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三号坑近似长方形，长约5.5米，宽约2.5米。距今已3000多年。
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31岁。
3月16日，当整个坑揭开遮蔽第一次展露全貌，当密密麻麻的文物呈现眼前，他的内心只有震撼。“说不出是为何而震撼，但如果你在这里，你也会与我相同感受。”他说。
徐斐宏博士正在坑内工作。
连日来，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再惊天下”， 上海大学不仅参与发掘工作，也积极承担相关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任务。徐斐宏和他的伙伴们便在其中。
曾有人问他，这算不算最高级别的“挖土”？他并不接这茬，客观回答：“算最细致的吧”。
坑内所有挖出来的土，理论上可以拼回原状
“理论上说，三号坑里所有挖出来的土，我们都可以按原样拼回去，”徐斐宏说。
事情要从1986年说起。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曾在1986年发掘的两座祭祀坑，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勘探与试掘，又发现了6座祭祀坑。2020年9月起，四川考古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开启了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
徐斐宏博士（右四）带领的三号坑发掘团队合影留念。
作为有着丰富田野发掘经验的年轻人，徐斐宏和其他六位发掘人员、两位测绘人员，以及两位文物保护人员开始了“八小时工作制”，发掘、取样、文物保护无缝进行。
8:00到12：00，14:00到18:00，是坑内工作时间，半个月有一天休息。每天上午入坑前，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穿衣服，不仅换上全套防护服，还要戴上口罩、头罩、鞋套。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避免自己的人体组织，落入坑内，造成样品的“污染”。
全副武装的发掘人员，不仅要“挖土”，还要做好发掘记录和汇总。
刚开始挖掘，接触的是填土层，这时候跟当地工人一起发掘，这种算是“粗活”，可也有讲究。在这一阶段，所有挖出的土，按照位置归入网格，每格长60、宽60厘米，所有的填土都会被搜集入库，留待后续整理、研究。
“一般考古发掘不会把填土层全部打包，最多过筛一遍，但是这里的考古意义太重要了，我们不想放过任何信息。”徐斐宏说。
这个填土层，挖到哪里为止，发掘队员心里有数。之前，在三号坑西北角经过试掘，在1.2米深处挖出了铜器，由此判断，坑内其他位置器物层也在这个深度。因此，当填土发掘到1米左右深度，接近器物层后，考古工作便变得愈发细致，多数工作都改由考古队员自己完成。
三道防护，给象牙争取时间
据了解，在三星堆遗址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中，三号坑内发掘出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是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个祭祀坑。
三号坑全景。
那么多象牙，如何转移？当被问及此，徐斐宏首先纠正了一个专业术语，应该说是“提取”，而非“转移”。文物发掘出来了，提取和保护，同样是一门大学问。这些埋藏在地下上千年的象牙，含有不少水分，一旦暴露于空气中，若失水过快，象牙的质地就会发生变化。
怎么办呢？站在挖掘的角度，徐斐宏说，目前的技术手段，能做到的有三条。首先，这次发掘配备专用工作舱，简而言之就是坑上造了个高科技玻璃小房子，能控制温度和湿度，为文物的保护提供可控的环境。
其次，在象牙上面先覆盖一层保鲜膜，再覆盖湿的毛巾或湿的无纺布，再往上覆盖一层塑料布，三床被子创造一个湿润小环境。
最后，是人力方面，则是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提高工作效率，并不是加快速度，”他说，再急也要保证耐心细致流程规范，发掘队通过每天加班1-2小时，延长工作时间，尽可能多工作面开展工作，来为象牙争取时间。
在整个挖掘过程中，发现“铜人顶尊”的过程，让徐斐宏印象深刻。
“那是在三号坑最南边发掘出的一件非常罕见的器型。”他说，“当时，这件铜器最早露出土面的是尊的口部，而这个青铜尊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肩部有龙形的装饰，底部圈足下有一块铜板，这已经很特别了，更奇怪的是，再往下挖，这块铜板不是平的，下方收拢的趋势，下面一定还有东西！顺着这个走向，我们从侧面继续清土，发现平板连着的人的耳朵，它与之前发现的铜手十有八九同属一件铜人，进一步发掘果然证实了这个判断。这个发现，是不断刷新认知的过程”，听着徐斐宏娓娓道来，仿佛身临其境。
现场考古，太胖不行？
现场挖掘，动脑筋比体力更重要。例如，在填土层，以小网格方式交错发掘；接近器物和填土层，则改为将坑分成六个大区域，按大网格作业，这样有利于整体把握器物位置关系；到了器物露出后，需要随机应变，合理规划工作路径……一句话，发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策略。这其中的进退分寸，凭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累积。
有人问过徐斐宏，现场考古发掘，是不是太胖不行？因为器物填土层层累积，万一站在下有器物的土层上作业，人太重了一脚踩坏了可咋整？“这是个好问题，”徐斐宏笑着回答，一般是没有体重要求的。换句话说，胖一点也可以的。这个顾虑有道理，但是知道了下面两点，就不会太担心了。
首先，三号坑的土层都是很致密的黏土，踩在上面不容易对遗物造成破坏。同时，现在技术保障更加到位了，三号坑所在的工作舱里安装了工作平台，到了填土发掘的收尾阶段，工作人员不用下脚，而是趴在悬空于坑上方的工作平台上，双手伸出作业，最大限度保护文物完好，不留隐患。“当然这么干比较消耗体力，一般一两个小时就要轮班的。”
现场，工作人员趴在发掘平台上工作。
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博士，先后参加过陕西岐山县周公庙遗址、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香山寺等遗址的发掘，见闻不少，却依然为三星堆考古的科技配置动容。在他看来，联合发掘的指导理念“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贯穿于全过程，考古发掘、科技检测、文物保护，跨越空间配置协调最佳资源。
举例来说，发掘提取的样品，会视情况判定，是直接交付现场的移动检测实验室，还是当地或省外具有权威资质的研究机构。有时候，相同样本甚至会一式多份，分别交给两到三家检测机构，对照分析。最短时间内返回的结果，对现场进一步发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技考古，测测土壤“咸不咸”
当徐斐宏“挖土”时，距离三星堆2000公里之外的上海，有人同步为“土”奔忙。
宝山区南陈路上，上海大学东区十号楼三楼实验室，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马啸教授，正指导学生一起对送来的样本精心分析。
遗物成分分析、植硅体鉴定、微生物监测……他和他的同事们，同样为参与到三星堆的科技考古中而激动。
2000公里外的上海，马啸教授正在分析检测相关样本。
“最基本的，我们会检测送来的土壤的含盐量……”马啸介绍。含盐量？难道考古还要管土壤咸不咸？“此盐非彼盐，”他赶紧解释，与食盐不同，这里的盐，是一个化学概念，主要指硫酸钠、氯化钠、硝酸钠等。对土壤中含盐量的检测，目的在于对文物存储的环境进行判别，对文物现场保护、清理与后期保护等方案提供依据与科学支撑。如果土壤中盐类含量过高，很可能导致盐渗入文物本体中随着水分在内移动，如果遇到环境温度和湿度显著变化，一旦结晶，就可能对文物内部结构的孔隙造成压力，其破坏性就在于此。
除此以外，对一些骨角类文物的显微观察，对判定其性质，以及是否经历过加工、焚烧等也十分重要。而他的同事，对灰烬样本中植硅体的检测分析，可以推测当时的祭祀行为可能焚烧了哪种植物。如此多学科、多单位的参与，不仅是文物发掘保护的过程，也是不同思想视角碰撞的过程。如今，马啸脑子里已经有了好几个研究新方向。
元宵之夜的“连山回锅肉”
“作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前沿阵地，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有很高的科技含金量，各类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手段被第一时间应用于现场，”上海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徐坚教授说，大学能参与其中，对探索新方法、学科建设有很大推进。
他还记得，去年秋天启动的项目，过年暂停，上海大学这支队伍，年初五就直奔三星堆，成为最早到岗的省外队伍。“大家都充满热情，”他说，正月十五，整队人依然工作，下班了一起去吃当地特有的“连山回锅肉”作为元宵聚餐，那滋味至今都觉得特别美。
今年，上海大学新增考古学本科专业，预计从2021年秋季开始招生。他期待着，更多新力量加入这份事业。
采访的最后，请徐坚教授为考古学打个广告，他不假思索，说起业内前辈张光直28年前的一篇文章《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那里面有两句话：
徐坚教授翻到他最先想到的那一页。
“首先，我要向他道喜，因为他选择了一项前途无量的学科。我不能说考古比别的学科都有出息，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问，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多，人人有机会做突破性的贡献。”
“念考古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就成了，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它的难在此，它的乐也在此。 ”
原文地址：点击此处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