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7日，河北沧州某村，一名高考考生获得了601分的成绩，其父亲拉起了喜庆的红条幅。（视觉中国/图）
升入高中后，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很优秀，你除了加倍努力，别无选择。在高中，成绩好的学生有两种类型——通过努力学习而获得高分的“学霸”，以及极其聪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成功的“学神”。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很喜欢聪明的“学神”，而对一次又一次问问题的学生很不耐烦。作为一个“学霸”，我会努力表现得很聪明，而不是通过悬梁刺股的刻苦学习获得高分。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的一段日记，来自2019年出版的《Being Modern in China》（在中国实现现代性）一书，作者是因著作《学做工》享誉世界的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学做工》的简体中文版出版不久后，2014年，保罗·威利斯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任教，也开始了他对中国学生为期三年的田野观察。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得越多，保罗·威利斯愈是困惑。他察觉到正在发生的文化变化和个体挣扎，他也因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对现代性（modernity）所抱有的积极态度而惊讶。课堂上，“高考精英”们回忆和反思自己的高考生涯，成为他理解中国教育制度与现代性关系的民族志材料。
距离《学做工》的年代已经很遥远了。那是1970年代，保罗·威利斯通过展示英国“汉默镇”12个男孩从毕业到工作的生活经历，试图回答：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弟仍是工人。他最终得出结论，工人子弟并非天生蠢笨或不努力，而是他们主动选择“子承父业”。由于能融入主流精英社会的机会有限，他们为了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主动选择了走上父辈的老路，发展出一套对抗权威和主流文化的“反文化”。
《学做工》，2013年3月出版，译林出版社。（资料图/图）
2019年这本探讨中国教育制度与现代性的书则诞生于偶然。起初，保罗·威利斯只是要求北师大的学生们在课前写下对经典民族志文献的心得体悟，然而，他却从学生们的文本中观察到处于巨大变革中的中国教育。
这本书分析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当今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通过描述学生的城市梦、消费主义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影响，保罗·威利斯探讨了制度性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前者主要通过高考路径实现，后者则为学生在成长中自发获得，从而展现了中国社会在精神层面上经历的一种内在变迁（internal migration）。
保罗·威利斯本人的经历与课堂上许多学生相似，他出身于英国工人阶层，通过考学实现向上流动，是所在的文法学校里唯一到了剑桥念书的人。
或许正因如此，当被问及印象最深刻的学生故事时，保罗·威利斯坦言，那些从农村考到北京的学生的经历更吸引他。“我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努力的学生，他们试图通过高考获取身份认同，这比西方教育要显著得多。”
如何理解高考背后的教育、社会流动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2021年6月9日，保罗·威利斯在英国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视频专访。
120名学生的日记
南方周末：从《学做工》到《Being Modern in China》，你为什么会关注到中国？
保罗·威利斯：中国总是让我着迷，因为它的变化速度非常惊人。这种变化不是无组织的，也不是由个别资本家引导的，而是由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有意识组织的。我认为，物质科技总是领先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在90%的时间里，我们生活在过去，而不是现在。因此我看重普通人的日常体验，我好奇人们表达（的感受）和物质现实之间，特别是技术和社会变革之间的衔接是什么，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变化，即普通人推动的巨大社会变化（常常）被忽视。
南方周末：所以你才会对中国的高考那么感兴趣？
保罗·威利斯：在中国，教育被放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承载着重要意义。（像是）现代意义被倒入一个极其古老的容器，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往往是非常传统的，并且与过去的层级制度和价值观有联系。
教育是孩子们唯一需要关注的事情，它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教育作为技术现代化的载体，把希望与绝望都带到了社会底层，尽管这可能不会改变社会底层的现状。
南方周末：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是如何与北师大的学生合作的？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一书中文版2013年出版后，2014年，我受北师大邀请，教授一门关于西方民族志方法的研究生课程。在课前，我要求学生对所阅读的文献进行总结。很快，我发现学生们在总结中注入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便改变了课程要求，由总结变为“阅读日记”，不仅写下他们对西方文本的理解，还要写出自己的经历体验。
在他们的允许下，这些“阅读日记”中的一小部分被用作书中重要数据来源之一，其中第十章呈现了一位名叫多萝西的学生的全部日记。2014年—2017年，大约有120名学生参加了我的课程，他们都写了日记，书里使用了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内容。
2013年5月，甘肃会宁一中宏志班。会宁县是西北著名的高考状元县，宏志班是为品学兼优特困学生开设的班。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高考承载着现代性想象
南方周末：在北师大，哪些学生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保罗·威利斯：以我在书中提到的帕特里夏（Patricia）为代表，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在谈到他们的教育和城市之旅时，会有一种奇怪的疏离感。出身农村的帕特里夏努力奋斗通过了高考，来到了这所精英学校，但她却迷失在这里。她很爱自己的故乡，但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同时，她又清醒地知道自己不属于北京。作为一个不同文化的混合体，她不属于任何单一文化。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既充满了痛苦和错位，又有新的可能性。我（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发现自己村庄的传统文化与所经历的大学文化十分不同。而很多时候，这些学生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却还没真正进入新的文化。当然，他们可能以一种技术性的方式实现，比如可以（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但他们的感知、生活体验并没有与物质上的成就联系起来，这些都会产生（认知）错位和不适应。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对现代性抱有难以置信的乐观态度，中国人相信美好的未来，这比西方人（对美好未来的预期）要坚定得多。
南方周末：你提到，高考制度能为中国学生带来一种现代性想象，你通过哪些方式来获取他们的现代性想象？
保罗·威利斯：刚刚我提到，日常经验被忽略了，因此从这一点入手，我认为（中国发生的）文化变革有三个要素：城市梦、消费主义以及对互联网的追捧。
中国的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而生活又必须围绕着城市来进行，人们对城市的态度影响着学校教育。这与英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英国，人们因过度城市化而颂扬乡村的生活。
其次，商品化也在影响着这一切。除了被用于物质需求的商品，还有文化商品——为了建立社会联系和寻找自我认知而制造的商品。
最后，是中国人对互联网的迷恋，这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可以把你从农村或无聊的阶层中解放出来、可以通向其他现代性体验，这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在发展互联网方面，西方早于中国，但是，当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普及时，它就在现实和现代性实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想象蕴含在人们脑海中，城市的意义、商品文化如何挑动人的神经、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这些都是现代性的感官化体现形式。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人们完成了对自己和未来的理解。
南方周末：在高考这件事上，个体的现代性追求和国家想实现的现代性是否一致？
保罗·威利斯：我希望中国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整个社会正在集体向前迈进，认为社会是非常同质化的。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不是齐头并进的。教育就像一个处理器，决定你获得什么样的现代性。如果你是通过高考的路径，你就会更加关注城市，并在思想中形成自省。但如果不是通过高考路径，那么你的生活就不会被制度化的路径所规训，你更多在商品文化和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身份和培养兴趣。
制度性教育和世俗教育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没有通过高考的学生，反而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形成自己的个性与品味，形成了所谓的“反文化”，并通过不成功的受教育经历，找到具体的方法来实现他们“光辉的未来”。这应该如何理解？
保罗·威利斯：我认为，在教育方面，制度性的正统（official）教育，与学生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自己在现代性中寻找身份认同之间，总是存在着辩证关系。换个角度说，学校有“官方的知识”。一个明确而传统的观点是，传统的“知识”是什么，就人文而言，是精益求精、照本宣科；就科学而言，是应试教育、权威理论。但我认为，还存在一种“世俗的知识”，也就是生活体验和日常文化。
学校教育传授的知识更有价值，因为它让那些通过高考的学生们有所收获。但在很多情况下，它能让这些学生走多远？在中国，现在有50%的学生要进入高等教育，但不是所有人毕业后都能找到好工作。
我不是在推崇哪种教育，只是在做一个文化分析。我也无意美化没通过高考的“差生”们的生活体验和实践知识，（世俗知识）也是学校正规教育需要面对的问题，且对找工作有帮助。然而，更长远地来看，依赖世俗知识也许会阻碍你的长期发展。
南方周末：有过这样大受关注的例子，有尖子生从名校退学又考上另一个名校，你怎样看待这样的例子，你认为这种学生看到的会是怎样一种现代性？
保罗·威利斯：所有学生和在教育体制中工作的群体，他们不只是接受官方的知识，他们还在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试验，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事物，我称之为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因此，无论在中国有多少这样特殊的例子，我的观点始终是，看他们的生活体验是什么。
我确实注意到一个相当普遍的轨迹，即来自农村的学生，通过难以置信的努力奋斗，往往会成为班级和学校里最好的学生，后面他们到了其他学校，又变成那个学校里最优秀的人。这不仅是一个在地理或智力上的遥远旅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旅程。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高远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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