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民族国家：“冷战”中的敌对自然和技术失败
The Unreliable Nation: Hostile Nature and Technological Failure in the Cold War
作者：爱德华·琼斯-英霍蒂普（Edward Jones-Imhotep，多伦多大学科学技术史与哲学研究所）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MIT Press，2017）导论（pp. 1-17）
谈谈自然（nature）和机器（machines）。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好奇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人工制品（artifacts）是对自然的补充吗？它们是拓展了自然能力和力量的“义肢”（prostheses）吗？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陆续关注古代世界的自动装置（automata）、文艺复兴时期的奇珍异宝柜、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冷战”时期的电子人（cyborgs）。在这本书中，我把现代民族国家（nation）和这些对象并举。在整个现代时期，人们努力用自然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定义着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这样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在讲述一种胜利的叙事。一方面，景观和地质层、植物分布和行星物理学使国家自然化（naturalize）；另一方面，巧妙的机器和不朽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殊禀赋。如果把技术与自然放在一起（补充、延伸和对抗），那么，当自然资源不足、无关紧要或成为阻碍时，技术就是实现民族国家事业一种方式。这本书探讨自然和机器关系的一种罕见叙事。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当自然和机器的概念被用于如此驳杂的用途时，必然会用来为民族国家背书。这并不让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分散的时刻和插曲，比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帝国末期的俄国和冷战时期的越南，当时的人们不是围绕机器的成功，而是围绕技术的失败和造成这些失败的独特“民族国家的自然”来建构民族国家身份。这些技术失败迫使历史上的人们把自然和技术联系在一起，不把自然和机器视作两个独立的范畴，而是在两者交汇之处建立身份。尤其对于那些认为自己被边缘化、被削弱的民族国家来说，当他们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定义感到焦虑之时，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不仅成为与自然斗争的技术和与自然结盟的盟友，而且为不断变化的“民族国家的自然”做了注脚。这本书关于这种令人费解的故事。因为我对“敌对自然”（antagonistic natures）和“故障机器”（failing machines）的彼此结合深感兴趣。在“冷战”时期的加拿大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里，国家决定把可靠的通信延伸到人烟稀少、战略敏感的北方。这是加拿大民族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一群加拿大国防科学家试图捕捉、表现和解释电离层风暴、极光和磁扰的独特自然秩序与进出该地区的无线电传输普遍失灵之间的联系。当他们追逐那些“逃避”他们仪器和实践的现象，与寒冷、孤立、无聊和长夜作斗争时，这些科学家逐渐将从北极到外太空的机器故障转化为加拿大自然界的一部分，重新定义了加拿大的根本特征。在这段短暂的时期里，机器真正的（和潜在的）故障开始影响这个国家、影响它的敌对自然、文化焦虑和地缘政治的脆弱性。长期以来，自然和技术一直是现代国家理念的核心。20世纪初，在被数十年叛乱、战争和饥荒蹂躏的中国，一些民族主义者将“民族国家的自然”定格在自然和文明之间的所谓和谐中，将温和、定居、耕作的自然与“未开化的满族人”和其他“野蛮人”的野生、干旱、荒凉的草原文明区分开来。战后的法国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因败于德国之手而受到羞辱，又因与纳粹合作而蒙羞，仅因抵抗轴心国而得到部分救赎。他们将核能技术想象为重新夺回悠久辉煌历史的一种方式。这个国家，混凝土、铀和钢铁体现了法国的光芒和身份。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各国的民族主义都在利用自然和技术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它们是民族国家的对等物，是历史发展的衬托，是思考历史必然性和自由的方式。民族主义吁求一种超越社会、文化和政治这些貌似短暂特征的权威。然而，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研究那些有助于将民族国家本身描绘成自然和技术对象的做法。他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途径。科学史家研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如何对丰富多样的自然世界进行编目（catalogue），这些自然世界将各个民族国家塑造成独特的动植物和景观的集合体，使它们显得超然、合理乃至必然。技术史学家关心民族国家建设技术的作用，特别是大型的、高度可见的基础设施项目，政治家和技术专家通过复杂的谈判和政治表演将基础设施转化为强有力的象征。但我们没有研究自然和技术这两种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方式如何反映在故障机器上，也不知道现代民族国家与故障机器如何相互塑造。换言之，将民族国家作为自然对象的实践和野心如何与将民族国家作为技术空间，特别是作为特定类型的机器及其令人担忧的行为结合起来？与其他许多战后技术科学项目一样，加拿大为确保北方通信，竭力把通信技术视作民族国家及其战后国际地位的一部分，视作争夺领土、知识和战略优势的全球斗争舞台。这个新的、以极地为导向的世界将加拿大置于一个特别脆弱的位置——在地理上被夹在超级大国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被拉到衰落的欧洲和崛起的美国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和国防科学家抓住了北方的无线电故障，将技术和地理脆弱性转化为政治力量、影响力和独特的身份。加拿大试图重新想象自己。“加拿大国防研究通信部门”（DRTE）的实验室开始阐述国家的地位，研究对象是“北方”高层大气现象，这种大气现象定义了这个民族国家。加拿大“北方”也是一个由独特而强大的、广泛的无线电故障构成的技术空间，威胁着国家的技术完整性。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这些现象模拟了大气层上部的“核爆”效果，使远距离无线电线路变黑，破坏雷达，掩护了来袭的弹道导弹，使它们看起来是苏联攻击和核战争的自然预兆或人造预兆。哪怕情况没那么严重，这些现象也经常切断加拿大北部与该国其他地区的可靠通信。对于冷战时期的战略家来说，它们的影响似乎会招致苏联的入侵和美国的占领，并威胁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生存。在冷战的头二十年里，“加拿大国防研究通信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将这种敌对的自然环境和故障机器编织成一套复杂的、焦虑的、关乎加拿大自然、技术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辩论。在西方文化中，“北方”历来是一个让人幸福又令人恐惧的地方，那里是黑暗、荒凉和死亡之地，但也是希望、机遇、活力和奇迹之地。这些复杂的关系可以部分追溯到古希腊地理学中的神话之地“图勒”（Thoulē）。那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是可知世界的尽头。但这种观念也深深扎根于启蒙运动的崇高（sublime）概念，根植于崇高、奇观和可怖的必然结合。历史上，“北方”的自然代表着自然权威强力而纯粹的体现，要么对人类意志无动于衷，要么充满敌意。这些认识论通过北极探险得到了发展，对18世纪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和19世纪、20世纪的科学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至关重要，在那里，写下了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地理决定论（geographical determinism），同时为其他边缘科学家提供了使自己成为文化中心的途径。从殖民历史的早期开始，加拿大就与这些想象脱不了干系，首先是为了将自己与英国和法国区分开来，然后为了确定自己的内部关系，用“北方”取代“西方”，成为框定民族国家命运的边疆。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冷战”的阴云笼罩在极地地区，加拿大的“北方”概念是这些历史上的“北方”的叠加，同时也关乎自然环境、科学对象、原住民家园、自然景观、地缘政治和形而上学。在这种多义性中，“北方”捕捉到了自然概念及其与技术关系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是我们思考和书写“北方”历史的核心。把自然等同于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这是一种普遍看法。自然环境是由气候、地质、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其他生物组成的非人类世界，也包含这些事物在自然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自然”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且往往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就让自然环境成为环境史等技术史领域的研究焦点。20世纪末，弗莱（Northrop Frye）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写道，自然是加拿大文化和历史中最有力的主题之一。弗莱说：“加拿大写作中的一切核心内容，似乎都以自然的紧逼为标志。”这种“紧逼”包括漫长的严冬、广袤的北方森林、远古的花岗岩、苔原和针叶林的残酷现实，形成了弗莱所谓加拿大历史上“湮没的环境”（“obliterated environment”）。纵然自然的紧逼定义了这个民族国家，这种充满敌意的自然也激发了一种持续的文化前见，关乎人类和国家的生存。这一主题在“冷战”期间特别有市场。在这种自然面前，技术首先以对抗者的面目出现。技术是控制自然环境的工具，利用它，修正它，破坏它，在物理和认知上掌握它。技术史和早期环境史与20世纪60年代的环保运动一致，聚焦被技术改造和对抗的自然。最近的“环境技术”方法也发起了挑战，同时继续将“自然”和“自然环境”当作同义词。围绕着“北方”自然的敌意，围绕通信技术，人们书写下民族国家生存的神话。虽然类似的愿景在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都会重复出现，但弗莱和其他世纪中期的加拿大人声称，技术使加拿大变得独特，使这个民族在环境和地理的步步紧逼之下保持团结，对抗着分裂他们的威胁。换言之，正是技术让“北方”恶劣的环境定义了这个民族国家，而不是摧毁它。然而，在这些反思中，还有另一种更古老的对自然的看法在发挥作用——作为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的自然，关乎自然的内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产生和控制的实体与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秩序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例如，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秩序和现代人的自然秩序就不是一回事，前者是高度有条理但也可能引起反感的自然秩序，后者是统一且不容侵犯的自然秩序。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支撑着自然秩序，这种力量产生并调节着宇宙现象和万事万物的性质与特征。尤其在科学中，自然秩序是一种本体论（ontology）。如果追问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现象，科学家就会承认各种各样的实体。然而，尽管自然对象丰富多彩，但它们太过丰富和独特，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的基础。为了方便研究，科学家构建起由统一研究对象和关系组成的概念世界，以帮助解释自然现象、干预自然现象，比如达尔文（Darwin）进化论中的个体、随机变异、竞争和物种概念，再如牛顿物理学中的力、质量、距离和时间概念。自然环境有地方性，自然秩序也有地方性。尽管自然实体和自然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变化，哪怕它们具有历史性，但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自然实体和自然关系都被视为超越了历史的东西。毕竟，与自然环境不同，自然秩序不受人类行为的影响。然而，自然秩序可以被技术利用。正因如此，历史中的自然秩序与机器共情。据说机器可以识别深层的自然力量和法则，因此自然实体和自然关系形成了一个微观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被操纵和利用。这就是科学史家最关心的“自然”。重述现代科技史的一种方式是将这第二种“自然”（自然秩序）与第一种“自然”（自然环境）相对立，利用日益抽象和普遍的自然秩序来构思和形成针对自然环境的技术。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过于尖锐或笼统地划分自然秩序和自然环境。这两种对自然的认识同根同源，并且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它们非常繁复地融合在一起。但它们与技术的不同历史关系（敌对与共情），以及它们被援引来支援民族国家的不同方式，使我们有必要将它们在分析时分开。例如，19世纪的加拿大人经常观察具体的环境特征（沼泽、苔原、寒冷的气温），认为这些环境特征与民族国家建设相抵触。他们可以看到，地质学、气象学、热力学、地磁学和植物学的总体自然秩序支持跨大陆民族国家的构想。和地方性的动植物景观一样，自然秩序也有助于地方性的形成和认同。但是，景观和环境可以被改变，甚至消失，而自然秩序却不可阻挡。自然秩序的力量来自它们抽象的抽象形式，他们“是其所是”、“应如是”。从历史上看，人们将民族国家自然化的方式比偶发的景观和环境更超然、更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将可靠的通信延伸到加拿大北部的项目重组了20世纪加拿大的技术、环境和自然秩序。在20世纪上半叶，包括历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在内的人将环境和技术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转化为一种深刻的共情，以此解释加拿大的历史和未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尼斯设想，加拿大的出现离不开对诸多地理“标志”的持续开发。圣劳伦斯河等自然系统及其适配技术（比如独木舟）使这个过程成为可能。具体环境特征和具体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赋予这个国家特征和身份，使加拿大成为一个半游牧的商人社会兼捕猎者（而非农民）的社会，因之，人们需要与原住民联合而非战争，为寻找动物皮毛向西扩张。英尼斯的地理决定论与技术密切相关，他断言，加拿大的建立“就是因为地理”。英尼斯重新描绘了技术和环境之间古老的敌对关系，又将它们结合起来支援民族国家建设。“二战”后，国防科学家将技术和自然秩序之间古老的共情重塑为敌对关系。国防科学家阐述了一系列“机器秩序”（“machinic order”），围绕机器的集体行为及其在不同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对机器功能进行分组。在“加拿大国防研究通信部门”刚开始工作时，通信中断的空间范围和原因都不太明显。为了找到它们，实验室需要将无线电故障和失灵的个别情况汇总起来，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理解。也就是说，这些机器的失灵行为与自然现象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发生变化，科学家需要认知这种变化。这些对故障的间接理解既不关注个别机器，也不关注同一机器的个例，而是把它们当成更普遍的历史发展的一部分。现代民族国家的雄心壮志之一是绘制、整理人口特征和空间分布，同样，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各国也在努力绘制和理解技术空间的领土，这个领土集合了人口地图和“事物”（things）的地图。某些类型的机器（比如蒸汽机、早期计算机技术、短波收音机、核反应堆）的数量和位置都很重要。随着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兴起，这些机器的行为也变得特别重要，这在以前没有过。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开始关心整个地形版图上的技术效用，使它们支援民族国家的传统政治责任，包括人员、货物和信息的正常流通。这些并不是异质元素组装起来的“系统”，而是指向协作的具体目的。我将这些功能和空间视为“机器”而非“技术”，因为“机器”意味着一种有用的明确性或具体性——具体的机器、具体的行为，同时避免了“技术”一词有时带有的决定论和自主历史驱动力。我把机器的协作称为“秩序”，因为它们和自然有相似之处。如果自然秩序将各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实体和现象集结在对自然世界的有序解释背后，那么现代的机器秩序则提供了对具体类型机器在该世界中占据和行动方式的秩序化理解。本书的一个主要重点是展示“加拿大国防研究通信部门”如何将自然和机器秩序联系起来，利用它们的关系来表现“冷战”时期加拿大的脆弱性。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使用一组被称为电离层扫描图（ionograms，以下简称“电离图”）的科学图像来实现这一目标。“二战”期间，电离层物理学属于视觉的科学，它的研究依赖具体的视觉和解读技术。然而，与许多科学不同的是，它对研究对象没有直接控制权。虽然植物标本和生物组织样本可以直接操作，但高层大气现象仍很遥远。电离层的图像（电离图）为该学科提供了研究对象。电离图代表了20世纪中期电离层研究中最强大的视觉表现，为一种普适的视觉语言提供了基础，跨越了地球物理学和无线电通信，将自然秩序和机器秩序联系起来。然而，产生和解读这些图像的机器和实践都受到敌对自然秩序和设备故障的危害。研究记录不可靠，加之加拿大的特殊复杂性和研究人员在英美国家中的边缘地位，都使得“加拿大国防研究通信部门”不仅阐明了自然秩序和机器秩序，而且还把研究用于重大政治工作。这是“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的一部分。加布里埃尔·赫克特（Gabrielle
Hecht）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设计和使用技术以组织、体现和制定政治目标的“战略实践”。我保留“技术政治”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同时探讨一种不是通过机器的有效性，而是通过机器的缺陷（失效性）来追求技术政治的愿景，也就是“失败的技术政治”。“加拿大国防研究通信部门”试图建立可靠的北方无线电通信网络，这个故事为我们指出了另一种基于技术的政治，它关乎技术效果和技术行为的政治和文化用途。它鼓励我们不要把技术行动的崩溃看作故事的中断或结束，它不是社会、自然和政治愿景的崩溃，而是这些愿景的开端。以这种方式接近自然和机器的综合历史，意味着重新思考故障、崩溃和失败在现代技术史中的地位。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援引了各种失败，比如罗马帝国、中世纪秩序、政治控制、有机关系、欧洲社会和稳定社会关系的失败。然而，在这一千年的历史中，芒福德只用了一页的篇幅讲述了机器的失败。芒福德观察到，机器已经变得如此平凡，连历史行动者都对机器嗤之以鼻。但是，芒福德从机器的运作中看到了技术史上一个核心问题的答案——人工制品如何促成秩序稳定性和健全性？罗马帝国崩溃的讶异、无序和混乱让位给中世纪修道院的有序圣地。中世纪修道院有规律、可靠的节奏被第一种“现代技术”所捕捉，那就是时钟（clock）。正是时钟永不停息的节奏让人类的事业拥有了“有规律的集体节拍和机器的节奏”，因为时钟不仅是记录时间的手段，而且是使人的行动同步化的手段。芒福德用机器理解西方文明的延续。在强调正常运作的基础上，芒福德提出了一种思考技术和社会秩序的模式，这种模式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秩序和对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技术本身。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技术使社会变得持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技术失败已经成为大量文献的焦点。失败的话语变得如此普遍，它造成了一种印象，让人们觉得同一历史主题背后存在非常不同的现象。大量文献都对“失败的技术”深感兴趣，这与传统技术史中记载的成功创新和发明形成了对比。这些失败的产品和项目只有在事后才能被称为“失败”——它们被定义为“未实现的潜力”，这种意义呼应了19世纪对“失败的人”的定义。它们代表的不是单个物质对象，而是技术原型，比如永动机、“大气层铁路”和视讯电话机，它们丰富了技术史的多样性。这种技术失败的观念充满了我这本书，但我更关注另一种对“失败”的理解，它更务实，关乎加拿大整个北方通信项目本身。这种失败不是技术失败，而是机器的遭遇，也就是机器的故障。我感兴趣的不是已经发生故障的机器（追溯过往的技术失败），而是正在故障中的机器（正在发生的技术失败）。换言之，我感兴趣的失败是“熵”，迈向无序、退化、崩溃、惊奇，甚至灾难。这个意义上的“失败”意味着技术潜力的实现，可它们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突然出现，成为一个时刻和插曲，几乎没有带来任何警告，而且嵌入到社会关系的深层网络中。它们影响着个别设备和系统，很具体，很物质，它们不抽象，历史行动者能在当下立即识别它们，而不是被后人总结为“失败”或“故障”。和自然灾难一样，这第二种技术失败能给我们许多教训，教给我们技术在定义自然特征方面的作用。历史上的自然灾难损害着概念、认知和物质世界。1755年深秋，袭击里斯本的地震不仅震撼了建筑物，也撼动了精神信仰，激发了伏尔泰（Voltaire）对神论的拒绝。地震的暴力、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一再打开了知识结构和认知群体的裂缝。但除了知识和信仰之外，技术行为也塑造了自然灾难的定义和可能性。物质文化不仅是这些事件的牺牲品，还有助于创造和定义灾难的自然记录和社会记录。卡特里娜飓风的灾难不仅源于墨西哥湾的强大热带气旋，这场灾难还由基础设施的缺乏、新奥尔良的贫困、弱势和不平等酿成，但后者容易让人忽视。“自然灾难”中的“自然”和“灾难”都不是清晰明确的词。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灾难性。建筑、桥梁和堤坝都是技术，当它们崩溃和倒塌的时候，也会粉碎和毁灭生命，这就把自然事件转化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灾难了。那么，从历史上看，技术并不仅仅是人类作用于自然或铭刻自然的工具。它们不仅仅是工具或设备。它们也是一种媒介（media），通过这种媒介，自然在重塑社会和政体方面获得了力量、特性乃止能动性，有时还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历史行动者精心建构了身份、利益和意义。从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和台风打开的地质、社会和概念裂缝中，出现了人们重新想象他们世界的机会，包括重新想象自然和机器之间的关系。这些历史观点对理解“冷战”的历史尤为重要。在“冷战”的众多遗产中，诞生了一个充满敌意和威胁的全球地理环境。当时的敌对自然（热带、沙漠、深海和外太空）取决于它们对人类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威胁，也取决于日益复杂的机器的可靠运作。敌对自然引发了迫在眉睫的、世界末日的担忧。这让“冷战”向自然开战，启动了历史上最大的协作，以记录、编目、模拟和干预自然环境和自然秩序，例如改变天气模式、改变洋流方向和人工诱导极光风暴。“冷战”时期敌对自然的具体地理环境、自然知识的生产和技术的脆弱性都支撑起冲突的许多民族国家斗争的核心。本书提到的历史人物在描述他们所处文化或政治世界时很少使用“冷战”一词。但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取决于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他们控制的全球冲突。他们认为，加拿大北方的多层次敌对关系是为加拿大这个中等国家获得影响力和独立性的一种方式。在新武器技术的发展、一系列紧张的国际危机和相关国内丑闻的影响下，加拿大的国防政策徘徊在两件事之间，一件事是对西方的传统忠诚，另一件事是渴望探索独立发展之路。这种紧张关系来自一种感觉，感觉“冷战”不公正地使超级大国享有特权，而他们不负责任的代价不成比例地落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小国身上。在这种背景下，“加拿大国防研究通信部门”试图将加拿大的技术弱点自然化，提供了一个罕见的“窗口”，让人们了解超级大国之外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如何阐述“冷战”的敌对自然，利用技术逻辑行为和自然威胁来获得地缘政治优势。无论是在加拿大境内还是境外，加拿大北部的无线电故障都指向“冷战”中“深陷危险的其他民族国家”，也就是说把加拿大塑造成一个持续受到内部和外部威胁的民族国家。加拿大就这样成为一个不确定的、乃至脆弱的民族国家，它的政治、文化和地理都没有保障。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5年10月创造了“冷战”这个词时，他试图强调这些“其他”民族国家的困境。奥威尔担心核武器会将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使他们无法被征服，从而剥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抵抗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冷战”的历史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奥威尔担心的各种霸权主义。这种霸权叙事的中心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其他地方成为衍生品。最新研究采用了更加多元的方法，将“冷战”视为一种全球现象，也就是国际和跨国历史的一部分，承认超级大国之外的国家具有独立的、有时相互冲突的合理性、议程和目的。在科学史和技术史中，这一转变强调，“冷战”背景塑造了一个新的“联合世界”，也就是资本、知识和权力全球流动的世界，它诞生于冲突期间并延续至今。本书旨在贡献一个额外的视角。我描述的项目显然形成了那个联合的技术科学世界的一个场所。但是，我并没有把“冷战”看作是一种外部力量，而是试图理解国家焦虑、科学实践和技术效果如何创造一个“冷战”世界，其中，自然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理解机器行为、技术实践和自然知识在建构概念和物质世界时的作用。“冷战”正是通过这些概念和物质世界运作起来，而概念和物质世界形成于自然的敌意、机器的可靠性，以及人的能力、缺陷和弱点。在这个意义上，我并非追溯从超级大国竞争到个别国家机构和制度结构，再到具体实验室文化和技术知识的持续力量和影响链条。相反，我研究局部自然秩序和机器行为如何厘清推动“冷战”的威胁，理解维持“冷战”的敌对自然和技术失败，借此将地方和全球联系起来。