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2021年11月开始，他离开了天字码头，不再夜里活动，轨迹也变得固定。每天早上7：30，他准时出现在天河区长兴街的一个岔路口上，红色绶带斜挂胸前，上有“公共文明引导志愿者”字样。袖章也是一定要戴的，加上黄色马甲，“三件套搭配更好看”。
同事们大多站在树阴下，他会走到马路边，甚至车流里，把平时微驼的背挺直。工作室叮嘱大家以劝导为主，注意自身安全，站得离车辆远些。但他只要看到有车经过，就马上走过去。有人想提前半小时下班，他不肯，即使是提前15分钟，他也是最后一个过去打卡的。因为日晒，他的脸已被口罩分成两种颜色。
其实，这是一份单调，甚至乏味的工作。
早高峰每分钟大约20辆电动车、自行车骑过，他面向它们，摁响指挥棒，向左挥动，嘴里喊着“走上去啊”“戴头盔”，普通话和粤语交替使用。这样的动作，他每天要做9个小时，按一分钟5次算，上一天班要大约要挥动2700次。
他要让非机动车离开机动车道，或戴上安全帽等。有人完全不看他，有人斜眼瞟几下，手放在车筐里的头盔上又松开。更不耐烦的会白他一眼，不减速驶过，用粤语说道：“乜嘢（什么）啊？！多管闲事！”
中午12时许，他扫了辆共享自行车，下班，到美食街上点份快餐。小店嘈杂，餐桌狭小，会提供带刺的一次性筷子。他在这里吃午餐和晚饭，每顿12元。
他对这些是满意的——一大碗米饭，管饱，他常配瘦肉炒生菜，还能开荤，营养均衡。共享单车几乎是唯一的出行工具，不管是以前捡瓶子，还是现在上下班。单车办了月卡，他为自己会省钱自豪，“16块，平时骑都是免费的哦。”抽的烟也变高档了，14元一包的五叶神，两天一包。过去，他抽4元一包的红梅，或捡烟头。
在这座人口近2000万的城市流浪多年，他以捡瓶子和剩饭为生，没有姓名，一直被叫“嘿”“喂”“靓仔”，卖铁板烧的男人直接叫他“屌毛”，几乎没人叫过他的本名：邓世全。现在，老板常常给他打电话、发微信，“邓世全，下了班过来一趟。”“世全，这里有免费的米油，你来拿回去。”
下班后，邓世全回到家大概是7点半。住所在城中村，从路口进去要拐4个弯，小道并肩行走都难。出租屋10多平米，进门就是房间，一张小床，一张矮桌。没有衣柜，没有多余的装饰，卫生间只够转身，衣服垂在室内阴干。握手楼，没有阳光照进来，白天也要开灯。到了饭点，隔壁的烟火和饭菜香味飘进来。
他说这里生活方便，且650元的月租，算是便宜的了。他洗完澡，躺在床上玩手机，斗地主、刷抖音、聊微信，被逗乐时哈哈大笑。桌子上，放着他从“文明引导员”工作地带回来的几瓶矿泉水，他又买了些饼干和沙琪玛，以便随时填肚子。
每晚10点左右，他就睡下。没有城管驱赶，他睡得很香，不做梦，一觉睡到天亮。
狭小的出租屋。图/罗晓兰
水有些凉
天色未明，天字码头附近，早班公交快速驶过，醉酒者躺在路旁，下了班的酒保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城市尚未苏醒。这是2021年9月19日，中秋假期第一天，天气阴。
清晨5点半左右，和往常一样，邓世全骑着共享单车路过，四处捡瓶子。他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女孩背对马路，低声抽泣。邓世全将车停下，看了一会儿，又走到马路对面的长椅坐下，再看了会儿。女孩就地坐下了，还在哭。
女孩20岁出头，在邓世全的描述里是个学生模样，穿连衣短裙，但酒味扑鼻。“一个女孩子坐这里好危险的。”邓世全走到她身边说，这里“打荷包”的多，专挑醉酒的人下手。女孩起身走到台阶边，挥了几次手，出租车都没有停下。
邓世全记得，女孩没理他，径直穿过马路，走到珠江边，翻过一米多高的栏杆，站了上去，他赶紧扑上前双手抱住了她的腰。有晨跑者路过，以为两人是情侣，“不要玩了，快下来”，说着跑远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邓世全印象深刻：女孩突然转过身跳进珠江，邓世全对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女人喊道：“报警！报警！”他迅速脱下外套和鞋子，踩在凸出的边沿上，一使劲，翻过栏杆也跳进水里。后来，公安局用了“义无反顾”“不顾个人安危”来公示他当天的行为。
不远处的共享单车车筐里，还放着几个他刚捡来的矿泉水瓶。前一天晚上，邓世全从朋友家喝酒出来，赶上了回越秀区的末班车。不到凌晨一点，他出了北京路地铁站，开始骑车捡瓶子。因为是工作日，空瓶子不多。逛了2个小时，他找到铁板烧小摊的江西老板“吹水”。两人认识多年了，他常常帮忙放风，看是否有城管来。夜晚的街道空旷，和往常无异，喝醉酒的人摇摇晃晃地走。
邓世全重回事发地。图/罗晓兰
他也喝了不少，半斤白酒和一些啤酒。几个小时前，他在发小邓泽炎工作的食堂吃饭，为刚到广州的其他朋友接风。两人儿时在广东四会老家的村里最调皮，一起打闹，还偷过别人家的鸡。
菜很丰盛，有白切鸡、蒸鱼、蒜香排骨、猪耳朵等，大家聊彼此的近况，邓世全话少，只说自己想找一份工作。那时邓泽炎在白云区一家工地餐厅当切菜工，他曾经和邓世全说好让他过来干，但餐厅生意一般，一直没有招工需求。大约在凌晨12点，邓世全就离开了，睡不着，四处闲逛。直到9月19日清晨5：42分左右，他偶遇那个跳江的女孩，跟着跳了下去。
女孩已离岸五六米远，水很深，她无法站立，双手在不停拍打水面。邓世全描述，正如电视剧里的溺水场景，她仰着头，身子一浮一沉，呛了好几口水。
在邓世全的记忆里，那天的江水有些凉，没有太多味道。他游过去触碰到她，女孩挣扎：“干什么？！干什么？！” 他没有理会，将她的上半身托起，浮在水面上，同时一只胳膊划水，向岸边游去。
这时，岸上已聚拢了七八个人，扔下一个救生圈，邓世全将它套在女孩身上。女孩在附近的酒吧喝了酒，站不稳，头朝下扎进了水里。邓世全将她扶起，尝试和她聊天——女孩说自己还在读书，嘴里念叨着“想要杀人”，邓世全没有追问，只说：“唉，怎么样都好啦，活着就活着，我之前一直流浪，都是这样诶。” 女孩听了没有说话。邓世全又问，和你一起喝酒的人呢？她说，都走了。
近10分钟后，民警开着快艇驶来。他们先拉了女孩，邓世全在下面帮忙托举。已近6时，天亮了，邓世全浑身湿透，左腿发酸，因为落水的瞬间撞到了石头，开始有些疼。风吹来，他觉得有些冷。
到了派出所，录完口供，要摁手印签字，邓世全熟络地在纸张的首尾签了两个名字。民警诧异，他坦承，我坐过牢。
局外人
三个月后，邓世全回忆起那天，很多细节都忘了。但他记得，口供录了半个小时，女孩的家属很快赶来，当时大家坐在派出所大厅的沙发上，他独自在一个角落，女孩的男友坐在他身边，没看过他一眼。女孩的外婆来了，说外孙女有抑郁症。女孩一直哭，大家连声宽慰。
后来，民警向家属正式介绍邓世全，他们的目光才看向他。民警说，按照当地风俗，应该包个“利是”，外婆掏出了200元。邓世全推辞片刻，伸手去接，一下子没拉动，他敏锐地感觉到，对方拽着钱不想给。
讲这个细节时邓世全重复了两次，声音也提高了，很不服气。他说自己和群居流浪汉不同，他习惯独来独往，更爱干净。夏天，他在晚上跳进河涌里洗澡，冬天，他在公共厕所用电热棒烧水。头发是在街头剪的，去公益组织开设的爱心理发摊。他常换衣服，脏了就捡别的，很多居民会成包地扔掉逝世家属用过的衣物。
他今年29岁，眼睛长得好看，睫毛也长，只要不张嘴，就看不到他发黄的牙齿，和门牙右边掉的一颗牙。那是在狱中过中秋节时，吃肉骨头被崩掉的。当时他负责分发食物，“好物沉底”，他给别人舀的都是清汤。
流浪多年，他曾是入室盗窃的惯犯，被抓进过看守所，那会儿还未成年，很快被放出来。19岁的一天，他爬水管翻进了二楼一户人家，先是习惯性地拿起一台手提电脑，看到桌面上放着把车钥匙，顺势抓在了手里。到了楼下，他对着一排小车摁钥匙，一辆白色的大众车响了。
白色大众在二手车行卖了55000元，现金交易，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开心得每天四处吃喝玩乐，“像旅游一样”。几个月后，钱所剩无几，他在天字码头附近被一群便衣警察扑倒。
2021年3月，他结束了9年的刑期，回到老家。他重新办理了身份证，但这证件却让他处处受阻。找工作对方一查身份证，就说招满了。
听说一个狱友在广州火车站附近当保安，邓世全让他帮忙介绍进安保队，狱友态度冷淡，说“我自己都搞不定，哪里搞得定你”。他辗转加了邓泽炎的微信，求助这位20年几乎没联系的发小。邓泽炎那时在电子厂打工，帮他问了几个老板，对方问“是不是正当人”，邓泽炎含糊答道：“这个怎么说呢，也不一定会干坏事。”老板一听，都拒绝了。
广州城中村。资料图
邓世全走在广州街头，神情有些茫然，“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分不清。他说自己是个有原则的小偷，从不去医院偷别人的救命钱，但习惯作案后，也没有了愧疚心。至于偷盗坐牢，“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什么被逼无奈”。
出狱后，邓世全曾干过一周的活，是亲戚介绍进去的一家小工厂，坐在流水线上安装手动小风扇，没有技术含量。起初他和其他人一样，一起聊天吃饭，渐渐发现大家在刻意躲避他，不和他说话，用不好的眼神看他。吃饭时，他端着饭菜挨着别人坐下，那人马上走远。
他没有要工资，直接走了，去年夏天重新出现在广州街头。越秀区东濠涌立交桥下，水边的一条石板凳，是他的常住地。这里离天字码头两三公里，跳江那天如果不是救人弄伤了腿，他将骑单车回到这里睡觉。石椅硬而冷，表面不平，有些硌，但他说 “我的地方很舒服的，山清水秀”。绿化带里树很高，河涌浅，是淡褐色的，有些腥气。他觉得好很多了，以前没整治，一股臭气。
去年9月19日早晨，救下女孩后，他给发小邓泽炎发了微信消息，是张照片——左脚红肿，左小腿处还有些刮伤。他告诉发小自己刚救了一个人，把脚搞伤了，费用还要自己出。邓泽炎说，“那你救这个人不值得。”邓世全回复，“不值得也是这样，不救也救了。”
腿起初是隐隐地疼，他以为无大碍。兜里钱不多，无法支撑他去医院。有民警自掏腰包给了他100元，还说帮他申报“见义勇为”。他没当回事，也不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没多想就跳下去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邓世全当时和发小就这么说的。
出了派出所，左腿开始剧烈地疼，民警让他找街道办，后者放中秋假，他慢慢走到附近的人民公园，在凉亭里躺了一整天。
之后五天里，因为没钱治腿，邓世全给12345打过8次电话，有时在清晨，有时是深夜11点多。他向接线员抱怨，街道办不管他，“见义勇为”评定还没下来，无法提前垫付医药费，除非他是广州本地人。12345建议他找救助站，他不愿意，不想被遣送回家。
他又找派出所，情绪变得激动，“救人的怎么没人管，是不是我也要跳下江去？！”最终，他在月底回了老家，医生说骨头扭伤了，内服外敷的药，一共花了1600元。后来，民政局帮他联系了尚丙辉工作室，这是间个人小型公益机构，也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负责人尚丙辉——邓世全后来叫他“辉哥”，给他转了1000元。一个月后，辉哥又联系他，说给他找了份工作，当交通引导员。
11月2日第一天上班，他拍了照片，发给两个姐姐和二哥。衣服亮黄，绶带和袖套艳红，都是崭新的。他有些紧张，车流向他涌来，他不停挥动指挥棒，“一直都是被人指挥，今天轮到我指挥别人了”。
工作中的邓世全。图/罗晓兰
变成“好人”
更大的奖励在后头。8天后，邓世全获得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给予的奖励5000元，以及奖励证书，这是此前派出所给他申报的。他记得，获奖的19人中，基金会理事长只在媒体面前点了他的名字，说他是流浪人员。
记者一下子拥过来，邓世全走到宾馆大厅，被话筒、手机、摄像机包围，“很激动，第一次面对那么多麦”。陪他参加典礼的辉哥看到，邓世全举起证书，开心得一直笑，但接受采访时突然说自己坐过牢。辉哥顿时懵了，觉得小伙子太实在。出发前，他让邓世全换身衣服，被拒绝了，仍旧穿着黑色棉衣和运动裤。
“从今以后我要做个好人。”出狱前，教导员告诉他，你要多走多看，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应了下来，没细想怎么做才算对社会有用。此刻，面对媒体，他突然想起教导员的这番话，说“我做到了”，激动得眼睛红了。
登上媒体后，大家都夸他是个“好人”。他把证书珍藏在姐姐家里，怕放在自己跟前丢了，“隔个三五年再拿出来看看”。
老家的村民得知他救人，是在电视上。画面出来，大家都很惊讶，仔细看了看，的确是他——村里最穷那家的男孩，父亲酗酒，喝醉了就打母亲和两个姐姐，拿凳子砸，大姐被打得浑身乌青，凳子都砸坏了。
母亲带着姐姐们走了，没有给他留下一句话。奶奶去世得早，爷爷最疼他，省吃俭用给他买好吃的。上小学要自带书桌，爷爷为了给他凑出这100元，将子女们给他的买药钱用了。家里穷，没有水井，爷爷在去挑水的路上，被摩托车撞倒，两天后去世了。
那是2001年，他9岁，调皮的性情变得孤僻，他很快离家出走。他从四会农村跑到市区，在垃圾桶里捡饭吃，拾废品卖。年长一些的混混告诉他这个不赚钱，带他偷车锁卖。他开始偷钱包，一开始不敢，坐在女士身边，从背后伸过去翻手提包，手不停抖。不过比起偷高压线被电击，全身烧伤残废的同伴，他运气还不错。
15岁那年，家里的房子塌了，父亲被压，也去世了。亲戚到城里找到他告知消息，他恨恨地说：“你们走，我不认识你们。”他没有回去看。多年来，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也不打听她的去向。他恨父亲拆散了家，恨母亲不带走他。
上电视后，村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很多人才知道，原来村里还有这个人。微信群里，大家都夸赞他“浪子回头”，接龙发竖大拇指的表情包。看到他的工作照，又有人说，他现在是在政府工作了。
邓世全接受视频媒体采访。图源自网络
此前治腿不顺的怨念消失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是个好人了，也第一次有了体面的工作和住所，他很快将微信昵称改为“希望在明天”。
11月的广州街头，多了一个叫邓世全的交通协管员。有车主不听劝，他很耐心，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份工作一定要把握住”。
生活远离了天字码头，他看起来已经不像个流浪汉。身材依旧瘦小，留着寸头，衣服虽不合身，但干净。黑色棉衣是姐姐送的，棕色的小西装是辉哥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脚上的运动鞋是发小送的，印着耐克的logo，他直言，“嘿，假货来的，你以为画个勾就是牌子啊”。他穿短袜，一坐下，裤腿悬空，露出黑而瘦的腿。左小腿处，还有救人时留下的疤。
工作后不久，辉哥带他参加了一次聚餐。有公益组织的“大佬”在，邓世全很紧张，不敢夹菜，筷子伸出去，手抖得厉害。也不敢装米饭，只盛了不到一碗，平时能吃两碗的。他怕稍有不慎，就回到风餐露宿的生活。
辉哥是他的老板，也是他的“恩人”。除了工作，辉哥还帮他租了间房。生活费不够时，他向辉哥借钱。但在记者面前，尚丙辉论述自己对他的帮助，邓世全在一旁听着，辉哥离开后才说，平时借的钱其实是预支的工资。
跟着辉哥做流浪汉公益救助活动，邓世全也有自己的想法。遇到和家人团聚的场面，他在一旁表现冷淡，甚至走远了打电话——他觉得团聚是表面功夫，很多人就是因为家庭原因离家流浪，不能强求回去。但这些话他只在背后说，当面还是热情地喊“辉哥”，即使知道有宣传成分，他也打算给老板送去一面大锦旗，到时就挂在工作室墙上。
这种社会化大概是在监狱里完成的。狱中每月有800元的购物金额，他穷，也没有家人打钱。他本来性格孤僻，但饿得没办法，一个月后主动帮有钱的狱友干活，能月赚300元。真烟抽不起，他买20多元一条的假烟，“像抽树叶一样”。
他曾经说话也直，得罪过人，被劝导“做人要学会圆滑”之后，他一心想减刑，最终因为表现出色减刑两年。现在分享刘德华、陈百强的老歌到朋友圈时，他经常写：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
救人后他渴望扑向主流社会。上街做公益活动，看到其他流浪汉躺在路边，他蹲下来，学着辉哥的样子，问对方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不回家。流浪汉说，家里没什么人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回去。邓世全不知道怎么回答，放下泡面就走了。
邓世全上街看望其他流浪汉。邓世全供图
回家
2021年12月16日，在广东四会的田心村，邓世全点燃三根香，轻握在手心，举至头顶，闭眼拜三拜，再端正插在香炉里。从古庙到祠堂，由正堂开始，到右院、左院，从后往前，每个神面前都恭恭敬敬，如此重复。
回到老家，他变得阔绰，第一时间在村口买了一大把香和两包7万响的爆竹，花了77元。从广州回去的路程100多公里，多年来，他来回总是徒步，这一次坐了大巴车，再打顺风车，还专门请了一天假。准备放鞭炮时，有村民路过，问：有好事吗？他说，系呀。
不久前，他刚收到一份“见义勇为”的额外奖励，“叁万元整”，还趁人不注意把领取奖金的表格拍了照，发给二哥。民警告诉我，广州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一年要救起100多人。给邓世全奖励这3万元，只是因为他是“失足人员”，经历特殊。
但邓世全不知道这些，他以为奖励的理由是“事迹突出”，出了公安局还在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他筹划在家里盖房，嘴里嘀咕，“3万元能不能盖起房子呢？”他的脚步轻快了，准备第二天就回村，右手向前一挥喊道 “出发！”
邓世全在村头的古庙里。图/罗晓兰
再回到村里，众人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主动跟他打招呼。以前他打招呼，有人当作没看见，他去找一家亲戚，走到门口，被“哐当”关在门外。同村的二哥记得，小时候父母都不让孩子和邓世全来往，怕他“来家里偷偷摸摸”。邓世全再借钱时，村里人也爽快多了。也有人把他微信删了，不久又加上，他说没什么，“都是兄弟，计较什么。”
大概一个月前，他回村参加了场婚礼，其实对方没有单独给他发请柬，他想参加，就询问二哥的意见。二哥说，你也在群里，就是邀请了你。得知二哥也回，他才下定决心回去。
不过“二哥”不是他的哥哥，甚至不是亲戚，只是在一次村宴上加了微信，借过邓世全几次钱。邓世全认为，二哥是他最亲的人，“平时不联系，一有事就到身边帮你。” 对于这个说法，二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平时邓世全主动发来自拍照，领奖消息，二哥都说“挺好的，好好干”，再无更深的交流。
宴席上，他挨着二哥坐下，和人有说有笑，也帮着搬桌子，在祠堂奔忙。一些长辈说，他从小说话有些大舌头，现在变得利落了。
逃离了20年的家，他终于好意思回去了。原来的家在村庄深处。农田和池塘被群山环绕，他绕过几道弯，站在一片荒地上，拿不准哪块是自家的，给姐姐打视频，确认了一块地。不一会儿，一群人聚过来看热闹，指着旁边的另一块地，说这才是你家的。
邓世全家的宅基地。图/罗晓兰
地只有50平米左右，长着杂草，连残垣和水泥地面都没有，几只鸡在杂树下安了窝。去年初土地确权，村里没有通知他，宅基地相关材料上，现在写的是他姐姐的姓名。两个姐姐早早嫁人，经济条件都不好，户口还留在老家。
邓世全去找村委会，想让村里补贴几万元，加上新奖励的3万，可以在这里盖个小房子。但“见义勇为”在这件事上不顶用了，村书记说，“你不属于低保户或五保户，有劳动能力，无法享受补助。”
他变得低落，脸上很快没了笑容，话语也变少。回村跑到堂叔家里时，他抱着孩子不撒手，眼睛挪不开。他几次点开别人的朋友圈，看着别人的新婚妻子，一边点击屏幕放大了看，一边感慨多年轻漂亮啊。很快，他又自嘲自己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摸过。
领取补助盖房子的愿望落空，他决定自己攒钱。“只要这份工作还能干下去。”他张嘴就背出了11月的工资总额4986元。他对数字敏感，小学三年级辍学前，他的数学能考八九十分，但语文只有三四十分。
第一次奖金发下来后，他转手就还给姐姐了，因为对方生活困难。后来的3万元奖金他又还了外债——24200元，他把这个数字记在了手机上——当初坐牢除了刑罚，还有2万元罚金。此外，因为没钱吃饭，他也到处借钱。
少年时期流浪，有人把他拐骗到家里囚禁，逼他出门偷钱包，没偷到就打，用脚踢，他疼得缩在地上。一次，他见屋内无人，瞅准机会爬到窗外，吊在6楼的空调外挂机上。有人看到后报了警，才侥幸逃脱。“早知道后面过得这么苦，我摔下来死了算了。”出狱后很饿时，他翻捡垃圾桶找剩饭，想再“捞偏门”，重操旧业。但一想到坐牢，他赶紧打消了念头，“再让我坐10年牢，我直接跳楼死了。”
在我们接触的4天里，那是他仅有的两次提到“想死”的经历，其余日子再苦，他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能过一天算一天咯”。但如今，他还清了债，准备存钱，不再“走偏门”。
他想找个有社保的工作，有屋住，有饭食，如果可以的话，娶妻生子。29岁不晚，到时候夫妻俩“勤力”点，总能过下去。但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抖音让邓世全学了许多新词，他常常提起曹德旺和马云，一本正经地说，未来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找不到跳江救人的目击者，邓世全有些沮丧。图/罗晓兰
“无犯罪记录”
2021年12月15日、16日清晨，回到天字码头江边，旁观者、报警人、被救女孩的线索似乎都消失了，有人讲起10月还有一起类似事件。
关于被救女孩，邓世全只知道她是个20岁出头的学生，也没问是什么学校，录口供时，听说她因为家庭原因有抑郁症，后来情况如何邓世全并不清楚，民警说对方要求保密。而他工作所属的街道办看见媒体来访，不断夸他，却叫不出他的名字。
他的工作是临时的，只签了2个月合同，到了2022年1月，他再次失业。城中村的夜晚，沿街店铺门牌鲜艳，单车、摩托车交错驶过，行人手里拎着塑料袋，三两人边走边谈笑。没有人停下来跟他打招呼，他的根系依然没有扎进偌大的广州城。
房子也只租到1月底，辉哥没说为何不再续租，他也没问。辉哥原本说帮他再找别的工作，后来没有下文。
但他还是想留在广州。他用了许多褒义词形容这座城市，比如“热情”“包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相比起其它城市，广州不随便在街头查身份证，除了亚运会那年，再没赶过流浪人员。
失业后，他变得焦虑，“怕自己心散了，又自暴自弃，重新流浪”。他四处托人帮忙找工作。有前同事当了保安，他想找对方介绍，看到招工要求写着“无犯罪记录”，没再找。当交通引导员时，他认识了附近的快递员，又找那人引荐。
1月16日下午，在一家快递驿站前，他足足等了老板三个小时。老板来了没聊几句，就说可以来上班，让考虑一下。邓世全马上答：“不用考虑，没问题。”这份工作月薪有五六千元，还包住，他说自己是“死什么猫那个死耗子”。
他从交通引导员变成了快递小哥，每晚十点多收工。但他没说自己坐过牢，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要查身份证？邓世全在神仙和祖宗面前许下的愿望，是一切沿着当下的轨迹前进，顺顺利利。他想当个普通人了。
救人的新闻报道发出后，他记得有人评论“一条命就值几千元吗？”在邓世全看来，救人是出于本能，但理应获得更多奖励。他将新闻链接发给了发小。邓泽炎问他：“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呢？”邓泽炎认为，这么光荣的时刻，戴口罩别人就不认识了。
“不戴都戴咯，看下一次有没有人救吧。”邓世全答。
“有人救你叫一下我。”
“好。”
1月16日凌晨四五点，邓世全又去了几次天字码头，仍是骑着共享单车，一边骑一边看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江边有人在晨跑，有人刚从夜场出来，卖铁板烧的老板看他来回跑，让他帮忙照看摊子，他直接拒绝了，“我要看一下还有没有美女跳江。”老板听到他又想这事，说：“哪有这么好的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