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28日，南京医科大学举行2023年毕业典礼。在学位授予仪式环节，不少博士带着自己的孩子上场。（人民视觉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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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答复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同意对个别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进行博士学位的课程教育和论文答辩。最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8家单位，获批试点。
“40年的博士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博士教育改革史。”
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毕业博士生8.23万人，在学博士生55.61万人。
1983年5月27日，17位学生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他们事先拿到了200元的服装费，其中一人专门置办了一身西装，却不会打领带，只好向他的导师求助。
他们是新中国首批博士，除了一人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没有到场外，这17人在人民大会堂拿到了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
改革开放后，博士培养匆匆起步，而首批18位博士的研究领域，也凸显出一个国家对现代化的向往，他们中有17人是理学博士，1人是工学博士。
面对不到20人的博士规模，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在会后说了句当时让人很难理解的话，“（以后）这么多博士怎么办？”
40年后，曾让苏步青困惑的问题也叩问着更多的人。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毕业博士生8.23万人，在学博士生55.61万人。
2023年是新中国首批博士毕业40周年。首批博士的诞生，见证了中国学位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如今，面对庞大的博士群体，进一步提升培养质量成为新的发展重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郑刚认为，博士教育不应该仅仅是量的扩张，“必须以质量作为博士培养的生命线”。在他看来，中国用4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探索之路，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仍在逐步完善的博士教育体系，“40年的博士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博士教育改革史”。
曲折探索
中国博士制度的建立一波三折。
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有涵盖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体系，但却没有授予过博士学位。
郑刚解释，虽然体系已经确立，但当年国家积贫积弱，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数量都有限，“还不够支撑起博士教育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年，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上报中央审批，将学位分为硕士、博士两级。但因种种原因，条例未能正式出台。
与此同时，副博士制度的探索也在进行。1955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提出学习苏联，建立副博士学位制度，并在次年公布第一批65人录取名单。
在苏联，副博士仅次于博士，也被称为“候补博士”，博士学位并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而是在积累多年工作经验后申请。
彼时，“一五”计划已经实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郑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工业还是高等教育领域，都急需高层次人才，在向苏联学习的背景下，副博士研究生应运而生。
但这次探索同样没能继续下去。不久后，原高等教育部发布通知，“决定不用‘副博士研究生’这个名称，去年（1956年）招收的副博士研究生一律称为研究生”。一个多月后，又决定不授予副博士学位。郑刚了解到，当时已入学的副博士研究生“绝大多数最终只拿到了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
这背后既有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有副博士学位制度难以与国际主流学位体系衔接等原因。此外，部分高校招收不脱产的副博士研究生，造成许多高校教师和医院医师为获学位而影响工作。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曾将此形容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为了副博士”。
不久，中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又迎来一个契机。
1961年11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学位、学衔、工程技术称号等制度的建议”。
他在建议中阐述了四条理由，包括促使知识分子向科学文化的高峰进军，鼓励和推动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迅速成长，加速形成中国强大的科学、文化队伍。
他还认为，实行学位制度，也是直接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有效方法，“因为要给学位，就要对有关科学技术人员的研究工作，做出学术评价。通过这种学术评价，可以促进学术繁荣，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11天后，邓小平在《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的讲话中，提出“看来学位不搞不行，可以先搞一个方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吴本厦曾撰文回忆，1963年底，教育部接到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同志打来的电话，邓小平已经审阅同意《学位条例（草案）》，并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大家感到非常振奋”。
振奋没有持续太久，由于各种原因，该草案未能进入国家立法程序，再次被束之高阁。
授予标准如何判断？
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虽然学位制度尚未建立，但有的学校已开始按博士生的要求，培养入学前基础较好，入学后成绩突出者。郑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博士培养的实践比制度要早，反映了社会对博士的热切需要。”
什么样的学生在率先攻读博士学位？在首批18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7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该校研究生部刊发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的文章《我校首批博士培养工作的几点体会》提供了更多细节。
以中国科大的7名研究生为例，他们平均年龄34岁，有家庭负担，有的没有学完正规的大学课程，毕业后又学非所用，但基本素质很好。
中国科大意识到，7名研究生不是按照学位标准招收入学的，“是扶植、鼓励成为博士，还是不加区别地一刀切，统统限制在硕士的框子里？这是检验我们能否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问题。”
在探索博士培养的同时，建立学位制度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9年2月24日，胡乔木就筹建学位制度问题向邓小平报告，“如能很快决定公布，就是很大的一件好事”。
吴本厦参与了起草工作，他撰文称，起草小组搜集了此前两次《学位条例（草案）》的档案材料，调查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学位制度的发展情况，召开座谈会，实地调研高等教育现状，用时近7个月完成草案初稿。
1980年2月1日，国务院将《学位条例（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吴本厦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一致举手通过，热烈鼓掌”。
《学位条例》定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教育领域的首部法律，明确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很快，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51个，学科、专业812个，指导教师1155人。学科、专业中，工学265个、理学233个、医学153个。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文钦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首批学科和专业集中在基础领域，且为国家急需，“博导的遴选也非常严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成为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后，还想再迈一步，对已达到博士学术水平的、1978年招收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
1982年4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答复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同意对个别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进行博士学位的课程教育和论文答辩。
最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8家单位，获批试点。
但对这些学校而言，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判断授予博士学位的标准？
为使意见更具代表性，在评阅毕业论文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多一次聘请了9位专家。在评阅李尚志的论文时，专家意见并不一致，有3位认为达到了博士，另有1位认为达到“硕士以上水平”。李尚志于是又写出两篇论文，最终顺利通过评阅。
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中，有7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视觉 / 图）
谁来培养博士？
首批博士都是由谁来培养？自1981年学位制度创立之初，就制定实行了由国家组织统一审核博士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博导”）的办法。经前后5批审核，全国批准博导8043名，截至1993年底共培养博士14000余名。
这样的博导资格审核程序，一度有利于保证博士培养质量，但也逐渐暴露出问题。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原副主任王战军曾分析，随着博士授权单位和博士授权点的增加，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步扩大，博导审核周期长、环节繁琐、岗位异化等缺点与高等教育发展形势日益不匹配，“不能充分调动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
与之对应的变化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几批博士毕业后以留在高校为主，沈文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已经具备了在学术领域承上接下，培养下一代博士的能力。
对于博导资质审核的讨论，背后是对高校“统得过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高校办学自主权。
1993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的意见》指出，博导由学位授予单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标准和条件自行确定。
两年后，博导审批权下放给所有博士授予单位。
解决了谁培养博士的问题，还要解决博士培养的定位问题。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培养的医学博士由于侧重实验和科研训练，出现已经毕业的临床医学博士不能胜任临床医疗工作的现象。
郑刚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种多样，除了专门做学术研究的人，也需要一类人解决社会提出的实际问题。
1997年，博士教育迎来另一个重要变化。
这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医学学院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见》，首次设立临床医学专业博士，要求侧重于从事某一特定职业实际工作的能力，以培养高级临床医师、口腔医师、卫生防疫和新药研制与开发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上述意见指出，这“有利于对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职业背景的专门人才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有利于社会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选择和使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李锋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一举措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博士教育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目前，中国已设立工程、口腔医学、教育、兽医、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六种专业博士类型。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9年，中国累计授予博士专业学位4.8万人。
“任重道远”
作为学历教育最高层次的博士，要能够应对国家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博士都不能解决，还有谁能来解决？”在郑刚看来，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新一代博士手上，“他们身上的担子不比前人轻，甚至更重。”
在博士数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原人事部联合启动了对博士培养工作的系统调查。截至当年，中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
深入到全国289个博士培养单位，回收调查问卷69133份，访谈四百余人次后，调查组建议，控制学术型博士教育发展规模,实现学术型博士教育从重视规模到重视质量的转变。
此次调查之前，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重视质量的新政。
早在199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提出，不仅要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还要抽查其他学位论文，以保证中国博士学位整体质量不断提高。
2000年开始，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查，评价内容包括论文创新性、论文体现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科学研究能力等。此后又提高了抽检数量，为实现被查单位“零干扰”，不再要求学位授予单位上报论文材料，而是抽取后直接从国家图书馆调取。
同时，规定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点，责令限期整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撤销学位授权。
到了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出台《关于开展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定期评估工作的几点意见》，决定自当年起，每六年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才培养情况，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博士培养质量，还体现在对生源的筛选上。
曾经，考试是选拔博士的一种重要方式。沈文钦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有科研天赋或能力的考生并不一定擅长考试，到了博士阶段再用标准化考试筛选人才，“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推进完善“申请-考核”招生选拔机制，加强对专业素养、学业水平、科研能力、创新潜质和综合素质的综合评价。
所谓“申请-考核”制度，是指考生不再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入学考试，而是在通过学习成绩单、拟进行的科学研究设想、原创性研究成果等材料审核后，由各院系以笔试、实验、面试等方式考核。
同年，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高校实行该项制度。2023学年起，中国科学院大学全面推行“申请-考核”制。
回顾中国博士教育40年，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博士教育任重道远”，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和挑战，郑刚说，这40年的探索证明，只有“改革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