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帝国,制图艺术臻于至善,以至于一个省的地图占据了一整座城市的面积,而帝国的地图又占据了一整个省。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大而无当的地图也不再使人感到满足了,制图师协会绘制了一幅与帝国面积等同且坐标一一对应的地图。不无遗憾的是,后人们则不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热衷于制图学,他们认为这幅硕大的地图毫无用处,任其湮没于烈日严寒之中。直至今日,在西部的沙漠中,仍能找到这幅地图的残迹,动物和乞者寄居其中;而在世上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地理学的如此遗迹。”(《虚构集》)
博尔赫斯的这则小故事虚构了一张不可想象的地图,它暗示我们,地图的存在正基于空间本身的“非在场”,它是人类借助符号进行想象的产物。宋念申教授新文从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为切入,讨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法权力的空间机理。他强调,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殖民帝国源起于对地理空间的新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本文原刊于《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网络首发于“社会学评论杂志”公众号。感谢作者及原编者授权本号转载并重新编辑!(内文插图由作者提供)
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
宋念申/文
2020年的美国,哥伦布突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明尼苏达州的白人警察虐杀黑人弗洛伊德一案引发了新一波“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并迅速燃遍全美。抗议活动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破除一系列带有种族压迫、殖民暴政象征的符号,特别是树立于公共空间的人物雕像。除了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的雕像外,芝加哥等数个城市中所矗立的500多年前“发现美洲”的哥伦布雕像也被移除。
有关哥伦布的争议并不是新的话题。就连大洋彼岸的中国,在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曾展开过他究竟是残酷的殖民海盗还是伟大的资产阶级先驱的争论。即使在每年以“哥伦布日”纪念他的美国,人们也已经将当今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根源,追溯到5个多世纪前的“发现美洲”。
本文的主题——地图帝国主义与哥伦布相关。笔者试图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现代殖民性帝国的兴起,首先表现为对地理空间的全新认知和处理方式。这种新认知虽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思想传统,但主要是在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下形成的。与之相伴,对地理空间的新处理方式,则是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的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第一次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就是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因此,近代以来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
说得更直白一些:现代殖民帝国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占取,而占取首先是对空间的占取(包括领土、港口、运输线等),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资本积累。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被占取地原住民的排挤、奴役和压迫。支撑这种殖民行为的,是一套新的想象、建构、安排地理空间的方式,以及对占取的“合法性”论述。现代地图则是这套话语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
一、祛魅:条约分割的世界
《坎迪诺平面球型图》
(来源:维基公有领域)
1494年6月7日签订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被地图史学家杰里·布罗顿称为“欧洲全球帝国地理学最早也最狂妄的法令之一”(Brotton,2012:186;布罗顿,2016)。它把想象中的地球一分为二,将分界线以东的半个地球划归葡萄牙,以西则归于卡斯蒂利亚。其实,它不是平分地球空间的条约,更为严谨的说法是:它是平分地球上非欧洲世界的条约。欧洲地区虽然整体位于分界线以东,但显然不归葡萄牙所有。
二、重魅:命名领土与虚构的地域
1570年,弗拉芒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编纂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在安特卫普首度出版。这份地图集中,出现了一幅以“东印度”为标题的地图(Indiae Orientalis,Insularumque Adiacientium Typus),它以中国南海为中心,将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群岛的广大地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向西延伸至印度次大陆,向东则包括了太平洋,一直到北美大陆边缘。《寰宇大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地图集(atlas),首版收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制图学家创作的53幅全球及地区图。此后,这本世界图集不断更新,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在奥特柳斯1598年去世后,仍然不断再版,直到17世纪中期才被新一代地图集完全取代。16世纪到18世纪,荷兰地区成为欧洲制图学的中心,所谓“尼德兰制图学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崛起(Sutton,2015)。奥特柳斯《寰宇大观》的出现,即被认为是尼德兰学派黄金时代的登台亮相。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在此后的近200年中,它成为欧洲对亚洲贸易和殖民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尼德兰学派的兴起,与荷兰制图学家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及西印度公司)关系巨大。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第一幅以China命名的中国地图,就出现在1584年版的《寰宇大观》中(奎尼、卡斯特诺威,2015:150)。
《寰宇大观》中的《东印度》地图
(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
把从印度到东南亚群岛的地域称为“东印度”,是为了区别于哥伦布所“发现”的、当时由西班牙控制的所谓“西印度”。这种命名方式,生动地折射出“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动力。哥伦布的探险,本就是为了找寻通往印度及东亚之路,他把自己看到的美洲原住民称为“indios”(西班牙语“印度人”),后来“印第安人”这个误称成为欧洲人对美洲原住民的通用称谓,流行了几个世纪。但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印度”和东方“印度”的关系呢?欧洲语言逐渐将哥伦布登陆的这一带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而与之相对应的“东印度”,则视具体情况,指称不同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空间。各国纷纷组建“东印度公司”,其贸易范围几乎涵盖整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今天“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就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在20世纪之前,这个地域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土名称。
但是,16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印度”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矛盾的地理空间。1575年,西班牙“首席印度宇宙志-编年史家”胡安·洛佩兹·德·维拉斯科(Juan Lopez de Velasco)制作了一幅《西印度诸岛描述图》(Descripcion de las Yndias occidentales),该图后收录于1601年由安东尼·德·赫雷拉(Antonio de Herrera)编纂的《印度描述》(Descripcion de las Indias)中。这张地图西起中国东海岸,东至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西北端海岸,表现了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彼时,西班牙殖民者已在美洲大量开采白银,他们将白银运到东亚,换取香料以及中国的商品,再将这些商品输送到欧洲出售,为帝国积聚财富。有趣的是,这张地图把西班牙的殖民范围统称为“西印度诸岛”,此“西印度”甚至涵盖了被奥特柳斯及大多数欧洲人称为“东印度”的东南亚群岛。这种命名体现了一种帝国的政治宣言,在把西班牙的殖民半球视为一个整体空间的同时,畅想了由西班牙掌控的跨太平洋贸易路线的畅通无阻(Padrón,2009)。
《西印度诸岛描述图》(来源:苏富比)
“一副地图并不是按照某物创造的模型,而是创造某物时参照的模型。”(威尼差恭,2016:162)早期的现代欧洲地图充满了类似的对地理世界的“创造”,而且往往是地图的构想在先,实体空间中的征服在后。前述两幅地图背后的命名冲突,与两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冲突也是一致的。荷兰联合省本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从16世纪末开始,为争取独立而同西班牙陷入漫长战争。双方的冲突不但发生在陆地,也发生在海上。荷兰与伊比利亚半岛帝国对亚洲贸易航路的利益争夺,后来成为现代战争法和海洋法的起源之一。
把本来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间单元创制出来,并以一厢情愿的想象来命名此单元,由此固化这个地理空间的神话(myth),这是地理学走入现代后一个显著的特征。“东、西印度”的例子,再次让我们想起祛魅理论。祛魅,描述的只是现代认知的一个单向度趋向。在祛魅的同时,新的神话也不断产生。有学者以re⁃enchantment 来形容理性时代人们对宗教、魔术、神秘感,以及回归自然状态的诉求(Bergman,1981;Landy & Saler,2009)。这个词在很多时候被翻译为“返魅”。笔者在此处则更倾向于将其翻译为“重魅”,因为新神话并非对过去的简单复归,而是在理性基础上生成的,甚至就是对全新认知方式的迷信。无论是奥特柳斯的“东印度”,还是维拉斯科的“西印度”,它们和科学、理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符合或对立,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此命名既借助了科学与理性,也凌驾于科学与理性之上。
另外一种重魅方式可被称为“虚构”。虚构是将并不存在的地域政治想象强加在已知的空间上。17世纪是欧洲现代地图学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殖民、探险和商贸活动的展开,地球上的未知区域被不断探索,越来越多的地图集里加入了中国、日本甚至朝鲜等非欧国家的专图。不过在有关亚洲的地图集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并不存在的实体:“鞑靼地”(Tartary 或Tartaria)。
鞑靼(Tatar)是汉地对蒙古一部的称呼。或许在蒙古帝国向西扩张时,此名称传入了欧洲。欧立德(Mark Elliott)引用一位中世纪史家的说法,认为蒙古西征带来的巨大破坏,令欧洲人想到希腊神话中冥王黑第斯所统治的地府“塔尔塔罗斯”(拉丁文 Tartarus),因此Tatar就成了Tartar(Elliott,2000)。蒙古帝国衰落后,鞑靼在欧洲成为对亚洲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泛称,随后“鞑靼地”也就用来指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部曾经为游牧民统治的区域。
也是从奥特柳斯1570年首版的《寰宇大观》开始,“鞑靼地”就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出现在欧洲地图集中——这比单幅“中国地图”出现得还略早。从其中的《亚洲图》和《鞑靼帝国图》可以看到,中国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中间的广阔空间被统称为“鞑靼地”,面积几乎占了整个亚洲大陆的一半,与北美洲隔海相望(两大洲之间的海峡被命名为“阿尼安海峡”,这也是一个虚构的地名)。此时俄罗斯的东扩尚未开始,荷兰以及整个欧洲的地理学者虽然对东南亚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但对于亚洲北部草原地带的认知还基本停留在蒙古帝国时代。他们大概无从了解,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帝国或政治体,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群,从语言、宗教到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多元,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认同。
《寰宇大观》中的《鞑靼帝国图》
(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
16-17世纪,耶稣会士前赴后继来到东亚,亲历了诸多历史事件,为欧洲世界带回第一手的观察和理解。借鉴罗洪先《广舆图》而制作了《中国新地图集》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以《鞑靼战纪》(De Bel⁃ lo Tartarica Historia)为题,记录了满族人入主中原的历史。此后欧洲人开始认定,存在不同的“鞑靼人”,满人属于“东鞑靼”,蒙古人属于“西鞑靼”,并在地图上延续了将“中国”(China)与“鞑靼地”分开的做法。尽管传教士们知道“鞑靼地”这个称谓并不存在于本土地理知识之中,但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名称。比如曾经跟随康熙皇帝巡游盛京和蒙古的南怀仁就在日记中把盛京(即中国东北)称作“东鞑靼地”,把蒙古称作“西鞑靼地”(Verbiest,1854)。
19 世纪之前,欧洲地图中的“鞑靼地”出现过许多变种,比如“俄罗斯鞑靼”、“中国鞑靼”、“独立鞑靼”等。似乎对这个鞑靼空间的纠结并没有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而有所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领衔的清朝全国测绘(韩昭庆,2015)。在完成测绘后,耶稣会士为康熙制成《皇舆全览图》,分别以满汉文字标记地名,图上并没有鞑靼字样。但图样传回法国,国王地理学家唐维勒对其加工后,于1737年出版了一本新的中国地图集,此地图集的标题就是《中国、中国鞑靼地和中国西藏新地图集》(Ribeiro & O’Malley,2014)。在18世纪多数地图中,“中国”(China)和“鞑靼地”被画成以长城为界的两个“国家”,只不过两者同属于“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这个政治体。
随着清朝对内亚边疆地带统治的巩固,以及俄罗斯的东扩,“鞑靼地”逐渐被“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词汇取代。但直到1806年,英国制图家约翰·卡利(John Carey)还发表了一幅《中国鞑靼与独立鞑靼新图》,把从中国东北到西藏的整个内亚边疆视为“中国鞑靼”,而把阿富汗及中亚视为“独立鞑靼”。当然,此时出现这种人为建构的地理认知,恐怕需要联系当时英国在印度及中亚的地缘扩张才能更好理解。
《中国鞑靼与独立鞑靼新图》
(来源:维基公有领域)
可见,地理知识的产生,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调查、测量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然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人为塑造。地图不仅传递某一空间的信息,它本身就是人们主动塑造这个空间的产物。换句话说,不是地理信息塑造了地图,而是地图创制了地理信息,或者说,两者至少是互相生成的。
绘制地图既是将空间理性化、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空间重新发现、发明的过程。所谓西印度、东印度、鞑靼的命名,不但意味着发现,也同时意味着认知和掌控。正因为如此,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始终是一个关于“发现”的叙事。经由“发现”而来的掌控,通常连接着“占有”的法律概念。地图测绘虽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占取,但它为空间赋予意义和秩序。以殖民主义的逻辑看来,这是对空间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
三、空间秩序:未知领地和“自由”的海
四、帝国地图:张扬与隐藏之间
《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地图》
(来源:维基公有领域)
《美利坚合众国地图:含邻近之英国与西班牙领地》
(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
美国“图标”地图
(来源:Immarwahr, Daniel. 2019. How to Hide 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icador. Page 8)
五、结 论
本文编辑:阿千
(基于“社会学评论杂志”首发版再编,原文信息详见该公号)
*博尔赫斯小故事译自Jorge Luis Borges, "On Exactitude in Science", Collected Fictions, Andrew Hurley英译版
本期封面:法政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