“还能不能活？”
保护猛禽成了市民的共识。有一个装修团队发现红隼在阳台搭了窝，宁愿暂停装修，等红隼繁衍期结束后再启动；还有户家庭，看到红隼在空调架子上搭窝，忍住不开空调，生怕外机声影响红隼生活。
周蕾接过一些热心市民的电话，发现猛禽幼鸟落巢，都催着周蕾赶紧把鸟接走。她有时会建议，先试试人离幼鸟远一点，说不定过一会，幼鸟扑哧扑哧翅膀，又能重新飞起来了。那是最理想的雏幼鸟救助方法，能让它们在成鸟的庇护下成长、学习飞翔。
这个建议往年通常被拒绝，“快点接走吧，别伤着了。”
但在疫情防控严格的近几年，这个建议意外地能被市民接受。有的市民甚至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冲周蕾喊到，“我一离它远一点，它真飞走了！”
慢慢地，更多市民学会和猛禽保持距离，让鸟自己先飞一飞。
周蕾在放飞一只康复的红隼。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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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上空，各种类猛禽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偶尔波动的种群数量，按部就班地在固定的迁徙路线飞翔，不和人类争夺空间。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洪20多年鸟类研究的发现。
天坛和国子监的松柏，曾是长耳鸮最喜欢的栖息地。每年10月，西伯利亚的寒流一路南下，长耳鸮会成群结队地从东北、内蒙古飞来北京越冬。而北京城相对温暖，人类生活区域往往能吸引大量老鼠，那是长耳鸮最爱吃的食物。
但最近十几年，天坛和国子监变得“越来越吵”。先是游客涌入，在公园里跳健身操、练空竹，再是大规模的灭鼠行动，直接让长耳鸮失去最容易捕捉的食物。
灰喜鹊和喜鹊也是打扰长耳鸮的“冤家”：习惯夜行的长耳鸮要在白天补眠，喜鹊却爱叽叽喳喳，看到熟睡的长耳鸮，总爱过去啄它一口，骚扰一下。
邓文洪说，天坛的长耳鸮曾经历过一个饮食变迁，老鼠变少了，它们改吃蝙蝠、鸽子、斑鸠，但这些新食物相比老鼠更难捕捉，而且蝙蝠的数量也在减少。慢慢地，长耳鸮逐渐离开了天坛。
它们去往距离北京市中心更远的地方，十三陵、通州次渠。那里有大片的油松，而且更加安静。邓文洪曾看到，在次渠的居民区两公里外，有8只长耳鸮栖息在一棵树上。
邓文洪还发现，往年，迁徙的猛禽会在百望山附近落地栖息，但如今，猛禽越来越少出现栖息的行为，更爱在空中盘旋。
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一些极少进入人类生存环境的猛禽，也慢慢从山里进城，尤其当冬天食物不足时。雕鸮就是其中一种。
2017年1月，一只雕鸮连续两天闯入了香山公园的一户家庭，偷吃鸭子。等人走进圈子里才发现，雕鸮正待在鸭圈里，像是吃撑了、打着饱嗝的模样。
周蕾曾去过一个养鸡场，一只雕鸮踩着一只鸡的尸体吃得正酣，旁边还有一群鸡东倒西歪地躺着——它们被这只突如其来的雕鸮吓死了。
这也让猛禽与城市的纠纷越来越多。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为此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建议，于是，在2009年实施的《北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办法》中，北京市将猛禽造成的圈养的家禽家畜伤亡也纳入补偿范围。
北京市民或许应该感谢猛禽依然愿意留在这个城市。毕竟，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除了小鸟小猫，还要有猛禽这种顶级消费者，维持着群落的稳定性。邓文洪举例，一些城市野猪泛滥，主要因为缺少大型食肉动物，比如狮子、老虎，也包括猛禽。
每一只飞过北京上空的猛禽，都是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它们的数量太少了。
研究猛禽是一件苦差事。邓文洪曾经爬上树，想观察猛禽的鸟巢，却被这群不好接近、有极强领地意识的动物攻击头、胸、腰，最后他从树上掉下来，身上还多了几道血痕。而且，猛禽的繁殖和生活多在悬崖峭壁、高空中，有的猛禽是夜行者，想接近它们着实不易。
“人类对猛禽的了解太少了。”周蕾说，全世界范围内，相比其他动物，猛禽的病例数据积累较少，有时兜兜转转也找不到病因。而且，猛禽不会示弱、表达。她只能从血检报告、X光机报告上推测猛禽的病史。
有时猛禽死亡了，她解剖尸体检查病因，才发现肝脏早已破裂淤青，或是内脏上有霉菌病灶，那是目前猛禽体检里无法得知的病因。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也和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比如，一篇刊登在Nature上的论文，使用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提供的两只游隼的大脑样本，研究的主题是，游隼受气候驱动的飞行路线变化和基于记忆的长距离迁移。
那是关于人类对鸟类的终极发问：鸟是如何记住那么漫长的路线，完成迁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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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放飞猛禽，周蕾总会挑在迁徙季节之前，让它有足够时间和同伴相聚，一同迁徙。
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当志愿者，在校园内放飞猛禽。她看着猛禽越盘越高，成了一个黑点，最后消失在北京三环的天空里。
还有志愿者说，有一次放飞时，猛禽雀跃地在天空里盘旋了一圈、两圈、三圈、四圈，“我也想跟着一起飞。”
周蕾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放飞，是在怀柔的一个悬崖边上，她第一次放飞一只金雕。那属于大型猛禽，成语“大鹏展翅”形容的是金雕，小说《射雕英雄传》里也是金雕。
金雕不像红隼轻盈，能在空中悬停，它需要借助悬崖口的上升气流起飞。周蕾把它放出箱子后，它先助跑了几步，跑到悬崖口，脚一蹬，身体跃入空中，顺着气流就盘起来了。
两只附近的乌鸦或许嗅到了危险的气息，飞过来想把金雕赶走，它们用爪子踩一脚，然后飞走，又飞回来再踩一脚。站在地面上的周蕾为金雕的命运捏了一把汗，怕它会再次掉落。那是一只经历过骨折，也不擅长打群架的鸟。
没想到，那只金雕根本没理会乌鸦的侵扰，它环顾了四周的环境，然后一展翅，飞往层层叠叠的山林深处了。
“要努力活下去，不要畏惧困难。”周蕾看着它的背影，忽然回想起金雕送来猛禽救助中心的第一天——已经不知道在野外饿了多久，瘦得皮包骨头，头始终垂着。
周蕾不敢让它一顿吃饱，只能少量多餐，“那会我想，即使它活不过第二天，那也是很正常的。”
但第二天，她走到金雕的笼舍前，趴在门缝上观察，金雕听到了人的脚步声，扭过头，甩出那炯炯有神的唬人眼神。经过一夜的休整，它已经缓过来了。
参考书目：
《濒危猛禽》张志浩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空王者：飞过北京上空的猛禽》张鹏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英]斯蒂芬·莫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