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9年11月，严冬冬和周鹏刚刚开辟了幺妹峰的经典路线“自由之魂”。2010年春天，严冬冬陆续在《AAJ》与《Alpinist》等登山界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列他的攀登报告。这些英文文章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阿式攀登与民间登山力量的崛起。
大部分严冬冬撰写的英文版攀登报告，都能在vstarloss网站找到对应的中文版。唯有两篇文章，只有英文，没有中文。其中之一就是本文这篇介绍中国现代阿式攀登文化历史的文章。（至少我没找到中文版，如有，请留言。多谢。）我推测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春天。这篇精彩的文章从影响中国“自由登山/自由攀登”文化的几大要素聊起，虽然不够深度，但好在面面俱到、清晰有力。它不仅溯源了中国阿式攀登的历史，还首次明确了我们所谓的“自由登山者/自由攀登者”的定义。
我在最近的写作中多次参考本文。后来我索性把它重新翻译回中文，以供大家参考，主要还是方便我个人学习。具体的内容不必多说，且说说这英文编码-中文解码的有趣过程。编码是一种自我保护，如今这保护倒显得无所谓了。严冬冬自己也曾调侃，如果未来有一天他的英文版文章被翻译回来，会是怎样的滑稽：“很好奇将来《山野》或者别的国内杂志会不会把它反编译成中文，如果那样的话我一定不做翻译，让别人来翻会好有趣！（2011/8/20）”
嗨，有些多虑了。英文版在国外有没有反响我不知道，至少在国内十年来如石沉大海。当然十年说晚也不算晚。哥们儿久等了。
自由登山
中国阿式攀登的起源
FREE MOUNTAINEERING：
AN INSIDE LOOK AT MODERN CHINESE ALPINISM
撰文/ 严冬冬
翻译/ 宋明蔚
当把“中国”与“登山”两个词放在一起使用时，你也许会联想到五六十年前在高海拔山峰上的围攻式探险：庞大的团队，大量的时间、金钱和装备，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登上顶峰，为国家争光”的精神。
这种描述很准确。直到今天，这样的例子仍然存在，比如，2008年珠峰登山队把奥运火炬带到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然而，无论是珠峰火炬队，还是过去十余年来逐渐壮大成一脉庞大产业的商业登山，都早已不再像过去那般彻底垄断着中国的登山。
我先来定义下本文中“自由登山（Free Mountaineering）”一词。它所指代的登山，既没有任何官僚与机构，也不存在登山向导和客户，只有那些真正想去登山的人。他们在团队的地位中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我曾考虑过使用“阿式攀登”这个术语，但这并不是关于登山风格的讨论，而是关于登山者的精神。一名自由的登山者，不会为国家荣誉或其他崇高的目标而攀登，更也不会为个人利益而攀登。他是一名时刻依靠自身的能力，去应对登山中的压力与风险，并准备好直面其后果的人（因此我将商业客户排除在此定义之外）。我认为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中国语境下的术语，因为其他国家的登山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做此阐明。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很多“官方登山者”从中国登山协会和地方登山协会得到酬劳。中国登山界还有很多商业登山向导和客户。但中国的自由登山者群体相对较少——可能不超过100人，其中只有少数人会尝试攀登未登峰。我相信，自由登山者与其他类型的登山者之间的区别，要比选择阿式攀登风格的自由登山者与选择大规模团队、固定绳索的登山者之间的区别要大得多。我还相信，只有当中国出现足够多的自由登山者时，我们才会有一个强大而健康的登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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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登山起源
1989年，中国第一家大学生登山社团在北京大学成立。在那个时代，休闲户外活动，是指在成熟景区的铺装路面上漫步。只有士兵、勘测员和游牧的少数民族才会睡在帐篷里。当时没有户外培训课程，没有引进的户外教材，没有户外装备店，互联网还是个陌生的概念。学生们必须从中登协那里学习基本的攀岩技巧（大多源自前苏联），并尽其所能地从中登协借用登山装备。早期，还没有专业登山绳索的时候，在郊区的山野中攀岩时，他们会把军用打包带绑在一起，拴在腰上来打保护。
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粗放，但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自由登山运动的起源。1990年8月，北京大学的学生登山队登顶了玉珠峰，这可能是中国的登山队第一次因为热爱而进行的高海拔攀登。他们从简单的南坡攀登，分三组冲顶。中登协的教练熊继平随队攀登，一路护送这几批冲顶的队伍。
自那以后，北大的学生团队每年暑假都进山攀登，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接受外界的帮助。类似的学生社团，很快在北京的其他大学、学院里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清华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作者注：我就是2002年在清华上大一的时候开始登山的。）登山队中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都放弃了登山，但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会继续登山。
1994年，一支10人组成的登山队（其中大部分人以前都是学生）尝试攀登青海6268米高的阿尼玛卿二峰。登山队长汪晓征在登顶后遭遇雪崩，重伤两天后死亡。同一支绳队的另外两名队员，一名叫王军标的队员独自回到大本营寻求帮助，却再没有回到山下，而孙平则在山上呆了8天后，踉踉跄跄地回到营地。在中国自由登山历年的事故中，首次有队员遇难。孙平后来写了一篇《阿尼玛卿八昼夜》，这篇文章成为了中国版的《冰峰168小时Touching The Void》。
对于像阿尼玛卿山难这样的事件，中国官方的常规态度应该是禁止自由登山，但幸运的是，由于没有直接负责此事的政府机构，也没有官员受到足够的政治压力来颁布这样的禁令。然而，还是有几家报纸和杂志报道了这一事件，“登山”这个词——即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登山——对中国人来说更加熟悉了。
因此，大学生社团也继续开展登山活动，但多半是独立自主的形式。其他人也开始学习登山，并参与登山活动。中国自由登山的小圈子以缓慢且稳定的速度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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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商业登山
随着登山群体的迅速增长，中国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波高海拔商业登山。起初，这种探险活动数量很少，组织得也很糟糕。（有人说前文中的阿尼玛卿探险队有商业成分，已故的队长汪晓征组织登山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盈利。）1999年，中国登山协会组织了第一次商业登山活动，攀登玉珠峰。这次登山活动很成功。第二年春天，同一拨客户又参加了第二次商业探险。这次同样是由中登协组织。他们攀登了海拔7543米、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章子峰。
就在章子峰登山活动结束之后，青海登山协会也组织了第一届玉珠峰登山节，集结了几支商业登山队。一场暴风雪骤然来临，在两天之内，其中两支登山队中就有五名登山者遇难。这两支登山队的领队都为此负主要责任，青登协却洗脱了干系。中登协的官员，以及章子峰的登山向导赶去搜救，一些客户也赶去玉珠峰协助。其中一位客户刘福勇（大刘）写了一篇名为《哭泣的玉珠峰》的搜救故事。
几个月后，2000年10月，中登协自己也举办了的玉珠峰登山节。其中50名客户分6批登顶，并安全下撤。大型登山节，逐渐成为各省登山协会组织商业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2001年，西藏登协在海拔6325米的姜桑拉姆峰举办了首届登山节。2002年，新疆登协在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举办了首届登山节。
这类登山节似乎与自由登山没有什么关系，但随着“官方”商业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登山运动，也有更多人加入到相关话题的网络讨论中（甚至包括部分键盘登山者），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加热闹的局面。此外，这种商业登山的成功，也促使中登协开办更加现代化的登山技术培训课程。这对中国自由登山群体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但从不利的一面来看，商业登山运动的兴起也引发了更严格的管理规定，这些规定是针对商业登山而制定的，但也适用于自由登山，现已成为中国自由登山发展的最大阻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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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登山学校
随着商业登山的兴起，中国登山市场对合格、称职的登山向导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成立于1999年的西藏登山学校，很快得到了中登协、西藏登协和奥索卡（作者注：当时中国头部户外品牌）的支持。西藏登山学校开始与法国国立登山滑雪学校（ENSA，École Nationale de Ski et d ' alpinisme ）展开持久的合作。
西藏登山学校专门从藏族家庭中招募学员，在中登协和ENSA的帮助下，将这些强壮的藏族男孩迅速培养成优秀的喜马拉雅式登山向导。每个班级上最好的学生（作者注：学校每两到三年就会招收一批新学员），以及一些从中登协中挑选出来的登山者，每年都有机会和ENSA的专业登山者在霞穆尼进行为期几周的登山训练。当第一批学员毕业时，一家名为“西藏喜马拉雅登山向导”的公司相继成立了，这家公司为这些学员提供了工作保障。
中国第一次有了一批经过培训的、经过认证的现代商业登山向导。他们不在为喜马拉雅登山队工作的时候，随时都会被派往任何地方，而且公司的人数每隔几年就会增加。这刺激了官方商业登山运动的发展，但也间接导致了具有自由登山性质的大学生社团的消亡，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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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登协培训课程
随着几次商业登山、攀岩、攀冰课程顺利开展，中登协开始考虑为迅速增长的登山爱好者提供更高级的培训课程。2003年10月，首期初级高山向导培训班在四川的一座山峰上举行，当时这座山峰被命名为向导峰（编者注：可能是田海子）。如大家所料，这个培训班办得不太成功。在开班前，没有一位学员具备有足够丰富的登山技术和向导经验。此后，中登协将该课程更名为中登协高山技能培训，每一两年举办一次。
在马欣祥（中登协培训部主任）和孙斌（作者注：曾是北大山鹰社队员，后被中登协派往霞穆尼参加高山向导培训）的带领下，这些培训课程首度在国内倡导“轻装快速”的攀登风格。学员们渴望在真正的岩石、冰雪和山峰上实践这种新的风格。
2007年，中登协和奥索卡发起了第一期中国高山人才技能培训班（CMDI）。这是一个只针对省级登山协会选拔者开放的向导培训课程。该项目由ENSA讲师Olivier Balma和中国讲师康华共同授课。自2009年第一批8名学员毕业以来，更多的培训课程也相继开始。
# 约束自由登山的法规
2002年，北大学生社团的登山队，在西希夏邦马峰遭遇雪崩。五名登山者全部遇难。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于1997年颁布了一套《国内登山管理办法》，但这些法规既不全面，也没有被严格执行。希夏邦马山难发生后，国家体育局敦促中登协制定一套新的规则，并更加严格地执行。
这直接导致，登协要求每支大学生登山队至少雇用三名认证的专业高山向导，而这些高山向导将完全把控登山的整个过程。在西藏登山学校成立之前，这样的规定很难、甚至不可能达到，但在2003年，西藏登山向导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已经毕业。这一规定标志着曾具备自由登山性质的大学登山队名存实亡。
此外，各省登山协会也要严格遵守1997年颁布的管理法规。这些规定要求，所有的登山活动必须“由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发起”，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家注册公司或机构组织。自由的登山者们没法注册，除非他们能找到一家愿意帮助他们的公司。
2004年，新版《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出台，进一步要求所有登山队成员参加“省级以上登山协会组织的登山知识和技能的基础培训及体能训练”，所有登山队需“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1名登山教练或高山向导最多带领4名队员”。自由的登山者无法注册登山，除非他们能（1）找到愿意帮助他们的公司，(2)花时间、金钱参加培训课程 (3)支付一名或多名向导的费用。这就是现实情况，即便是登山者完全有能力，并愿意为自己的安全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西藏登山向导学校的毕业生，或许能符合大学登山社团暑期登山对于高山向导的要求，但他们的人数显然不足以覆盖全中国自由登山的体量。2003年，在那期不太成功的高山向导培训课程之后，中登协再也没有认证过除少数CMDI毕业生以外的任何登山向导。
在四川省，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这些规定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得到严格执行，所以一些自由的登山队成功拿到了注册许可。云南虽然也有登山资源，但云南没有一家完备的登山协会，这些规定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但在新疆和青海，尤其是西藏，自由的登山队要想注册，要么是绝对不可能的，要么就是极其昂贵，费用有时会高达数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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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商业登山
2003年春天，中国登山者马一桦，以及在北大上过学的美国登山者曾山，在四川成立了刃脊探险公司（AAIC）。曾山也曾参加过北大的登山社团。刃脊探险是中国最早期的商业登山公司之一，当然也是其中最著名的。马一桦、曾山与刃脊的员工，不仅带队商业攀登，还尽可能多地开辟未知的山域和路线。
2007年，刘喜男——中国最优秀的攀岩者之一——在一次绳降过程中遇难。刘喜男的家属要求马一桦支付大额赔偿金，马一桦也因此离开了中国。刃脊探险已于去年11月停止运营。
虽然刃脊探险是一家商业公司，但它极其倡导自由登山的精神。其他几家民间登山公司也是如此，比如蜀山探险和终极探险。终极探险在其创始人李红学于去年6月婆缪峰遇难后，公司也随之倒闭。然而，这类公司（尤其是四川以外的公司）大多只关心盈利，未来是否会出现更多像刃脊探险这样的公司，还有待观察。
在一些山区，还有一种民间商业登山的活动正在兴起，尤其是四川的邛崃山脉。长期以来，由于中登协和地方登山协会一直为外国登山队提供自己的高海拔协作、联络官和技术服务，生活在当地山区的牧民无法像尼泊尔夏尔巴人那样，从外国人那里学习到现代登山技术。如今，一些当地人成为了业余的高山向导，带领客户在简单的山地地形徒步穿越。有些当地的高山向导已经开始学习成为优秀的登山高手，但其余的向导几乎连绳索操作都不会。四川登山协会一直在为此类向导提供培训课程和认证服务，但许可证仅在省内有效。一些当地向导正在考虑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参加登山活动之前，购买保险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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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登
对于中国的自由登山者来说，要想在没有向导、没有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攀登绝大多数山峰，唯一的办法就是非法攀登——换句话说，就是偷登。2002年之后，中国许多著名的自由登山活动都不是合法的，包括雪宝顶西壁的首登（2004年），尖山子的首登（2005年），以及最近的扎拉雀尼峰（白马山主峰）。
一些省级登山协会，尤其是川登协，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省份，尤其是西藏登协，尽其所能阻止这些偷登者，并处以罚款。
非法登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果你不幸遇难或受伤，保险公司不会赔付。2005年末、2006年初的那个冬天，一支三人小队和另一支两人小队在四川田海子峰失踪。他们都没有注册。我不知道最终是谁支付了搜救的费用，但肯定不是保险公司。
偷登的现象仍在自由登山群体和民间商业登山向导中广泛存在。要么是登山法规有所改变，要么是自由登山（或民间商业登山）逐渐没落，否则，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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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式攀登
就阿式攀登而言，2000年，曹峻、陈骏驰、徐晓明和杨春风登顶了新疆的博格达峰，即便这不是第一次，也是最早期中国登山者运用阿式攀登风格成功完成了一条技术路线。中国自由登山者早期的阿式攀登，包括2000年雪宝顶西壁的尝试，以及2001年玉龙雪山的攀登。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小团队尝试快速攀登五六千米的山峰，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技术路线。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阿式攀登越来越普遍，其中大多数攀登经历很难查证，因为登山者偷登山峰后，不便大肆宣扬。2004年，雪宝顶西壁路线最终被完攀时，“阿式攀登”一词已经广为人知，尽管人们可能不太理解它的含义。（作者注：网上的“键盘登山者”总是比真正的登山者要多。)这些攀登大多位于四川、云南和青登协很少关注的青海局部地区。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5000米级未登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拥有开辟新线路的巨大潜力。自然，许多阿式攀登的目标都是未登峰或新路线，但这种尝试的成功率并不高。过去五年里，在中国登山者开辟的众多新线路当中，只有不到30条是用阿式攀登风格完成的（作者注：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记录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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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在2010年1月召开的全国登山救援大会上，中国登山协会的官员坦言，如果要修改《国内登山管理办法》，也只会更加严格。在西藏，西藏登协/喜马拉雅登山队垄断了全部商业登山活动。在他们看来，自由登山既麻烦又无利可图，而且他们在打压自由登山方面相当不惜余力，尤其是西藏地区离中国其他地方又太远，自由登山者更是很少去那里。在新疆和青海，省级登山协会也不提倡自由登山，但偷登这里的山峰更容易，也更频繁。在云南，主要问题不是登山协会。地方政府和旅游局既不理解、也不希望登山者来自主攀登，他们更希望登山者们花几千元参加商业登山大会。
四川是唯一的希望。在这里，任何一支登山队都可以花不到200元人民币，注册攀登海拔7000米以下的任何一座山峰，无论是否是一座未登峰，只需要提供公司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以及中国登山协会认证的高山向导证的复印件。（作者注：提供执照的公司不需要亲自组织该活动，高山向导本人也不需要随队参加。这几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多数中国的自由登山活动——当然，我是指每一次注册过了的自由登山活动——都发生在四川（编者注：现在也变了，参阅《首登之争：偷登、秩序与登山精神的消亡》）。
也许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里，中国自由登山者的数量会变得非常多，多到中登协和其他官员将被迫承认我们的存在、倾听到我们的声音。但在中国，每件事都会变得很复杂。也许，西藏登协永远不会向自由登山者张开怀抱，除非自由登山者偷登遍了西藏的每座未登峰。这样一来，登协就无法向外国登山队收取高额的首登费用。与此同时，自由登山者也不会满足于合法攀登四川的山峰，并逐渐开始偷登其他地区的山峰——而且要非常小心，千万别被抓到。
本文首发于《美国高山年鉴AAJ》
Year: 2010 Issue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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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翻跃
封面图为2009年11月
严冬冬于西念青唐古拉
摄影Bruce Normand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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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